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不食周粟 薛义要吃日本饭 (图)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　薛义要吃日本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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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乃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伹兮，命之衰兮！”遂饿死于首阳山。

　　《史记·伯夷列传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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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趣读]伯夷：饿死也不食周粟，干吗不出国？
伯夷：饿死也不食周粟，干吗不出国？
作者：郭灿金

　　中国史上最为著名的洁行之士，无疑是伯夷和叔齐。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个洁身自好的隐士许由。尧做皇帝的时候，听说许由是贤人，就想把天下让给他。许由听到这一风声，赶忙隐遁到颍水之阳的箕山。箕山在今天的河南登封，紧邻着天下之中的中岳嵩山，因为许由死后葬在这里，箕山又称许由山。尧又召许由做九州长，许由这次连听都不愿听了，跑到颍水之滨洗耳朵去了。这时，刚好巢父牵着牛犊来饮水，就问许由何以洗耳。许由说：“尧召我做九州长，我痛恨听到这件事，所以洗耳。”谁知巢父讽刺许由说：“你如果住在高岸深谷之中，与人不相往来，谁能见到你？你本性就浮游，想用这种方法沽名钓誉而已，别污了牛犊的口。”说完牵着牛犊去上游饮水了。

　　伯夷、叔齐是辽西小国孤竹君的长子和三子。父亲欲立叔齐，父亲死后，叔齐不愿继位，要让给伯夷。伯夷也不愿继位，逃走了。叔齐步伯夷的后尘也逃走了。国人遂立二子。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周文王）善养老，就投奔他而去。到了周的都城岐下（周原，今陕西扶风），西伯刚死，周武王继位，把父亲的木制灵位载在战车上，正准备东进，讨伐以朝歌（今河南淇县）为都的纣王。伯夷、叔齐不顾安危，勒住武王的马缰劝谏说：“父亲死了不葬，却发动战争，能说是孝吗？以臣弑君，能说是仁吗？”姜太公称许伯夷、叔齐是义人，派兵丁搀扶着他们离去了。

　　伯夷、叔齐指责武王伐纣是不孝不仁。

　　武王以正义战争胜利者的名义，荣登大朔，谥父亲周侯西伯为周文王，中国史上正统的谱系确立了。“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在伯夷、叔齐眼中，周王朝是不孝不仁得来的天下，因此他们以周王朝为耻，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靠采薇维生。

　　采薇而食的日子并不好过，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采薇》这篇小说中甚至给伯夷、叔齐列了一个薇菜的食谱：薇汤，薇羹，薇酱，清燉薇，原汤焖薇芽，生晒嫩薇叶……蜀汉谯周在《古史考》中记载了一个伯夷、叔齐饿死的传说：

　　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

　　这是一个尖锐的指控。薇也是周朝的草木，你们不食周粟，却食周的草木，性质有何不同？面对这个尖锐的指控，伯夷、叔齐的道德优越感现出了巨大的裂痕，不能两全之下，只好饿死了事。

　　死前，伯夷、叔齐作了一首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
　　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
　　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哪里去呢？
　　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
　　（鲁迅译文）

　　孔子曾经评价过伯夷、叔齐的品行，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稀。”意思是伯夷、叔齐不记旧仇，怨恨自然就少了。可是孔子的下一句评语—“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却有些一厢情愿，因为伯夷、叔齐临死前作的这首歌，明明是一首怨歌，尤其是尾句“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怨恨的意思清清楚楚，所以司马迁才会觉得二人的情绪异样。可惜司马迁没有深入追究下去，只是发出了“好人早夭，坏人长寿”的慨叹。

　　在我看来，伯夷、叔齐的“洁”类似于许由洗耳的“洁”。虽然伯夷、叔齐一眼就看穿了中国史循环论的弊病—“以暴易暴”，但是避开“以暴易暴”的途径，却并非庄子所说的根本性的“洁”。就像颍水根本不可能洗净许由已经被污染的耳朵一样，首阳山的薇菜也仍然是“周薇”。伯夷、叔齐的道德困境证明了他们方法论的错误。所以鲁迅先生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女吊》）“以暴易暴”的非法性不能以“不念旧恶”为前提，“不合作”的义举也决不能以身体的饿死为旨归。

