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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不主张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比较，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价值观，好比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妻子/丈夫和别人家的比，把自己和孩子和别人家的比一样。但是，我坚信在人性面前人人平等，不因你是公众人物就应该比平头百姓多一份豁免权，也不应该你是公众人物就应该比平头百姓受到更多的责难。
巴金和郭沫若都是公众人物，在人性上都有其共同的弱点，这里我试着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借此抛砖引玉，同时回复网友们的提问。
评价历史人物切忌脸谱化，我们不能因为郭沫若在文革时期吹捧了毛泽东就给郭扣上一顶“最无耻”的帽子，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巴金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就把他抬到圣人的地位。历史人物要历史的看。
先看郭沫若。
郭在学术上的地位和贡献就不说了。郭为什么如此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似乎有三个可能：1。迫不得已明哲保身； 2。政治投机获取资本；3。真诚信仰发自内心。
凭现有的资料，我们不可能做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可以逻辑推理一下。
迫不得已。经过文革的人们都无法否认，在当年的政治气候下，做违心事说违心话是一种常态，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张志新的勇气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郭沫若具备铮铮铁骨？
政治投机。郭沫若并不是文革红人，文革时期自己也受到迫害，甚至两个儿子都在文革中惨死，他无机可投。如果他想投机，他大可以向许多人那样揭发批判打倒别人。也许我孤陋寡闻，我没有发现郭沫若在文革中有迫害过他人的记录，凭这一点，郭沫若还是值得称道的。
郭沫若真心信仰共产党吗？郭虽然是一介书生，但是很早之前郭就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早在1927年他就任蒋介石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 “三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着手清党，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郭沫若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蒋旋即通缉郭沫若，郭前往日本避难。
1928年，为了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郭沫若和创造社其他成员一起将鲁迅当成了绊脚石。郭沫若用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其中写道：“鲁迅先生的时代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建过渡期的反革命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
1930年郭沫若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书的观点是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
……
由此可见，郭沫若的政治主张不是文革中毛泽东强加给他的，而是出于自身的信仰和立场，至于他写的那些肉麻诗，我们大可以把自己当年的言行——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等拿来当个参照，不也是一样的肉麻可笑甚至“无耻”吗？我们有什么道德上的特权来给别人扣上一顶“无耻文人”的帽子？我们自己不过是当“文人”还没有资格，否则不是一样的“无耻文人”？况且假如郭沫若的肉麻出于其真实的政治信仰，他真的把毛泽东当成了耶稣基督，又有什么好指责的？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说上郭沫若在政治幼稚过，糊涂过，献媚过，在爱情上背叛过，但这些不是人性上共同的弱点吗？
有人说郭沫若的媚态丑态“成为了奴才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坏”。大概又是我孤陋寡闻，文革中我还真没有听说过郭沫若写的肉麻诗，这些东西对知识界，对文革有多大的影响还不容易下定论。
说到这里，该提巴金了。首先，我要肯定巴金的确是一名勇士，勇于剖析自己，反省自身的勇士，最可贵的是他在文革结束后没有对迫害他的人秋后算帐，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抛弃个人恩怨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主张，以防止历史重演。
然而说到影响，巴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并不比郭沫若好到哪里。
巴金在“说真话的大书”——《随想录》里忏悔道：“我对自己的表演，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究竟巴金说了什么呢？原来在“反右”运动中，他曾经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冯雪锋的“凌驾在党之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连”。尤其是在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巴金写的《必须彻底打跨胡风反党集团》一文对胡风等人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这些当年半大的娃娃，不会忘记那本小人书《孔老二罪恶的一生》吧？你可知道作者就是这大名鼎鼎的巴金？
要说“坏影响”，巴金的这些言行难道不比几首献媚诗歌坏上百倍？郭沫若不过是拍了几下领袖恶俗的马屁，巴金可是落井下石陷害好人啊！（要说献媚，巴金的《赞歌集》不一样的歌功颂德？）
好在巴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1978年在重返巴黎和访问日本之后，巴金 率先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还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之后，巴金更是提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
巴金的文革观超越了自身，甚至超越了民族和国家，他站在历史和人性的高度向全人类发出了反思的号召，因为文革这样的悲剧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可能发生。巴金被称为20世纪的良心当之无愧。
自然，巴金最后近10年的生命显得暗淡多了，他也“身不由己”，像一棵枯竭的稻草一样“为党活着”，这也是巴金的无奈，中国社会的无奈。
值得注意的是，巴金撰写《随想录》和提出反思文革都是在1978改革开放和拨乱反正之后，如果郭沫若也能和活到那个时期，郭沫若是不是也能觉悟，也成为另一个“良心”呢？
毕竟，郭沫若还是有其可爱的地方，当年鲁迅骂他“才子加流氓”，而鲁迅去世后，郭沫若连夜写了《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的悼文，指出鲁迅的死是“不可测算的重大损失”， “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恭维得尽致”。甚至说自己是以鲁迅徒孙的资格追悼鲁迅。郭沫若也匆匆在鲁迅悼念会上高喊：“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在“文革”中纪念鲁迅时，郭沫若又说：“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 。
这就是郭沫若和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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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和为人父网友探讨一下道德。
