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是否已在中国完全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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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是否已在中国完全复辟？
兆立译

〔译者按：以下两文，一篇是译自第四国际的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给世界大会讨论、表决的决议草案“世界新局势”中的一部份；另一篇则是第四国际的法国支部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对它的修正提议。前者认为中国仍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但正向资本主义倒退；后者则认为资本主义已在中国复辟。总题目为译者所加。〕



中国的动力



──第四国际执委会的草案一部分



从列强的立场来看，中国继续代表一个不确定的因素。这在地缘政治（已知的有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的平面上，和社会经济的平面上都是一样。美国、欧洲联盟、特别是日本的统治集团都意识到，在任何局面下（除了分裂以外，不过很难设想这会发生，虽然有潜在的离心力量），中国将会努力地试图在未来几十年内扮演强国的角色，维护它在亚洲的支配权力。还有，它似乎也从科索沃战争得到教训，尽量要将其军事力量现代化。尽管中国仍保持官僚化过渡政权，它现在似乎对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比俄国更多的保证。这就是为甚么所有帝国主义大国都要利用中国的开放所带来的投资机会。事实上，就它内部的动力而言，中国的社会已经经历了大量的变化，尤其是在最近十年内。经济已继续以相当高的速度增长，只受到〔１９９７－９８年〕亚洲危机很小的影响。与国家经济以及／或者外国投资有关联的资产阶级层份已经成形。这个层份大部份是来自官僚层的各部份。





然而，经济的增长率在二十世纪最后两年有了明显的放慢。官方消息的提供者已毫不踌躇地提到放慢的趋向，在这同时，占了高百分比率的国有大企业，不顾过去及计划中的重组，仍然停留在亏损状态。除了比较多变的经济情况以外，正变得愈加清楚的是，中国经济渐增地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正在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现象（例如部门的生产过剩和设备过剩、过度的竞争、消费价格的降低、建筑物空置等等），多于产生具有官僚化过渡经济特征的现象。因此，对经济情况的负面影响，正在变坏：大城市中渐增的失业和农村中仍然极高比率的所谓剩余人口。





在统治圈子中，例如，当作出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决定的时候，对是否需要坚决向前推进新路线、或者放慢、或者甚至采取一些后退措施的问题，曾经有点迟疑不决（有一段时候，所谓保守的措施被宣布了）。但是前一个选择似乎是无可避免的。因此，最重要的决定和蓝图意味着对国有部门的持续限制，在这同时愈来愈多的私有公司正在所称的集体企业中扩展业务。此外，还有更大量地引进合股公司的计划，包括为了解决那些连年亏损的大公司问题的计划。





考虑到这种行动计划也以吸引工业、财政和商业方面的外国公司为目的，私人资本积累的机会要比上段时期大很多了。这样一个前景，在更起劲地应用市场利润的标准，和因参加世贸而逐渐降低关税的准则下，就充满了各种社会后果。各资产阶级层份可能会更扩大、更强，而且中等阶层的重要性日渐增加的时候，与后者一起增加财富。与之对照起来，各工人阶级层份、农民的广大部份以及人口中的贫苦部份就会因新路线的继续发展而受到重大打击。此外，在最近几年中，社会矛盾已在农村及城市中变得日益常见。最后分析起来，这个政权的政治均衡可能会严重地受到动摇。





　　

资本主义正在中国、越南复辟中



──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提案



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文件承认资本主义在前苏联复辟的现实，但是不认为已在中国复辟。它认为中国正“在变化中”。可是相反地，分析中国官僚层及帝国主义的各种政策，每件事情都说明，我们正面对着由官僚层自觉地组织的资本主义复辟过程。





自从１９８０年以来，中国官僚层已经建立了多个广大经济发展区，称为经济特区，以吸引外国投资，或在那里成立公私合营企业。在华南及上海附近，较大的国家投资公司正在供应外国投资人们的公司所需的商品。许多新的工人阶级正在集中地壮大起来，其居民大部份是从内地移居到那里的工人，例如在广州附近的经济特区，在２３００万的居民中，７００万人是从内地来的移居者。与前苏联比较起来，中国的原材料资源没有后者多，但是有用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农民人口在中国占大多数，在苏联却已变成极少数。还有，中国农村的“市场经济”改革已把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赶出土地，以致他们不计较工资多少也找工作做。





在１９９５年〔这个年份应为１９８５──译者注〕，资本主义在中国投资的总额是２０亿美元，现在已达到４５０亿美元！在过去１０年中，前苏联与中国之间投资额的比率每年都是一样：中国比前苏联多２０倍──这就显示资本家们在作何种选择。在西方的经济报刊上，一篇又一篇的专栏文章谈到中国模式的向资本主义的管理过渡（managed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即在管制下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译者〕时，它决不是乱讲的。中国事实上是世界上第二个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





