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记者郑作时／15年前，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给自己提出设问：历史上，同样是西方向东方渗透的桥头堡──加尔各答和孟买改变了印度，上海改变了中国吗？我们的看法是，上海改变了中国。27年前，深圳起缘于市场经济的草莽试验；16年前，上海的使命是承担于中国国运。上海必须迅速切入角色，担当象征作用。
历史总是在制造戏剧性。上海崛起的这16年，克林顿治下的美国完成了信息革命而走出经济困境：中国人看美国──“人傻、钱多，速去！”美国人看中国，“人多，钱少，速去。”世界经济史进入21世纪之后，新兴国家经济增长势头汹涌澎湃，当教育、技术、传播共同发生变革，全球都在发生剧烈变化，全球化经济生存需要经济体之间彼此咬合，工业化促动城市主义盛行，城市之间开始发生最为激烈的竞争。
世界在发现上海：看，那就是中国的经济首都，有1900万人口，她会是未来的纽约！有人说，如果你要研究中国2000年的历史，要去西安；要研究500年的历史，就去北京；而研究20世纪以来的历史，就要来上海。
以中国城市当量计，上海北面有北京，南面有香港。香港在中国内地施行近30年的计划经济期间，走过了一轮崛起过程，在亚洲，香港完成了对昔日上海经济地位的替代。如今，上海正在还原她的梦想和传奇。其实，上海戏剧刚刚展开。仅仅16年时间，如果你希望让她承担中国，让她承担世界，那就给她充足的时间。
这16年的时间，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城市为重心的阶段。以2006年为分水岭，中国开始细致执行城市、农村统筹发展的国策。一枝独秀的上海周期结束了吗？不会。她又要进入一个新的使命的孕育期。全球化遇到困难，整个世界进入了政治经济学时代。在上海，位于市中心区域的中共一大会址与有着“崭新的天与地”语意的新天地隔街相望,上海自有属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学。
秋立而凉风至。2006年立秋以后的上海，自然界的凉风并没有如约而至，天气依然如盛夏一般闷热。但经过了8月底9月初的秋雨后，凉意浸淫了浮华依旧的上海滩。虽然这一档期没有了F1，没有了财富论坛，没有了顶级奢侈品展等等以往上海人引以自豪且能灼热人眼球的东西。然而，作为中国经济之都的上海，此时却因为一个叫张荣坤的曾经风云上海滩的富豪被抓和与之有牵连的社保案，以及周正毅出狱后再次被要求协助调查、周正毅的专职管教被双规等已公之于众的新闻事件和种种坊间传言，再次聚焦了世人和媒体的目光……
作为中国人，你也许听到过上海外滩钟楼的钟声，看到过黄浦江上万吨轮驶过的影子；也许登上过金茂大厦或者是东方明珠的顶层。可是这样你就了解上海了吗？或者你还知道衡山路、高安路那些安静的旧式花园别墅；淮海路、南京路的繁华；磁悬浮和赛车场的高速度；甚至是石库门房子里上海人家的辛酸……这些足够了吗？
也许你还知道上海之于现代中国政治社会中的意义：中国现代工业的发源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退守台湾之前国民党政权财政支持者的集聚地……也许你还知道更多：自开埠以来上海就是现代中国梦的一个剪影，它承载着中国人的强国梦；也承载着许多中国人的财富梦、纵欲梦；也知道上海是外国人和外国资本布局中国的最重要的一站……
然而，在当下一系列新闻事件之后，人们更想知道，上海，它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在浙江金华一家私营企业里担任技术负责人的上海老工程师张华对上海的批评可不少：“又是建磁悬浮，又是建赛车场，上海的场面越来越大，可实质性的东西却越来越少。制造业工厂都外迁了，土地太贵，中心城区和郊区盖起一大片一大片的住房，盖房子才赚钱。你去看看，外滩两岸上的广告还有几个是上海本地产品？不要说产品，恐怕连品牌都留不下几个了。上海已经成为全世界大众消费品到中国来展示的第一站，可是作为东道主的上海，可以上去的就是上海家化，这恐怕也太寒酸了吧。没有产品、甚至没有品牌的基础，一个城市能有多少经济基础？上海这样能行吗？”
作为从上世纪80年代就来到浙江做星期天工程师，进而离开上海，在外地诸多企业辗转工作的张华来说，上海从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城市转变到现在以金融等服务业为基础，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到像张华这样的高级技术人员都无法就地转型，他必须要到外地企业工作，抛家别子，张华自然对上海的问题看得更多一些。
上海制造业成本过高确是事实。上海长谷建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琼孚先生说：“我们没有办法和内地企业竞争，现在产品几乎全部都是外销，这样才能有盈利。” 吴先生所在的长谷建材公司是10年前来到上海投资的台商企业，也是长三角地区着名的企业。当年的投资成本远低于现在，如果现在一个同样是生产瓷砖的企业再来上海投资，恐怕只有亏本而回了。
