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来稿／我们不能不反问，诺奖难道比记述民族苦难还重要吗？在中国当代这部悲惨万状的历史上，什么是写作的意义？我们尊重文学、尊重作家个人的意向、选择和劳动，对之不可苛求。但是在文明的天平上，我们不能误读。的确，比之文学家，刘宾雁的写作更重要，更需要勇气、胸怀，更诚实，也更有付出和担当。刘宾雁没留下伟大的作品，但他的写作精神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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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刘宾雁先生去世后，人们的哀悼、追思如潮似涌。他的影响为什么会那么大呢？我们可以说，刘宾雁是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员主将，妇孺皆知。
就自由精神和对制度的批判，七十年代末西单民主墙比刘先生的文章彻底，意义也更重要。民主墙是四九年后，中国首块方寸自由思想的天窗，一些参加者是首批公开的“异议”者。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即已成熟，遇罗克之后，一些年青人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从未停止。民主墙的出现是民间自由思想十数年积蓄的成果，是中国当代史的大事，它带动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全国各地民刊的兴起。应该说，毛后中国人的精神解放是从这里开始的，并非某次全会、某篇社论、什么“真理”的讨论等等。如果没有镇压，它的趋势肯定是中国的言论出版自由，进而中国当今的思想文化也是另一番景象。当然，权力对之不能允许，逮捕魏京生镇压民主墙是必然的。
这场镇压，就是收缴民间言说的权利，阻止中国迈向自由。民众没有言说的权利和平台，那么中国这场蓄积已久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只能由民间转到体制内进行。当然它仍是一场思想解放，是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的大解放大进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在体制内，受权力制约限定，有“原则”底线。国家掌控传媒，话语要通过权力才能转入社会。于是有些“出线”思想便被拦截在外；有些思想需打折扣才能进入体制；而有些思想干脆要以黑说白才行。这里有妥协、有逃避、有投机，也有积极的努力和抗争。我们回看八十年代思想文化，要看到它的局限，但也要看到历史所允许的可能。
二
刘宾雁复出，正是中国由极权向后极权转换时期。这个时期，思想的主要意义不在创建，而是怀疑和批判，也就是打碎三十年来的精神禁锢，这也就是所谓“解放”的意义。
极权统治要靠暴力，但仅是暴力尚不够，还需要将统治转为人们内在的精神方式才行──自觉地拥护和服从。毛的枪杆子笔杆子道出本质：极权国家靠两大支柱──暴力和宣传。暴力除了强制，还产生恐惧；而恐惧感是建立极权意识形态的基础，“领袖”神话依此建立。因此极权意识形态有宗教性，只有达到到宗教的程度，权力对人才能全然支配。
在这场“思想解放”中，刘宾雁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两种重要的东西，一是呈现社会的真实状态，一是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就当时大多民众的精神状况，这对中共意识形态起到了颠覆性作用，即人们说的“爆炸性影响”。
回看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写作，有价值的多是纪实作品，这和一般的文化情况甚不同。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权力垄断语言，中国人丧失了真实意识。共产党意识的中心是领袖和党的神话，靠国家机器灌输，加以暴力胁迫，因此人们不得不接受。照此神话谱系，宣传机器编排字符，并垄断传播。人作为符号生物，以符号编排生存程序，并按符号指令行为。于是民众即按照党编制的符号思维、判断、存在，权力从而实现对人的占有和操纵。
