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贺龙喝雨水,饿肚子,吃野菜——生前最后一餐也没吃一口
——————
《天津日报》专副刊-小说连载-第15版
红墙见证录（147）
尹家民
147 离开中南海
就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大肆加紧诬陷贺龙的同时，江青反革命集团也参与进来。林彪向来对江青吹捧之至，说江青“是我们党内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
１９６８年３月，林彪还使出招数，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从九级提到五级。
是林彪一手将江青扶上台的，于是在陷害贺龙元帅的阴谋中，江青等人积极地进行配合。“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０日，江青不顾中央关于对贺龙问题只在小范围内打招呼的精神，跑到清华、北大等地对红卫兵头头们进行煽动。之后，又找到贺龙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儿子贺鹏飞，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了!”
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元帅的家被抄了，大量的机密文件被抢走了，围攻的人挤满了庭院，“打倒贺龙”的大标语贴满了庭院以及首都的大街小巷。
１９６７年年初，在“一月风暴”席卷下，“文化大革命”进入向“走资派”全面进攻、全面夺权的新阶段。
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经毛泽东批准，在军委副主席林彪主持下，中央军委在京召开了碰头会，然而身为军委副主席的贺龙却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
林彪、江青在会上竭尽能事，对贺龙进行诬陷、诽谤。
林彪说：“全面内战现已打了一半，要打下去，取得全胜。”
“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贺龙到处搞夺权，他不是正派人。”
江青说：“零敲碎打是不行的，要宣布彻底革命，要选中打击目标。”
林彪说：“贺龙搞鬼名堂，巩固山头，扩大山头。搞鬼名堂是彭德怀、贺龙。一是兵痞、一是土匪，他们的总路线与我们不同，他们的灵魂深处是大阴谋家……”
“不要看他不搞政治，他同罗、邓、彭结合起来就不简单。”
“贺、罗、彭是一帮的。”
江青：“三结义现在直接跳出来了。”
林彪：“南昌暴动有了他成了拖累，不然仗就打好了……”
在林彪和江青的煽动下，贺龙和夫人薛明每转移到一个新地方，就有人来揪斗。面对袭击，贺龙愤怒地说：“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哟!我应该去见见他们。”薛明和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十分担心。他却笑了：“难道我不了解群众?!难道群众不了解我?!”薛明不能让丈夫出去，劝他道：“那也得请示总理呀!”贺龙只得说：“那好，听总理的。”
薛明和贺龙来到周恩来家里，向他请示。周恩来关切地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我顶着。”当时，周恩来总理叫秘书接通了贺龙家里的电话，指示围攻的人群撤走，并留贺龙夫妇住在自己的家中。
周总理亲自为贺龙夫妇安排了住处。邓颖超还叫秘书带上信笺来说：想吃什么就写上，让厨房的同志做。周恩来对贺龙一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使贺龙深深感动了。他万分感激地说：“总理你真是教育了我们两代人啊!”
周恩来多么想把贺龙留在中南海啊，但是这显然不行。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挑动下，中南海也闹了起来，许多中央一线领导都受到了冲击。
１月１８日，周恩来与贺龙正式谈了一次话，还约了江青。江青不但不来，还指使人在约定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高喊“打倒贺龙”。
在刺耳的呼号声中，周恩来对贺龙说：“毛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接着又不无遗憾地说， “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
为了你的安全，我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周恩来又说，“我估计你一下子还不会适应，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练一练毛笔字。”
——————
红墙见证录（148）
尹家民
148 朝夕相处
贺龙牢牢地记住了总理嘱咐，并让薛明帮他记下来。然而，这却是他听到的总理的最后一次谈话，这次晤谈，竟成了两位共同战斗了４０年的战友的永别。
１月１９日这天，一辆米色伏尔加轿车开出了中南海，向西郊方向驰去。
中南海里，就在“伏尔加”出发的那幢住所前，一个瘦削的身影伫立在门下。他半侧着身躯，右手已握成了一个拳头。
半晌，他似乎决定了什么，转身走进屋里。“崇碧同志，”他对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说，“我想了又想，你还是赶紧到西郊去一趟，亲自把贺龙送到八大处。不这样我不放心!”