但似乎看来上海的经济并没有因为失去制造业而衰落。一个又一个本地金融交易所的成立，一家又一家的外资银行进入，跨国公司更是在浦东扎了堆。上海，在 2006年表现出的，还是繁华。记者在8月31日的上海新客站随机拦下了刚到上海的10位新上海人，没有一名对上海的未来和自己的未来表示悲观。近来一直非常低调的上海民企领袖刘永行在这一点上的表态非常明确：“上海的未来是光明的。”
上海濒临太平洋，并有黄埔江直接与之相联，身居中国极为富庶的江浙平原中间，通过水系几乎可以与整个中国腹地相联。早在开埠之前的明清时代，上海先后以 “木棉文绫，衣被天下”和“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闻名于世。上海领衔中国城市经济已经百年。但它的开埠却是非常屈辱的：几个英国人拿着《中英南京条约》到当时只有两平方公里的上海县城老城厢要求进入。这样的屈辱，上海承受了很多次。这个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几乎令所有来中国的殖民者看中，清政府一次次的战败以及随后的城下之盟，几乎都意味着上海城外租界的增加。
租界的成立和西方人的进入，除了使殖民时期西方掠夺中国的目标成为事实，同时也带进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和上海的买办文化。一方面“为洋人办事”的买办为人唾弃，另一方面他们也成为晚清上海官办工业的一代启蒙者，杰出者如唐廷枢，后来他就离开服务10年的怡和洋行而成为着名企业招商局的总办，并与红极一时的晚清重臣李鸿章一起创办了一系列洋务运动着名企业，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
洋租界和华界的分隔，使上海出现了各种制度并存的多头城市管理格局，这种“万国之国”的状况，令其在大部分时间里躲过了战火纷飞，由于租界的存在，上海可以偏安于一隅。同时，江浙的地主阶层也因战乱进而裹携财富纷纷而入，上海成为吸收整个中国财富的一个中心。
到30年代，上海工业占整个中国的一半。由石库门房子、有轨电车和大世界舞厅里的浮华情调组成了“上海景象”，并构成了上海的符号。当时的上海因此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投资中心，也成为整个中国的工业中心。就金融而言，它有了门类齐全的投资市场和证券交易中心。长期研究上海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教授说，上海是打开现代中国的钥匙。
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大量的故事。1893年，英国人麦边利用中国人对橡胶工业的无知，在媒体上制造大量橡胶工业的利好消息，进而在上海成立一个空壳的蓝殖志橡胶公司，随即利用国外银行借款向董事发放红利，假红利造成了蓝殖志公司在海外橡胶园极度盈利的假象，然后又授权上海的中汇银行对蓝殖志公司的股票进行交易，并雇用人排队，真正的投资者终于上当，大量上海工商业者开始买入蓝殖志公司股票，并造成这个根本子虚乌有的公司股票价格飞涨。公司股票涨到最高点时，麦边已经抛出了所有这个公司的股票，带着获利的1000万银元逃离上海，中汇银行也随之停止交易。
这个骗局在上海造成了所谓的“橡胶风潮”，致使上海大量钱庄受到严重损失，个人投资者的亏损当然更不用说。这是中国人在经济上的一次惨痛教训，麦边利用中国人对海外产业和金融两个方面的无知，这个故事，也几乎成为当时上海冒险致富中最传奇的故事。在工业方面，中国工业史无法回避上海的成功。研究西方的工业品制造并把它转化成中国产品，是当时中国民族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程序。上海纺织业的发展就走了引进设备雇佣工人的道路。
其间，在产业发展中最成功的，莫过于一个化学家和一个商人的故事。当时日本商人称为味之素的味精风靡上海，此时，化学家吴蕴初历经天津、武汉两个工厂创业失败，吴发现，味之素这个调味品从成分分析上来说只不过是谷氨酸钠而已。于是他在自家阁楼上连续研制，研究出谷氨酸钠的生产方法，并在上海找到了宁波商帮中一个有文化基础的商人张逸云，两人一起用5000元资本开办了一个简陋的小工厂，生产出国产的天厨味精，竟然一举击败日本的进口货。日本商人不肯罢休，突然杀出回马枪──提高盐酸(味精原料)价格，吴蕴初顺势而为，利用味精生产带来的利润投资了氯硷化工厂，几个回合下来，不但击退了日本商人的原料要挟，也完善了自身的价值链。
吴蕴初与麦边的故事，表达了上海传奇的两个方面。一个凭智慧矢志而为，一个靠出卖信用骗取而得；一个以弱击强，一个以强欺弱。这两个人在上海滩同样成就梦想，除去道德因素，却一致地为当时的上海滩的魅力加分。在上海，这样的故事还可以写出一大批，祥生出租车行的吴祥生在出租车业上从白手起家到垄断经营；新中公司支秉渊造出第一辆纯中国血统的汽车；上海纺织工业对全国市场的根本性影响……这些商业故事足以傲人，以致于在旧上海为人津津乐道。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类似的冒险与传奇故事数十年后还在一个已经现代化的上海不断上演，只不过是换了演员和布景。
繁荣的金融市场和工业使上海文化取得演进，独立的新闻媒体出现了，《大公报》、《申报》领中国新闻界一代风骚，海上文人出现了，大量寄居于北京的名人都从北京移居上海，上海一时之间几乎成为超脱于30年代苦难中国的一个远东现代化城市。
