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托平回忆录--1949年前后

前面贴子里的加拿大外交官朗宁，有5个孩子，全是女儿，老四叫奥黛丽，跟赫本同名（Audrey）。1946年，一个刚从部队退伍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到北京学中文，业余时间给国际新闻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s）当记者，他叫Seymour Topping, 西默托平，该年11月，托平跟着美国军事调停组去了延安，在那住了一个星期。1947年，托平在南京朗宁家第一次遇到了高挑的奥黛丽，她18岁，他25岁。1948年，托平与奥黛丽结婚，并正式加入美联社。本文采自托平的回忆录《穿越两个中国》（Journey Between Two Chinas by Seymour Topping, Harper and Raw, Publishers, 1972)(记得前面有当年印度驻中国大使的回忆录，也是用“两个中国”作书名，都是时间而非空间上的含义。）

 

北京怀旧

托平刚到北京住在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非常有名的美国中文学校，专门教初来中国的美国人学中文，毕业生里面有很多大咖，所谓中国老手，比如费正清等人。但是托平还要干记者的活，所以后来他搬出学校，住到Kwan Mao Hutung，应该是官帽胡同，跟法国领馆的助理武官，David Galula上尉同租，上尉一边学中文，一边享受1945后北京对外国人展现的特殊魅力。上尉后来升为上校，跟一位同在北京的美国女孩结婚，16年后又去哈佛大学读书，写了一本关于游击战的书《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再后来他得癌症早逝，托平没能从他那拿到两人早年打赌看谁先结束单身生活的赌注，一箱香槟。

虽然费正清说过1901-1937年是外国人在北京的黄金岁月，但是显然1945后年代的北京也还余韵袅袅。托平的美国老乡兼同行，美联社的John Roderick就一直说，最好的生活，应该能让你每年六个月住在北京，另外六个月住在巴黎。（巴黎人听了应该受宠若惊。这里可以插一句与本文不相干的话，在另一本书里，《Flood Tide in China》(by C. P. Fitzgerald)里，作者说，有一位久居北京的法国人说，世界上只有两个城市值得居住，一个是巴黎，一个是北京。）。另一位瑞士记者Walter Bosshard，那时已经是老北京了，过的是最优闲的北京生活，租住在王府前（Wang Fu Chien，应该不是王府井，因为托平书里还提到Morrison Street，那是王府井的旧称），是溥伦（？ Pu Lun，是溥仪的cousin)的16所房子之一里，收藏字画古董，托平喜欢去他那喝北京附近一间天主教堂里酿的葡萄酒，听他说起北洋时期政客，军阀，革命家和名妓的逸事。Bosshard家雇有两个穿长褂的仆人，北京的仆人是中国最好的，（因为北京自清末一直是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城市，所以在外国人家当差，也形成了北京的一个行业，几乎所有在北京待过的外国人的回忆录，都会提到他们的仆人，还有私人中文教师。）。有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在二战中英勇作战，战后来北京，却被北京的生活揉弱了心，以致于无法面对北京以外的世界，当他得到招他回国的命令的时候，他一丝不苟地穿上他的制服，用自己的点45口径手枪自杀了（让人想起《A Few Good Men》里面那个中校自杀的镜头）。这肯定是极端的例子，但确实很多人在离开北京时，都无法面对。

南京解放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托平和岳父朗宁都在南京，他们开车到南京西北的城门（应该是下关城门，挹江门）去观察解放军入城，战士们穿着黄色军装，很整齐地坐在人行道上他们的棉被包上，枪斜靠在肩上，政工干部在讲话，也有部队在唱革命歌曲。市民们好奇地围着部队打量，有路边居民送来热水，战士们就用挂在腰带上的搪瓷杯或碗接水喝。边上时不时有个别扔了武器的国民党兵溜过去，也没人注意他们。南京大学和其它十来所大学的学生也去欢迎解放军，他们兴高采烈地高呼口号，但是解放军却没有理会他们，只是无动于衷地列队走过去。就在3个星期前，可能就是这些学生，一共六千人，勇敢地在南京抗议游行，要求政府与共产党和谈，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特务和三青团镇压，两名学生被杀，数百人被打伤。

