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亚洲周刊陈文鸿／弗里德曼对当时中国改革决策的影响微之又微，无论是价格改革、「六四」民运，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吴敬琏辩解价格改革政策不是他的主张。价格闯关应是赵紫阳建议，邓小平才作最后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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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陈文鸿博士是着名中国经济研究学者，香港大学毕业，南澳洲 Flinders大学博士，现为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他曾任世界银行顾问、中国政府的港事顾问、日本大藏省属下委员会的委员。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与中央部委的研究机构及上海、广东政府研究机构长期合作，出版《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之经济》、《中国的出口奇迹》等专着。八十年代以来他有关中国发展、改革及香港问题的论文一直受中国领导层重视，其中不少对中央政策有所影响，八九年前后与中国经济智囊多有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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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历史里有一个小插曲是有关刚逝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有人说，八十年代后期弗里德曼与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会面，因此赵信奉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自由市场主张，也或许引导赵在一九八八年推行价格改革，而价格改革闯关的祸，应属「六四」民运的原因之一。()
中共中央的决策过程从来不透明，外人很难知悉具体内情。事实上，在国务院背后，中共中央的决策体制一直不为人知。海外学者的研究往往只能捕风捉影，乃至自作故事地用派系斗争、人事冲突来解释中共政策的变化。由于缺少对中共中央的决策体制、过程、方法的公开资讯，谁都可编说一番，也无法证实或证伪。这么多年来似乎只有美国着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曾出任美国国务院官员)在论着中提及中共中央决策的系统和按政策系统而设的中央领导小组。但中央领导小组怎样运作，他也基本上毫无头绪。因此说弗里德曼影响赵紫阳，赵紫阳推动八八年的价格改革，都是难以确实考证之事。()
不过，当时在赵紫阳身旁或中共中央有关机关工作的人不少，情况应该是很清楚的。问题只是他们不会向外透露情况。笔者有幸在这段时间有些接触，虽然是属于片面，但相信或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价格改革争议极大()
一是价格改革是中国当时市场化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但争议极大。当时力主价格市场化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以及他众多的学生，其中不少在中央的智囊组织任职，也属当时在改革理论和政策影响极大的中青年经济学家组织的成员，在公开的报刊和内部的渠道发表大量的文章和报告。「六四」事件之后的几个月，吴敬琏和他的学生楼继伟（现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来港找我吃饭，整个晚上吴先生辩解价格改革的政策不是他的主张，而是赵紫阳的主意。当时和在此之前在中央作调研的朋友中间，我没有听到任何有关赵紫阳采纳弗里德曼主张的说法。吴先生的辩解也从侧面显示出至少在「六四」前后的时间里，价格改革带来严重的经济混乱，在北京不少人是将之归咎于吴先生的主张和鼓吹。()
二是价格改革在赵紫阳方面，相信是会听取他身边年轻智囊团人物的意见。赵在中共这段时间的中央领导人当中是最愿意听取年轻知识分子的意见，而在改革初期，农村改革的推动者是一批年轻人，大部分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进入中央的智囊机构，包括在赵身边的三大新设的研究所：体改所、发展所和中信的国际所。而体改所的所长王小强更是赵身边最主要的亲信。()
有关价格改革的政策，在当时有颇大的争议，特别是在中国通胀高企、社会反应强烈时。当时中信国际所所长朱嘉明出访拉丁美洲，考察高通胀情况，回来提出「高通胀无害论」，认为高通胀无碍拉丁美洲当时的发展。故此，中国放开价格，进行市场化改革，即使带来高通胀也不会有严重后果。这样说法反对者不少，笔者亦强烈反对。理由是他所见到的拉丁美洲只是官方宣传的情况，不是实况。我相信赵大有可能是听从他的主张。()
朱嘉明提出价格闯关？()
闯价格关是邓小平作最后决定，但赵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不单只是总书记），统管全国财经政策的决策权。以中共中央的决策程序来说，只有赵建议，邓才会作决定。若是赵听从朱嘉明，便当然不涉及吴敬琏，更与弗里德曼（或张五常）无关。()