结束上海黄金十年的，是抗战的烽火。1937年8·13抗战之后，上海的工业随国民政府内迁而内迁。一个高度集中的工业城市一夜之间消失了，而上海上世纪 30年代的经济传奇，也戛然而止。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的发展成了国民政府官办经济的一部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银行和邮政汇金局、中央信托局垄断了整个金融业，并间接控制了所有的民族工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恶性膨胀，扼杀了国统区工商业和农业的生机，造成了国统区工商业、农业、财政经济的崩溃。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工业一直处于计划经济的发展阶段之中，虽然工业门类齐全，并在经济短缺时代呈现了自己的价值(包括上海货名扬全国)，但活力日渐丧失。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的10年之间，上海仍囿于计划经济时代遗产的困扰，国企转型极为缓慢。90年代之初，上海制造业危机初露端倪，传统的优势行业如纺织、服装业开始被来自浙江、江苏和广东的企业夺走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广东企业在食品业上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随着机制更为灵活的民营企业在技术和设备上的日趋完善，上海企业在日用轻工领域的优势一个一个地被拉平、赶上。那个时候，上海人开始为自己寻找安心理由，比如说，“别看广东食品攻进上海了，可这些广东企业的生产线还是上海制造”。不过，人们很快发现，上海在轻工设备制造方面也开始失去优势。
所有这些，体制使然。由于体制问题，上海企业无法跟上越来越快的市场节奏。一个细节是，江苏常熟的服装销售经理可以在上海华联商厦里用电话瞬间反映客户要求进行改型，而上海服装企业要提出一次削价则要经过数个部门的批准。无法跟上市场的上海企业，使整个经济失去了活力，上海作为一个工业城市开始没落了。 80年代开始，首先是人才开始外流。大量懂技术的“上海师傅”流向了江浙闽粤，人才与资本的结合使这些地方的企业迅速在终端消费品市场上崛起，反过来抢占上海市场。
产品失去市场使上海的经济蒙尘，同时，上海市政建设公共投入严重不足，最直接的表现是，在1990年之前，上海成了全国人均住房和道路最为紧张的城市，人均住房只有2.8平方米，一平方米公交汽车上最高时要挤进11个人，上海制造业的没落，公共投入的欠账，进一步使上海文化不再受人艳羡。改革开放十余年时间，中国经济总动员发达了广东珠三角，上海却步入老态，深怀的财富梦想渐行渐远。直到另一位老人把她再次拉进了春天。
中央政府最高决策层没有忘记曾为共和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上海，她曾贡献了全国1/6的财政。1990年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时，正式提出开发浦东，并指出浦东开发已经晚了5年，但晚一点也可以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搞得更好。中央政府给上海的第一个礼物，是资本市场。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接着是上海的金属交易所、航运交易所、粮食交易所。这些交易所的建立，初步为上海搭建了全国性的金融体系，使上海以现代资本市场的姿态，像一块洼地一样把全国的资本吸收进来。
尤其是一直以来为人关注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股票上市和公司融资方面，它一直得政策之利而优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使中国证券市场早期数百亿、后期上万亿的资金始终围绕着上海这块洼地打转。另外，证券交易所还使数百只上海本地股领地利之便上市，为上海大范围内改造国企提供了条件。虽然国有体制和以前的优势使上海传统产业企业转型艰难，但国内民营企业触角尚无力延伸的产业，上海试图有所作为。另外，上海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人力资源也使它很快找到了应有的位置。后来入驻上海的国内着名民营企业家史玉柱说过他对上海人的看法：“他们是最好的职员，永远不会为自己创业而与东家争夺资源。”