中美接触

近年公开的中方资料显示，当解放军进入南京的时候，发现美国大使馆没有撤离，这让他们有点困惑，但是很快就决定这也是一个机会，所以派黄华来南京担任南京政府外事处主任，因为黄华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是司徒雷登的学生，而且会说英语，也有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美国方面公布的当时美国使领馆与美国国务院的电文来往，也揭示了1949年前后中共与美国进行接触的第一手资料。托平的回忆录也给出了他所了解的当时情况（不止一个学者的专著里引用了托平这本书的资料）：

就在南京解放不到两天，4月25日（托平书里没有提供日期，司徒雷登4月25日给美国国务院电报上说“今天”，所以应该是4月25日）早上6点半，12名带着枪的农村士兵（peasant soldiers）在南京城里逛悠，偶然地走到了美国大使馆，他们逼着守夜的打开铁门，几名士兵进入了司徒雷登的卧室，72岁的大使被惊醒，他高声说：“你们是谁？想干什么？”士兵恐怕也有点慌，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嘴里嘟噜着什么，退出了房间，其中一人解释说，他们只是想看看，不会伤害任何人。过了一会，美国临时代办和司徒雷登私人秘书傅泾波来了，让佣人们带士兵从前门离开，其中一名士兵说，“要不了多久，这些就都是我们的了”（可以想象，当时实际说的有可能是：“有什么好神气的，要不了多久，这些都是老子的了。”。司徒雷登当天通过电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美国时间25日早上3点多收报。）美国对这个事件作了报道，认为是共产党对美国的挑衅。美国国务院下令美国大使馆武官向共产党军管会抗议，但是武官找不到负责接待的人。后来据某位共产党官员说，部队找到了那12名战士，并把他们送去接受批评教育。解放军进南京前，美国国务院让司徒雷登回美国，这让司徒雷登有点吃惊，因为西方使馆都决定要留在南京观察一段时间，解放军进城后，华盛顿又告诉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以保证美国使领馆（除了南京，北京，上海，广州和东北都有美国领事馆）和美国公民的安全。

（p75--）托平也和解放军有过接触，他从西北门看解放军入南京城回到美联社办公室，就在他坐下打字的时候，姓刘的佣人头（No.1 servant， 应该叫管家吧）领着3名解放军进来了。他们厉声问刘管家，托平在干什么，刘说，噢，他在给美国写报告。解放军怀疑地问刘：他的报告里说些啥？刘说，什么都说。听了这话，3人提着上刺刀的枪出去了，不一会，办公室就被包围了，托平不能离开，厨子也不能去买菜。朗宁知道后，送了吃的东西来。托平打电话给使馆，让他们跟美联社上海的负责人传话，其中有一句：“童子军站在前门。”（指门口有解放军站岗）美联社报道中，也把这句写进去了。两天后，解放军突然撤走了，也没作任何解释。

南京解放后，释放了监狱里的政治犯，把国民党南京市长藤杰，民政部长沈金成（Shen Ching-cheng？）和市卫生部长许新农（Hsu Hsin-nung？）关进去。一些大学生向校方请愿，要求结束旧的教学方式，废除考试，组织学习小组讨论新民主主义，而不要强制上课点名。当共产党代表在南京大学宣布，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考试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学生听了革命热情有所衰退。南京解放前的十多家报纸需要重新登记，大多数没有拿到新的执照，5月16日，军官会通知各报社，重新注册登记，这是为了保证新闻自由和人民说话的权利，同时剥夺反革命分子自由和说话权利。最后只剩下两家报纸，一家是中国日报（China Daily），和新中国日报（New China Daiy），都转载新华社的报道。一家共产党书店开业，发行毛泽东著作，生意挺好。

外国使节们被要求不得离开南京城的城墙范围，因为国民党残余可能会袭击他们。没地方可去的外交官们，常常都是来到前美国军官俱乐部，这里曾是汪精卫的豪宅（本来以为是山西路上的军人俱乐部，如果说汪宅的话，那应该是颐和路上，离美国使馆很近，出门，走几十米，拐上颐和路就到了。）外交官谈的最多的，就是何时能回家。问题到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对大陆实行了海上封锁，并轰炸了上海，船只和飞机都无法通行。另一个话题是佣人，以前尽职尽责的中国佣人们，现在在共产党教育下，组织了工会，制定了对他们很有利的规则，如果雇主要开除佣人，必须支付高额遣散费，所以佣人们提出越来越多的加薪要求。还有就是无所事事中，爱情在滋润，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与司徒雷登的女秘书结婚了，司徒雷登主持仪式，意大利大使的漂亮女儿也定婚了。

