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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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一）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一）
丁凯文
编辑]十一、“上海带人”之内幕
文革期间，吴法宪作为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空军司令，自己的本职工作都忙不过来，可有时却身不由己卷入一些非常事件中去。记得当年“两案”审判时，当局就指控吴法宪按照江青的旨意派人到上海找有关江青的资料，还曾经将有关人等带到北京。笔者几年前就曾质疑过此事：如果没有更高一层的授意，吴法宪作为空军司令有什么权力到上海“抓人”？读了吴将军的回忆，笔者心中的问号终于有了答案。
由于江青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颇有一些“绯闻”，１９６８年春，上海地区的红卫兵曾收集了这方面的材料，并印成小册子，在市内悄悄流行。江青知悉后认为这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要求周恩来予以处理。吴法宪回忆说“周恩来同意派人到上海去彻底处理这个问题。他当即布置说，去上海的人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把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都抓起来，另一个就是把上海市有关江青的材料，包括小册子和传单，都统统收到北京来。” 周恩来和江青都要求吴法宪去办，理由是吴有飞机，来去方便。吴本来不愿去，借口对上海不熟悉，但是陈伯达却说“不要紧，由我们碰头会议全体给你写个授权书，集体授权给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周恩来马上点头说“好！”吴回忆说“陈伯达当场起草了一个授权书，并给这个任务起了一个代号，好像是叫‘四一二任务’。在授权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周恩来，第二个是陈伯达，第三个是江青，以后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所有到会的人，也都依次签了名。这样一来，我再也不好说什么了，只好同意去上海跑一趟。”
吴法宪领受任务到了上海后将授权书出示给张春桥，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特别向张春桥说，上海的事情不熟悉，具体问题由张来办，不论张春桥交来什么，吴本人只是负责将有关人等和材料转交给周恩来和江青。吴回忆说“结果不久，张春桥就把黄赤波（黄赤波为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笔者注）等人交来了，我就派飞机把这些人都送到北京，交给杨成武。至于红卫兵们在上海散发江青的材料，到处都是，没有办法收干净，反正张春桥交给我多少，我就接收多少送回北京。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回到了北京。我把带回来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周恩来。对这些材料，周恩来不拆封，更不看，只是贴上了封条就全部交给了江青本人。我把这次去上海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并由杨成武和我两个人签名，提交给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另外，江青本人还单独交代吴法宪将上海的作家孙竣青带到北京，并不许将此事告诉张春桥，然而孙竣青一被带到北京就被江青抓了起来。吴法宪一直不清楚江青为何要抓孙某人，为何不要张春桥知悉此事。
显然，吴法宪去上海执行的任务当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却是直接奉了周恩来的指示。为了江青个人的私利，周恩来毫无原则地纵容、逢迎江青的无理要求，利用手中的职权充分满足了江青的私欲，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江青一句话就抓捕了上海市的公安局局长和作家等人，从而又一次制造了冤案，联系到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如此堂堂的国务院总理有何脸面和资格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此外，笔者还注意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名下有这么一条罪状：“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叶群让吴法宪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５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要绝对保密’。江腾蛟回上海后，组织４０多人，冒充红卫兵，于十月九日凌晨，搜查了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和顾而已的家。江腾蛟将搜得的东西分两次送北京叶群处。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亲自监视下，谢富治、叶群动手将搜查来的有关江青的信件、照片等烧毁。”
发生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的这一幕与两年后发生之事何其相似！都是江青授意他人去上海收缴不利于自己的资料，而１９６８年的行动却更甚以往，不仅仅是搜查资料，干脆下手抓人了。１９６８年江青的行动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江青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搞的上海搜查文艺界人士之家一事难道就没有周恩来等人的大力支持？一个江腾蛟只奉了叶群的指示就敢于命令军人执行抄家任务？其背后怎么可能没有更高一层的确认、批准？吴法宪不是１９６６年事件的执行人，未必知晓其中之内幕，但是我们有理由对中共单方面的说辞予以质疑，笔者相信该事件总会有真相大白之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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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二）
丁凯文
[编辑]十二、“杨余傅事件”
文革史研究中有一些较为复杂的事件，不太容易解释清楚。以笔者愚见，“杨余傅事件”就是一个悬案。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官方的一家之言当然不用说了，官方只是将一切罪过往林彪和江青身上一推就行了。史学界之所以解释不清这段历史，关键还在于没有把握住该事件的本质，有些关键的史料未曾披露，而当事人在事后由于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局限性很大，往往推诿或掩饰其中的重要情节，回避了自身的问题，故无法客观地回首往事，致使此一事件越来越扑朔迷离。杨成武事后所写的《杨成武自述》就是典型一例。以笔者的看法，所谓“杨余傅事件”，其实就是“杨成武事件”，余立金和傅崇碧都是陪绑，受到杨成武的牵连。如果史家不能搞清杨成武其人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就无法解释“杨余傅事件”的原委。那么吴法宪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向世人披露了哪些有价值的资料呢？笔者在此罗列如下：
（１）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对杨十分器重，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时，杨成武就是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罗下台后，杨成武荣任代总参谋长。１９６７年９月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杨成武当了办事组组长，相当于军委秘书长，掌握了军队的实权。叶群曾亲自安排杨成武的女儿杨毅到《空军报》工作，可见林杨两家关系之密切。
（２）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交办的事，杨成武都尽力完成。１９６７（１９６６年？）年１１月江青曾要杨成武去上海将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的江青资料带到北京，事后该箱资料被存放在军委的京西宾馆。在江青的指示下，杨成武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将该资料烧毁。１９６７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要求写一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都表示同意，于是责成杨成武出面完成，杨成武专门搞了一个写作班子，几个月后提纲草稿完成。吴法宪一看提纲，里面只有三个人：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吴法宪极为诧异，问杨“连朱老总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能行吗？”杨悄悄告吴 “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但是该提纲被毛泽东否定，写作班子也被迫解散。