从1992年开始，在优势产业和吸引外资上，上海开始成为一块热土，台资、港资、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上海。从1995年开始，顶级的跨国公司和顶级的投资数字都开始出现：1995年，美国西屋电气投资3亿美元；1996年美国英特尔公司投资2.3亿美元；1997年日本NEC投资12亿美元；1998年德国克虏伯公司投资14.3亿美元；1999年韩国三星、美国富特投资2.5亿美元。仅仅到2000年，就有250亿美元的外资落户上海，使上海至少从形式上实现了产业升级。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99年9月29日，以“中国未来50年”为主题的《财富》第5届论坛在上海闭幕。这不是一本杂志简单的衍生产品。这是财富论坛第一次落地中国，而且选中的是“当今中国最具经济潜力和活力的城市”上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和300余名跨国公司首脑、200余名中国大企业老总以及超过800名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政要、学界名流参加了论坛的活动。一个现代的富裕开放的并得到强有力支持的上海形象展现在世界面前。
如果说上海第一次开埠是被迫接纳外国人，现在的上海，却是主动地全身心地张开双臂拥抱外国人和跨国资本，并且不遗余力，动用了各种政商资源。在征用土地方面，上海为引进通用公司曾经创造了3个月完成1平方公里土地从居民迁出直至全部平整完毕的奇迹；在人才方面，上海开设了蓝印户口通道，为高级人才的进入打开户籍制度的一扇小门；甚至在资金方面也为外资企业的困难想出解决方案：泰国正大集团进入浦东小陆家嘴建设商贸中心正大广场时，因为遇上东南亚金融危机而被迫陷入停顿，上海方面不惜动用本地上市公司陆家嘴的资金来启动它的建设。
到2000年，上海可以说完成了它惊险的一跃：从计划经济的传统产业中跃身而出，以高起点引进跨国公司完成城市产业的更新；以资本市场为纽带不断进入对传统产业的盘存。有了这两只手，上海就有了不断扩大的政府收入，可以从容投入城市建设和公共设施改造。到2001年，在上海为APEC会议燃放的礼花中，人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远东中心在招手。是的，谁能想到仅仅在10年之后，在上海外滩那一排灰色的银行大楼对面，新上海的标志会如此宏伟？东方明珠、上海国际会议中心还有金茂大厦，以它们为中心，上海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新路径。一路下去，彼岸就在眼前，上海将会有一个新的光荣时代出现。
2001年是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之都在社会声誉上的一个顶峰时代。那个时候，上海似乎是完美无缺的，跨国资本正在“发现上海”，而本地国企正在利用资本市场和股份制结构进行改造，政府极为提倡海派文化，城市公共建设已经初见成效并且还在大规模展开，周围省份和城市接受上海辐射的说法此起彼伏。
但回顾起来，这种声誉上的顶峰对于上海这个还在行进中的城市并不完全是好事。它意味着上海在接下来的动作中都必须做到更好。然而，上海其实存在着数大隐忧：大规模的建设需要更多的政府投入，这种投入能否持续？国企改革、股份制改造是否顺利？而最为关键的是，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上海能否为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产业群，能够容纳从传统产业里分流出来的巨大就业人群？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上海作为一个城市，现在正在经历着高峰后的一个低谷时期。2001年的巅峰之后，上海在城市硬件投入上仍然不遗余力，顶峰时期得到的赞美使城市的决策者们似乎有了更大的动力来争抢各种各样的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上海从市民到管理者都陶醉于外界巨大的赞叹声。全球第一条磁悬浮线路；中国第一个赛车场；最长的跨海大桥；最高的环球金融大厦；数不清的“第一”纷纷在上海出现了，有的是地方政府出资，更多的是与地方政府相关的国资公司出资。
作为城市，上海获得了巨大的荣耀，而市民们感受到的，只是房价越来越高，房租越来越贵。他们不知道的是这背后的利益链条。实际上，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其实是有限的，除了正常的税收外，出售土地获得的收入是最大的来源。在上海，市民已经背负着他们无法背负的房价，使老市民不敢改善住房条件，使新进入上海的年轻一代出现了群租现象。“高楼背后有寒屋”，在曾经强硬的拆迁政策面前，寒屋也不得保全。2003年，小有名气的沪上小话剧导演张广天就曾投拆本刊：他为保住父母的一所房屋，曾经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一个人在里面住了一星期。
该来的总会来的。如果说市民感觉不到他们为房价付出的代价──这些代价通过曲折的链条进入到上海的一项项“第一”中去──的话，那么当房价因素通过员工提薪要求、各种商品的价格反应到城市的经济活动中以后，直接感受到寒意的就是企业。在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上海超前的城建速度已经反应到企业的综合成本中来，上海成为全国工资高地、商品和服务业价格高地。外资的制造业企业开始撤离上海，联合利华把整个工厂全部搬到安徽，1984年就到上海的3M公司把新的工厂建在苏州。“十五”期间，浦东的引进外资项目在10亿美元以上的，一个也没有。
