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金庸小说是当代的“游民文化”经典（二）

二、东西方游民社会与游民文化比较 (海纳百川 )


如上所述，游民社会与游民文化的出现，代表着对the establishment的逆反，象征着不为主流社会认可的另类生活方式。除了永远不可能长大的中国人外，凡是正常成人都知道，这世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完美的社会制度，因此，无论是生活在什么社会制度下，都总会有一部分人不满意，都有可能起来反叛主流价值，采取另类生活方式。 (海纳百川 )

西方当然不是民运人士讴歌的完美社会，当然也就有类似东方游民社会的黑社会存在，而且还可能非常猖獗。如所周知，意大利的黑手党在６０、７０年代堪称气势薰天，政府根本就不敢惩罚他们猖獗的犯罪活动。即使是在美国，黑手党和其他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也颇具规模，根本就不可能被彻底清除。据ＦＢＩ官员披露，这是因为前ＦＢＩ总管胡佛被黑手党捏了他同性恋丑闻的七寸，加以挟制讹诈，致使胡佛顶住了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镇压有组织犯罪的决策，使得ＦＢＩ无所作为竟然长达十年之久，黑手党在此期间蓬勃发展，再也不可复制。 (海纳百川 )

类似地，西方也有东方“游民文化”的等价物。中世纪侠盗罗宾汉的传奇不必说，就是现代也有得了奥斯卡大奖的《教父》那种“侠文化”经典。如果说该电影并非英雄颂歌，与《水浒传》的感情立场截然不同的话，那么，好莱坞照样出过若干抢劫银行的电影，那犯罪构思之巧妙，情节之惊险，使用的高科技手段之匪夷所思，令咱们的《智取生辰纲》黯然失色，让观众在罪犯终于得手之后，竟然会情不自禁地为他们庆幸，更为他们的大智大勇感到骄傲。 (海纳百川 )

除了以赞赏态度描述黑社会壮举的作品外，好莱坞照样也有歌颂“把法律抓在自己手上”的独行侠的电影。在一部这种电影中，某独行侠女儿被黑社会杀害，靠既有司法体系复仇无望，遂孤身非法复仇，终于尽诛仇人，代痛恨司法制度无能的观众大大地出了一口恶气。 (海纳百川 )

这还只是以民间非法执法反衬司法体系的无能，伊斯特伍德在另一部电影中则直接成了诛杀无恶不作虐待妓女的地方司法长官（sheriff）基因害可盲 （Gene Hackman）的江湖好汉。这些精彩名作的艺术感染力，绝对不是咱们那些幼稚粗糙的游民文化经典可以望其项背的。毛泽东为岸英指定的那些必读腐恶书，只有没文化的心理变态的痞棍才会感兴趣。 (海纳百川 )

但东西方游民社会有个本质区别：西方黑社会从来是隐性社会，从来不曾像中国黑社会那样，多次从隐到显，成了改朝换代的主力军。即使是在中世纪，人家的国王都从来是金枝玉叶，血统纯正的纯种马，从未出过刘邦、朱温、朱元璋、洪秀全、毛泽东那样的土匪窃国。文明积累只会毁灭于外战（诸如二次大战），从未被本族土匪诸如秦始皇、项羽、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毛泽东等加以无情摧残与毁灭。 (海纳百川 )

东西方游民文化的社会效果也有个本质差别：西方公民观看或阅读上述作品时，采取的似乎是一种“两元分离”的态度，只是作为一种消遣，并不把它们当成圣经。那些作品从未起到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潜移默化作用，改塑了全民的价值观。因此，尽管《超人》风靡一时，充分反映了美国大众文化修养的低下，但这并没有冲淡公民那无比浓厚的法治观念，没谁会去效法超人（他比咱们的黄天霸都不如，老黄好歹还是公门鹰爪孙，代表了既有法律体系）或是自己报仇的独行侠，将法律抓在自己手上。 (海纳百川 )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明显的区别？如前所述，我至今未能看到王学泰先生的巨著，但李慎之先生的介绍似乎忽略了东西方的比较研究，他似乎把游民社会以及游民文化的存在看成了中国特有的问题。如此则难免要把中国游民引起周期性的动乱完全归结于人口超载，而把游民文化经典看成是煽起动乱的文化原因。这当然有道理，但无法解释西方游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也无法解释为何西方的“游民文化”没有起到《水浒传》的诲盗作用。 (海纳百川 )

在我看来，东西方的这个显著区别，其实体现了双方社会建构原则的本质差异。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缓解消除社会危机的可能，而西方社会的建构，确保它能在社会危机积累到爆炸的临界点到来之前就能及时化解之。换言之，咱们的社会如同没装安全阀的高压锅，没有溢洪道的三峡大坝。如此设计出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周期性自毁的机械，因为没有和平化解社会危机的能力，只能用高压把它压制下来，这种社会“解决”危机的方式当然只能是周期性爆炸。 (海纳百川 )

因此，说到底，中式游民社会的始作俑者，与其说是施耐庵、罗贯中，不如说是自孔子以下的各代大儒。任何一个社会的统治者当然都想维持既有社会体制，但儒教作为一种保守政治学说，其致命的设计缺陷乃是试图用冻结社会发展的方式来维持既有体制（the establishment）。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将已有的社会尊卑等级说成是天经地义（在孔子是所谓“春秋大义”，到宋代便成了“天理”），将下一等级对上一等级的无条件服从当成了至善，这在曾国藩著名的《讨粤匪檄》中说得再清楚不过： (海纳百川 )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海纳百川 )

