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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介绍的毛泽东对部下们的评价

(2009-06-21 18:04:02) 下一个

再抄《王力反思录》,相当于做卡片,以备未来之需。


周恩来:


“对周总理,毛主席不满意,认为周总理、陶铸主持常委日常工作期间,即八月、九月、十月三个月内抓得不行,没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彻底批判。但毛主席对周总理还能合作,因为周总理向来是毛主席一讲他就马上拥护。总理自己讲他是管策略的,搞战术性工作的。”(509页)


康生:


“康生,毛主席对他的私人关系很好。毛主席说康生历史上有功劳。康生从第三国际回延安后,康生、陈云、王稼祥都是拥护毛主席的。王明回来后要把中央搬到武汉,第二次王明路线包括王明、博古、周恩来。周恩来向来是拥护第一把手的,王明是斯大林那里来的,他就拥护王明。康生、陈云、王稼祥拥护毛主席,否定了王明要把中央搬到武汉去的意见。康生一回来就提出要毛主席代替洛甫(张闻天),因为季米特洛夫说你们回去要拥护毛泽东,康生不断表示拥护毛主席代替洛甫。毛主席说还不行,时机不到,还有斯大林。私人关系方面,毛岸英、毛岸青是康生布置张某从上海把他们找回来的。以后,康生到巴黎把他们哥俩安置到莫斯科,在莫斯科一直照顾这两个孩子。毛岸英回延安后,毛主席还叫毛岸英跟康生学点东西。解放战争初期,在山东渤海区,康生带一个班子去开土地会议,就有毛岸英参加,搞调查、搞土改。毛主席和康生在诗词、文物、书法方面有共同爱好,有交往。毛主席诗词定稿由康生负责。毛主席和郭沫若打交道的信件也经过康生,编四卷毛选也是康生负责(一、二、三卷是陈伯达负责)。江青是康生的老部下,他是延安社会部的,她的全部材料康生都掌握。毛主席对康生的私人关系很好,他们来往信件都是用毛笔字,写得很漂亮。为什么不叫康生当中央文革组长?因为江青不能容忍康生当组长。陈伯达是傀儡,康生要当组长就要真当,那将置江青于何地?康生片面性也很大,他外强中干,外面很凶,实际怕事。到十一中全会之前,康生在毛主席眼里的地位已低于张春桥。因为北京大学的文革简报(关于六一八事件的)康生找出来想送给毛主席,犹豫着没有送。张春桥抢过来马上送给了毛主席。张春桥告了刘少奇,然后才有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毛主席对张春桥讲:‘要康生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后来,在二月逆流中,张春桥在毛主席眼里地位也高于康生。张春桥向毛主席汇报时不但告了副总理和老帅,还告了周恩来、康生、陈伯达。 ”(510-511页)


陈云:


“(毛对)陈云早就不能容忍了。我是在一九五七年直接接触毛主席的,后来列席书记处会议,列席常委会议,在这些场合一次也没有见过陈云。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陈云不发言,说是三年以后再说。国务院小礼堂陈云发言,毛主席不高兴。邓力群把陈云的经济理论编了小册子,发很小范围,毛主席不高兴,立即收回。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陈云写了一封信主张包产到户,王稼祥主张三和一少。在北戴河毛主席批评四个人:陈云加田家英,王稼祥加王力。陈云不到会,写了条子‘为避免当场心肌梗塞,特此请假。’陈云他自己也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不是常委了。’”(512页)


邓小平:

“邓小平在王明路线时是拥护毛主席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坚决拥护毛主席代表的路线的。书记处原来也不错,后来闹独立性,毛主席不要书记处了。一九六六年底,刘邓问题要公开化,因为在全国、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不公开不行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主席讲了个剥笋政策,康生传达的,我觉得很不好,一层一层地剥,最后剥光了,先剥彭、罗、陆、杨,后剥刘、邓,再剥陶铸,最后剥光了。”(513页)