浦东又要转型了，这一次，浦东新区的官员们把希望寄托在现代服务业的概念上，他们希望把浦东建成一个总部型的区域。即利用浦东的区位优势，让巨型公司把总部放在浦东，把企业中高技术含量的部分留在上海，而把制造业放在江浙。这样的转型能否实现，现在还不得而知。
历史总是在制造戏剧性。上海崛起的这16年，克林顿治下的美国完成了信息革命而走出经济困境：中国人看美国──“人傻、钱多，速去！”美国人看中国，“人多，钱少，速去。”世界经济史进入21世纪之后，新兴国家经济增长势头汹涌澎湃，当教育、技术、传播共同发生变革，全球都在发生剧烈变化，全球化经济生存需要经济体之间彼此咬合，工业化促动城市主义盛行，城市之间开始发生最为激烈的竞争。
世界在发现上海：看，那就是中国的经济首都，有1900万人口，她会是未来的纽约！有人说，如果你要研究中国2000年的历史，要去西安；要研究500年的历史，就去北京；而研究20世纪以来的历史，就要来上海。
以中国城市当量计，上海北面有北京，南面有香港。香港在中国内地施行近30年的计划经济期间，走过了一轮崛起过程，在亚洲，香港完成了对昔日上海经济地位的替代。如今，上海正在还原她的梦想和传奇。其实，上海戏剧刚刚展开。仅仅16年时间，如果你希望让她承担中国，让她承担世界，那就给她充足的时间。
这16年的时间，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城市为重心的阶段。以2006年为分水岭，中国开始细致执行城市、农村统筹发展的国策。一枝独秀的上海周期结束了吗？不会。她又要进入一个新的使命的孕育期。全球化遇到困难，整个世界进入了政治经济学时代。在上海，位于市中心区域的中共一大会址与有着“崭新的天与地”语意的新天地隔街相望,上海自有属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学。
秋立而凉风至。2006年立秋以后的上海，自然界的凉风并没有如约而至，天气依然如盛夏一般闷热。但经过了8月底9月初的秋雨后，凉意浸淫了浮华依旧的上海滩。虽然这一档期没有了F1，没有了财富论坛，没有了顶级奢侈品展等等以往上海人引以自豪且能灼热人眼球的东西。然而，作为中国经济之都的上海，此时却因为一个叫张荣坤的曾经风云上海滩的富豪被抓和与之有牵连的社保案，以及周正毅出狱后再次被要求协助调查、周正毅的专职管教被双规等已公之于众的新闻事件和种种坊间传言，再次聚焦了世人和媒体的目光……
作为中国人，你也许听到过上海外滩钟楼的钟声，看到过黄浦江上万吨轮驶过的影子；也许登上过金茂大厦或者是东方明珠的顶层。可是这样你就了解上海了吗？或者你还知道衡山路、高安路那些安静的旧式花园别墅；淮海路、南京路的繁华；磁悬浮和赛车场的高速度；甚至是石库门房子里上海人家的辛酸……这些足够了吗？
也许你还知道上海之于现代中国政治社会中的意义：中国现代工业的发源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退守台湾之前国民党政权财政支持者的集聚地……也许你还知道更多：自开埠以来上海就是现代中国梦的一个剪影，它承载着中国人的强国梦；也承载着许多中国人的财富梦、纵欲梦；也知道上海是外国人和外国资本布局中国的最重要的一站……
然而，在当下一系列新闻事件之后，人们更想知道，上海，它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在浙江金华一家私营企业里担任技术负责人的上海老工程师张华对上海的批评可不少：“又是建磁悬浮，又是建赛车场，上海的场面越来越大，可实质性的东西却越来越少。制造业工厂都外迁了，土地太贵，中心城区和郊区盖起一大片一大片的住房，盖房子才赚钱。你去看看，外滩两岸上的广告还有几个是上海本地产品？不要说产品，恐怕连品牌都留不下几个了。上海已经成为全世界大众消费品到中国来展示的第一站，可是作为东道主的上海，可以上去的就是上海家化，这恐怕也太寒酸了吧。没有产品、甚至没有品牌的基础，一个城市能有多少经济基础？上海这样能行吗？”
作为从上世纪80年代就来到浙江做星期天工程师，进而离开上海，在外地诸多企业辗转工作的张华来说，上海从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城市转变到现在以金融等服务业为基础，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到像张华这样的高级技术人员都无法就地转型，他必须要到外地企业工作，抛家别子，张华自然对上海的问题看得更多一些。
上海制造业成本过高确是事实。上海长谷建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琼孚先生说：“我们没有办法和内地企业竞争，现在产品几乎全部都是外销，这样才能有盈利。” 吴先生所在的长谷建材公司是10年前来到上海投资的台商企业，也是长三角地区着名的企业。当年的投资成本远低于现在，如果现在一个同样是生产瓷砖的企业再来上海投资，恐怕只有亏本而回了。
但似乎看来上海的经济并没有因为失去制造业而衰落。一个又一个本地金融交易所的成立，一家又一家的外资银行进入，跨国公司更是在浦东扎了堆。上海，在 2006年表现出的，还是繁华。记者在8月31日的上海新客站随机拦下了刚到上海的10位新上海人，没有一名对上海的未来和自己的未来表示悲观。近来一直非常低调的上海民企领袖刘永行在这一点上的表态非常明确：“上海的未来是光明的。”
