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军上尉余百康的漫漫维权路 zt

2003年9月10日清晨，“古巴的朝阳爬上了地平线，我独自一人乘着渡船穿越关塔那摩海湾，萦绕在心海的是女儿的音容笑貌。”——美国穆斯林前随军牧师、华裔上尉余百康（James Yee）在他的新著《为了真主与国家：信仰与爱国主义遭遇炮火》（For God and Country: Faith and Patriotism Under Fire）这样回忆道。那时的他绝对没有料到，隐藏在这个明澈的清晨后面的是冤枉、囚禁、怀疑、屈辱、等待；而这条在碧浪上轻盈滑动的渡船将把他带上一条凄风苦雨的漫漫维权路。 “我的案子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司法失误之一。负责此案的二星少将杰佛里·米勒（Geoffrey Miller）对这宗极为敏感的案子所做的处理拙劣得让人难以置信。这使美国民众对于军队高层领导的信任大打折扣。”余百康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专访时说，“这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这些人手里掌握着成千上万的士兵的生命，而美国人民完全是出于信任才把自己的子女托付给他们的。” 只差一扣扳机，一个美满家庭从此消失 2003年9月10日，曾在美军关塔那摩基地服务多年的余百康刚踏上美国土地就被捕了。（参见《华盛顿观察》2003年第46期《余上尉，美国国家安全“歇斯底里症”的受害者》）军方指控他犯有间谍罪、洩露国家机密罪、煽动暴乱罪等一系列罪名，甚至以死刑相威胁。对于毕业于西点军校，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和长期的军队生活经验的他来说，威胁、屈辱、折磨并不能把他压垮。而他的妻子胡达（Huda），一个出生、成长于传统的伊斯兰教家庭的弱女子，却在重重压力之下快要崩溃了。 “2002年，我到关塔那摩做穆斯林随军牧师之后，妻子就带着女儿回到叙利亚和她娘家人一起生活。”余百康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我被捕那天，原本是约定要赶回我们在华盛顿州奥林匹亚（Olympia）的家，和从叙利亚回来的妻子和女儿相聚的。我妻子在机场左等右等却不见丈夫来接机，回到家，仍然不见我的踪影。军方并没有及时通知我的家人。我妻子就这样度日如年地等待，等来的却是没完没了的审问和诱供。这里边的具体细节我在书里都写得很清楚。” 2003年11月25日，军方的一系列指控均因查无实据最终一一撤回，然而，为了挽回情面，他们又指控余百康犯有通奸、浏览色情网站等罪名。此类指控简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自从我被捕后，胡达不止一次暗示不想活下去了。”余百康在他的书中写道，但差点把她和整个家庭推上绝路的是这些涉及道德伦理的指控。 “作为一个穆斯林牧师，人们对我抱有很高的道德期望值。”余百康告诉笔者：“因此这样的指控，虽然在法律上不再像原来的指控那样有性命之虞，但对我们，特别是我妻子而言，也是很致命的。” 余百康在书中写道：出事儿那天，他刚刚被从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海军监狱释放出来，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她一手拿枪，一手握着两发子弹，低声说：‘告诉我怎么上膛。’”这时，他害怕极了。他知道妻子的心理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一不留神妻子、女儿和他美满的家庭就会毁在枪口下。他定定神，一边稳住妻子，一边联系奥林匹亚警察局。“要不是警方及时赶到，夺下了手枪，把胡达送进了医院，这惨剧简直无法避免。”讲到这一节，余百康仍然显得那么紧张、无奈。 余上尉不再沉默 就在这样的痛苦、屈辱和绝望中，余百康和他的家人度过了一天又一天。2004年3月，军方撤回了所有指控，但对于余百康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却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说法。 “尽管对我的所有指控都已经撤回，恢复了我的清白，但是当我重新成为一位随军牧师，回到路易斯堡（Fort Lewis）时，却发现面前障碍重重。”余百康告诉笔者，“军方曾经给了我正式警告，让我不要说出所受的虐待，也不能对国防部或陆军部有批评言论。” 失望之中，余百康终于在2005年1月7日离开了他曾经多年忠诚献身的部队，回到了妻子和女儿身边。虽然军方给了他“光荣”退役（honorable discharge）的名分，但是这件冤狱带来的屈辱依然没有得到洗刷。 