三是八八年夏天以后，闯价格关的结果是高通胀以及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据说当时中共中央已内定赵紫阳在八九年下台，赵身边的部分年轻亲信也开始出国留学和游学。某一天笔者在北京与中央智囊团的年轻朋友议论政治形势时，大家都同意赵是没法扭转败局，唯一的机会是宫廷政变。我们都是侃大山式的议论，说了便算，但或许可反映出当时与赵关系密切的智囊机构人物的心态──意兴阑珊却也无可奈何。()
八九年四月在北京丰台的京丰宾馆有一个智囊团会议，出席者包括当时中央智囊机构的代表和部分外省代表。海外出席者只有我和当时研究助理郑毓盛（现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据朱嘉明说，会议是为赵紫阳的改革造势。可是会议的讨论对大家来说似乎也是意兴阑珊，提不起劲来。大多数时间笔者是与体改所的朋友喝酒闲聊。外省来的代表情绪激昂，提出极端主张，却得不到北京代表的反应。朱嘉明晚上串房间要求签名发表主张支持赵紫阳，可是反响冷淡。据说，原来赵紫阳会来宾馆会见与会者，可能因为会议起不到原定作用，赵没有来，只派胡启立和宋任穷替代，拍了一张全体照。京丰会议与「六四」事件没有关联。事实上，学生运动的过程中赵身边智囊机构的年轻知识分子只是冷眼旁观，置身度外。只是最后赵要下台、鲍彤召集时，才勉强写文章，发传单，消极反应。()
这里或可一提的是在八八年笔者在蛇口认识了陈子明和王军涛。当时他们给我的印象是鄙视农民，自封职业革命家。据说他们都是与胡耀邦有相当关系者，但我总觉得他们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分析有颇大的偏差。争论之下说不服他们，也没有多大兴趣与他们联系交流。()
「六四」之前的学生运动期间，支援天安门广场学生示威的香港大学生向我查询，王丹及北大学生等召开的学生会议的学生代表为谁，我才知道原来是王军涛在天安门广场主持大局。即时的感觉是这原来是政治运动，自封职业革命者的王军涛因胡耀邦下台涉及赵的落井下石，有赵在，便难有和解协调机会。而有王军涛等人在，赵身边的智囊人物又怎会涉足其内。只是我估计不到连王军涛与王丹也在其后被柴玲等人抢夺了学生运动的主导权，政治举措变成了失控的群众运动，酿成悲剧。()
或许正因为赵的智囊人物在八八年已经开始抽离淡出，部分在八八年及其后出国，滞留海外，部分下海从商，部分则在受政治冲击后仍然在中央部门默默工作。就连在八八年受到拘留，或偷渡逃亡出国，很快也可在内地正常地生活、工作、营商。京丰会议的参加者很多人在九十年代以后更在中央政府里担任重要职务，继续以他们的才智推动中国的进一步改革。()
因弗里德曼去世而重温这段历史，弗里德曼的影响根本上微之又微，无论是价格改革、「六四」风波，中国的经济改革还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在「摸着石头过河」(陈云而不是邓小平的名句)，在错误中学习和探索。也正因如此，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如苏联那样给俄罗斯和相关国家的广大人民带来历史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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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陈文鸿博士是着名中国经济研究学者，香港大学毕业，南澳洲 Flinders大学博士，现为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他曾任世界银行顾问、中国政府的港事顾问、日本大藏省属下委员会的委员。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与中央部委的研究机构及上海、广东政府研究机构长期合作，出版《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之经济》、《中国的出口奇迹》等专着。八十年代以来他有关中国发展、改革及香港问题的论文一直受中国领导层重视，其中不少对中央政策有所影响，八九年前后与中国经济智囊多有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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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历史里有一个小插曲是有关刚逝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有人说，八十年代后期弗里德曼与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会面，因此赵信奉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自由市场主张，也或许引导赵在一九八八年推行价格改革，而价格改革闯关的祸，应属「六四」民运的原因之一。()
中共中央的决策过程从来不透明，外人很难知悉具体内情。事实上，在国务院背后，中共中央的决策体制一直不为人知。海外学者的研究往往只能捕风捉影，乃至自作故事地用派系斗争、人事冲突来解释中共政策的变化。由于缺少对中共中央的决策体制、过程、方法的公开资讯，谁都可编说一番，也无法证实或证伪。这么多年来似乎只有美国着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曾出任美国国务院官员)在论着中提及中共中央决策的系统和按政策系统而设的中央领导小组。但中央领导小组怎样运作，他也基本上毫无头绪。因此说弗里德曼影响赵紫阳，赵紫阳推动八八年的价格改革，都是难以确实考证之事。()