“总理，我保证把贺老总安全送到。”
临走，周恩来又补充了一句：“贺老总到了以后，你立即来个电话。”
米色伏尔加迎着风雪疾驰。在它的后座上，坐着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和妻子薛明。当轿车行至翠微路时，司机却沿着环形车道拐弯向东，朝北京站方向驰去。“同志，不是去西山吗?怎么……”贺龙疑惑地问。
“贺老总，这是总理亲自安排的。”司机回答道。
一路红灯，轿车走走停停，最后突然转进一条岔街，钻进一条胡同，停在一辆黑色上海牌轿车后面。
“贺老总，我只能送到这里了。”司机十分抱歉地说，“请老总坐那辆车子继续走。”
“哦!没关系，没关系。”元帅说着，跨出车门与妻子一道上了上海牌轿车。轿车的引擎响了一声，滑出了胡同口……原来，为了贺龙夫妇的安全，周恩来要求严格保密，还特意安排中途换车。
周恩来安排贺龙夫妇住的地方，是建在山腰的一所平房院落，除了警卫战士，只有贺龙夫妇二人。
贺龙与薛明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长时间住在一起还是头一次。战争时期，贺龙戎马倥偬，少有短暂相聚，多是长久离别。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贺龙率部进军丰镇、集宁，经过延安的柳树店薛明和儿子的住处，如不是警卫员提醒，贺龙也许就疾驰而过了。薛明抱着儿子在路边等他，他在卡车上伸出手和儿子握握，只说了句：“长大了当兵。打完仗再见!”然后就驱车远去。
解放后，党和国家赋予贺龙的责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于繁重的军政工作。平时常常是清晨匆匆离去，夜晚迟迟归来，要不就是长时间外出开会、视察。在这个半山腰的平房院落，贺龙夫妇倒也能朝夕相处了，然而却是躲避林彪、江青的迫害。
住是住下来了，但适应这样的生活却很不容易。一连几天，刚直不阿的贺龙不是在屋里踱步，就是倚在窗前沉思，食量减少了，睡眠也差了，有时突然说：“要回去，能帮助主席、总理做一点事多好啊!”
一个烈火般的性格，一个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大半辈子的老战士，骤然离开了群众，离开了工作，与世隔绝，是多么难受啊!但想到总理的嘱咐，他渐渐平静了下来。
一个多月过去了。３月的一天，贺龙把经过一个月学习、深思写好的材料交给周恩来总理并转呈毛主席。
３月１１日，周总理派人来看望贺龙夫妇。来人转达了总理对贺龙健康的关怀，并告诉贺龙夫妇，除了小女儿贺黎明外，孩子都已经找到了，让他们不要惦记。
但是，到了夏天，林彪一伙把黑手伸到了贺龙的住处，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让不明真相的人把窗帘拉上，不许贺龙他们见阳光；接着又把两人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去。
伙食上也开始刁难了，
吃的饭里沙子很多，
而且没有烟抽。
继而，又以水源困难为由，竟连续４５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
就这样，因为缺水，
贺龙有时竟靠喝雨水度日。
——————
红墙见证录（149）
尹家民
149 染病在身
夏去，秋来。树叶由绿变黄了。贺龙时常自语：秋天到了，总理该接我出去了……可是回答他的只有屋外渐起的风声。
９月间，贺龙已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和周恩来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帮”的魔掌。贺龙感到回中南海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一天，贺龙特别专注地读起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指着这篇文章，无限感慨地对薛明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书上写的去做，那就好了。”
稍停，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道，“不对头啊!现在有人把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喽!”他的话音越来越缓慢了。继而，要说什么，已发不出声音了。
薛明马上把贺龙送进医院。可是，医生说他是“诈病”，不但不认真救治，还进行虐待。
贺龙语言能力恢复后，就再不肯住院了。
一个星期后的晚上，一辆吉普车把贺龙送回西山。夜深人静的时候，谈起医院的情况，他告诉薛明，有一个看守他的战士对他说，又有几个部队的领导干部被点了名，打成反革命了。
他从胸腔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都成反革命了?看来问题更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
接着，他深情地谈到了朱老总，谈到陈帅、叶帅、徐帅、聂帅，他说，这些开国元勋若被打倒了，还靠谁呢?
他还深情地说到了邓小平，说他“对党忠心耿耿，政治上很强，处理问题果断、利落，过去批判他，我们这些人实在没有法跟他划清界限啊!”
在谈到这些老同志时，他有时激动得无语凝噎。
在那些日子里，贺龙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报纸上一报道什么大的活动，他就戴上老花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就挂上笑容。发现哪个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怕是又叫他们关起来了!”而且，几乎每次总要加上一句：“又是跟我连到一起了。要是能出去，帮他说上句话就好了!”
建军４０周年那天，贺龙突然兴奋起来，并且自豪地向薛明讲起了军队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井冈山毛主席与朱老总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他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又说，“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那是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
有一天夜里，听到雨声，他像过去一样对薛明说：“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别淋着了。”当他知道战士早已在走廊里了，连声说：“好，进来了就好!”
贺龙在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呕心沥血，开拓了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使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刷新了旧中国的运动纪录，打破了不少项目的世界纪录，获得多项世界冠军。为增强人民体质，振兴中华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１月中旬，当贺龙看到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把体育系统说成是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的“大批判”文章，说：“这是不公平的，很不公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体育战线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的事。”并担心地说，“这样，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体育战线的好干部、教练员、运动员挨整了!”