　　毛泽东也反对伯夷的行为：“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别了，司徒雷登》）

　　1996年冬天，我曾经登上过洛阳以北的首阳山。雪后初霁，密密麻麻的梯田在视野里伸展开去，伯夷、叔齐的小庙就简陋地建在山顶正中。满山寻找薇菜，找到的却是梯田里种的麦子和小米。小米，是的，今日的首阳山上遍种的小米，正是三千年前伯夷、叔齐不食的周粟！站在山顶，迎着即将降临的暮色，仿佛仍然能听见采薇的怨歌还在首阳山上回荡着，回荡着，也许永无消歇的一天。

　　【个性点评】
　　伯夷、叔齐最后被一把周粟逼死，也许有人以为不值。遇到这种情况，你看孔子的态度多么潇洒：“道不行，乘槎浮于海。”干吗非要食你的周粟？我出国去！向东向西都能通往大海，伯夷、叔齐却只会钻山，这不是典型的小农思维模式吗？

　　其实，伯夷、叔齐的意义在于，我偏不出国，我偏不食周粟，我就用这样一种自虐的方式表达自己信念的坚定，表达自己信仰的执著。

　　无他，我就是要让你难堪，看你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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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夷、叔齐的精神

伯夷、叔齐本是商代末期孤竹国国君的二个儿子。伯夷为长子，名为夷；叔齐为第三子，名为齐，伯、叔为排行（古人常用“伯、仲、叔、季”表示排行）。孤竹国国君有意让叔齐继位，及孤竹国国君死，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说：“父亲命你为君。”伯夷不肯即位而出奔它国。叔齐也不愿为君而出奔。孤竹国于是立伯夷之弟、叔齐之兄为君。

其后，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即周文王，商时为诸侯）礼贤下士、善待老人，于是投靠周文王。周文王死，周武王即位。当时商王纣（名辛，纣为谥号）昏聩无道，周武王率领诸侯欲讨伐商纣。伯夷、叔齐扣马进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周武王不听，率师灭商，称王于天下。伯夷、叔齐以此为耻，于是隐居至首阳山，并誓死不食周粟。将死之时，作歌云：“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也。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二人最终饿死于首阳山。

先秦诸儒，没有人认为周武王伐商是为不义，也没有人认为周武王杀纣是为弑君。据《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齐宣王问（孟子）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齐宣王）曰：‘臣弑君，可乎？’（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齐宣王对周武王伐纣是有疑问的，而孟子认为纣王无道，周武王杀纣是杀一独夫，并非弑君。这与伯夷、叔齐的看是截然不同的，但先秦诸儒并没有因为伯夷、叔齐认为周武王伐纣为不仁而抨击二人。相反，孔子在论及二人时，称二人是“求仁而得仁”。这又是为何呢？伯夷、叔齐二人以周为不义，故隐居至首阳山，这是事；而二人守志达节，宁愿饿死于首阳山，也誓不食周粟，这是义。先秦诸儒及后世之人，之所以推崇伯夷、叔齐二人，并非依其事，而是在于二人守志达节之义。因此孔子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因此我们在学习、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时候，一方面要注重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另一方面更要注重历史人物通过历史事件所体现出来的义和理。事件是现象，而义理是本质。事件往往受到历史局限性的限制，而义理则可以跨越时空而永存。用历史事件所存在的局限性，去否认历史事件所体现出来的义理，是错误的做法。一方面对历史事件的本质不能做出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历史人物难以做出正确的评价。前些时期对诸葛亮及其《出师表》的一些论述就是犯了这样一种错误。

伯夷、叔齐二人认为周武王伐纣为不义，宁愿饿死在首阳山，也不愿食周粟，这种做法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二人能够守志达节的精神。不能因为二人的历史局限性而全盘否认二人所体现出来的人格及思想的积极性。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行所为，而誓不行所不为，可谓能守志达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