真实的存在状态，是人精神思想的来源和根基，在此处境中感受、体验，加入人类文化积蓄，对之思考反省，而有判断和观念，最后归回人的存在。这是一个完整有机系统，是人健全的精神活动。而极权统治则让人闭眼，切断人与真实的关系，将人迫入其神话。在此统治下，人们先是不看真实；继而是忘记真实；最后是丧失看和认识真实的能力。毛在此断毁了中国人的精神，并由此占有了全民族。我们看到，毛时代一方面是铺天盖地的赞颂语；一方面是权力暴虐，冤案遍地，民不聊生。人们受而不言，看而不见。上千万农民饿死，不仅没有反抗，甚至没有声音，而且全国到处高喊“一片大好”。是荒诞吗？应该想一想，我们的民族是怎么丧失了面对真实的能力──人的存在和精神之根。这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一个民族不能认识和言说真实，它也就迷失了存在的依据和目的，从而走向狂乱和虚妄。这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灾难不断的根源之一。思想和言说，不仅是权利，而且是人与民族健康存在与延续的保障。
在“皇帝的新衣”中，人们看到皇帝没穿衣服，但是人们已经不觉他没穿衣服，反而认为那是漂亮新衣。这是个永恒的故事。刘宾雁对反右不服气，质疑：首先是你叫我说话的；再，我说的是真话；还有，我说话是为你好。大多数右派都有这个情节，因此觉得“冤”。但是问题并不在对错或是否好心，关键是“真”字。对于此权力，“真”本身就是罪，因为它挑战党神话。而中共的合法性、人们的崇拜，及它对人的支配均来于此。而在这个神话之下，中共对外是专政杀戮，对内是严格的等级制和不断的清洗。此真实──“阴暗面”──决不可触及。从延安整风杀王实味，到反右，绝非偶然，而是建立极权之必须。言说“真实”之可怕，是它促使人们睁眼，只要睁眼，人们就会看到真相，神话就会破灭，权力即瓦解。“皇帝的新衣”没有继续写下去──那个孩子说出“没穿衣服”之后如何？如果是暴君，他一定是把孩子吊上绞架，为“新衣”正名，继而更换所有命名；或者人民造反，把皇帝轰走。
三
刘宾雁复出后的作品，有两个最重要的主题：权力的专横腐败，及民众的苦难，此贯穿他的写作。
《人妖之间》可以代表前者，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并不在写王守信，作者质疑的是，这样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粗俗女人如何得逞？权钱交易如何运作？国家、财产、权力如何私人化？他们如何结成网，成为特殊阶层？如何拉帮结伙，打击异己？党怎么沦为私人团伙？作者揭露的这些，实际也就是吉拉斯《新阶级》的主题。刘宾雁像吉拉斯一样，作为真诚的社会主义者，看到了问题，而成为它的批判者，进而成为权力的敌人，被关押和放逐。
当然，当时刘宾雁的思想有局限，他是出于更高的社会主义理想对之批判，期望从“内部改造”党和社会；而吉拉斯则是否定、批判了共产党和整个制度。刘宾雁和吉拉斯的经历有许多相近之处，但对照《新阶级》则显出刘先生的局限。当时刘宾雁看到的是问题，而不是制度；但问题正是制度的结果，并不能从“内部”改造，除非是改变制度：建立权力竞争、制约、监督机制（他在以后看到了制度问题）。七十年代后，中国民间已经出现批判共产党制度的思想，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完成于七二年，七八年底魏京生在民主墙提出“第五个现代化”，胡平在七五年写出《论言论自由》。刘宾雁八十年的思想还局限于“体制内”、“第二种忠诚”，这需要看到。
当然，我们应该宽容，言说受历史的局限。中国的控制远比南斯拉夫严酷，如果刘宾雁不把自己限定在“体制内”合法范畴，他即完全丧失说话的机会，遭灭顶之灾。“好意”是他直言的屏障。当然，他最终没有逃脱再处罚的命运，但他毕竟还是说了，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在限定的框架内，他最大地扩张了言说的边界。“体制内”限制了民族的精神，许多优秀的思想和人才被摒弃于外。这是民族和历史之悲哀。如果没有“体制内”的限定，当时刘宾雁的思想大概也不会如此。历史限制了他，选择了他，也成就了他。
