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八九（五）

17年弹指一挥间，血写的历史正在被遗忘，政府似乎也不再费力用墨书写谎言，在国家机器的监控与封锁下一切平静如水。物事人非，小平走了紫阳走了，连官方最大的受益人泽民也退了，然而期待中的平反至今还没有到来。对于大家来说，六四是大家心中永远的结，伤痛太深而没有人敢解开这个结。只要控制住了传媒舆论，GCD就能牢牢地掌握大权。毛泽东说过，“如果有家报纸天天登共产党的阴暗面，那么我们不出3个月就会倒台。”红旗下长大的学生领袖们对此也运用得十分纯熟，后期广场上的夺权斗争都是围绕着高自联的高音喇叭所展开，欺诈谎言阴谋诡计御心术如出一辙，在这个大染缸中出淤泥而不染者能有几人？我一直在想，当鲜血上也沾满了谎言的时候，鲜血还会那么鲜艳那么触目惊心吗？

“我们是不是需要用谎言去打击那些说谎的敌人，难倒事实还不够有力吗？那么如果我们真正使用了谎言去打击说谎的敌人，那只不过是满足了我们一时的泄恨，发泄的需要而已。这个事情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也许你的谎言会先被揭穿，那么之后的话，你再也没有力量去打击你的敌人了。” 侯德建的这段话虽然简单，却道出了学生领袖们永远想不明白的真理。

不管后来的学运领袖们如何吹嘘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也好“伟大的民主启蒙运动”也好，都不能改变那不过是少数的专制野心家利用群众的力量去企图推翻专制政府的事实。学生一方组织混乱，首都高校自治联合会、对话代表团、绝食团、绝食广场指挥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外地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广场联席会议等等各类组织五花八门，谁也代表不了谁，谁也没有经过完整的民主、合法程序选出，对于当年的学运领袖来说，“票选”的少数服从多数可能就是最大的民主，然而即便是这样选举产生的“运动领袖”也不断的被更替罢免，经常是罢免之后再拉人东山再起，几个小时前还是这个组织的领导，几个小时以后就成为另外组织的领导，然后各种组织之间互不买帐，从最初的对话开始，与政府进行对话的就是“学贼”、“出卖学生”，越是激进越能获得更多的号召力，把最初的悼念运动一步步推向了流血的边缘。然而即使到了流血的边缘，仍然没有人愿意停止，仍然在逼迫政府做出屠杀举动，以换取个人的政治资本。有说法在港支联这只幕后黑手的策动下，柴玲李禄拒绝离开广场而催化着流血的发生，以便能摆脱秋后算账逃往境外；而作为港支联策划的目的就是直接把焦点对准政府，借北京的流血与死亡来引起香港居民对97回归的恐怖感。也许这不过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谎言，但却是一个合乎逻辑合乎情理的“谎言”。如此才可以清晰地捋清柴玲接受金培力采访时那些前言不搭后语的实际脉络，一方面认为中国人不值得她为之牺牲，一方面又期待政府的屠刀砍向广场的无辜学生，同时还能让自己这颗“火种”求生。柴玲的错误在于已经知道了政府的屠刀一定会落下，为什么不向广场的学生说明？难道广场上那么多无辜的学生在柴领导的眼中不过如蝼蚁一般？难道非得用他人的鲜血来染自己的红顶子吗？自己要“求生”却让无知的人流血，在谎言之外还出卖自己的良知也许是野心政治家们的必经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激进的学生领袖们也是这场屠杀的凶手，也会永远地被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海外华人争论多年之后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之所以出现了这样的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丧失了理智的学生遇到了同样丧失理智的政府，于是只能以血染长安街的悲剧收场。实际上这场流血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政府不急于作出戒严的选择，如果政府在戒严之后再拖上几个月，想必就不会把自己的魔鬼嘴脸暴露于世界面前。戒严令发出的两周之后，广场上的学生和声援群众已经越来越少，如果这样持续上一两个月，疲劳战术必将击垮广场上的所有人，多么激进的学生也不可能在广场上经历春夏秋冬，疲惫之军强弩之末以一队精兵持棍棒足以。可惜政府却急于安定团结，不合时宜地颁布戒严令，激起百姓侠义心肠，敢发而不敢收，最终只能把自己的残暴面目展示世人面前，苦心经营多年的改革开放形象毁于一旦，不得不在其后的几年中饱尝自己种下的恶果。

在我心中，赵紫阳还是一个“好人”，赵伟大过人之处在于试图寻找到一条民主法制的途径来解决当时的争端，可惜的是赵秀才遇到学生兵，有理也说不清，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对革命的坚定性不容怀疑，任何妥协都会被视为“叛徒”出卖的行为，坚持到底才是伟大崇高的革命理想。赵的怀柔政策用错了对象，任何苦口婆心的说教都被学生认为在考验自己革命的“坚定性”，在以江姐刘胡兰王二小为偶像的年轻人中，赵的一切努力不过是给自己扮成一个“狼外婆”的形象。最后的怀柔失败之后，注定了赵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以失势之士眼看悲剧的发生而回天之力，恐怕是赵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