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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低音歌王”从艺66年参演1500多场音乐会。
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温可铮是解放后第一个在国内开独唱音乐会的人，也是第一个在美国开独唱音乐会的中国人。作为世界乐坛的“低音歌王”，这位75岁的老人创造了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从艺66年的他已参演了1500多场音乐会，而且至今还在舞台上演唱他的《红彩妹妹》与《伏尔加船夫曲》。这位著名歌唱家近日在做客央视音乐频道的《音乐人生》栏目时，讲述了他60多年艺术生涯中几个难忘的故事。
跟着留声机学歌剧
与很多年少成名的歌唱家一样，10岁就已登台演唱的温可铮出身于书香门第，他从小便跟着留声机学唱戏、唱歌，“我父亲有一台留声机，他喜欢唱点京戏，我有时候在家里听听戏也知道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他们，知道马连良、谭富英的大名，那时候他们正是很年轻、很红火的时候，我还比他们小一点。”做律师的父亲从没想过儿子要学唱，但是看到温可铮从小就能唱戏还是挺高兴，“父亲喜欢京戏，也懂得听刘宝全的说唱和京韵大鼓什么的。那时候家里人听京剧的唱片，而我很奇怪就喜欢买外国的唱片，当时那种很老很老的从日本进口的原版唱片，是1907年最老的那种胶木单面唱片，就是狗头旁站着一个喇叭。歌唱家冲这个喇叭唱，喇叭下面搁一个蜡盘，振动那个蜡盘歌就录出来了。”
一个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小孩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居然知道自己找西洋音乐的唱片，温可铮可说是天生就与歌唱事业结缘，“卡卢索是意大利的歌王，他的声音我觉得跟金少山的京剧花脸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声音都很饱满，传得很有力量的那种，我觉得非常满足。比如金少山的《好寿辰》也有点这个味道，这种声音跟意大利的这个歌剧有一点接近，我那个时候不懂得什么用气不用气，反正就觉得虽然唱功不一样，是两个味道，但是里面有许多异曲同工的地方。”
拿家里炕头当舞台
温可铮小时候喜欢模仿，而且学什么像什么。他平时就学瘸子走路、学胡同里的叫卖，反正是喊的都学，有时在家里弄两条毛巾搁到手上，甩着水袖翻个身，自己就很过瘾，但是他学歌剧完全是从唱片里学得的，“我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意大利歌王，《跳蚤之歌》、《伏尔加船夫曲》、《波斯恋歌》都是他的代表作。等到后来学了音乐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歌剧，小时候只知道《跳蚤之歌》和《伏尔加船夫曲》，没有考虑到要学音乐，拿家里炕头当舞台，就在炕头上耍起来了。”
虽然唱得不错，可家长坚决反对温可铮搞声乐，“我父亲觉得男孩子唱歌没出息，当时他觉得我如果学数学、学理工或者做工程师、律师、医生都好，可就是认为唱歌是那些没出息的学生学的。他特别反对我这个想法，但我要是在家里玩业余，他也很喜欢，就是认为这个行当不能学——因为那个时代搞艺术的人地位低下，说不好听的就是戏子。我后来要学唱歌的时候跟父亲打了个赌，说我要出去学的话我就得学成个教授，在学校里教书，要是不当教授我也不回家，但一直说不服他。17岁时我才从家里硬跑出来的，那时还跟父亲发了誓、写了血书，这才让爸爸放我一马。”
变声期带来全新声音
1946年到上海学习的温可铮恰好处在变声期，但是声音的变化却成了他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很长一段时间里令他非常难受，“我小时候说话声音跟女孩没有很大区别，就是声音比较有力量。有的男孩子变声一直变到二十三四岁，虽然他说话还是男低音，但突然还会有童声的痕迹。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话很不好意思——小时候唱歌得过奖，在华北儿童协会合唱团也是独唱演员，声音变了就觉得心里很难过，成了心事了。那时候学校开周会的时候还要唱歌，我唱不出来就觉得很没面子，心里很难受。”
命运的转折往往发生在一念之间，一个音符的体验就让温可铮从尴尬与彷徨中挣脱出来。“一天晚上，我正在跟老师学，看看月亮突然就找到《伏尔加船夫曲》的声音了。这个声音唱不响，但是我听着觉得跟唱《伏尔加船夫曲》的声音很接近。我非常高兴，就觉得好像抓到稻草了，声音没有死亡。”经过这样一个尴尬的变声期，温可铮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声音，但是那个时候还很嫩很薄，不像是完全的男低音。经历过这样一段波折，温可铮感到这辈子能干这一行的确是幸福，“干一个专业又是自己热爱的，爱到这种程度的，每天跟它在一起，这简直太美了，太幸福了，假如我不干这一行，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夫唱妇随五十余载
