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报有感（一）政绩背后

魏仁

近日来网上开锅，热议纷繁，话题多，关心大，见解对立，争论火爆，不亚于文革时的大字报栏。似乎各类对中国命运，改革走向关心的人士都找到了用武之地。当然，最热门的还是薄熙来，王立军的故事，戏剧性强，紧张度高，雨锁雾彰，曲折百转，竹幕铁幕风影难透，既有官场贪腐的惊心内幕，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无本权贵暴富的奇迹；更有权场精彩的高手过招，出奇不意，令人眼花的瞒天过海，声东击西，忽南忽北的御敌策略，台上是人，台下是鬼，两面三刀，相互利用的勾心斗角，盘根错节复杂头晕的关系网运作，还有海外谍影闪烁，情杀仇杀交替，案案相套的迷眩局面，堪比好莱坞大片，胜过好莱坞大片。集情记恩仇于一体，中外古今阴谋于一道。而２月６日前的风雨，更是全部掩于门后，躲于台下，藏于黑箱，层层叠叠，不知几重云雾笼罩，难觅真相；千丝万缕线索纠结，难近源头，堪称典型的中国传统政治杰作，于幕后，于密室内风起云涌，浪卷浪翻，分外奥妙。

对于经历了文革的那几代人，已习惯了绞脑汁，费心思，从蛛丝蚂迹，含沙射影的潜台词，推敲用字造句的寓意，对深宫内暗藏不露，却又大起大落的上层权力斗争进行观察，以看排名，看出镜，一叶辨树，一斑观豹，来验证上层斗争的结果。因为今日的中国官场依然还是，确实还是几千年宫廷权斗的延续，而对纵横谋略的运用，对多种政治技巧的运用，中国人早已领先于欧美，不逊于苏联，世上曲指可数。这次的故事，还在一幕幕地展开，惊心的细节，情节有待下回表白，但其戏剧性的变化，已经使不少人吃不消了。

第一个吃不消的是，许多惊人的重庆经济奇迹，光鲜夺目的城市变化，却是由重庆政府引导的非透明经济模式产物，是典型的政绩驱动成果，是寅吃卯粮，烂账垫底的卫星火箭，是用巧取豪夺不义之财支撑的投资项目，是化公为私，暗中敛财腐化的遮羞布。

例如 2011 年重庆经济增速达到 21.4% ，财政收入增速高达 46% ，但是政府财政收入的 60% 以上，却不是企业的产值收入，而是当地政府以土地抵押从银行借款，得到的 1,309 亿元土地出让金，这样的收入实在只是一锤子买卖，有短期效应，却难以为继。因此重庆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为 15.5% ，支出增速为 12.3% ，反而落后于四川居民的收入增速０ . ３个百分点，并没有得利许多。

况且，土地的垄断性开发，一直是权钱交易，官商腐败的根源，多少钱为了公，多少钱进了私人腰包，富了地产商和官员，都是民众无法有权知晓的＂机密＂，以至于百姓＂被隐性地夺去了大部份私产，甚至被夺去了几乎全部财产，为国家的投资错误＂买了单＂，却还在拍手，也是悲哀。

另一方面，重庆政府的不少项目是长官意志的产物，是从个人的兴趣或小圈子的利益出发，因此无法监督不合理开支，避免浪费巨大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而急需的教育、医疗等民生开支依然欠账很大。例如重庆市在龙头寺公园投入的 11 亿元，就相当于渝北区十一五期间全部的教育投入，该区应修而未修的中小学高达 70 多所，学校被迫实施大班制，收取昂贵的择校费用，民众急需的区人民医院和区中医院扩建工程更是迟迟没有动工。如果说薄熙来在大连不顾法国梧桐的生长条件，硬性推广种植，把国家的钱打了水漂，那在四川重庆不顾自然规律，挖去珍贵市树＂黄桷＂，花数百亿大种银杏树，便又是一个拍脑门决策的典型，只要＂一锤定音＂的威势，听不得不同意见。