（３）杨成武领导下的总参写作组写作了一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以杨成武名义发表。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杨成武曾兴高采烈地对军委办事组同仁说“文章点名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听了广播后，马上就承认了自己是假党员。”由此可见，杨成武自己是多么重视该文的发表。然而不久，此文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批示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什么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地东西之中，就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是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权威必然会夸下来。”毛泽东的批示转给了周恩来、林彪以及中央文革，此一批示又被转发给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等。显然，毛的批示对杨极为不利。
（４）１９６７年底，江青和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在京西宾馆审查样板戏。江青一定要林彪到场，但是杨成武因为太忙忘记了此事，结果林彪和叶群未得到通知。但是江青在现场不依不饶，非要林彪前来参加，林彪被从睡梦中拉起，迷迷糊糊到京西宾馆看节目。此事引起叶群的恼怒，为此大骂杨成武和吴法宪。
（５）杨成武的女儿杨毅与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发生了绯闻。吴法宪让王飞等人与单世充谈话了解情况，但王飞等人未得到吴的许可竟然将单世充关押起来。当时的空军党委办公室分成两派，一派是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周宇驰，还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是党办的科长卫球，包括吴法宪和余立金的秘书。王飞等人有林立果和叶群的支持，卫球则有杨成武、余立金支持。吴法宪夹在中间好生为难。而此时余立金倒向了杨成武，并向林彪告状。林彪对此事的态度是坚决支持了吴法宪，林彪认为余立金等人是要夺吴法宪的权，所以要吴坚决顶住。
（６）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３日凌晨，吴被叫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在场者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毛泽东见到吴法宪即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随即决定撤换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一职，林彪推荐了黄永胜。对于如何处理余立金，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江青又提出傅崇碧与杨成武关系密切，傅长期以来都在杨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还有闯钓鱼台的记录，为了防范，最好也动一动。毛泽东也同意江青的建议。会议随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７）周恩来立即采取措施，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周亲自谈话。第二，周同时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第五，决定在３月２３日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８）在人民大会堂，林彪与杨成武谈话。林说杨的错误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林彪特别强调“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你的问题，决定撤销你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林彪还命吴法宪派飞机将杨成武一家送到武汉。江青还提议将余立金夫人陆力行一起收审，陆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就是陆的姐姐保管。结果陆力行也被关进北京市第二监狱。
（９）３月２３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林彪奉毛泽东命讲话。吴法宪回忆说“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讲三个问题：一事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另外一定要讲一下哲学上的‘相对与绝对’的问题。”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作了讲话，周恩来则表示完全拥护，号召大家继续揭发杨成武等人的错误，认为在杨成武的后面可能还有黑后台。
吴法宪最后说“‘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我曾经冷静地想过，要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夺我的权，那是缺乏根据的，以此为理由就撤换了他的职，太过牵强，也太过严厉。至于逮捕余立金，以致牵连了他的妻子陆力行，那就更是不应该的了。这里面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也依然不知道。”
从吴法宪的会议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端倪：
（１）杨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爱将，军委办事组的日常工作，林彪主要依靠杨成武主持，俩人关系非常密切。林彪并无意打倒杨成武。
（２）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吴法宪甚至说“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可见江杨关系非同一般。
（３）所谓杨成武女儿与余立金秘书的绯闻，不足以构成杨成武倒台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只有涉及到权力的转换才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里实际上就涉及了杨成武与吴法宪之间的矛盾，自然也就间接地形成了杨成武与林彪的矛盾。这一点恐怕才是杨成武倒台最根本的原因。只是这一点吴法宪将军的回忆未能厘清这一矛盾。如果仅仅是儿女情长产生的矛盾，将有关人等调开即可，毛林等人大可不必采取过激的行为。如果我们再深一步追问，军委办事组内部存在着矛盾，只是这一矛盾的是如何产生的，其根源何在？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说，林彪拉他入伙，杨不干，所以林彪就要打倒他。这一说法只能哄哄不知情的小孩子。杨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嫡系爱将，深得林彪的信任，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入伙”的问题。以笔者愚见，杨成武是整个事件的关键，只有搞清杨成武的所作所为才能解释此一事件的原委。笔者倾向于认为，杨成武逐渐倒向江青，在林彪与江青之间脚踩两只船，这才是矛盾产生的根源。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料，彻底解开“杨余傅事件”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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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三）
丁凯文
[编辑]十三、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分裂
由于中共官方多年的宣传，人们一提起林彪和江青，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乃一丘之貉。用彭真的话来说，就是：林江在做贼方面是一致的，分赃上才有了矛盾。这种提法为日后“两案”的审判定下了基调，也成为当局多年来任意曲解文革史的准则。以笔者目力所及，大陆搞文革史研究的一些官方学者以及一些多少有点自己观点的非官方史学研究者都很难跳出这个框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狭隘的眼光和有限的资料，往往出现一些闭门造车、隔靴搔痒的片面研究，搞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科研成果”。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分析林彪和江青的关系，也就无法解释为何后来出现的庐山会议的斗争和“９１３事件”的发生，这绝不是所谓“分赃不均”引起的矛盾，而是有着异常深刻的背景，探讨这些关系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开历史深层的内涵。