21岁便在国内开了个人音乐会的温可铮个人生活很快有了改变，他的爱情居然也与音乐生涯有着紧密的关系。“那时到金陵女子大学教音乐，学校里全是女学生，而我当时也非常年轻，去了之后也就装成老师样，把衣服弄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其实那时我和女学生的岁数也差不多大。那时学校钢琴系主任是从美国回来的，我不能总请主任给我伴奏，所以有的时候就请王逑伴奏，在弹伴奏的过程里开始有好感，结果就伴奏了整整50多年———虽然当初她是我的学生，但她是钢琴系的，我在那儿只是教唱。因为伴奏的关系，我们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
1956年，27岁的温可铮和这个瘦瘦小小的女学生共结连理，此后他很多伴奏都是由夫人包办的，“一般的伴奏都是由她弹，后来她越来越成熟了，我们在家里练熟了，就觉得比较方便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家里有一个钢琴伴奏，天天都可以合，我就觉得这个方便；假如说声乐伴奏的话，还得跟人合去，还得说哪里轻哪里重，艺术的东西是见到谱子以后一起
成长起来的，相互之间就比较默契。”
绘画投在程十发门下
文革结束之后，温可铮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上海文化广场纪念冼星海、聂耳的活动上唱《码头工人歌》，已很多年未登上舞台演唱的他对那个场面记忆深刻，“我刚一出场，就有一部分观众站起来鼓掌了。我看到观众这样鼓掌就哭了，从台里一直哭到台前唱不动了，那个场面使我特别受感动，一直记得特别清楚。我很感谢这些不遗忘音乐、不遗忘音乐人的观众，音乐的力量真是很伟大，我们真的把心交给观众，观众就会记住你的。”在首次登台后不久，温可铮连续在北京举行了四场个人演唱会，前后唱了85首不同的曲子，他在这十多年里并没有荒废歌唱事业，“别人插红旗的时候我就背歌词，我没有浪费时间。其实那个声音怎么练也不如正规练好，但观众还是很喜欢我凭热情唱出的歌。”
除了歌唱，温可铮的另一大爱好就是美术。“我有一个表叔是中国画的行家，他觉得我画画很有天赋，就鼓励我应该学习国画，因为学国画他有经验，后来我去学了音乐他还很不高兴。我画了五十多年，对我鼓励最大的就是程十发先生，我到新加坡去开音乐会，他给我写了个‘多才多艺’，他看了我的画也写了很好的文章。画画带给我很大的安慰，就像王维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觉得书画是视觉的，有声的就是听觉的，都是你心里灵感的东西。”
图：能从事一个自己热爱的行业，温可铮自言太幸福了，受到观众的喜爱，更是让他倍受鼓舞
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温可铮是解放后第一个在国内开独唱音乐会的人，也是第一个在美国开独唱音乐会的中国人。作为世界乐坛的“低音歌王”，这位75岁的老人创造了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从艺66年的他已参演了1500多场音乐会，而且至今还在舞台上演唱他的《红彩妹妹》与《伏尔加船夫曲》。这位著名歌唱家近日在做客央视音乐频道的《音乐人生》栏目时，讲述了他60多年艺术生涯中几个难忘的故事。
跟着留声机学歌剧
与很多年少成名的歌唱家一样，10岁就已登台演唱的温可铮出身于书香门第，他从小便跟着留声机学唱戏、唱歌，“我父亲有一台留声机，他喜欢唱点京戏，我有时候在家里听听戏也知道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他们，知道马连良、谭富英的大名，那时候他们正是很年轻、很红火的时候，我还比他们小一点。”做律师的父亲从没想过儿子要学唱，但是看到温可铮从小就能唱戏还是挺高兴，“父亲喜欢京戏，也懂得听刘宝全的说唱和京韵大鼓什么的。那时候家里人听京剧的唱片，而我很奇怪就喜欢买外国的唱片，当时那种很老很老的从日本进口的原版唱片，是1907年最老的那种胶木单面唱片，就是狗头旁站着一个喇叭。歌唱家冲这个喇叭唱，喇叭下面搁一个蜡盘，振动那个蜡盘歌就录出来了。”
一个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小孩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居然知道自己找西洋音乐的唱片，温可铮可说是天生就与歌唱事业结缘，“卡卢索是意大利的歌王，他的声音我觉得跟金少山的京剧花脸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声音都很饱满，传得很有力量的那种，我觉得非常满足。比如金少山的《好寿辰》也有点这个味道，这种声音跟意大利的这个歌剧有一点接近，我那个时候不懂得什么用气不用气，反正就觉得虽然唱功不一样，是两个味道，但是里面有许多异曲同工的地方。”
拿家里炕头当舞台
温可铮小时候喜欢模仿，而且学什么像什么。他平时就学瘸子走路、学胡同里的叫卖，反正是喊的都学，有时在家里弄两条毛巾搁到手上，甩着水袖翻个身，自己就很过瘾，但是他学歌剧完全是从唱片里学得的，“我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意大利歌王，《跳蚤之歌》、《伏尔加船夫曲》、《波斯恋歌》都是他的代表作。等到后来学了音乐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歌剧，小时候只知道《跳蚤之歌》和《伏尔加船夫曲》，没有考虑到要学音乐，拿家里炕头当舞台，就在炕头上耍起来了。”