5月初，黄华到了南京，担任外事处主任，办公地点就在前国民党外交部。托平自马歇尔军事调解小组时期就认识黄华，那时他是叶剑英的秘书和发言人，正是黄华在1946年安排托平参观延安。朗宁会说流利的中文，而且是驻南京所有外交使团的代表，所以黄华第一个接见的是朗宁。黄华告诉朗宁，这些外交官们，因为与北京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没有正式关系，所以他们没有外交豁免权。不久后，黄华就接见了托平。托平见到坐在桌子后的黄华穿着黄军装，而不是象在北京穿便装，皮肤也晒黑了。他在天津作外交工作后去农村干了几个星期的土改运动。黄华不高，比较瘦，非常聪明，很能说，那年他39岁。他跟托平说中文，虽然以前都是说英文。过了几分钟，黄华放松了些，跟托平用英语聊起来。他说托平可以继续作他的记者工作，没有什么限制。黄华1935年上燕京大学，是燕大学生会的头，组织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来被捕入狱，这是他参加共产党的直接原因，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王汝梅。司徒雷登在1946年去北京时与黄华恢复了联系。

黄华到南京后不几天，就给傅泾波打电话，约好5月6日在外事处见面。两人谈了约一小时，走前，傅泾波建议黄华去拜访老校长。5月13日晚8点，黄华在大使官邸拜访了司徒雷登，两人会谈约一小时四十五分钟，司徒雷登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可能是良好关系的开端。”黄华提出了美国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司徒雷登回答说，目前来说，各国政府尚只能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也是共产党以前的政策，等到新政权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同时，如果新政权愿意并有能力按照国际公认的准则与其它国家保持友好关系，那么我们自然可以谈对新政权的承认问题。（在司徒雷登与美国国务院电文中，还有一条是新政权要履行其在国际上所应承担的义务。）托平于1971年在华盛顿采访了傅泾波，傅说，黄华就4月24日（应该是25日）大使被士兵惊扰一事表示了倒歉。被首次提出司徒雷登访问北京的问题。黄华说，“毛泽东和周恩来肯定都会很高兴见到您。”1971年在渥太华，担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的黄华告诉托平，司徒雷登会以燕京大学前校长的私人身份访问北京，时间是6月24日，司徒雷登的生日（中美的研究资料中指出，司徒雷登有每年回燕大过生日的习惯，中共以此为契机邀他访京）。很明显，中共领导人，以中国人特有的婉转方式，意欲与美国探讨两国关系的前景。美国使馆的空军武官，当宁上校（John Dunning)得到允许，检查了美国大使馆停在明故宫机场的由解放军看守的飞机，他说飞机可以修好，如果华盛顿同意，他可以开这架飞机送司徒雷登去北京。5月17日，傅泾波再次去见黄华，司徒雷登在日记中写道，黄华问了美国使馆电台的运行情况，司徒雷登在外交使团中的地位，以及他频频访问英法使馆。黄华还抱怨，美国给了国民党四艘舰艇。6月6日，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与黄华喝茶，在场的还有另一位共产党官员，K'o Yi。双方就司徒雷登去上海的事宜进行了交谈。但是华盛顿，迟迟不就司徒雷登的北京之行点头。同时，美国在南京，北京，上海的使领馆时不时接到中共方面发出的对美国经济援助感兴趣的暗示。陈毅6月5日在跟文教工作者交谈中说共产党政府欢迎来自任何国家的援助，包括英美，只要不影响主权平等。苏联和其它共产党国家有自己的战后重建任务，无法承担中国的经济援助。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了解到陈毅讲话后，专门去军管会问，这次讲话是不是保密的，回答是，不保密，报纸可以报道。该记者猜测，这是中共故意向外界放的一个探测气球。6月11日，司徒雷登到上海去，与300多名燕京校友见了面，其中有20多名共产党员，这些人都劝司徒雷登去北京。司徒雷登回到南京，华盛顿仍然没有表态，6月24日，他在南京渡过了73岁生日，他的日记写道，下午3：30，有20到30名燕京校友来祝贺。26日，某位周（Chou Yu-k'ang）先生从北京回到北京，他是司徒雷登的老朋友，周说他在北京见到了燕京大学的一些领导，还见到了董必武，他了解到，黄华之所以到南京来，就是为了与司徒雷登联系，他还说，毛泽东说，司徒雷登作为很多共产党员的老朋友，会在北京受到欢迎。