中国的社会，为何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总是断不了根，５８年就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谬，＂千斤稻＂＂万斤棉＂的＂大跃进＂高产卫星，＂１５年，２０年赶英超美＂梦臆，＂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空想，７５年有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理论，９９年有阜阳白宫的怪物，究其原因，第一是因为＂唯上唯官＂的官场传统根深缔固，上级任命制产下的恶果难改。当上级掌握了下级全部的荣辱升迁，甚至个人全家性命以后，下级当然要花费心机，揣摸透上级的爱好，弄点领导一看就喜的政绩工程，才能尽早升官，而去干见效慢，得罪人，难以＂立杆见影＂的民生，教育，科技等基础工程时，即使累死苦死，也难得到提拔，个人不得志，家庭跟着穷。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卖乖取巧讨了上级所好之后，就能走捷径快速升官。所以在当今中国鲜有肯花苦功夫，去造＂万里长城＂的官员，对环境污染，生态问题的忽视，对就业难，就医难，对弱势民众的无视，当然就会普遍，因为不管政绩工程是如何的＂驴粪蛋子表面光＂，还是象＂皇帝新衣＂一丝不挂，哪怕就是个＂豆腐渣工程＂也罢，升官压倒一切，所以不少官员依然热衷于此道，层出不穷，变着法儿的去搞＂短平快＂，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人类对权欲的迷恋，疯狂的追逐，是催生一切怪胎的根源。

政绩工程断不了根的第二个原因是有利可图，甚至是有暴利可图，在权力的经济效益面前，大搞政绩工程就能发大财，在政府一把手权力高度集中，全面垄断多种资源的情况下，尤其是掌握了土地的开发权，资金调拨权，要在中国做大买卖，就要找权力的靠山，虽然不少企业家背后骂娘，但在利益的驱使下，必须高价购买“权力的保护，”当好孙子，当好奴才，把关键人物伺候好了，进了小圈子，才能赚大钱，于是不但国内商人挤破头的拉政治靠山，就是英国人，美国人，也是入了乡随了俗，奔着个高官的权力去，以出力为荣，进了小圈子为耀，替高官子女留洋铺路，海外洗钱卖力，也是时髦。许多政绩工程正因为是靠一个人说了算，就为巧取豪夺，化公为私提供了操作平台。中国是一个决策权与经济权都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的国家，中资，外资企业要在中国运作不得不投资经营“关系”网。在推崇特权的中国社会，以政绩工程谋利，不会断根，既使本人不愿涉入，但家人子女有几人脱俗，几人还会象赵紫阳那样，愿从赵大军，赵二军查起？

政绩工程断不了根的第三个原因是决策的不民主，长官意志为中心，党内，政府中没有形成容忍不同意见，容许争论，互相监督、竞争共存，尊重少数派的制度化的民主体制。在几千年来崇尚的威权主义烙印下，惯用权力，大棒压服反对的意见，甚至是正确的意见。

本来＂八大＂确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很得党内外的民心，符合社会多数人的愿望，刘少奇在 1948 年 9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中就说，“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 1951 年 5 月 7 日他在中南海春耦斋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课时说： “ 新民主主义阶段将是很长的，大概在十五年到二十年之间 ” 。

但是在５３年后就逐渐背弃了＂八大＂路线，大搞脱离社会生产力实际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是打击了民族资产阶级，把他们排斥于革命阶级之外，上至宋庆龄，下至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都入了另册，＂过了河就拆了桥＂，毁了统一阵线。第二是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刚分到手的几亩地一头牛，还没用上几年，就要归公，交公粮的指标一升再升，不许农民自己留口粮，自己种自留地，养鸡养猪。第三是党内大搞＂一言堂＂，只许集中，没有民主。周恩来，邓子恢，陈云对＂三面红旗＂，＂大跃进＂稍有疑问，便是大批特批，＂离反党右派不远＂，撤了邓子恢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架空了周恩来，对直言大跃进弊端的彭德怀，更是非打成＂反党集团＂，置死地而后快。此时，长征路上的＂唯我彭大将军＂不算了，抗美援朝临危受命的功劳都没了，八千人大会后虽然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顺应时势，调整方针，走出了困境，但经济形势一好，有点饭吃， 1962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便以＂阶级斗争为纲＂，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狠批党内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于１９６６年发动文革把一线的刘，邓，陶，陈云邓子恢，全部打下去，辛亥革命几十年后，又迎来个封建家天下，又是一个皇帝。＂享受着五千年来封建帝王做梦都想不到的现代化生活，掌握着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客们享受不到的封建特权”。