受林彪等人的指使，贺龙和薛明被软禁在北京郊区的西山达８７２个日日夜夜，这对患难夫妻面对接踵而来的种种迫害，相互宽慰，相互支撑着。
老实说，如果不是他们夫妻关在一起，凭贺龙那样的性格和他那样每况愈下的身体，早就离开人世了。
——————
红墙见证录（150）
尹家民
150 干渴的摧残
那些年的夏天和政治形势一样，热得出奇。
软禁处的人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４５天限制贺龙和薛明的饮用水供应，
每天只给一小壶水维持生命。
为了能让年老多病的丈夫有水喝，薛明脸不洗，口不漱，自己忍着干渴，有时实在支持不住，就偷偷喝上几口他们在下雨时接的雨水。
贺龙发现后，十分不忍。
一天，薛明请一位战士买来一角钱的茶叶末，高兴地给贺龙泡了一杯茶。
贺龙品了一口，赞道：“好喝!还有茉莉花味哩!你尝尝。”薛明接过杯子抿了一口。
贺龙随意地说：“头口烟，二过茶嘛!二过更好喝，你把头一过喝了。”薛明又喝了两小口。
这时，她突然明白了，这是丈夫在用这个办法让自己多喝点开水，于是马上把杯子递了过去。贺龙没有接茶杯，深情地望着薛明说：“你劳累，又好出汗，能不渴?你又要喝你的雨水去?”薛明听了，百感交集，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下……
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１８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拿来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黏膜都烧坏了。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地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整人者还用限制营养的办法进行摧残。
当时，他们给贺龙夫妻规定的伙食，不仅质量差，而且数量也少，两个人常常饿肚子。
开饭时，他们面前摆的那个两格圆形的饭盒，其中一格盛着饭，多数都不给盛满；另一格是菜，经常是清水煮白菜、糠萝卜，再不就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
后来，薛明说：“每次吃饭，都是我犯愁的时候。他患的这种病，副食就是他治病的医药，就是他的生命，总得让他多吃点菜呀!我把筷子伸到菜盒里，蘸一点咸水放在嘴里吮吮，尽量省下菜来给他吃。
这个动作被他发现了，他拿起筷子从中划开，要‘各自包干’。这我也有办法，瞅他不注意，把‘分界线’悄悄地挪动一下。”
贺龙身患糖尿病，需要的是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和精神上的松弛。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却利用贺龙所患病的特点，对他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
伙食这时就更差了。此外，医疗条件也越来越差，连每天必需的极普通的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
他们还在暖气上做文章，在严寒的冬天，借口水管破裂，把暖气关掉了。
一天，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愤怒地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攥着你的把柄!党内出了奸臣，这个奸臣就是你。”
又转身对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纸上那一套都是他们搞的。他们是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过去你在延安整风时揭发了她那么多严重问题，她能饶得了你?”
薛明点点头：“可能由于我这个问题牵累了你。”
贺龙摇头：“你不要这样想。不是由于你的问题，他们要打倒我，是因为我妨碍他们篡党夺权，他们才打倒我，反而是我牵累了你。”他们又谈到康生，说这个人老奸巨猾，做尽了坏事。
贺龙的身体在残酷的摧残和折磨下更加衰弱了。
没有蔬菜，
有时 贺龙夫妇 甚至吃起了院子里长的 野菜。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导致他们二人身体虚弱。
５月上旬的一天夜里，贺龙久久不能入睡，薛明挣扎着起来想找医生要些安眠药，刚出房门，就晕倒在走廊里。
贺龙爬起来找她，找到后拉也拉不动，只得去找人帮忙，结果他又在走廊的另一头栽倒了。
过了很长时间，哨兵发现了，才把他们搀进屋里扶上床。
——————
红墙见证录（151）
尹家民
151 含恨离世
一天半夜，贺龙醒过来，听到有人在哼一首歌。原来是哨兵在窗外轻声地唱：“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
贺龙思念洪湖。他万万没想到，在山谷深夜的这几句歌声，竟是他最后听到的关于洪湖的歌。贺龙的身体越来越差，那个不幸的时刻无情地到来了。
６月３日，开始出现食欲不振的症状。
６月８日，早上听完广播以后，贺龙连续吐了三次，呼吸急促，开始出现上腹痛、恶心、呕吐等糖尿病酸中毒症状。薛明立即去找医生，但这个“医生”却外出了，中午１２时才回来。
下午３时，“医生”为贺龙打了一针“止吐针”，但并未止住呕吐。
这时，有人送来了一碗黄瓜汤。
薛明把碗端到贺龙面前说：“你能吃一点吗?”