对于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吴法宪的回忆录给我们提供很多宝贵的线索。笔者现作如下归纳：
（１）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矛盾激化。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后，其行事风格大异于其前任杨成武，黄永胜不买江青的账。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军委办事组有关军队调动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极为不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和吴法宪，并不许二人参与会议，还要写检讨。但林彪支持黄吴，坚决不写检讨，以致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都受到江青的阻挠，最后周恩来不得不请示毛泽东，才使黄永胜成行。周恩来关照陈伯达去机场为黄永胜一行送行，回国时也去迎接。但由于江青的反对，陈伯达竟然不敢赴机场迎送。可见江青的霸道。周恩来亦曾率黄吴等人去江青处表示团结，但却遭江青破口大骂。这些早年与毛泽东出生入死的老将军们竟然遭江青如此涂毒，军委办事组的人怎么能不联合起来与她斗呢？
（２）李必达事件。李必达原为温玉成的秘书，后李给黄永胜当秘书。由于军委办事组诸人厌恶江青，难免自己内部议论江青等人。李必达作为黄的秘书，却悄悄记录下黄永胜等人的言论，写成小报告，通过温玉成送给江青，以证明黄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小集团”。江青将此小报告转交毛泽东，但是毛并未特别在意，只是转给了林彪，林彪又转给黄永胜。李必达想通过卖主求荣，卖身投靠以得到江青的赏识。但由于毛泽东的态度，李必达的野心没有得逞。这也反映出双方矛盾的加深。
（３）温玉成立场的转变。温玉成原本是广州军区的副司令，黄永胜的部下。黄进京当了总参谋长，温玉成叶进京当了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但是由于江青的刻意拉拢，温玉成立场发生转变。吴法宪回忆说“当时，温玉成对军委办事组会议，要么就是不参加，要么就是唱对台戏。看到这种情况，我对黄永胜说：‘温玉成变了。’”当黄的秘书李必达将告密信送交温玉成时，温玉成竟然让李直接送信给江青。此事明显暴露了温玉成立场的转变，也显示出江青意图在军内寻找代理人的某种程度的得逞。鉴于温玉成的转变，林彪日后将其调到成都军区任职。温玉成后来两边不讨好，颇多磨难。这也表明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是很难在中央混下去的。
（４）汪东兴倒向林彪。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实际上倒向了军委办事组，并成为林彪、叶群的重要耳目。汪东兴之所以倒向林彪，吴法宪认为“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而“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她的出气筒。”“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叶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于我们站到了一起。”不要小看这个汪东兴，毛泽东那里的一举一动，汪东兴了如指掌，汪时常给军委办事组和林彪通气，林彪这边就能及时掌握有关信息，采取相应的对策。这也成为后来林彪及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上海帮”的一个重要因素。
（５）江青意图整林彪。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表了一个即席讲话，谈了世界历史上发生的几次文化革命运动，如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发展，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等，借以说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而九大之后，江青等人意图批判林彪这个讲话，说林彪的讲话没有突出阶级斗争。江青几次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批判林彪讲话，遭到黄永胜等人的拒绝。林彪对此并不在意，只是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江青等人看无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就借口批判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意图搞一个影射批判，但遭到周恩来、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的反对，江青的意图未能得逞。
（６）江青等人试图整周恩来。一件事是：九大召开期间，康生和张春桥曾对吴法宪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周恩来要对此事负责。吴法宪会后直接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吴到毛家湾，对吴说“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事后吴法宪和叶群都向周恩来通报了此事。另一件事是：九大后江青擅自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议，除江青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会上一是大肆吹嘘自己的“革命经历”，二是恶毒攻击周恩来。指责周恩来在大的原则问题上看不清，容易跟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江青甚至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办错了几件事，还有检讨在江青手中，并说“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黄永胜等人会后及时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让黄吴二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但是毛并未在意此事，只是对黄吴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 从以上这两个事例来看，面对江青等人的整人伎俩，林彪都对周恩来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和毛泽东。
还有其他一些事例，这里无法一一详述。笔者只是想指出，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内，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等人的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矛盾是江青等人首先挑起的，面对这些挑衅，林彪不愿像周恩来那样忍气吞声，唾面自干，而是要作出适当的反应，要对江青等人的破坏中央工作的活动予以批评，对他们的为所欲为要有所制约，这才是斗争的实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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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四）
丁凯文
编辑]十四、庐山会议上的斗争
关于庐山会议的斗争，笔者曾经写过专文，发表在《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题目是《再论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及其影响》，对于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作了分析和探讨。今年明镜出版社又出版了舒云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对这个问题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笔者读了《吴法宪回忆录》后，感到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１）林彪在是否讲话问题上有过反复。多年来官方的说辞都是众口一词：林彪在会上搞突然袭击，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证实，林彪的讲话事先争得了毛泽东的许可，毛还叮嘱林说，可以讲话，但不要点名。但是吴法宪回忆说会前曾去看望林彪，叶群对吴说“明天上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吴在林彪处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如果林彪事前就计划好了打击“上海帮”，在这个节骨眼上，应该及时向自己的亲信们透露一些风声，至少也要暗示一下，吴法宪等人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吴法宪回忆说当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由林彪讲话时，吴法宪的感觉是“我们都感到比较意外，因为叶群会前曾明确告诉过我们林彪不讲话的。”为什么林彪的态度有了这么大的转变？这是一个应该予以重视的问题，是林彪自己会前临时改变了主意，还是听了其他人的建议而出面讲话？