“一直到七二零以前,七月十六日主席和我单独谈话时,我还说:‘主席说过多次,刘、邓要分开,主席的大字报出了以后还讲过刘、邓要分开,主席还讲过多次邓小平的好话。现在讲打倒刘、邓、陶,我们也得那么讲,这合适吗?’毛主席对我讲了一大篇邓小平的好话,说;‘打倒一年,顶多两年。人家要打倒嘛,就打倒一下吧!’毛主席说的人家是指江青、林彪、陈伯达。前两人是权力之争,他们认为邓小平比刘少奇更危险。陈伯达是出于个人恩怨。一九六六年以来,邓小平否决了好多次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对陈伯达不客气。在工作组问题上,陈伯达写了个条子,说:‘不要搞工作组。’其实这是毛主席的意见,邓小平不知道,就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回钓鱼台后坐在地毯上哭。

一九六七年八月毛主席对我说:‘邓小平文可与刘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与林彪、彭德怀相比。一个人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邓小平。林彪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毛主席还想用邓小平。这时他对林彪已有很大意见,他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林彪身体不好了再用邓小平。毛主席还说:‘不管是我、少奇、林彪、小平,都离不开总理。总理不能当第一把手,可是谁当第一把手都离不开他。’毛主席说:‘下次再开代表大会,我看邓小平还是常委,少奇也要保留在中央委员会,各省市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绝大多数应保留在中央委员会。’后来,我看到九大的公报,大吃一惊,同毛主席说的完全不一样。我对邓的态度是一贯的。他的确有毛病,但他可以跟毛主席合作,从第二次国内战争起,他一直拥护毛主席。毛主席同苏联斗争紧张的时候就要找邓小平,要同苏联合作就一定找周恩来。邓小平同毛主席是能合作的。毛主席还讲,‘邓的毛病是性子太急,决心下得太快,可是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我觉得毛主席对邓的批评是中肯的。毛主席还说邓小平懒,不调查研究、不深入群众。……在毛主席看来邓小平是能掌舵的、能继承毛主席事业的人,林彪、刘少奇本来也是。”(521-522 页)


朱德:

“朱德和毛主席是老搭档,又是老对头。王明路线时他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说:‘红军长征处在危急的时候,每次政治局会议永远是四票对三票。这四票一是博古,二是李德,三是朱德,四是周恩来。我这边原来就是我一票,后来我生病,王稼祥负伤,我们两人担架在一起。我首先争取了王稼祥,他也认为按博古这一套搞下去不行。又通过王稼祥争取了洛甫,我这边成了三票。后来我提议开扩大会,把各军团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这就是遵义会议。这才改变了局面。”毛主席说朱德每次重大路线斗争中不是站在对立的方面,就是不大清楚。但毛主席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保两个人,一个是朱德,一个是陈毅。陈毅也经常反对我,但是从井冈山就是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我一定要保他们。’庐山会议,朱德又是站在彭德怀方面。”(512-513页)


这儿不是伟大领袖就是理论家不会数数(据马悲鸣说,中国文人不会数数,这倒不失为马氏大定律的证明)。据官方提供的遵义会议介绍:

“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

因此,当时政治局委员只有六人,不可能出现四比三的局面。王稼祥乃是没有投票权的候补委员,争取到他只能起到去游说洛甫的作用,并不能指望他的一票。所以,毛所谓“四对三”的局面不可能出现,只可能是四对二(陈云反对毛),三对三(陈云赞成毛),或三对二(陈云弃权)。

值得注意的是,王理论家居然没有意识到,如果他转述的毛的回忆属实,则毛在此披露了党史上的一个重大秘密:李德乃是中共政治局委员!这可是任何书籍都没提到过的事,不过官方资料中确有蹊跷处:政治局委员只有六人,则投票时可能出现双方票数均等,这还怎么操作?天下哪有这种决策机构?因此,一种言之成理的解释是:王力如实转述了毛的回忆,而毛也没弄错,李德确实是政治局委员,但这事连那俄奴党都不好意思承认——他们可以承认陈独秀、张国焘等人曾是我党伟大领袖,但承认一个德国人曾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之一未免太尴尬,于是便只好把他的名字抹了,弄出个偶数政治局来。当然,这只是推测,真情是否确实如此,尚待党史专家细心考证。

至于“扩大会议”则是毛践踏党章与组织原则的拿手好戏,毛在此供认不讳:“把各军团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这就是遵义会议。这才改变了局面。” 此乃赤裸裸的“枪指挥党”,靠他在井冈山培植的旧部胁迫党中央,以少胜多,以枪篡党。这一招他后来多次使过,最后一次便是文化大革命联合林彪,把大多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乃至中央委员打下去。连吴法宪都承认: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极不平常的中央全会,全会应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一百九十五人,但实际上只到了五十九人。在没有出席的一百三十六人里面,除了有十人去世外,绝大多数都已经被打倒了。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这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和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七十四人。所以,实际与会人数为一百三十三人。”(《吴法宪回忆录》,736页)