上海濒临太平洋，并有黄埔江直接与之相联，身居中国极为富庶的江浙平原中间，通过水系几乎可以与整个中国腹地相联。早在开埠之前的明清时代，上海先后以 “木棉文绫，衣被天下”和“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闻名于世。上海领衔中国城市经济已经百年。但它的开埠却是非常屈辱的：几个英国人拿着《中英南京条约》到当时只有两平方公里的上海县城老城厢要求进入。这样的屈辱，上海承受了很多次。这个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几乎令所有来中国的殖民者看中，清政府一次次的战败以及随后的城下之盟，几乎都意味着上海城外租界的增加。
租界的成立和西方人的进入，除了使殖民时期西方掠夺中国的目标成为事实，同时也带进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和上海的买办文化。一方面“为洋人办事”的买办为人唾弃，另一方面他们也成为晚清上海官办工业的一代启蒙者，杰出者如唐廷枢，后来他就离开服务10年的怡和洋行而成为着名企业招商局的总办，并与红极一时的晚清重臣李鸿章一起创办了一系列洋务运动着名企业，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
洋租界和华界的分隔，使上海出现了各种制度并存的多头城市管理格局，这种“万国之国”的状况，令其在大部分时间里躲过了战火纷飞，由于租界的存在，上海可以偏安于一隅。同时，江浙的地主阶层也因战乱进而裹携财富纷纷而入，上海成为吸收整个中国财富的一个中心。
到30年代，上海工业占整个中国的一半。由石库门房子、有轨电车和大世界舞厅里的浮华情调组成了“上海景象”，并构成了上海的符号。当时的上海因此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投资中心，也成为整个中国的工业中心。就金融而言，它有了门类齐全的投资市场和证券交易中心。长期研究上海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教授说，上海是打开现代中国的钥匙。
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大量的故事。1893年，英国人麦边利用中国人对橡胶工业的无知，在媒体上制造大量橡胶工业的利好消息，进而在上海成立一个空壳的蓝殖志橡胶公司，随即利用国外银行借款向董事发放红利，假红利造成了蓝殖志公司在海外橡胶园极度盈利的假象，然后又授权上海的中汇银行对蓝殖志公司的股票进行交易，并雇用人排队，真正的投资者终于上当，大量上海工商业者开始买入蓝殖志公司股票，并造成这个根本子虚乌有的公司股票价格飞涨。公司股票涨到最高点时，麦边已经抛出了所有这个公司的股票，带着获利的1000万银元逃离上海，中汇银行也随之停止交易。
这个骗局在上海造成了所谓的“橡胶风潮”，致使上海大量钱庄受到严重损失，个人投资者的亏损当然更不用说。这是中国人在经济上的一次惨痛教训，麦边利用中国人对海外产业和金融两个方面的无知，这个故事，也几乎成为当时上海冒险致富中最传奇的故事。在工业方面，中国工业史无法回避上海的成功。研究西方的工业品制造并把它转化成中国产品，是当时中国民族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程序。上海纺织业的发展就走了引进设备雇佣工人的道路。
其间，在产业发展中最成功的，莫过于一个化学家和一个商人的故事。当时日本商人称为味之素的味精风靡上海，此时，化学家吴蕴初历经天津、武汉两个工厂创业失败，吴发现，味之素这个调味品从成分分析上来说只不过是谷氨酸钠而已。于是他在自家阁楼上连续研制，研究出谷氨酸钠的生产方法，并在上海找到了宁波商帮中一个有文化基础的商人张逸云，两人一起用5000元资本开办了一个简陋的小工厂，生产出国产的天厨味精，竟然一举击败日本的进口货。日本商人不肯罢休，突然杀出回马枪──提高盐酸(味精原料)价格，吴蕴初顺势而为，利用味精生产带来的利润投资了氯硷化工厂，几个回合下来，不但击退了日本商人的原料要挟，也完善了自身的价值链。
吴蕴初与麦边的故事，表达了上海传奇的两个方面。一个凭智慧矢志而为，一个靠出卖信用骗取而得；一个以弱击强，一个以强欺弱。这两个人在上海滩同样成就梦想，除去道德因素，却一致地为当时的上海滩的魅力加分。在上海，这样的故事还可以写出一大批，祥生出租车行的吴祥生在出租车业上从白手起家到垄断经营；新中公司支秉渊造出第一辆纯中国血统的汽车；上海纺织工业对全国市场的根本性影响……这些商业故事足以傲人，以致于在旧上海为人津津乐道。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类似的冒险与传奇故事数十年后还在一个已经现代化的上海不断上演，只不过是换了演员和布景。
繁荣的金融市场和工业使上海文化取得演进，独立的新闻媒体出现了，《大公报》、《申报》领中国新闻界一代风骚，海上文人出现了，大量寄居于北京的名人都从北京移居上海，上海一时之间几乎成为超脱于30年代苦难中国的一个远东现代化城市。