（２）谁说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其真面目已越来越清晰。汪东兴在九大前后就已倒向林彪，与军委办事组的关系异常密切，毛泽东的谈话甚至私情都向林彪这边透露，在打击张春桥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汪东兴都积极参与，并在会上会下活动频繁，这句著名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就是出自汪东兴之口，汪在华北组讨论时更是高调支持林彪讲话，拥护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同时将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会议的第二天，吴法宪只是建议讨论林彪的讲话，可是汪东兴却建议与会代表重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唯恐与会者听不出林彪讲话的弦外之音。没有汪东兴的积极活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激烈倒张（春桥）活动未必能形成如此燎原的大火。
（３）康生的追查与周恩来的保林。８月２６日和２７日康生连续两天找军委办事组谈话，康生要追查”军事俱乐部“，说：“你们要交代，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吴法宪和邱会作都否认康生的指控，周恩来则说“我们只是把情况弄清楚，大家都冷静些，现在不评论是非。”为了保护林彪，周恩来要吴法宪主动写检讨，并说“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林彪告诉吴说康生和周恩来都到林彪处，康生指责吴法宪造谣，而林则坚决保吴，说“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过谣。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林彪甚至不同意吴作检讨，并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林还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但是由于有周恩来的作用，吴法宪还是写了一个简单的检讨。
（４）是陈伯达威信太高还是林彪威信太高？８月３１日毛泽东指示全会开始批陈伯达，毛泽东说：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全会由此开始批陈，“上海帮”齐上阵，对陈伯达狠揭狠批，随后陈伯达就失去了自由。毛泽东此时借所谓批陈达到杀鸡儆猴之功效，表面上说“陈伯达威信太高”，实际上是说“林彪威信太高”。吴法宪回忆说“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下山以后毛主席步步紧逼也是由此而来。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绝不会放过我们的。”这的确是毛泽东日后逼走林彪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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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五）
丁凯文
[编辑]十五、毛泽东不铲除林彪势力绝不罢休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引发了毛泽东的警觉，毛泽东忽然发现林彪在搞文革一事上竟然不与自己一条心，林彪竟然在毛泽东在世时就要打击、清除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的心头爱将－－张春桥，这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许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将斗争的矛头一直对准以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倒林浪潮，毛泽东不铲除林彪势力绝不罢休。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他的亲身经历。
（１）继续审查不停止。１９７０年９月７日参加庐山会议的代表们陆续下了山，但是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并未放松追查。周恩来与康生奉毛泽东指示在９月９日和１２日两次召集黄吴李邱谈话，继续追查庐山上的问题。康生不改其搞专案的风格和特色，一上来就指责黄吴李邱“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周恩来也把自己解脱得干干净净，周对吴法宪说“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但是吴法宪当场揭了周的老底，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同设国家主席，赞同国务院的知道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周恩来对此很不高兴。黄吴李邱异口同声否认他们之间有任何秘密活动。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精神，说“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周康的两次谈话都没有什么结果。显然，毛泽东对此是极不满意的。
（２）毛泽东拒见吴法宪。毛泽东为了在军委办事组内打开突破口，曾在１９７０年国庆节前约见林彪一次。林彪事后将吴找到家里对吴谈及此次毛林的谈话大致内容。显然，毛泽东在考虑“换人”，而林彪则是力保吴法宪。林彪对毛说“我选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拼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林彪因此建议吴去找毛泽东谈一谈。林彪对吴说“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可是吴法宪三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请求见面都被毛泽东拒绝。吴法宪回忆说“我心里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大概毛主席已决心把我赶出中央了。”
（３）毛泽东逼迫军委办事组作检讨。毛泽东对叶群的检讨最为严厉。黄吴李邱等人一致认为“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而且批叶群，直接关系到了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名。”
（４）毛泽东“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急招黄永胜上山，就意图拉黄反戈一击，但是黄永胜不为所动，毛泽东大为失望。１１月１３日毛泽东批黄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其后的华北会议上毛泽东又一举打倒了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此二人成为庐山会议后第一批倒台的中央高级干部。
（５）军委扩大会议不得不批陈。１９７１年１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原本是部署当年的军事工作，但毛泽东却在简报上批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此时的陈伯达早已是死老虎，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毛泽东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压军委办事组公开检讨。军委办事组诸人只好再次召集已散会回家的军队干部连夜开会作检讨。
（６）林彪和其他老帅们的的态度。军委扩大会上，林彪并未露面。几个老帅如朱德、聂荣臻、李先念等都没有批军委办事组，但是吴法宪所在的东北组的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王秉璋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上串联搞批张，引起轰动，吴法宪受到围攻。黄永胜当即电告叶群，当晚林彪和叶群从北戴河赶回北京，叶群在第二天与会，周恩来则不愿事态扩大，对吴说“这个情况，不再追究，发言只限于你们的检讨。”吴法宪认为，林彪之所以选在此时回京，就是“林彪亲自回来坐镇，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抗。”在庐山会议后，林彪的态度就是不讲话，不作检讨，周恩来曾对吴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林彪有没有在私下或其他场合反毛呢？吴法宪回忆说“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总的来看，庐山会议后，军委办事组被毛泽东穷追猛打，林彪也一步步陷入被动。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搞阴谋，连搞阳谋的可能性都没有，基本上是处于检讨之中等待被打倒的过程中，他们的倒台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即使没有“９１３事件”在接下来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也会被毛泽东换马，但结果也许会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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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一）