贺龙看了看汤：“你看那汤。”
薛明拿筷子一挑里面全是老黄瓜皮。
结果，
这生前最后一顿饭也没吃一口。
下午５时，贺龙血压降低，上腹部剧烈疼痛。
抢救的医生来到，并在治疗中使用了只能加重病情的葡萄糖。在忙着输液的工夫，医生大声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贺龙的神志仍然清楚。
趁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拉着薛明的手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尽管他的呼吸短促，还是听得清楚，“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６月９日，天亮之后，医院来了医生接他去住院。贺龙表示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但医生仍然坚持要住院，并且声称是“组织上的决定，非去不可”。
组织观念一向很强的贺龙不再吭声了。屋里顿时乱起来，来人拿进一副担架，七手八脚地把贺龙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
贺龙入院之前，林彪的亲信邱会作就指示医院：“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
因此，尽管医护人员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按邱会作指令医院负责人没有做抢救的准备，更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场，贺龙上午８时５５分住院，１０时２５分才开始治疗。
１４号病房里，几个医务人员围在病床前紧张地忙碌着，病房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外面的走廊里，几个身着军装、面无表情的人不停地踱来踱去。
医护人员对外称患者姓王名玉，系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谁也想不到，这个被称作王玉，年过七旬、骨瘦如柴的老人，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
病房里阴森森的，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一名住院军医和几位助手在忙碌着。元帅冷漠地看着这一切，很想马上逃离出去。
会诊时，他们不让专家接触病人，不让他们知道病人是谁，只知道是一个叫“王玉”的老者。
会诊之后的一个半小时，这个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开国元勋，就这样含恨离开了人世。
１９７８年，薛明将她写的反映贺龙被害情况的报告《向党和人民的汇报》送给邓颖超看了。
一次在李井泉家，邓颖超对薛明说：“如果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总去世时，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三○一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贺龙逝世后的第二天，６月１０日上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召集专案组人员开会。授意说：贺龙的死亡报告“要写得详细，某年某月治过病，(让人们)知道我们做过许多工作”，“专门有医生照顾，人家一说，我们尽到了责任”。
这样，专案组在６月１１日写的报告中，对收缴药品、拖延抢救时间和进行反治疗等一概不提，只说“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而死”，隐瞒了真相，欺骗了人民。
——————
红墙见证录（152）
尹家民
152 平反
贺龙逝世后的一天下午，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还有薛明，她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要把她送得远远的。”
“一不能让她死，二不能让她逃，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
于是，薛明被押送到贵州的一个大山沟里。无论是走路、吃饭、劳动，还是上厕所、睡觉，都有几个人看管，还让她每天来回步行二十多里，到茶田里干重活。
林彪摔死后，又以准备打仗练习行军为由，叫她半夜里打起背包，在狭小阴暗的房间里转来转去，就是想把她折磨死，杀人灭口。
当周恩来派人从贵阳机场附近的村庄找到薛明并把她接回北京时，她已经被折磨得满头白发，身体虚弱得连飞机都不能乘坐了。
薛明回到北京以后，江青的亲信迟群对她说：“你回来了，好嘛!贺龙的问题不谈了，我不感兴趣，说说你自己吧，主要是说说你和叶群的关系，你们是什么关系?”薛明又处在江青的监视之下。
１９７３年２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
但是张春桥没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
这年的５月１日，贺龙元帅一家终于结束了５年零４个月的监禁、流放、住招待所的畸形生活，可全家欢欣不起来，一家之主的冤案尚未平反，全家的精力集中到申冤这件大事上来了。
林彪的罪行一件件被揭发出来，林彪余党的坦白交代暴露出事实真相。薛明和子女十分愤怒，同时也看到平反的希望。
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再次指示要为贺龙平反。
他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
“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
“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
“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这真是一言九鼎啊！
１９７３年最冷的时候，薛明一家得到了最大的温暖，但是，又不无忧虑，那几个整过贺龙、还掌握着一部分大权的人，还会作梗。
事情正如薛明所料。毛主席虽然说了话，但在为贺龙平反和如何平反的问题上，正义与邪恶经历了１０个月的斗争。
由于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的多次指示，中央终于在１９７４年９月２９日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即“中发[１９７４]２５号文件”。
当时江青反革命集团还在台上，这次平反是不彻底的。
薛明回顾说：“那个时候，江青、康生一伙人在中央还很有势力，所以，那个文件没有提贺龙是被害死的，说成是病故；还说‘审查是必要的’。这样，就把江青、康生陷害贺龙的罪恶掩盖过去了。”
１９７５年６月９日，是贺龙逝世６周年纪念日，党中央选择了这一天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江青又说什么“这是用死人压活人”，不准一切公开宣传，要尽量降低规格，甚至不让在医院中的周恩来知道。
但是，周恩来还是知道了，他以羸弱之躯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薛明事先知道没有通知周总理，没有料到总理会来参加仪式。
她和亲属好友正在休息室等待，室外突然传来周总理的声音：“薛明在哪里?”薛明扑到总理怀里，总理沉痛地说：“薛明哪，我没能保住他呀!”
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看到总理太悲伤，便上前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呀!”周恩来说：“我的日子也不长了!”
休息室里一片哭声。哀乐响起，周恩来起身到贺龙遗像前深深地一连鞠了７个躬。
由于压低了规格，仪式由军委主办，原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
叶帅看见总理到会，便趁机把悼词递给周恩来：“请总理致悼词!”