结束上海黄金十年的，是抗战的烽火。1937年8·13抗战之后，上海的工业随国民政府内迁而内迁。一个高度集中的工业城市一夜之间消失了，而上海上世纪 30年代的经济传奇，也戛然而止。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的发展成了国民政府官办经济的一部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银行和邮政汇金局、中央信托局垄断了整个金融业，并间接控制了所有的民族工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恶性膨胀，扼杀了国统区工商业和农业的生机，造成了国统区工商业、农业、财政经济的崩溃。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工业一直处于计划经济的发展阶段之中，虽然工业门类齐全，并在经济短缺时代呈现了自己的价值(包括上海货名扬全国)，但活力日渐丧失。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的10年之间，上海仍囿于计划经济时代遗产的困扰，国企转型极为缓慢。90年代之初，上海制造业危机初露端倪，传统的优势行业如纺织、服装业开始被来自浙江、江苏和广东的企业夺走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广东企业在食品业上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随着机制更为灵活的民营企业在技术和设备上的日趋完善，上海企业在日用轻工领域的优势一个一个地被拉平、赶上。那个时候，上海人开始为自己寻找安心理由，比如说，“别看广东食品攻进上海了，可这些广东企业的生产线还是上海制造”。不过，人们很快发现，上海在轻工设备制造方面也开始失去优势。
所有这些，体制使然。由于体制问题，上海企业无法跟上越来越快的市场节奏。一个细节是，江苏常熟的服装销售经理可以在上海华联商厦里用电话瞬间反映客户要求进行改型，而上海服装企业要提出一次削价则要经过数个部门的批准。无法跟上市场的上海企业，使整个经济失去了活力，上海作为一个工业城市开始没落了。 80年代开始，首先是人才开始外流。大量懂技术的“上海师傅”流向了江浙闽粤，人才与资本的结合使这些地方的企业迅速在终端消费品市场上崛起，反过来抢占上海市场。
产品失去市场使上海的经济蒙尘，同时，上海市政建设公共投入严重不足，最直接的表现是，在1990年之前，上海成了全国人均住房和道路最为紧张的城市，人均住房只有2.8平方米，一平方米公交汽车上最高时要挤进11个人，上海制造业的没落，公共投入的欠账，进一步使上海文化不再受人艳羡。改革开放十余年时间，中国经济总动员发达了广东珠三角，上海却步入老态，深怀的财富梦想渐行渐远。直到另一位老人把她再次拉进了春天。
中央政府最高决策层没有忘记曾为共和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上海，她曾贡献了全国1/6的财政。1990年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时，正式提出开发浦东，并指出浦东开发已经晚了5年，但晚一点也可以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搞得更好。中央政府给上海的第一个礼物，是资本市场。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接着是上海的金属交易所、航运交易所、粮食交易所。这些交易所的建立，初步为上海搭建了全国性的金融体系，使上海以现代资本市场的姿态，像一块洼地一样把全国的资本吸收进来。
尤其是一直以来为人关注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股票上市和公司融资方面，它一直得政策之利而优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使中国证券市场早期数百亿、后期上万亿的资金始终围绕着上海这块洼地打转。另外，证券交易所还使数百只上海本地股领地利之便上市，为上海大范围内改造国企提供了条件。虽然国有体制和以前的优势使上海传统产业企业转型艰难，但国内民营企业触角尚无力延伸的产业，上海试图有所作为。另外，上海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人力资源也使它很快找到了应有的位置。后来入驻上海的国内着名民营企业家史玉柱说过他对上海人的看法：“他们是最好的职员，永远不会为自己创业而与东家争夺资源。”
从1992年开始，在优势产业和吸引外资上，上海开始成为一块热土，台资、港资、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上海。从1995年开始，顶级的跨国公司和顶级的投资数字都开始出现：1995年，美国西屋电气投资3亿美元；1996年美国英特尔公司投资2.3亿美元；1997年日本NEC投资12亿美元；1998年德国克虏伯公司投资14.3亿美元；1999年韩国三星、美国富特投资2.5亿美元。仅仅到2000年，就有250亿美元的外资落户上海，使上海至少从形式上实现了产业升级。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99年9月29日，以“中国未来50年”为主题的《财富》第5届论坛在上海闭幕。这不是一本杂志简单的衍生产品。这是财富论坛第一次落地中国，而且选中的是“当今中国最具经济潜力和活力的城市”上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和300余名跨国公司首脑、200余名中国大企业老总以及超过800名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政要、学界名流参加了论坛的活动。一个现代的富裕开放的并得到强有力支持的上海形象展现在世界面前。