香港的平静融入〔回归──译者注〕，它的股票市场在中国经济中所扮演的较重要的角色，都证实复辟主义方案所走的方向。新成立的上海和广州〔其实是深圳──译者注〕股票交易所日益壮大，而且吸引到很多外国资本。大量的台湾资本也投资在大陆。中国刚刚加入世贸，而且从开始就接受对进口农产品征收较低关税的规定──以致印度变得非常神经紧张，因为多年来它一直为此事向世贸争取。





官僚政权曾经保证人民得到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但是在过去十年中，人民的这些收获已被破坏了。（例如在教育方面，从小学到大学都已私营化，学生要缴交学费；在健康服务方面，其质量依收入的不同而有差别）。中共政权一向是很严厉地剥削它的劳动大军的。曾经能够去中国看到工人生活现状的外国工会积极份子曾经报告，中国工人在矿场中或在国有工厂中的工作情况很像１９世纪的资本主义。在２０００年，中国有３万５千名矿工在国有矿场中丧生，这是全世界开采每公吨矿物所造成的最高死亡率国家之一。对廉价的中国劳动大军的剥削，是中共政权的“金矿”。它现在与在中国投资的外国资本联合起来进行剥削，引进利润标准，而且漠视安全条件。中国的安全条件变得更坏，是因为中国工人不能保卫他们自己。在向外国资本开放的深圳“经济特区”，１２２００名工人在２０００年受到严重的工伤。以前曾在泰国或南韩投资、要从它们的低工资中获利的资本家们，现在却在这些国家面对着强大工会运动的兴起，因为在推翻了那些阻碍民主运动的军事独裁制以后，这些工会运动能够通过罢工来获得增加工资。所以这些资本家正把他们的工厂搬到中国或越南去，因为在这些地方工资比较低、工人阶级被迫使保持静默。根据现有数字，在１９９８年，中国的国有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３７％，私有部门占３３％，集体部门（其中包括私有财产）占其余部份。在过去四年中，私有部门一直在增长。官方宣布的失业率是３％，但是事实却非如此；在这个国家的北部较大城市中，失业率是２０到３０％。政府正在从国有巨型工业联合公司的躯体上“减肥”，为了能够将最赚钱的部份私有化。





中国官僚层的政策方向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必须把这方向清楚地定性为已走得很远的资本主义复辟，尽管这些假装维护市场社会主义〔中共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译者注〕的斯大林主义权贵人物使用着虚假的措辞。越南的过程也一样。





我们承认，中国政权正在抵抗帝国主义的某些要求。它要从技术转移上得到利益，控制它的币制，维护关税壁垒（这在目前不会维持很长，因为它已经加入世贸），只准许外国资本投资在像高科技、石油、核动力等等，不与现有中国工业竞争的项目。把这个抵抗解释为来自“工人国家”或“非资本主义的逻辑”，就大错特错了。那是中国官僚层这样的意志的表现：要依据它自己的利益来恢复资本主义，要准备它自己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它要转变它自己为新的资产阶级，但是对只会对国外资本家有利的复辟不感兴趣，因为那最后会威胁它的权力。





在俄国和中国的情况中，我们都可以说，它们是正在为实现复辟而努力的亲资本主义政府。我们在它们的经济规律中，或在它们的行政机构的行动中，根本看不到任何使这个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逻辑。还有，我们可以从中国这十年公开的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中得出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教训：当这个复辟由一个强大国家和集中化政权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去实施的时候，这种复辟要比当它通过新自由主义、国际货币基金会的“震荡治疗”来实施的时候，有效力得多。





资本家们已经得出结论：投资在一党专政的国家中，要比向俄国经济的无底洞放债安全得多。





对中国正像对俄国一样，我们必须停止说它是一个工人国家，甚至一个极之堕落或变态的工人国家，一个“非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或者一个过渡社会。如果正在进行中的是一个过渡，那末它便是朝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在这个过渡中，官僚层是如此地在带头，以致要将它们自己转变为新资产阶级。





除非我们认为，中国不能够改变它的“国家性质”，只因为中国共产党仍在执政。现在看起来，对许多同志而言，这正是问题所在之处。他们显然难以想象，资本主义的复辟居然正由一个在中国（或越南）称它自己为“共产主义”的政党来进行，虽然对俄国的情况他们比较可以想得通，因为在那里官僚层的不同派系已经分裂为不同政党，而它们之中的最大政党已经抛弃“共产主义”这个标签。





最后，我们的运动必须调整它对前苏维埃各国、东欧、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反资本主义的团结工作。在未来的年月中，这些国家将会是重大阶级斗争的场所。我们的重点应该是由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会积极份子与新独立工会的新兴份子进行团结工作。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动向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把最先进的活动份子，把在这些国家中、在被经验的交换所丰富起来的国际活动中形成的各个团体、各个运动团结在一起。为了要把最先进份子、那些提出要创立新的、反资本主义政党的问题的人们团结在一起为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而战斗，我们就需要清楚地得出这十年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它不再单纯地是实行政治革命的问题，而是实行社会的民主的革命，与具有许多不同面孔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决裂的问题。



（感谢十月评论杂志社同意转载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