叶帅巧妙的这一招，就把军委主持的仪式变成了中央主持。江青虽然不满，却也奈何不得。
——————
《天津日报》专副刊-小说连载-第15版
红墙见证录（147）
尹家民
147 离开中南海
就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大肆加紧诬陷贺龙的同时，江青反革命集团也参与进来。林彪向来对江青吹捧之至，说江青“是我们党内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
１９６８年３月，林彪还使出招数，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从九级提到五级。
是林彪一手将江青扶上台的，于是在陷害贺龙元帅的阴谋中，江青等人积极地进行配合。“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０日，江青不顾中央关于对贺龙问题只在小范围内打招呼的精神，跑到清华、北大等地对红卫兵头头们进行煽动。之后，又找到贺龙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儿子贺鹏飞，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了!”
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元帅的家被抄了，大量的机密文件被抢走了，围攻的人挤满了庭院，“打倒贺龙”的大标语贴满了庭院以及首都的大街小巷。
１９６７年年初，在“一月风暴”席卷下，“文化大革命”进入向“走资派”全面进攻、全面夺权的新阶段。
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经毛泽东批准，在军委副主席林彪主持下，中央军委在京召开了碰头会，然而身为军委副主席的贺龙却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
林彪、江青在会上竭尽能事，对贺龙进行诬陷、诽谤。
林彪说：“全面内战现已打了一半，要打下去，取得全胜。”
“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贺龙到处搞夺权，他不是正派人。”
江青说：“零敲碎打是不行的，要宣布彻底革命，要选中打击目标。”
林彪说：“贺龙搞鬼名堂，巩固山头，扩大山头。搞鬼名堂是彭德怀、贺龙。一是兵痞、一是土匪，他们的总路线与我们不同，他们的灵魂深处是大阴谋家……”
“不要看他不搞政治，他同罗、邓、彭结合起来就不简单。”
“贺、罗、彭是一帮的。”
江青：“三结义现在直接跳出来了。”
林彪：“南昌暴动有了他成了拖累，不然仗就打好了……”
在林彪和江青的煽动下，贺龙和夫人薛明每转移到一个新地方，就有人来揪斗。面对袭击，贺龙愤怒地说：“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哟!我应该去见见他们。”薛明和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十分担心。他却笑了：“难道我不了解群众?!难道群众不了解我?!”薛明不能让丈夫出去，劝他道：“那也得请示总理呀!”贺龙只得说：“那好，听总理的。”
薛明和贺龙来到周恩来家里，向他请示。周恩来关切地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我顶着。”当时，周恩来总理叫秘书接通了贺龙家里的电话，指示围攻的人群撤走，并留贺龙夫妇住在自己的家中。
周总理亲自为贺龙夫妇安排了住处。邓颖超还叫秘书带上信笺来说：想吃什么就写上，让厨房的同志做。周恩来对贺龙一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使贺龙深深感动了。他万分感激地说：“总理你真是教育了我们两代人啊!”
周恩来多么想把贺龙留在中南海啊，但是这显然不行。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挑动下，中南海也闹了起来，许多中央一线领导都受到了冲击。
１月１８日，周恩来与贺龙正式谈了一次话，还约了江青。江青不但不来，还指使人在约定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高喊“打倒贺龙”。
在刺耳的呼号声中，周恩来对贺龙说：“毛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接着又不无遗憾地说， “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
为了你的安全，我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周恩来又说，“我估计你一下子还不会适应，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练一练毛笔字。”
——————
红墙见证录（148）
尹家民
148 朝夕相处
贺龙牢牢地记住了总理嘱咐，并让薛明帮他记下来。然而，这却是他听到的总理的最后一次谈话，这次晤谈，竟成了两位共同战斗了４０年的战友的永别。
１月１９日这天，一辆米色伏尔加轿车开出了中南海，向西郊方向驰去。
中南海里，就在“伏尔加”出发的那幢住所前，一个瘦削的身影伫立在门下。他半侧着身躯，右手已握成了一个拳头。
半晌，他似乎决定了什么，转身走进屋里。“崇碧同志，”他对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说，“我想了又想，你还是赶紧到西郊去一趟，亲自把贺龙送到八大处。不这样我不放心!”