如果说上海第一次开埠是被迫接纳外国人，现在的上海，却是主动地全身心地张开双臂拥抱外国人和跨国资本，并且不遗余力，动用了各种政商资源。在征用土地方面，上海为引进通用公司曾经创造了3个月完成1平方公里土地从居民迁出直至全部平整完毕的奇迹；在人才方面，上海开设了蓝印户口通道，为高级人才的进入打开户籍制度的一扇小门；甚至在资金方面也为外资企业的困难想出解决方案：泰国正大集团进入浦东小陆家嘴建设商贸中心正大广场时，因为遇上东南亚金融危机而被迫陷入停顿，上海方面不惜动用本地上市公司陆家嘴的资金来启动它的建设。
到2000年，上海可以说完成了它惊险的一跃：从计划经济的传统产业中跃身而出，以高起点引进跨国公司完成城市产业的更新；以资本市场为纽带不断进入对传统产业的盘存。有了这两只手，上海就有了不断扩大的政府收入，可以从容投入城市建设和公共设施改造。到2001年，在上海为APEC会议燃放的礼花中，人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远东中心在招手。是的，谁能想到仅仅在10年之后，在上海外滩那一排灰色的银行大楼对面，新上海的标志会如此宏伟？东方明珠、上海国际会议中心还有金茂大厦，以它们为中心，上海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新路径。一路下去，彼岸就在眼前，上海将会有一个新的光荣时代出现。
2001年是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之都在社会声誉上的一个顶峰时代。那个时候，上海似乎是完美无缺的，跨国资本正在“发现上海”，而本地国企正在利用资本市场和股份制结构进行改造，政府极为提倡海派文化，城市公共建设已经初见成效并且还在大规模展开，周围省份和城市接受上海辐射的说法此起彼伏。
但回顾起来，这种声誉上的顶峰对于上海这个还在行进中的城市并不完全是好事。它意味着上海在接下来的动作中都必须做到更好。然而，上海其实存在着数大隐忧：大规模的建设需要更多的政府投入，这种投入能否持续？国企改革、股份制改造是否顺利？而最为关键的是，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上海能否为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产业群，能够容纳从传统产业里分流出来的巨大就业人群？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上海作为一个城市，现在正在经历着高峰后的一个低谷时期。2001年的巅峰之后，上海在城市硬件投入上仍然不遗余力，顶峰时期得到的赞美使城市的决策者们似乎有了更大的动力来争抢各种各样的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上海从市民到管理者都陶醉于外界巨大的赞叹声。全球第一条磁悬浮线路；中国第一个赛车场；最长的跨海大桥；最高的环球金融大厦；数不清的“第一”纷纷在上海出现了，有的是地方政府出资，更多的是与地方政府相关的国资公司出资。
作为城市，上海获得了巨大的荣耀，而市民们感受到的，只是房价越来越高，房租越来越贵。他们不知道的是这背后的利益链条。实际上，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其实是有限的，除了正常的税收外，出售土地获得的收入是最大的来源。在上海，市民已经背负着他们无法背负的房价，使老市民不敢改善住房条件，使新进入上海的年轻一代出现了群租现象。“高楼背后有寒屋”，在曾经强硬的拆迁政策面前，寒屋也不得保全。2003年，小有名气的沪上小话剧导演张广天就曾投拆本刊：他为保住父母的一所房屋，曾经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一个人在里面住了一星期。
该来的总会来的。如果说市民感觉不到他们为房价付出的代价──这些代价通过曲折的链条进入到上海的一项项“第一”中去──的话，那么当房价因素通过员工提薪要求、各种商品的价格反应到城市的经济活动中以后，直接感受到寒意的就是企业。在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上海超前的城建速度已经反应到企业的综合成本中来，上海成为全国工资高地、商品和服务业价格高地。外资的制造业企业开始撤离上海，联合利华把整个工厂全部搬到安徽，1984年就到上海的3M公司把新的工厂建在苏州。“十五”期间，浦东的引进外资项目在10亿美元以上的，一个也没有。
浦东又要转型了，这一次，浦东新区的官员们把希望寄托在现代服务业的概念上，他们希望把浦东建成一个总部型的区域。即利用浦东的区位优势，让巨型公司把总部放在浦东，把企业中高技术含量的部分留在上海，而把制造业放在江浙。这样的转型能否实现，现在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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