如何治理政绩工程马屁工程，花架子工程？第一，政府一把手不能过于集权。一个国家，没有领袖不行，没有对领袖的监督和制约更不行。十月革命前列宁认为由民众直接选举官员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能防止官僚垄断腐败，但后来行不通，“仅在革命前三个月，中央就举行了三十多次会议”， 几乎三五天就举行一次大会。 1917 年 10 月 23 日，中央委员会选出了 7 人组成的武装起义政治领导局，起义之后的第三天， 1917 年 11 月 10 日又成立了党中央的“四人小组”， 即最早的“政治局”，成员为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有权在其他中央委员不在斯莫尔尼宫时，决定“一切紧急事务”。 俄共七大（ 1918 年 3 月）之后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书记处，负责人为“总书记”，八大（ 1919 年 3 月）以政治局取代了中央全会。 1922 年 4 月俄共十一大后斯大林同时进入政治局、组织局，还成为书记处的总书记，集三要职于一身，此外还兼任六部委的负责人。此事引发了列宁的忧虑：“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斯大林正向“个人独裁”走去。

斯大林则在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否定了列宁关于调离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提议，击败了托洛茨基，免去他的军委主席职务。 1925 年在俄共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联合布哈林、季可夫战胜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并通过亲信伏罗希洛夫，控制了军队与保安机关。 1927 年俄共党的十五大，斯大林打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联合反对派，逼使他们自啐自弃，尽力抹黑自己，想方设法给斯大林脸上贴金贴银，承认他的正确、英明、伟大。而在 1934 年俄共十七大选举中斯大林又与卡冈诺维奇合谋，隐瞒了 300 张选票。最后在 1937 至 1940 年之间把十七大选出的 139 名中央委员中的 98 人和 1966 名党代表中的 1108 人或者枪毙，或者关进了集中营。以政治局取代中央、以书记处取代政治局、以总书记取代书记处，斯大林成了权力中心之中心。

1944 年毛泽东把“我党的奋斗目标”，定位为“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 1945 年 9 月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将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作了进一步说明：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1954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公开姿态是要执行宪法，但在党中央的另一次会议上，他却说： “ 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1954 年 9 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8 月 28 日，毛泽东已是党的军委主席，又是党的主席，于是也是集党政军为一人，完成了独裁的进程。

正如 1981 年通过的中共中央 “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中写到：“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这段话即直指个人专断是导致文革产生的重要因素，其实也指出了政绩工程的根源，一把手数权在握，即有项目决策权，又有财权，更有人事权，如果书记硬要上马做项目，势必造成“上级不好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监督“死角”现象，政绩工程难免。

“上级不好监督＂是因为不明情况，＂同级不愿监督＂是怕得罪人，＂反正不是用我的钱，同事间和为贵为上，今后有个相互造应＂；＂下级不敢监督”是因为升迁关系在一把手手里，同级不管，上级不问，何苦自己当个＂出头鸟，刺头＂，给领导难看就是堵了自己前程，所以领导一言，一片叫好，越叫越好，就是正常的考证，理论，多方面看问题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不改，政绩工程不绝。如果把土地开发权从一把手手里拿走，交给国土局，由各种专家，官员组成的评审会确定其开发可行性，估计资金投入，环境影响等多种因素，并和有关民众沟通，是否可以增加决策的科学性，执政的透明性，真正党政分开，执政为民？而国土局评审会不是由固定的专家，官员组成，因项目不同而变，这样是否又可以防止受贿与权力的滥用。同时，使一把手与财权，人事权分开，由财务，人事的专家负责，是否也会避免过度集权？

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对集权数千年的国家，对迷恋，享受特权的国家来说，不是件易事，而是个漫长的过程，但只有走出集权－特权－腐败－内战的循环，才有社会的稳定，民族的进步，国家的强大。

美国近年来在处理汽车工业破产时，也推出总统的特使，＂汽车沙皇＂，对总统负责，协调处理汽车公司财务，债务清理等多种问题；而公立学校，政府部门有破产危机时，也有州长任命的＂紧急财务督办＂，除清理财务债务问题外，还有立刻任免官员的权力，因此有些媒体也称之为＂独裁者上台＂，＂民主的退步＂，对建国来一贯警惕＂大政府专制＂的美国人来说，争议极多，议会讨论其合法性，民众质疑其合法性，赞成者说，反正是＂临时工＂，干得不好，马上下台，不会有机会腐败，在＂众矢之的＂之下压力极大，专业要求强，不是美差。反对者说，这些＂钦差大臣＂由总统，州长任命，不是民选，难免只顾及部分人的利益，难为人民服务。目前为止，争论还有，效果还在检验中。