“总理，我保证把贺老总安全送到。”
临走，周恩来又补充了一句：“贺老总到了以后，你立即来个电话。”
米色伏尔加迎着风雪疾驰。在它的后座上，坐着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和妻子薛明。当轿车行至翠微路时，司机却沿着环形车道拐弯向东，朝北京站方向驰去。“同志，不是去西山吗?怎么……”贺龙疑惑地问。
“贺老总，这是总理亲自安排的。”司机回答道。
一路红灯，轿车走走停停，最后突然转进一条岔街，钻进一条胡同，停在一辆黑色上海牌轿车后面。
“贺老总，我只能送到这里了。”司机十分抱歉地说，“请老总坐那辆车子继续走。”
“哦!没关系，没关系。”元帅说着，跨出车门与妻子一道上了上海牌轿车。轿车的引擎响了一声，滑出了胡同口……原来，为了贺龙夫妇的安全，周恩来要求严格保密，还特意安排中途换车。
周恩来安排贺龙夫妇住的地方，是建在山腰的一所平房院落，除了警卫战士，只有贺龙夫妇二人。
贺龙与薛明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长时间住在一起还是头一次。战争时期，贺龙戎马倥偬，少有短暂相聚，多是长久离别。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贺龙率部进军丰镇、集宁，经过延安的柳树店薛明和儿子的住处，如不是警卫员提醒，贺龙也许就疾驰而过了。薛明抱着儿子在路边等他，他在卡车上伸出手和儿子握握，只说了句：“长大了当兵。打完仗再见!”然后就驱车远去。
解放后，党和国家赋予贺龙的责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于繁重的军政工作。平时常常是清晨匆匆离去，夜晚迟迟归来，要不就是长时间外出开会、视察。在这个半山腰的平房院落，贺龙夫妇倒也能朝夕相处了，然而却是躲避林彪、江青的迫害。
住是住下来了，但适应这样的生活却很不容易。一连几天，刚直不阿的贺龙不是在屋里踱步，就是倚在窗前沉思，食量减少了，睡眠也差了，有时突然说：“要回去，能帮助主席、总理做一点事多好啊!”
一个烈火般的性格，一个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大半辈子的老战士，骤然离开了群众，离开了工作，与世隔绝，是多么难受啊!但想到总理的嘱咐，他渐渐平静了下来。
一个多月过去了。３月的一天，贺龙把经过一个月学习、深思写好的材料交给周恩来总理并转呈毛主席。
３月１１日，周总理派人来看望贺龙夫妇。来人转达了总理对贺龙健康的关怀，并告诉贺龙夫妇，除了小女儿贺黎明外，孩子都已经找到了，让他们不要惦记。
但是，到了夏天，林彪一伙把黑手伸到了贺龙的住处，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让不明真相的人把窗帘拉上，不许贺龙他们见阳光；接着又把两人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去。
伙食上也开始刁难了，
吃的饭里沙子很多，
而且没有烟抽。
继而，又以水源困难为由，竟连续４５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
就这样，因为缺水，
贺龙有时竟靠喝雨水度日。
——————
红墙见证录（149）
尹家民
149 染病在身
夏去，秋来。树叶由绿变黄了。贺龙时常自语：秋天到了，总理该接我出去了……可是回答他的只有屋外渐起的风声。
９月间，贺龙已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和周恩来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帮”的魔掌。贺龙感到回中南海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一天，贺龙特别专注地读起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指着这篇文章，无限感慨地对薛明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书上写的去做，那就好了。”
稍停，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道，“不对头啊!现在有人把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喽!”他的话音越来越缓慢了。继而，要说什么，已发不出声音了。
薛明马上把贺龙送进医院。可是，医生说他是“诈病”，不但不认真救治，还进行虐待。
贺龙语言能力恢复后，就再不肯住院了。
一个星期后的晚上，一辆吉普车把贺龙送回西山。夜深人静的时候，谈起医院的情况，他告诉薛明，有一个看守他的战士对他说，又有几个部队的领导干部被点了名，打成反革命了。
他从胸腔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都成反革命了?看来问题更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
接着，他深情地谈到了朱老总，谈到陈帅、叶帅、徐帅、聂帅，他说，这些开国元勋若被打倒了，还靠谁呢?
他还深情地说到了邓小平，说他“对党忠心耿耿，政治上很强，处理问题果断、利落，过去批判他，我们这些人实在没有法跟他划清界限啊!”
在谈到这些老同志时，他有时激动得无语凝噎。
在那些日子里，贺龙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报纸上一报道什么大的活动，他就戴上老花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就挂上笑容。发现哪个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怕是又叫他们关起来了!”而且，几乎每次总要加上一句：“又是跟我连到一起了。要是能出去，帮他说上句话就好了!”
建军４０周年那天，贺龙突然兴奋起来，并且自豪地向薛明讲起了军队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井冈山毛主席与朱老总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他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又说，“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那是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
有一天夜里，听到雨声，他像过去一样对薛明说：“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别淋着了。”当他知道战士早已在走廊里了，连声说：“好，进来了就好!”
贺龙在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呕心沥血，开拓了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使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刷新了旧中国的运动纪录，打破了不少项目的世界纪录，获得多项世界冠军。为增强人民体质，振兴中华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１月中旬，当贺龙看到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把体育系统说成是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的“大批判”文章，说：“这是不公平的，很不公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体育战线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的事。”并担心地说，“这样，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体育战线的好干部、教练员、运动员挨整了!”