这意思是说，儒教的根本宗旨，在于强调君臣、父子、上下（包括上下级、主仆、主奴、夫妇等等）的尊卑是天生如此，绝对不能改变的，如同头不能戴鞋子、足不能登帽子一般。用现代衙内们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压迫者天生是“狼”，被压迫者天生是“羊”，后者存在于世间的唯一功能，就是让前者任意宰割，此乃不可改变的“宇宙运行规律”，如同鞋子不可能变成帽子一般，羊也绝对不可能变为狼。从孔子到现在，两千年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论证”方式还是那种原始部落水平，都是狗屁不通的文学比喻。如果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每下愈况。儒家还以道德劝戒试图约束“帽子”们的胡作非为，而现代“犬儒”们直接就说“狼”吃“羊”是对羊开恩发善心！ (海纳百川 )

不难看出，基于这种保障强者为所欲为的原则建构出来的社会，必然要导致“帽子”越来越富，“鞋子”越来越穷，制造出大量的游民来。这其间，“鞋子”变成“帽子”的唯一希望，便是严格实行费厄泼赖的科举制度，但那只能每三年一次，每次解决数百人的问题，其输出与输入的比例和六合彩（lottery）也没什么区别。要靠这种方式去解决社会不公的希望，如同指望靠六合彩去均贫富一般渺茫。 (海纳百川 )

但除了这个独木桥，一般公民根本就没有改善自家社会地位的希望。官本位社会的特点，在于它严格按照权势分割社会财富。儒教历来重农抑商，富商不但没有什么显赫的社会地位，反而历来是官府的敲诈勒索对象。即使是大地主，如果没有功名也得备受官家鱼肉。一言以蔽之，那种社会不但坚定地拒绝为大多数成员提供成功机会，而且认为那是理当如此的天经地义。 (海纳百川 )

一个社会的公平度，说到底也就是个为社会成员提供机会的问题。有机会就有希望，有希望就不会铤而走险。这就是为何游民社会和游民文化从来不会在西方变成主流的原因：大多数社会成员享有足够的机会按既有渠道去改变自己的处境，社会还设置了一系列有效化解阶级冲突的、达成妥协的机构，当然也就获得了真正可靠的稳定性。 (海纳百川 )

相比之下，传统社会只为儒生提供均等的政治机会，却剥夺了其他一切成员的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性。既然没有指望通过既有渠道谋求福利，剩下来的选择当然是“逼上梁山，替天行道”。它虽然非常成功地网罗了绝大多数士人，却把文盲排斥在外，使得这些人在“漏网知青”黄巢、洪秀全、毛泽东辈的领导下构成了对既有体制的巨大威胁。 (海纳百川 )

这也是“游民文化”提供的替代价值何以能风魔那么多的中国人，甚至塑造了他们的内心世界的根本原因：它填补了儒教留下的巨大真空，针对现实不公，它提出了“替天行道”的响亮口号，针对儒家“冠履不容倒置”的等级社会，它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动听号召，当然要在被压迫与被凌践的贫民百姓中引起巨大的呼应，《讨粤匪檄》把这点也说得很明白： (海纳百川 )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 (海纳百川 )

因此，中国游民社会之所以能反复颠覆既有体制，中国游民文化提供的价值观之所以能改塑相当比例的社会成员的内心世界，其本质原因乃是它是病态社会催生的社会病态。虽然游民文化提倡用一种更病态的手段去纠正病态的社会，但它抨击的社会病态毕竟是真实的，而这和西方游民文化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真实写照，后者则是纯粹虚构。您这辈子决不会在美国遇到无故迫害史泰龙的sheriff（《第一滴血》），但您在大陆起码受过交通警的敲诈勒索，税局官员对小贩们的敲骨吸髓就更不用说了。当超人或蝙蝠侠干了黑社会头目时，你只会拍手称快，但只有“想作黄天霸而不可得”的岳武先生，才会丧心病狂到去欢呼“赵紫阳一怒斩刁民”。 (海纳百川 )

而这也是游民文化最终成了国教，变成了颠覆现代中共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理论武器根本原因。我党的尴尬，在于无法否定他们赖以窃国的游民价值观。如果否定“造反有理”，则他们势必彻底失去当初发动武装暴乱、推翻中国合法政府的理论依据，而继续对子民灌输那些土匪理论，则无异于号召人民起来推翻自己那个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最血腥、最反动、最贪婪、最腐朽、最愚昧的统治集团。而传统的窃国土匪如朱元璋根本就没有这种难题，根据儒家的“天命论”，他是上天挑中的真命天子，其他暴乱土匪不过是草寇而已。他根本就用不着为了justify自己的统治，不惜去“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把史书上的一切“贼”“寇”字样统统改为“起义农民”。 (海纳百川 )

更致命的是，在共匪窃国之后，延续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病态不但没有纠正过来，反而更加恶化了。中共社会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特点，在于统治者垄断国家资源的程度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彻底消除了独立的抗衡机制，因而也就彻底丧失了抑制豪强的可能，从根本上杜绝了和平化解社会危机的可能。不仅如此，共党还彻底破除了儒道释建立的传统道德，使得统治者作威作福、为所欲为时毫无“冥报”的顾忌，于是便极大地缩短了“社会自毁周期”。除了自毁最猛的秦朝之外，传统专制社会一般能维持起码２００－３００年，共党窃国于今不过５０年，便已全面呈现了王朝末年的一切景象。如果不是老邓毅然决定向西方和港台大班们求助，引来救命的外资，促成了畸形经济繁荣，则大乱恐怕早就到来了。 (海纳百川 )

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现代游民文化的勃兴才值得关注。 (海纳百川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