丁凯文
编辑]十一、“上海带人”之内幕
文革期间，吴法宪作为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空军司令，自己的本职工作都忙不过来，可有时却身不由己卷入一些非常事件中去。记得当年“两案”审判时，当局就指控吴法宪按照江青的旨意派人到上海找有关江青的资料，还曾经将有关人等带到北京。笔者几年前就曾质疑过此事：如果没有更高一层的授意，吴法宪作为空军司令有什么权力到上海“抓人”？读了吴将军的回忆，笔者心中的问号终于有了答案。
由于江青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颇有一些“绯闻”，１９６８年春，上海地区的红卫兵曾收集了这方面的材料，并印成小册子，在市内悄悄流行。江青知悉后认为这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要求周恩来予以处理。吴法宪回忆说“周恩来同意派人到上海去彻底处理这个问题。他当即布置说，去上海的人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把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都抓起来，另一个就是把上海市有关江青的材料，包括小册子和传单，都统统收到北京来。” 周恩来和江青都要求吴法宪去办，理由是吴有飞机，来去方便。吴本来不愿去，借口对上海不熟悉，但是陈伯达却说“不要紧，由我们碰头会议全体给你写个授权书，集体授权给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周恩来马上点头说“好！”吴回忆说“陈伯达当场起草了一个授权书，并给这个任务起了一个代号，好像是叫‘四一二任务’。在授权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周恩来，第二个是陈伯达，第三个是江青，以后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所有到会的人，也都依次签了名。这样一来，我再也不好说什么了，只好同意去上海跑一趟。”
吴法宪领受任务到了上海后将授权书出示给张春桥，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特别向张春桥说，上海的事情不熟悉，具体问题由张来办，不论张春桥交来什么，吴本人只是负责将有关人等和材料转交给周恩来和江青。吴回忆说“结果不久，张春桥就把黄赤波（黄赤波为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笔者注）等人交来了，我就派飞机把这些人都送到北京，交给杨成武。至于红卫兵们在上海散发江青的材料，到处都是，没有办法收干净，反正张春桥交给我多少，我就接收多少送回北京。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回到了北京。我把带回来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周恩来。对这些材料，周恩来不拆封，更不看，只是贴上了封条就全部交给了江青本人。我把这次去上海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并由杨成武和我两个人签名，提交给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另外，江青本人还单独交代吴法宪将上海的作家孙竣青带到北京，并不许将此事告诉张春桥，然而孙竣青一被带到北京就被江青抓了起来。吴法宪一直不清楚江青为何要抓孙某人，为何不要张春桥知悉此事。
显然，吴法宪去上海执行的任务当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却是直接奉了周恩来的指示。为了江青个人的私利，周恩来毫无原则地纵容、逢迎江青的无理要求，利用手中的职权充分满足了江青的私欲，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江青一句话就抓捕了上海市的公安局局长和作家等人，从而又一次制造了冤案，联系到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如此堂堂的国务院总理有何脸面和资格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此外，笔者还注意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名下有这么一条罪状：“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叶群让吴法宪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５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要绝对保密’。江腾蛟回上海后，组织４０多人，冒充红卫兵，于十月九日凌晨，搜查了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和顾而已的家。江腾蛟将搜得的东西分两次送北京叶群处。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亲自监视下，谢富治、叶群动手将搜查来的有关江青的信件、照片等烧毁。”
发生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的这一幕与两年后发生之事何其相似！都是江青授意他人去上海收缴不利于自己的资料，而１９６８年的行动却更甚以往，不仅仅是搜查资料，干脆下手抓人了。１９６８年江青的行动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江青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搞的上海搜查文艺界人士之家一事难道就没有周恩来等人的大力支持？一个江腾蛟只奉了叶群的指示就敢于命令军人执行抄家任务？其背后怎么可能没有更高一层的确认、批准？吴法宪不是１９６６年事件的执行人，未必知晓其中之内幕，但是我们有理由对中共单方面的说辞予以质疑，笔者相信该事件总会有真相大白之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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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二）
丁凯文
[编辑]十二、“杨余傅事件”
文革史研究中有一些较为复杂的事件，不太容易解释清楚。以笔者愚见，“杨余傅事件”就是一个悬案。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官方的一家之言当然不用说了，官方只是将一切罪过往林彪和江青身上一推就行了。史学界之所以解释不清这段历史，关键还在于没有把握住该事件的本质，有些关键的史料未曾披露，而当事人在事后由于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局限性很大，往往推诿或掩饰其中的重要情节，回避了自身的问题，故无法客观地回首往事，致使此一事件越来越扑朔迷离。杨成武事后所写的《杨成武自述》就是典型一例。以笔者的看法，所谓“杨余傅事件”，其实就是“杨成武事件”，余立金和傅崇碧都是陪绑，受到杨成武的牵连。如果史家不能搞清杨成武其人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就无法解释“杨余傅事件”的原委。那么吴法宪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向世人披露了哪些有价值的资料呢？笔者在此罗列如下：
（１）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对杨十分器重，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时，杨成武就是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罗下台后，杨成武荣任代总参谋长。１９６７年９月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杨成武当了办事组组长，相当于军委秘书长，掌握了军队的实权。叶群曾亲自安排杨成武的女儿杨毅到《空军报》工作，可见林杨两家关系之密切。
（２）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交办的事，杨成武都尽力完成。１９６７（１９６６年？）年１１月江青曾要杨成武去上海将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的江青资料带到北京，事后该箱资料被存放在军委的京西宾馆。在江青的指示下，杨成武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将该资料烧毁。１９６７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要求写一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都表示同意，于是责成杨成武出面完成，杨成武专门搞了一个写作班子，几个月后提纲草稿完成。吴法宪一看提纲，里面只有三个人：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吴法宪极为诧异，问杨“连朱老总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能行吗？”杨悄悄告吴 “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但是该提纲被毛泽东否定，写作班子也被迫解散。