受林彪等人的指使，贺龙和薛明被软禁在北京郊区的西山达８７２个日日夜夜，这对患难夫妻面对接踵而来的种种迫害，相互宽慰，相互支撑着。
老实说，如果不是他们夫妻关在一起，凭贺龙那样的性格和他那样每况愈下的身体，早就离开人世了。
——————
红墙见证录（150）
尹家民
150 干渴的摧残
那些年的夏天和政治形势一样，热得出奇。
软禁处的人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４５天限制贺龙和薛明的饮用水供应，
每天只给一小壶水维持生命。
为了能让年老多病的丈夫有水喝，薛明脸不洗，口不漱，自己忍着干渴，有时实在支持不住，就偷偷喝上几口他们在下雨时接的雨水。
贺龙发现后，十分不忍。
一天，薛明请一位战士买来一角钱的茶叶末，高兴地给贺龙泡了一杯茶。
贺龙品了一口，赞道：“好喝!还有茉莉花味哩!你尝尝。”薛明接过杯子抿了一口。
贺龙随意地说：“头口烟，二过茶嘛!二过更好喝，你把头一过喝了。”薛明又喝了两小口。
这时，她突然明白了，这是丈夫在用这个办法让自己多喝点开水，于是马上把杯子递了过去。贺龙没有接茶杯，深情地望着薛明说：“你劳累，又好出汗，能不渴?你又要喝你的雨水去?”薛明听了，百感交集，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下……
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１８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拿来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黏膜都烧坏了。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地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整人者还用限制营养的办法进行摧残。
当时，他们给贺龙夫妻规定的伙食，不仅质量差，而且数量也少，两个人常常饿肚子。
开饭时，他们面前摆的那个两格圆形的饭盒，其中一格盛着饭，多数都不给盛满；另一格是菜，经常是清水煮白菜、糠萝卜，再不就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
后来，薛明说：“每次吃饭，都是我犯愁的时候。他患的这种病，副食就是他治病的医药，就是他的生命，总得让他多吃点菜呀!我把筷子伸到菜盒里，蘸一点咸水放在嘴里吮吮，尽量省下菜来给他吃。
这个动作被他发现了，他拿起筷子从中划开，要‘各自包干’。这我也有办法，瞅他不注意，把‘分界线’悄悄地挪动一下。”
贺龙身患糖尿病，需要的是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和精神上的松弛。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却利用贺龙所患病的特点，对他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
伙食这时就更差了。此外，医疗条件也越来越差，连每天必需的极普通的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
他们还在暖气上做文章，在严寒的冬天，借口水管破裂，把暖气关掉了。
一天，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愤怒地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攥着你的把柄!党内出了奸臣，这个奸臣就是你。”
又转身对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纸上那一套都是他们搞的。他们是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过去你在延安整风时揭发了她那么多严重问题，她能饶得了你?”
薛明点点头：“可能由于我这个问题牵累了你。”
贺龙摇头：“你不要这样想。不是由于你的问题，他们要打倒我，是因为我妨碍他们篡党夺权，他们才打倒我，反而是我牵累了你。”他们又谈到康生，说这个人老奸巨猾，做尽了坏事。
贺龙的身体在残酷的摧残和折磨下更加衰弱了。
没有蔬菜，
有时 贺龙夫妇 甚至吃起了院子里长的 野菜。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导致他们二人身体虚弱。
５月上旬的一天夜里，贺龙久久不能入睡，薛明挣扎着起来想找医生要些安眠药，刚出房门，就晕倒在走廊里。
贺龙爬起来找她，找到后拉也拉不动，只得去找人帮忙，结果他又在走廊的另一头栽倒了。
过了很长时间，哨兵发现了，才把他们搀进屋里扶上床。
——————
红墙见证录（151）
尹家民
151 含恨离世
一天半夜，贺龙醒过来，听到有人在哼一首歌。原来是哨兵在窗外轻声地唱：“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
贺龙思念洪湖。他万万没想到，在山谷深夜的这几句歌声，竟是他最后听到的关于洪湖的歌。贺龙的身体越来越差，那个不幸的时刻无情地到来了。
６月３日，开始出现食欲不振的症状。
６月８日，早上听完广播以后，贺龙连续吐了三次，呼吸急促，开始出现上腹痛、恶心、呕吐等糖尿病酸中毒症状。薛明立即去找医生，但这个“医生”却外出了，中午１２时才回来。
下午３时，“医生”为贺龙打了一针“止吐针”，但并未止住呕吐。
这时，有人送来了一碗黄瓜汤。
薛明把碗端到贺龙面前说：“你能吃一点吗?”