《人妖之间》的真正意义是提供了一个中国权力模型，中国上上下下的“党”和权力均如此，越往上便越专横，越往下就越野蛮。刘宾雁教会了人们真实地认识它们，而它们原本笼罩于“伟光正”光彩中。由此《人妖之间》的影响不能不是颠覆性的，它引发民众“离心离德”，致使权力“呼唤不灵”。难怪各级权力纷纷讨伐刘宾雁，邓亲自点名对之整肃。
与批判权力相应，刘宾雁作品的另一面是叙说人民的苦难──民生的真实状况。他质问：“社会主义这么好”，可“为什么集体和个人那么穷”？“为什么好人总是遭殃”？这是几十年来，中国人憋在心里想说而没能说的话。他的作品多落在人民遭受的不幸和欺凌，主人公多是满腹冤屈的老实人，正直的人、创造者、农民、“另类”、上访者，几十年来，他们遭受欺凌，或入监，或家破人亡。如果把这些“故事”拼贴起来，那就是一幅民生炼狱。
“记忆”这个词，作家们用得很多了，但是我们忽视了一种比记忆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直面真实”，可以说它是记忆碑石的底座。没有对真实的正视和认识，何来记忆？在“真实”的前面，我特别要加上“现实”。如果我们对整个中国社会和民生视而不见，怎么能奢谈文明？回看八十年代写作，有许多值得反省的。刘宾雁曾批评作家回避现实，目光转向诺贝尔奖。他在纪念美国剧作家密勒的文章中说：“他从不讳言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影响和改变美国社会，而八十年代大部分中国作家却已经放弃了这个使命。”的确，我们一味强调文学性，本身包含逃避，甚至某些投机。中国经历了如此苦难，没有新闻自由，而多数人又没有言说权利和能力，作家们只谈文学，是否是对某些责任的放弃呢？如果我们经历了奥斯威辛，又怎么能顾左右而言他呢？特别需要提示，八十年代有变革，但并非自由，在许多人尚没有言说权利的情况下，写作是种特权，体制内的“文学”实有特别的“责任”。同样是在体制内，是利用可能挑战权力，叙说真实，扩展言说的疆界；还是借其保护经营自己？文学是一回事，以文学为借口是另一回事。许多作家的“放弃”包含对权力的屈从，例如刘宾雁被整肃后，郑义曾联络一些知名作家，为之呼吁，但被拒绝。至于“六四”后，不少作家纷纷表态拥护政府，那就不可原谅了。统治不是没在我们的骨骼上留下烙印。当我们回看中国八十年代的时候，希望看到这点。
严格意义上，刘宾雁的作品是调查报告，是由于没有新闻自由，作者才将之挪到文学，实是不得已。刘先生不在意名望、是否留下永恒之作，他志在改变社会和中国的命运，解救人民，为他们的苦难呼喊。他宁愿做记者，听老百姓的倾诉，而不当职业作家。这是他的高尚所在。我们不能不反问，诺奖难道比记述民族苦难还重要吗？在中国当代这部悲惨万状的历史上，什么是写作的意义？《古拉格群岛》为什么没写成小说呢？我们尊重文学、尊重作家个人的意向、选择和劳动，对之不可苛求。但是在文明的天平上，我们不能误读。刘宾雁说：“作家拒绝不战而退”，这话有针对性。的确，比之文学家，刘宾雁的写作更重要，更需要勇气、胸怀，更诚实，也更有付出和担当。刘宾雁没留下伟大的作品，但他的写作精神是伟大的。
四
刘宾雁有一段话说：“其真正的目的绝非是使人群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是要使人成为没有任何思想、并且不具思维习惯与思维能力的驯服工具。换言之，他们是企图消灭人们头脑中的理性，同时又把个人的自我意识、表达和发展自我以及改变世界的欲望，窒息在萌芽状态中。这就是说，要创造出一种全无独立思维、又无发展自我欲望的一种最易统治与驾驭的动物。”