（３）杨成武领导下的总参写作组写作了一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以杨成武名义发表。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杨成武曾兴高采烈地对军委办事组同仁说“文章点名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听了广播后，马上就承认了自己是假党员。”由此可见，杨成武自己是多么重视该文的发表。然而不久，此文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批示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什么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地东西之中，就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是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权威必然会夸下来。”毛泽东的批示转给了周恩来、林彪以及中央文革，此一批示又被转发给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等。显然，毛的批示对杨极为不利。
（４）１９６７年底，江青和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在京西宾馆审查样板戏。江青一定要林彪到场，但是杨成武因为太忙忘记了此事，结果林彪和叶群未得到通知。但是江青在现场不依不饶，非要林彪前来参加，林彪被从睡梦中拉起，迷迷糊糊到京西宾馆看节目。此事引起叶群的恼怒，为此大骂杨成武和吴法宪。
（５）杨成武的女儿杨毅与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发生了绯闻。吴法宪让王飞等人与单世充谈话了解情况，但王飞等人未得到吴的许可竟然将单世充关押起来。当时的空军党委办公室分成两派，一派是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周宇驰，还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是党办的科长卫球，包括吴法宪和余立金的秘书。王飞等人有林立果和叶群的支持，卫球则有杨成武、余立金支持。吴法宪夹在中间好生为难。而此时余立金倒向了杨成武，并向林彪告状。林彪对此事的态度是坚决支持了吴法宪，林彪认为余立金等人是要夺吴法宪的权，所以要吴坚决顶住。
（６）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３日凌晨，吴被叫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在场者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毛泽东见到吴法宪即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随即决定撤换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一职，林彪推荐了黄永胜。对于如何处理余立金，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江青又提出傅崇碧与杨成武关系密切，傅长期以来都在杨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还有闯钓鱼台的记录，为了防范，最好也动一动。毛泽东也同意江青的建议。会议随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７）周恩来立即采取措施，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周亲自谈话。第二，周同时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第五，决定在３月２３日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８）在人民大会堂，林彪与杨成武谈话。林说杨的错误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林彪特别强调“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你的问题，决定撤销你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林彪还命吴法宪派飞机将杨成武一家送到武汉。江青还提议将余立金夫人陆力行一起收审，陆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就是陆的姐姐保管。结果陆力行也被关进北京市第二监狱。
（９）３月２３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林彪奉毛泽东命讲话。吴法宪回忆说“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讲三个问题：一事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另外一定要讲一下哲学上的‘相对与绝对’的问题。”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作了讲话，周恩来则表示完全拥护，号召大家继续揭发杨成武等人的错误，认为在杨成武的后面可能还有黑后台。
吴法宪最后说“‘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我曾经冷静地想过，要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夺我的权，那是缺乏根据的，以此为理由就撤换了他的职，太过牵强，也太过严厉。至于逮捕余立金，以致牵连了他的妻子陆力行，那就更是不应该的了。这里面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也依然不知道。”
从吴法宪的会议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端倪：
（１）杨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爱将，军委办事组的日常工作，林彪主要依靠杨成武主持，俩人关系非常密切。林彪并无意打倒杨成武。
（２）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吴法宪甚至说“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可见江杨关系非同一般。
（３）所谓杨成武女儿与余立金秘书的绯闻，不足以构成杨成武倒台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只有涉及到权力的转换才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里实际上就涉及了杨成武与吴法宪之间的矛盾，自然也就间接地形成了杨成武与林彪的矛盾。这一点恐怕才是杨成武倒台最根本的原因。只是这一点吴法宪将军的回忆未能厘清这一矛盾。如果仅仅是儿女情长产生的矛盾，将有关人等调开即可，毛林等人大可不必采取过激的行为。如果我们再深一步追问，军委办事组内部存在着矛盾，只是这一矛盾的是如何产生的，其根源何在？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说，林彪拉他入伙，杨不干，所以林彪就要打倒他。这一说法只能哄哄不知情的小孩子。杨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嫡系爱将，深得林彪的信任，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入伙”的问题。以笔者愚见，杨成武是整个事件的关键，只有搞清杨成武的所作所为才能解释此一事件的原委。笔者倾向于认为，杨成武逐渐倒向江青，在林彪与江青之间脚踩两只船，这才是矛盾产生的根源。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料，彻底解开“杨余傅事件”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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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三）
丁凯文
[编辑]十三、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分裂
由于中共官方多年的宣传，人们一提起林彪和江青，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乃一丘之貉。用彭真的话来说，就是：林江在做贼方面是一致的，分赃上才有了矛盾。这种提法为日后“两案”的审判定下了基调，也成为当局多年来任意曲解文革史的准则。以笔者目力所及，大陆搞文革史研究的一些官方学者以及一些多少有点自己观点的非官方史学研究者都很难跳出这个框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狭隘的眼光和有限的资料，往往出现一些闭门造车、隔靴搔痒的片面研究，搞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科研成果”。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分析林彪和江青的关系，也就无法解释为何后来出现的庐山会议的斗争和“９１３事件”的发生，这绝不是所谓“分赃不均”引起的矛盾，而是有着异常深刻的背景，探讨这些关系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开历史深层的内涵。
对于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吴法宪的回忆录给我们提供很多宝贵的线索。笔者现作如下归纳：