吴法宪本人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却不但以军委办事组成员身份参加会议,而且还在会上批判了朱德和李先念(同上,666页)。这就是毛所谓“改变局面”的手段。

那局面改变成什么样,毛语焉不详,张戎代他说了:

“毛在遵义会议上获得了一个成败攸关的突破:他终于進入了决策核心‘书记处’。莫斯科一九三四年一月认可的书记处有七名成员,四名在长征途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另三名是留在苏区的项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以及红四方面军的首领张国焘。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提议毛進书记处,尽管王稼祥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无权提议谁做书记处书记。”(张戎毛传,89页)

这得到了官方材料与何方的证实,只是他们称“书记处”为“政治局常委”而已:

“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但是由于他并未代替博古任总书记(负总责),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在新领导集体中为首和成为核心。”(何方:《党史笔记》,网络版)。

王力提供的这段信息值得注意的最后一点是,毛为何能容忍朱德和陈毅,不把他们置于死地:他要苦心孤诣地维持井冈山神坛的完整形象,因此宁肯把朱德做成个终身傀儡,比英国女皇还有职无权,也绝不愿意把那门面扔掉。这盘算可真是精明。当初共军过江时,推出的领袖画像都是朱毛,不但朱排名在前,而且画像有时比毛泽东的还大。其实朱德那时就早已是花瓶了。毛的这一手可真够高超,亏他的心眼那么小,睚眦必报,还能容忍民间普遍产生这种错觉,也算是难为他了。

最后值得记录的是,据王力说,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开头都没有打倒上海市委,取而代之的意思。上海是毛发动文革的基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毛布置给上海,由张春桥作为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代表组织姚文元写的,并未背着上海市委和华东局。毛当时很信任上海市委,并没有把张、姚与上海市委分开。《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也依靠上海市委进行工作,张作为上海市委的人,为起草小组做些技术性组织工作。文革初期张、姚都想呆在北京,因为张也是当权派,想躲在北京避风头,姚文元回去就什么都不是,所以都不想回上海。在安亭事件前,张春桥与上海市委并无不同意见。张处理该事件时带去的是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的意见,与上海市委的口径并无太大区别,但他顶不住群众压力,被迫签了字,反倒歪打正着。他虽然很得意,但也没想就此打倒上海市委和华东局。1966年12月间聂元梓在上海造反也与张无关,张还很反感。直到1967年1月初,毛才临时决定让张、姚回上海,那也不是让俩人去改组上海市委,而是让他们当了解情况的调查员。该月中旬, 毛有了“夺权”想法,这才让王力通知张、姚出来“亮相”,作为领导班子三结合成员成立上海公社,并不是张、姚自己的决策。

王力说,历史学家后来绘声绘色地描写张、姚怎么怎么阴谋篡夺上海市委大权,蓄意把上海市委做成第二个北京市委,自己取而代之等等,乃是用后来发生的事倒推出前因来。其实成立上海公社的事不能由他们负责。王力还担保说,在这事上他有发言权,因为毛泽东后来和张春桥的联系都经过他,毛的指示和张的汇报都由他通过他与张之间的保密电话中转,云云。

这段话我觉得可信。确如王力所说,历史学家的爱好,便是从已知的后事推出一个深谋远虑的大阴谋来。其实所谓“造反”,全是毛泽东的意思,在很多情况下是“走一步看一步”,连毛自己都没有什么事前明确规划。毛一时心血来潮决定打倒谁,腿子们才敢去打倒谁,岂敢自作主张?唯一的例外便是江青和林彪同志。但即使林彪同志要打倒罗瑞卿与陆定一,也得事前派叶群同志去向伟大领袖告状,经批准才敢发难。而打倒邓小平则是跟江阿姨联手进行的。后来他未请圣旨便想做翻春桥,立刻就翻了船。因此,认定张春桥未奉圣意便敢砸烂上海市委,恐怕过于抬举了他的胆量与能量。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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