您说“任何道德批判都是建立在一个道德标准上的。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道德标准？谁定的这个标准？以前的中国人有共同伦理观，即《弟子规》那一套，因此很少有道德困境。现在我们接受了很多西方的理念，尤其是强调自由和模糊不清的人性的理念，导致出现很多让人不知所措的道德困境。比如范跑跑的行为在英雄主义年代，无疑是可耻的行为，可是在当代，他却可用个人权利和自由为自己辩护，而且振振有词。”
我基本赞同您的观点，只有一些补充。
的确，道德批判离开了道德标准就无法施行，那么咱过去的那套标准真的管用吗？谁说弟子规就是一个好的标准？如果弟子规可以是标准，《二十四孝》是否也是标准？为了养老娘是否就应该把儿子活埋？这是什么标准？
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需要“道德批判”？
人性不是一个标准，而是人类目前面对的困境面前拿来剖析自身看清人类本性的一个参照。西方也没有完全抛弃道德，西方社会对人类的贡献是将道德量化了，也就是把昔日的道德变成了法律。所以，目前人类对于自身的约束应该是以法律为准绳，无法量化的道德留着公供人们继续讨论分析改进，或留着让其随物质的发展自行演化。道德不可能100%量化，但总比无法无天或以三从四德和《毛选》做标准的好。
至于范跑跑，我知道西方有些国家的法律是要制裁这样的行为的，好比一个船长在危难时期不能首先丢下旅客逃生，这不但是道德，更是法律。
因为时间关系，简单地讲几句。
石西民同志的报告(按：指石西民同志在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得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因为在一般的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 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 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文史方面，近来在报纸上开展着深入的批评，这是很好的，我差不多都看了。我是联系到自我改造来看的，并不是隔岸观火。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批评，差不多都要革到我自己的“命”上来。我不是在此地随便说，的确是这样，我自己就是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
当 然，我确实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而且我还是文联的主席。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已经二十 几年了，我读过多少遍，有的时候也能拿到口头上来讲，要为工农兵服务啦，要向工农兵学习啦，但是，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口头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纸头上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没有切实地做到，没有实践，没有真正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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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很多农民学毛主席著作比我们任何人学得都好，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学得好得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 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工人、农民比我们学得好得多。我去年去山西，听到周明山同志(他是农民)讲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那真是生动活 泼。他现在是绛县县委书记，他也是人大代表。
我们实在惭愧，特别是我很惭愧，各位不至于惭愧。我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又是一个什么家，眼泪要朝肚子里流。总之一句话，我们不仅没有为工农兵服务，而是倒转来是工农兵在文史哲方面为我们服务了。我们应该向工农兵感谢，拜工农兵为老师，因为他们把主席思想学好了，用活了。
我 今天的话好像是表态，确实是表我的心态，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我现在是：要好好向工农兵学习，还不能谈怎么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现在应该好好地向工农 兵学习，拜工农兵为老师。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 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地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 务。
注：题目是《光明日报》编者加的
［题解］本文原载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是郭沫若在1966年4月14日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的发言，当时郭沫若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但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又被说成是和四人帮对着干的先进“典型”，是因为我阻止团员们和年轻人去参加某种游行（支持四人帮下面的人的“十大宣传队”的活动），并不是我的觉悟，是因为夏天38度高温，要求看门诊的病人人太多了，每天800人挂号的门诊量，要是年轻人都去搞“政治”，这么多病人就困难了。
这就是社会。世事就是这样复杂！我们下边人真的看不清。
当然，还是出国好。一了百了。不和谁谁“玩”了！
郭沫若在从日本回国之后，给去世的鲁迅写过一个对联，40几年前我当时一看就记住了，这么多年还能记住，是因为郭的内心的真诚(在这个具体问题上）：
返国空余挂墓剑
斫泥难寻运风斤
几个典故的运用和情感都忒棒。
你还不错，没说自己文革怎么受迫害，把自己宣扬成反文革的英雄，这种人现在很多。你没写肉麻文章，也可能是你不能，或者是你没到郭沫若那个位置，写了肉麻的东西也没人看。
人们总是把现在一些社会风气堕落的事情归结于人们道德低下，这是大错特错的。比如说中国的贪官们，他们也知道贪污可耻，所以才偷偷摸摸的贪污，这说明他们对道德最起码在认识层面上和廉洁的官员没区别。只是有于人性的原因他们不愿意把自己道德观念付诸于实践。所以对这类人进行道德教育是没用的，甚至于起反作用。他们会迫于压力，只是口头上承认道德，成为伪君子，温家宝就是很好的例子。他讲起道德理论来，引经据典没人能比，但是对老婆儿子的不道德行为不管不问，还百般辩护。这点他比胡差多了。胡最起码管好了自己的家人。
要是把你自己文革时写的讲用稿和作文拿出来，恐怕比郭沫若的诗更肉麻。你愿意试试吗？
（一）逢场作戏？1976年5月20日，郭沫若写下了阕牌名为《水调歌头》的《四海〈通知〉遍》：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二）作戏逢场？《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1976年10月21日首先发表于《解放军报》，11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三）言为心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 曾有一本畅销小说《欧阳海之歌》流传甚广，被誉为“革命文艺作品”的典范，那本书的书名是郭沫若亲笔题写的。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便有传言说该书封面中欧阳海拦惊马的塑像中有台湾的图案，更有人说那题词中隐藏着“反毛泽东”的字样，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红卫兵甚至寻到 郭沫若门上，勒令他必须“老实交待罪行”。周恩来得知情况后赶紧将他转移了住处。郭沫若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水调歌头》：
《欧阳海之歌》书名为余所书，以为寓有“反毛泽东”四字，真是异想天开。
海字生纠葛， 穿凿费深心。爰有初中年少， 道我为佥壬。诬我前曾叛党， 更复流氓成性， 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 大隐入园林。
初五日， 零时倾， 饬令严。限期交待， 如敢抗违罪更添。堪笑白云苍狗， 闹市中出虎，朱色看成蓝。 革命热情也， 我亦受之甘。
大快人心事，
楸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郭沫若不但记忆好，还记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