余百康在华盛顿的律师费德尔（Eugene R. Fidell）在接受卡莫(Komo)电台的采访时说，去年七月，五角大楼的助理检查长克雷恩（John R. Crane）在一封信里承诺，军方会对余百康的遭遇进行调查。可是，一年多过去了，至今没有一点儿消息。他本来指望今年夏天官方会给个说法，但是等了一年多，对方也没给个回话。“指定的期限早已过去了，但五角大楼的检查机构还没有一个人跟我联系过。杳无音讯，静得像座坟墓。”费德尔还说，他曾经询问五角大楼的调查进行到哪种程度，但他们拒绝给出正面回答。只是推说，他们不愿谈论侦察正在进行中的案子。 “我希望我能等到一个说法。”余百康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政府承认错误是国家之福，民众会因此恢复对军队高层领导的信任。” 今年9月，余百康终于不再沉默，以他的新著《为了真主与国家：信仰与爱国主义遭遇炮火》向读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该书由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后，他开始接受媒体的采访，还应邀到美国各地演讲、推介这本新书。尽管日程紧迫，余百康依然抽出时间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关于余百康在指控撤销之后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现有的媒体报道有各种猜测。当笔者问及此事时，他说：“离开军队前我一直保持沉默，是因为有人曾经威胁我要对我采取法律行动。”那么现在这种威胁是不是不存在了？“离开军队之后，军方不再对我有司法裁决权。我仍然在为军方向我道歉而斗争。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这体现了美国政府和军队是不是为自己的错误负责，会不会愿意在反恐斗争中采取平衡、公义的策略。” 美国人权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早在余百康身陷囹圄，蒙受不白之冤时，美国的许多普通民众、人权团体和头脑清醒的政治家都积极为他奔走呼吁。他的支持者称他是美国反恐战争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受害者；费德尔律师说他已经成了享誉全国的英雄人物，而华盛顿州的前州长洛克（Gary Locke）则坦承：“我对余上尉十分钦佩……钦佩他在重重磨难中体现出的力量。”余百康不久前在接受《世界日报》的采访时说：尽管他本人至今未收到军方的正式道歉，但他所到之处，美国民众都向他表示歉意。 虽然美国宪法对于保障人权有明文规定，但是美国的人权状况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众持续不断的维权斗争。以黑人争取平等权利为例，从1783年的奎克·沃克控诉纳撒尼尔·詹尼森案（Quock Walker VS. Nathaniel Jennison），历经废奴运动、南北战争，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布朗控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六十年代的马丁·路德·金牧师的非暴力民权运动，经过将近二百年的维权斗争、种族歧视和不平等才得以消弭。911恐怖袭击给美国的政治气氛和公民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如何遏制在反恐前提下的权力滥用，维护、拓展、巩固公民权益是美国民众与政府不得不认真思考与对待的问题。就是在这层含义上讲，余百康的遭遇和不屈不挠的抗争具有超越个人恩怨的符号意义。 “我的案子具有一种警示作用，它告诫人们美国反恐战争的现有策略对于普通美国人的公民自由构成了威胁，我和其他许多人都是这种策略的受害者。”余百康说。 他感慨道：“我的案子也暴露了美国军事司法制度致命弱点。我作为美国公民尚无法得到公平对待，关押在关塔那摩的外国战俘更不会得到司法公平，这一点国际社会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对于我的案子的错误处理，让人们很难相信美国某些部门的执政能力，怀疑他们能不能对恐怖嫌疑和潜在的恐怖罪行做出公平的甄别和对待。” 为自己，也为美国，余百康在漫漫维权路上不懈追索。我们衷心祝愿也热切期待他的最后胜利，因为那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胜利，更是美国自由传统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