不过，当时在赵紫阳身旁或中共中央有关机关工作的人不少，情况应该是很清楚的。问题只是他们不会向外透露情况。笔者有幸在这段时间有些接触，虽然是属于片面，但相信或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价格改革争议极大()
一是价格改革是中国当时市场化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但争议极大。当时力主价格市场化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以及他众多的学生，其中不少在中央的智囊组织任职，也属当时在改革理论和政策影响极大的中青年经济学家组织的成员，在公开的报刊和内部的渠道发表大量的文章和报告。「六四」事件之后的几个月，吴敬琏和他的学生楼继伟（现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来港找我吃饭，整个晚上吴先生辩解价格改革的政策不是他的主张，而是赵紫阳的主意。当时和在此之前在中央作调研的朋友中间，我没有听到任何有关赵紫阳采纳弗里德曼主张的说法。吴先生的辩解也从侧面显示出至少在「六四」前后的时间里，价格改革带来严重的经济混乱，在北京不少人是将之归咎于吴先生的主张和鼓吹。()
二是价格改革在赵紫阳方面，相信是会听取他身边年轻智囊团人物的意见。赵在中共这段时间的中央领导人当中是最愿意听取年轻知识分子的意见，而在改革初期，农村改革的推动者是一批年轻人，大部分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进入中央的智囊机构，包括在赵身边的三大新设的研究所：体改所、发展所和中信的国际所。而体改所的所长王小强更是赵身边最主要的亲信。()
有关价格改革的政策，在当时有颇大的争议，特别是在中国通胀高企、社会反应强烈时。当时中信国际所所长朱嘉明出访拉丁美洲，考察高通胀情况，回来提出「高通胀无害论」，认为高通胀无碍拉丁美洲当时的发展。故此，中国放开价格，进行市场化改革，即使带来高通胀也不会有严重后果。这样说法反对者不少，笔者亦强烈反对。理由是他所见到的拉丁美洲只是官方宣传的情况，不是实况。我相信赵大有可能是听从他的主张。()
朱嘉明提出价格闯关？()
闯价格关是邓小平作最后决定，但赵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不单只是总书记），统管全国财经政策的决策权。以中共中央的决策程序来说，只有赵建议，邓才会作决定。若是赵听从朱嘉明，便当然不涉及吴敬琏，更与弗里德曼（或张五常）无关。()
三是八八年夏天以后，闯价格关的结果是高通胀以及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据说当时中共中央已内定赵紫阳在八九年下台，赵身边的部分年轻亲信也开始出国留学和游学。某一天笔者在北京与中央智囊团的年轻朋友议论政治形势时，大家都同意赵是没法扭转败局，唯一的机会是宫廷政变。我们都是侃大山式的议论，说了便算，但或许可反映出当时与赵关系密切的智囊机构人物的心态──意兴阑珊却也无可奈何。()
八九年四月在北京丰台的京丰宾馆有一个智囊团会议，出席者包括当时中央智囊机构的代表和部分外省代表。海外出席者只有我和当时研究助理郑毓盛（现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据朱嘉明说，会议是为赵紫阳的改革造势。可是会议的讨论对大家来说似乎也是意兴阑珊，提不起劲来。大多数时间笔者是与体改所的朋友喝酒闲聊。外省来的代表情绪激昂，提出极端主张，却得不到北京代表的反应。朱嘉明晚上串房间要求签名发表主张支持赵紫阳，可是反响冷淡。据说，原来赵紫阳会来宾馆会见与会者，可能因为会议起不到原定作用，赵没有来，只派胡启立和宋任穷替代，拍了一张全体照。京丰会议与「六四」事件没有关联。事实上，学生运动的过程中赵身边智囊机构的年轻知识分子只是冷眼旁观，置身度外。只是最后赵要下台、鲍彤召集时，才勉强写文章，发传单，消极反应。()
这里或可一提的是在八八年笔者在蛇口认识了陈子明和王军涛。当时他们给我的印象是鄙视农民，自封职业革命家。据说他们都是与胡耀邦有相当关系者，但我总觉得他们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分析有颇大的偏差。争论之下说不服他们，也没有多大兴趣与他们联系交流。()
「六四」之前的学生运动期间，支援天安门广场学生示威的香港大学生向我查询，王丹及北大学生等召开的学生会议的学生代表为谁，我才知道原来是王军涛在天安门广场主持大局。即时的感觉是这原来是政治运动，自封职业革命者的王军涛因胡耀邦下台涉及赵的落井下石，有赵在，便难有和解协调机会。而有王军涛等人在，赵身边的智囊人物又怎会涉足其内。只是我估计不到连王军涛与王丹也在其后被柴玲等人抢夺了学生运动的主导权，政治举措变成了失控的群众运动，酿成悲剧。()
或许正因为赵的智囊人物在八八年已经开始抽离淡出，部分在八八年及其后出国，滞留海外，部分下海从商，部分则在受政治冲击后仍然在中央部门默默工作。就连在八八年受到拘留，或偷渡逃亡出国，很快也可在内地正常地生活、工作、营商。京丰会议的参加者很多人在九十年代以后更在中央政府里担任重要职务，继续以他们的才智推动中国的进一步改革。()
因弗里德曼去世而重温这段历史，弗里德曼的影响根本上微之又微，无论是价格改革、「六四」风波，中国的经济改革还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在「摸着石头过河」(陈云而不是邓小平的名句)，在错误中学习和探索。也正因如此，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如苏联那样给俄罗斯和相关国家的广大人民带来历史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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