美国的社会当然也有贪官污吏，但贪腐的成本太大，处罚极严，不值得冒险。如果收公司二十美元以上就不能处理与此有关的业务，收礼五十美元便是受贿，恐怕即使在中国也没有几个人愿意牺牲多年苦读，鞍前马后出汗得来的乌沙帽。美国底特律前市长，韦恩郡的部分官员，也让其父亲好友成立个公司，把政府工程包给熟人，又由熟人把钱转入自己账下或妻女账下，结果媒体爆光，出示其私下的个人银行来往账目，与商人相互间的电子邮件往来，原始的账单签字，难以抵赖，入狱罚款丢官丢人。还有把警员退休金挪用二千万美元的官商，瞒天过海，三人分钱，结果一个自杀，一个逃走，一个入狱。因为在美国执政，眼睛太多， FBI 发传票，媒体揭发，同僚告状，只有夹紧尾巴才可善终。如果要搞政绩工程，不是只要得到上级许可就行，而是要让选民看到好处，选民参与项目决策和可行性论证，决策执政法律化，透明化，没有法律行政化的市场，敬畏法律，敬畏民众，因此政绩工程难搞。况且，州长，市长等一把手都没有财权，修桥筑路要州议会，市议会同意才行。

要杜绝政绩工程，还要有党内的民主为保证，执政党内的民主，是社会政治文明的基础。一旦执政党内的民主制度化，党内不同政见、不同派系的分歧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党内可以公平竞争，互相监督、竞争共存，形成相互制约的派系，对党对国家民族，都不是坏事。党内的民主制度化以后，对项目的上马，下马不会一人定音，有不同看法，不会是＂反党反革命＂后，才能集思广议，汇集大家智惠特长，避免＂豆渣工程＂，荒唐的卫星工程，对国外引进的高铁等好东西新技术才能及时消化吸收整合改进，不会片面地为了普及的指标，为了政绩，而一拥而上，不管情况，一高二高再高，直至高铁翻车撞车出事，花了血的代价。没有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只有高居于宪法、党、国家、军队之上，不受监督，不能批评的领袖则只能带来＂最专制暴虐的统治 ” ，产生为害民族，国家，反文明的历史浩劫，复辟了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家天下。＂

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有官二代，富二代，在从政，经商的过程中，这些人也确实比普通民众多了不少先天的条件，资源，机会。可是在民主国家，越是有名的官二代，富二代，越是有更多眼睛盯着，媒体，大众对他们的监督，要求更多，更高。于是不少官二代，富二代为了不丢祖宗的脸，为了今后得到民心，从小便精心塑造个人形象，许多人愿意低调简出，慎言谨行。欧洲的很多皇室子弟虽说比普通民众升迁快，但也要去军中，阵前吃苦，贵族学校里看不到席梦思，沙法床，住校就要睡硬板床，野外训练就要风里雨里摸爬滚打。公车接送，立刻见报出丑，泡妞泡鸡，马上有麻烦，醺酒吸毒，花天酒地，轻则没皇位，重则入狱，日子没中国的官二代，富二代好过，特权没中国的官二代，富二代多。

2010 年 9 月 11 日，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首次谈及 " 红色富豪 " 的话题，指出中国存在权力衍生财富的现实。《人民日报》和《南方日报》 2010 年报道的数据表明，中国有 3000 个家庭控制着价值 1.7 万亿元（ 2489 亿美元）的财产，人民论坛杂志（ People's Forum ）民意调查显示， 91% 的受访者认为 " 新富阶层从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网中获益 " ， 86.5% 的人对 " 政商分离 " 的前景并不乐观。从 2006 年到 2009 年的“两会”前，《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连续进行同样的网络调查，反腐倡廉除 2007 年排名第二外，其他三年均列第一。 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发布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规定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打江山的一代，理想主义者多，投机的少，因为台下造反，要冒杀头的风险，好处太少，而上台后的好处，当然是多的数不清了，所以要与权力分割，不搞终身制难；有权了不谋点利更难，权商勾结，垄断政治，社会，自然资源当然是有关切身利益的发财之道，如果也象美国＂政客那般作秀，＂网上一输入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州长，市长，包括驻华大使骆家辉的名字，每年的收入，税务，财产一目了然，那贪污腐败也就会有极大的难度。

如果实事求是，依法办事，以薄熙来事件为契机，推出监督和防止高级领导及家人「贪污腐败」、「专权违法」的制度性政治改革方案与办法，依法处理薄熙来及其家人「违法乱纪」事实，加强各种社会监督，落实新闻自由法，加强党内民主的的制度化，这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必然会有影响深远的意义。因为社会的思想观念是政治体制改革之母。正确的民主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推动民主宪政法治的物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