（１）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矛盾激化。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后，其行事风格大异于其前任杨成武，黄永胜不买江青的账。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军委办事组有关军队调动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极为不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和吴法宪，并不许二人参与会议，还要写检讨。但林彪支持黄吴，坚决不写检讨，以致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都受到江青的阻挠，最后周恩来不得不请示毛泽东，才使黄永胜成行。周恩来关照陈伯达去机场为黄永胜一行送行，回国时也去迎接。但由于江青的反对，陈伯达竟然不敢赴机场迎送。可见江青的霸道。周恩来亦曾率黄吴等人去江青处表示团结，但却遭江青破口大骂。这些早年与毛泽东出生入死的老将军们竟然遭江青如此涂毒，军委办事组的人怎么能不联合起来与她斗呢？
（２）李必达事件。李必达原为温玉成的秘书，后李给黄永胜当秘书。由于军委办事组诸人厌恶江青，难免自己内部议论江青等人。李必达作为黄的秘书，却悄悄记录下黄永胜等人的言论，写成小报告，通过温玉成送给江青，以证明黄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小集团”。江青将此小报告转交毛泽东，但是毛并未特别在意，只是转给了林彪，林彪又转给黄永胜。李必达想通过卖主求荣，卖身投靠以得到江青的赏识。但由于毛泽东的态度，李必达的野心没有得逞。这也反映出双方矛盾的加深。
（３）温玉成立场的转变。温玉成原本是广州军区的副司令，黄永胜的部下。黄进京当了总参谋长，温玉成叶进京当了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但是由于江青的刻意拉拢，温玉成立场发生转变。吴法宪回忆说“当时，温玉成对军委办事组会议，要么就是不参加，要么就是唱对台戏。看到这种情况，我对黄永胜说：‘温玉成变了。’”当黄的秘书李必达将告密信送交温玉成时，温玉成竟然让李直接送信给江青。此事明显暴露了温玉成立场的转变，也显示出江青意图在军内寻找代理人的某种程度的得逞。鉴于温玉成的转变，林彪日后将其调到成都军区任职。温玉成后来两边不讨好，颇多磨难。这也表明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是很难在中央混下去的。
（４）汪东兴倒向林彪。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实际上倒向了军委办事组，并成为林彪、叶群的重要耳目。汪东兴之所以倒向林彪，吴法宪认为“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而“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她的出气筒。”“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叶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于我们站到了一起。”不要小看这个汪东兴，毛泽东那里的一举一动，汪东兴了如指掌，汪时常给军委办事组和林彪通气，林彪这边就能及时掌握有关信息，采取相应的对策。这也成为后来林彪及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上海帮”的一个重要因素。
（５）江青意图整林彪。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表了一个即席讲话，谈了世界历史上发生的几次文化革命运动，如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发展，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等，借以说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而九大之后，江青等人意图批判林彪这个讲话，说林彪的讲话没有突出阶级斗争。江青几次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批判林彪讲话，遭到黄永胜等人的拒绝。林彪对此并不在意，只是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江青等人看无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就借口批判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意图搞一个影射批判，但遭到周恩来、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的反对，江青的意图未能得逞。
（６）江青等人试图整周恩来。一件事是：九大召开期间，康生和张春桥曾对吴法宪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周恩来要对此事负责。吴法宪会后直接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吴到毛家湾，对吴说“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事后吴法宪和叶群都向周恩来通报了此事。另一件事是：九大后江青擅自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议，除江青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会上一是大肆吹嘘自己的“革命经历”，二是恶毒攻击周恩来。指责周恩来在大的原则问题上看不清，容易跟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江青甚至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办错了几件事，还有检讨在江青手中，并说“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黄永胜等人会后及时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让黄吴二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但是毛并未在意此事，只是对黄吴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 从以上这两个事例来看，面对江青等人的整人伎俩，林彪都对周恩来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和毛泽东。
还有其他一些事例，这里无法一一详述。笔者只是想指出，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内，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等人的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矛盾是江青等人首先挑起的，面对这些挑衅，林彪不愿像周恩来那样忍气吞声，唾面自干，而是要作出适当的反应，要对江青等人的破坏中央工作的活动予以批评，对他们的为所欲为要有所制约，这才是斗争的实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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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四）
丁凯文
编辑]十四、庐山会议上的斗争
关于庐山会议的斗争，笔者曾经写过专文，发表在《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题目是《再论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及其影响》，对于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作了分析和探讨。今年明镜出版社又出版了舒云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对这个问题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笔者读了《吴法宪回忆录》后，感到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１）林彪在是否讲话问题上有过反复。多年来官方的说辞都是众口一词：林彪在会上搞突然袭击，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证实，林彪的讲话事先争得了毛泽东的许可，毛还叮嘱林说，可以讲话，但不要点名。但是吴法宪回忆说会前曾去看望林彪，叶群对吴说“明天上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吴在林彪处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如果林彪事前就计划好了打击“上海帮”，在这个节骨眼上，应该及时向自己的亲信们透露一些风声，至少也要暗示一下，吴法宪等人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吴法宪回忆说当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由林彪讲话时，吴法宪的感觉是“我们都感到比较意外，因为叶群会前曾明确告诉过我们林彪不讲话的。”为什么林彪的态度有了这么大的转变？这是一个应该予以重视的问题，是林彪自己会前临时改变了主意，还是听了其他人的建议而出面讲话？