虽然唱得不错，可家长坚决反对温可铮搞声乐，“我父亲觉得男孩子唱歌没出息，当时他觉得我如果学数学、学理工或者做工程师、律师、医生都好，可就是认为唱歌是那些没出息的学生学的。他特别反对我这个想法，但我要是在家里玩业余，他也很喜欢，就是认为这个行当不能学——因为那个时代搞艺术的人地位低下，说不好听的就是戏子。我后来要学唱歌的时候跟父亲打了个赌，说我要出去学的话我就得学成个教授，在学校里教书，要是不当教授我也不回家，但一直说不服他。17岁时我才从家里硬跑出来的，那时还跟父亲发了誓、写了血书，这才让爸爸放我一马。”
变声期带来全新声音
1946年到上海学习的温可铮恰好处在变声期，但是声音的变化却成了他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很长一段时间里令他非常难受，“我小时候说话声音跟女孩没有很大区别，就是声音比较有力量。有的男孩子变声一直变到二十三四岁，虽然他说话还是男低音，但突然还会有童声的痕迹。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话很不好意思——小时候唱歌得过奖，在华北儿童协会合唱团也是独唱演员，声音变了就觉得心里很难过，成了心事了。那时候学校开周会的时候还要唱歌，我唱不出来就觉得很没面子，心里很难受。”
命运的转折往往发生在一念之间，一个音符的体验就让温可铮从尴尬与彷徨中挣脱出来。“一天晚上，我正在跟老师学，看看月亮突然就找到《伏尔加船夫曲》的声音了。这个声音唱不响，但是我听着觉得跟唱《伏尔加船夫曲》的声音很接近。我非常高兴，就觉得好像抓到稻草了，声音没有死亡。”经过这样一个尴尬的变声期，温可铮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声音，但是那个时候还很嫩很薄，不像是完全的男低音。经历过这样一段波折，温可铮感到这辈子能干这一行的确是幸福，“干一个专业又是自己热爱的，爱到这种程度的，每天跟它在一起，这简直太美了，太幸福了，假如我不干这一行，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夫唱妇随五十余载
21岁便在国内开了个人音乐会的温可铮个人生活很快有了改变，他的爱情居然也与音乐生涯有着紧密的关系。“那时到金陵女子大学教音乐，学校里全是女学生，而我当时也非常年轻，去了之后也就装成老师样，把衣服弄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其实那时我和女学生的岁数也差不多大。那时学校钢琴系主任是从美国回来的，我不能总请主任给我伴奏，所以有的时候就请王逑伴奏，在弹伴奏的过程里开始有好感，结果就伴奏了整整50多年———虽然当初她是我的学生，但她是钢琴系的，我在那儿只是教唱。因为伴奏的关系，我们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
1956年，27岁的温可铮和这个瘦瘦小小的女学生共结连理，此后他很多伴奏都是由夫人包办的，“一般的伴奏都是由她弹，后来她越来越成熟了，我们在家里练熟了，就觉得比较方便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家里有一个钢琴伴奏，天天都可以合，我就觉得这个方便；假如说声乐伴奏的话，还得跟人合去，还得说哪里轻哪里重，艺术的东西是见到谱子以后一起
成长起来的，相互之间就比较默契。”
绘画投在程十发门下
文革结束之后，温可铮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上海文化广场纪念冼星海、聂耳的活动上唱《码头工人歌》，已很多年未登上舞台演唱的他对那个场面记忆深刻，“我刚一出场，就有一部分观众站起来鼓掌了。我看到观众这样鼓掌就哭了，从台里一直哭到台前唱不动了，那个场面使我特别受感动，一直记得特别清楚。我很感谢这些不遗忘音乐、不遗忘音乐人的观众，音乐的力量真是很伟大，我们真的把心交给观众，观众就会记住你的。”在首次登台后不久，温可铮连续在北京举行了四场个人演唱会，前后唱了85首不同的曲子，他在这十多年里并没有荒废歌唱事业，“别人插红旗的时候我就背歌词，我没有浪费时间。其实那个声音怎么练也不如正规练好，但观众还是很喜欢我凭热情唱出的歌。”
除了歌唱，温可铮的另一大爱好就是美术。“我有一个表叔是中国画的行家，他觉得我画画很有天赋，就鼓励我应该学习国画，因为学国画他有经验，后来我去学了音乐他还很不高兴。我画了五十多年，对我鼓励最大的就是程十发先生，我到新加坡去开音乐会，他给我写了个‘多才多艺’，他看了我的画也写了很好的文章。画画带给我很大的安慰，就像王维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觉得书画是视觉的，有声的就是听觉的，都是你心里灵感的东西。”
图：能从事一个自己热爱的行业，温可铮自言太幸福了，受到观众的喜爱，更是让他倍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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