7月1日，托平在美联社办公室工作，突然他的中国助手跑进来，情绪激动地告诉托平，共产党电台正在播放一个声明。这是毛泽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讲话（就是《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文章里，毛泽东提出要向苏联一边倒。（就是在西方文献里频繁引用的所谓“Lean-to-one-side”）托平立即给加拿大使馆的老丈人朗宁打电话，7月1日是加拿大国庆日，使馆正在举行一个宴会，招待英联邦国家的大使们，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在座。朗宁向他们通报了中共的声明，司徒雷登感到震惊，他还对访问北京，与中共达成某种理解抱有希望。第二天，美国国务院给司徒雷登发来一封电报，让他拒绝中共访问北京的邀请。傅泾波给黄华打电话转达了美方的意思。美国国务院要司徒雷登回国，并坚持美国使馆人员，应该享受外交官所享受的豁免待遇，但是中方认为，中共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使馆人员不应享受特殊待遇，经过数个星期的谈判，最后黄华帮司徒雷登弄到了豁免权，行李也免检，7月30日，傅泾波拜访黄华向他告别，他发现黄华对美国充满了敌意。司徒雷登日记中写道：黄华把美国当作是敌人，不仅是对国民党的援助，黄华说美国人民受压迫，他们总有一天会起来反抗，各国的共产党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胜利。这么聪明而且在很多其它方面很友好的一个人，却对美国了解的这么少，还这么自大。至于美国的中国白皮书，黄华知道个大概：对蒋介石有批评，对中共也有指责，主要是反苏联。傅泾波问黄华怎么知道的（中国白皮书--China White Paper，是8月2日发表的。），黄华说，我们有我们的渠道。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乘坐美国大使馆飞机，途经日本回到，他到华盛顿后在公众场合的讲话都要被国务院审查，他没有提到访问北京的邀请。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的著名讲话，严正指出，司徒雷登的离去，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一个像征。同年11月30日，司徒雷登在从辛辛那提去华盛顿的火车上中风，使他失去了行动能力，从1950年起，司徒雷登住在傅泾波的家里，直到1962年9月19日去世。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书里也没有提到访问北京的邀请，因为司徒雷登的健康，该回忆录由斯坦利郝柏克博士（Dr. Stanley Hornbeck）协助完成，最后三章完全是由郝柏克写的，郝柏克长期在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但是他的观点，不一定完全代表司徒雷登的观点（这可以从司徒雷登的日记来对比）。托平1971年采访傅泾波时，傅对该书就颇有微词（该书前言说，傅泾波与书中内容无关，本书某些重要事实，傅与作者的观点不一致。），认为书里略去了很多关键事实。他认为访问北京非常重要，如果成行，可能会改变亚洲历史。傅认为杜鲁门总统作出拒绝邀请的决定，是受了中国游说的影响（中国游说是另一个主题，涉及中美很多人物，比如陈香梅）。托平向美国国务院申请查看那段时间的文件，被国务院拒绝了。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之前，托平跟他谈了访问北京的邀请，司徒雷登认为，如果去了北京，他有可能改善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并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正式建政后两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奠下基础。但是他告诉托平，他对共产党政策的重大改变不抱希望，除非北京领导人的社会哲学（social philosophy）发生了根本改变。托平基本同意司徒雷登的观点，他认为毛泽东不会接受中国近代史上那种传教士式的援助，就是说，我帮助你，你得按照我们的世界观来建设你们的社会。毛泽东恰恰是要打碎近百年来的封建殖民式的枷锁，他的武器是马列主义和苏联的援助。但是托平也认为，如果司徒雷登去了北京，可能至少可以建立两国间的通话渠道。仅为此理由，杜鲁门政权也应该批准司徒雷登的北京之行。那样的话，两国至少能互相交换信息，这样可以免除很多误解，朝鲜战争可能就不会爆发，二十多年里亚洲的很多灾难性的事件（比如印度支那战事）也可能避免。美国1950年代的亚洲政策，多建立在模糊的信息和对中国意向的错误判断之上。1956年，中国暂时允许美国记者入境，但是美国国务院不发相应的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