（２）谁说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其真面目已越来越清晰。汪东兴在九大前后就已倒向林彪，与军委办事组的关系异常密切，毛泽东的谈话甚至私情都向林彪这边透露，在打击张春桥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汪东兴都积极参与，并在会上会下活动频繁，这句著名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就是出自汪东兴之口，汪在华北组讨论时更是高调支持林彪讲话，拥护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同时将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会议的第二天，吴法宪只是建议讨论林彪的讲话，可是汪东兴却建议与会代表重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唯恐与会者听不出林彪讲话的弦外之音。没有汪东兴的积极活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激烈倒张（春桥）活动未必能形成如此燎原的大火。
（３）康生的追查与周恩来的保林。８月２６日和２７日康生连续两天找军委办事组谈话，康生要追查”军事俱乐部“，说：“你们要交代，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吴法宪和邱会作都否认康生的指控，周恩来则说“我们只是把情况弄清楚，大家都冷静些，现在不评论是非。”为了保护林彪，周恩来要吴法宪主动写检讨，并说“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林彪告诉吴说康生和周恩来都到林彪处，康生指责吴法宪造谣，而林则坚决保吴，说“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过谣。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林彪甚至不同意吴作检讨，并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林还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但是由于有周恩来的作用，吴法宪还是写了一个简单的检讨。
（４）是陈伯达威信太高还是林彪威信太高？８月３１日毛泽东指示全会开始批陈伯达，毛泽东说：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全会由此开始批陈，“上海帮”齐上阵，对陈伯达狠揭狠批，随后陈伯达就失去了自由。毛泽东此时借所谓批陈达到杀鸡儆猴之功效，表面上说“陈伯达威信太高”，实际上是说“林彪威信太高”。吴法宪回忆说“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下山以后毛主席步步紧逼也是由此而来。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绝不会放过我们的。”这的确是毛泽东日后逼走林彪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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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五）
丁凯文
[编辑]十五、毛泽东不铲除林彪势力绝不罢休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引发了毛泽东的警觉，毛泽东忽然发现林彪在搞文革一事上竟然不与自己一条心，林彪竟然在毛泽东在世时就要打击、清除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的心头爱将－－张春桥，这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许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将斗争的矛头一直对准以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倒林浪潮，毛泽东不铲除林彪势力绝不罢休。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他的亲身经历。
（１）继续审查不停止。１９７０年９月７日参加庐山会议的代表们陆续下了山，但是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并未放松追查。周恩来与康生奉毛泽东指示在９月９日和１２日两次召集黄吴李邱谈话，继续追查庐山上的问题。康生不改其搞专案的风格和特色，一上来就指责黄吴李邱“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周恩来也把自己解脱得干干净净，周对吴法宪说“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但是吴法宪当场揭了周的老底，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同设国家主席，赞同国务院的知道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周恩来对此很不高兴。黄吴李邱异口同声否认他们之间有任何秘密活动。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精神，说“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周康的两次谈话都没有什么结果。显然，毛泽东对此是极不满意的。
（２）毛泽东拒见吴法宪。毛泽东为了在军委办事组内打开突破口，曾在１９７０年国庆节前约见林彪一次。林彪事后将吴找到家里对吴谈及此次毛林的谈话大致内容。显然，毛泽东在考虑“换人”，而林彪则是力保吴法宪。林彪对毛说“我选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拼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林彪因此建议吴去找毛泽东谈一谈。林彪对吴说“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可是吴法宪三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请求见面都被毛泽东拒绝。吴法宪回忆说“我心里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大概毛主席已决心把我赶出中央了。”
（３）毛泽东逼迫军委办事组作检讨。毛泽东对叶群的检讨最为严厉。黄吴李邱等人一致认为“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而且批叶群，直接关系到了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名。”
（４）毛泽东“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急招黄永胜上山，就意图拉黄反戈一击，但是黄永胜不为所动，毛泽东大为失望。１１月１３日毛泽东批黄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其后的华北会议上毛泽东又一举打倒了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此二人成为庐山会议后第一批倒台的中央高级干部。
（５）军委扩大会议不得不批陈。１９７１年１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原本是部署当年的军事工作，但毛泽东却在简报上批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此时的陈伯达早已是死老虎，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毛泽东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压军委办事组公开检讨。军委办事组诸人只好再次召集已散会回家的军队干部连夜开会作检讨。
（６）林彪和其他老帅们的的态度。军委扩大会上，林彪并未露面。几个老帅如朱德、聂荣臻、李先念等都没有批军委办事组，但是吴法宪所在的东北组的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王秉璋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上串联搞批张，引起轰动，吴法宪受到围攻。黄永胜当即电告叶群，当晚林彪和叶群从北戴河赶回北京，叶群在第二天与会，周恩来则不愿事态扩大，对吴说“这个情况，不再追究，发言只限于你们的检讨。”吴法宪认为，林彪之所以选在此时回京，就是“林彪亲自回来坐镇，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抗。”在庐山会议后，林彪的态度就是不讲话，不作检讨，周恩来曾对吴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林彪有没有在私下或其他场合反毛呢？吴法宪回忆说“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总的来看，庐山会议后，军委办事组被毛泽东穷追猛打，林彪也一步步陷入被动。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搞阴谋，连搞阳谋的可能性都没有，基本上是处于检讨之中等待被打倒的过程中，他们的倒台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即使没有“９１３事件”在接下来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也会被毛泽东换马，但结果也许会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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