贺龙看了看汤：“你看那汤。”
薛明拿筷子一挑里面全是老黄瓜皮。
结果，
这生前最后一顿饭也没吃一口。
下午５时，贺龙血压降低，上腹部剧烈疼痛。
抢救的医生来到，并在治疗中使用了只能加重病情的葡萄糖。在忙着输液的工夫，医生大声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贺龙的神志仍然清楚。
趁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拉着薛明的手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尽管他的呼吸短促，还是听得清楚，“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６月９日，天亮之后，医院来了医生接他去住院。贺龙表示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但医生仍然坚持要住院，并且声称是“组织上的决定，非去不可”。
组织观念一向很强的贺龙不再吭声了。屋里顿时乱起来，来人拿进一副担架，七手八脚地把贺龙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
贺龙入院之前，林彪的亲信邱会作就指示医院：“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
因此，尽管医护人员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按邱会作指令医院负责人没有做抢救的准备，更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场，贺龙上午８时５５分住院，１０时２５分才开始治疗。
１４号病房里，几个医务人员围在病床前紧张地忙碌着，病房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外面的走廊里，几个身着军装、面无表情的人不停地踱来踱去。
医护人员对外称患者姓王名玉，系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谁也想不到，这个被称作王玉，年过七旬、骨瘦如柴的老人，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
病房里阴森森的，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一名住院军医和几位助手在忙碌着。元帅冷漠地看着这一切，很想马上逃离出去。
会诊时，他们不让专家接触病人，不让他们知道病人是谁，只知道是一个叫“王玉”的老者。
会诊之后的一个半小时，这个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开国元勋，就这样含恨离开了人世。
１９７８年，薛明将她写的反映贺龙被害情况的报告《向党和人民的汇报》送给邓颖超看了。
一次在李井泉家，邓颖超对薛明说：“如果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总去世时，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三○一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贺龙逝世后的第二天，６月１０日上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召集专案组人员开会。授意说：贺龙的死亡报告“要写得详细，某年某月治过病，(让人们)知道我们做过许多工作”，“专门有医生照顾，人家一说，我们尽到了责任”。
这样，专案组在６月１１日写的报告中，对收缴药品、拖延抢救时间和进行反治疗等一概不提，只说“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而死”，隐瞒了真相，欺骗了人民。
——————
红墙见证录（152）
尹家民
152 平反
贺龙逝世后的一天下午，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还有薛明，她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要把她送得远远的。”
“一不能让她死，二不能让她逃，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
于是，薛明被押送到贵州的一个大山沟里。无论是走路、吃饭、劳动，还是上厕所、睡觉，都有几个人看管，还让她每天来回步行二十多里，到茶田里干重活。
林彪摔死后，又以准备打仗练习行军为由，叫她半夜里打起背包，在狭小阴暗的房间里转来转去，就是想把她折磨死，杀人灭口。
当周恩来派人从贵阳机场附近的村庄找到薛明并把她接回北京时，她已经被折磨得满头白发，身体虚弱得连飞机都不能乘坐了。
薛明回到北京以后，江青的亲信迟群对她说：“你回来了，好嘛!贺龙的问题不谈了，我不感兴趣，说说你自己吧，主要是说说你和叶群的关系，你们是什么关系?”薛明又处在江青的监视之下。
１９７３年２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
但是张春桥没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
这年的５月１日，贺龙元帅一家终于结束了５年零４个月的监禁、流放、住招待所的畸形生活，可全家欢欣不起来，一家之主的冤案尚未平反，全家的精力集中到申冤这件大事上来了。
林彪的罪行一件件被揭发出来，林彪余党的坦白交代暴露出事实真相。薛明和子女十分愤怒，同时也看到平反的希望。
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再次指示要为贺龙平反。
他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
“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
“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
“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这真是一言九鼎啊！
１９７３年最冷的时候，薛明一家得到了最大的温暖，但是，又不无忧虑，那几个整过贺龙、还掌握着一部分大权的人，还会作梗。
事情正如薛明所料。毛主席虽然说了话，但在为贺龙平反和如何平反的问题上，正义与邪恶经历了１０个月的斗争。
由于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的多次指示，中央终于在１９７４年９月２９日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即“中发[１９７４]２５号文件”。
当时江青反革命集团还在台上，这次平反是不彻底的。
薛明回顾说：“那个时候，江青、康生一伙人在中央还很有势力，所以，那个文件没有提贺龙是被害死的，说成是病故；还说‘审查是必要的’。这样，就把江青、康生陷害贺龙的罪恶掩盖过去了。”
１９７５年６月９日，是贺龙逝世６周年纪念日，党中央选择了这一天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江青又说什么“这是用死人压活人”，不准一切公开宣传，要尽量降低规格，甚至不让在医院中的周恩来知道。
但是，周恩来还是知道了，他以羸弱之躯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薛明事先知道没有通知周总理，没有料到总理会来参加仪式。
她和亲属好友正在休息室等待，室外突然传来周总理的声音：“薛明在哪里?”薛明扑到总理怀里，总理沉痛地说：“薛明哪，我没能保住他呀!”
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看到总理太悲伤，便上前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呀!”周恩来说：“我的日子也不长了!”
休息室里一片哭声。哀乐响起，周恩来起身到贺龙遗像前深深地一连鞠了７个躬。
由于压低了规格，仪式由军委主办，原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
叶帅看见总理到会，便趁机把悼词递给周恩来：“请总理致悼词!”
叶帅巧妙的这一招，就把军委主持的仪式变成了中央主持。江青虽然不满，却也奈何不得。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