一些人质疑“第二种忠诚”，因为对象是“党”和“祖国”。无疑这是作品的局限。但我们要考虑到，这是体制内言说，有“原则”限制，这是中国当时之政治。“第二种忠诚”实是倡导精神反叛权力，如果它不冠以“忠诚”的名义，怎么可能言说呢？我们看一种思想，不光在言词，更要看实质：看它的具体所指和背景。比如陈世忠、倪育贤都以忠实于“党”和“领袖”的名义言说，但是在那个时代，冒天下之大不韪和杀头之罪，陈批评毛个人崇拜、压制不同意见；倪为饿死农民上书，呼吁为“四五”平反。他们做到了尽头，为此他们言说冠以的名义还那么重要吗？他们顾念民生、执着真理的信念和勇气，隶属人类永恒之意义，值得永久地记忆和尊重。就此，他们和苏格拉底、布鲁诺、莫尔、屈原、苏武、遇罗克、林昭是一致的。我们不能因为遇罗克的革命言词，而看轻他的思想。在此，权力比我们更清楚，他们知道什么是危险，应该消灭什么。如果不能撇开历史局限，收采文明之金，人类即一片荒芜。文明中没有无局限的价值，任何人、言说、思想、信仰都在局限中，即使今天我们所陈述的“自由”、“民主”与“上帝”。试想，在陈忠于毛的后面，是什么使他不惜掉头，去批评毛呢？屈原的“忠君”，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忠于楚王，“君”代表国家和道统。嘲笑“忠”，就像唯物者嘲笑上帝一样浅薄。文明靠“信”而建立，没有“忠”的支撑，就将倒塌，人即堕为市侩，世事狼藉间也只有一种东西：唯利是图。
刘宾雁在“寻找共产党”一文中，用了两个“党”的概念，一个是张志新寻找的“党”，一个是把她处死的“党”，显然二者不同。这类似于路德的“上帝”与“教廷”。对于张志新来说，前者是她的信仰，一个绝对的精神期待──近乎“神”的另一命名；而后者，是败坏的权力。后者背叛了前者，因此她要批判、纠正，不惜牺牲。分清“党”的这两个概念，我们才能理喻陈世忠、张志新的意义，而这也就是《第二种忠诚》的主旨。
如果认真对待理想，对事实负责，而又不放弃思考，人最终会走出伪神话。我们可以看到，对共产制度批判最深刻，乃至改变它的人，正是那些曾经虔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奥威尔、吉拉斯、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米洛什、米奇尼克、戈尔巴乔夫，他们改变了共产党的世界，刘宾雁属于这个行列。就是中国另一批“异议”者，也大多是由这条路走过来的。真实、真理和人道可超越“思想”、“主义”、“政治”的局限，将人带向普世的道义。
陈世忠、张志新、林昭，就人格，他们都是圣徒。但无疑林昭有更多的文明蕴含。林昭由共产主义理想走向基督，由是她的身后有了丰厚的文明渊源。极权神话（宗教）是伪神话，因为它是出于世俗政治目的而制造出来的。而神话属于彼界，是人隐蔽生命的谕示，需要世代生命和信仰经验的凝聚，其超乎现实也超乎时间。在此，基督教是一部真神话──人类生命、生存与精神史的一大集成。林昭由基督教信仰，而明了谴责中共的罪恶制度，“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那时候，人啊/我将欢欣地起立/我将以自己受难的创痕/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普洛米修士翘望着黎明/夜在粗砺的岩石上辗转。”这些文字写于六十年代。
《第二种忠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写作者自己，可以说代表他的精神世界。理想、真诚、正义、人道、勇气、为民，这些是他人格的主要元素，但是在思想上，他像陈世忠、张志新一样有很大局限。他的思想在“主义”的框架中，他批判社会和权力，是期望其更合乎“主义”。《刘宾雁自传》中说：“文革的某些方面却在我内心深处引起共鸣，唤起我很大的兴趣。”“它反对官僚主义、党内特权阶层和腐败现象，却使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中国的一个机会。”就《人妖之间》的思想意识，如果要改变宾县政府，那大概是发动文革；如果乱起来，要恢复秩序，也还是要镇压；结果也还是恢复宾县原来的权力。毛发动文革本身含有“继续革命”、打倒“党内资产阶级”的理想成分。
刘宾雁的社会主义理想固然体现了他高尚精神，但作为政治则近乎空想，至终他没有找到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弊端的方案。政治关乎社稷民生，必须充分可靠、现实，来不得想象和试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属乌托邦。用此理想可以透视社会和权力，看到虚假和弊端；但要付之实行，也自然就是极权和文革。人类社会以人性为基础，而人有“原罪”，以自身为本。等级、贫富、潜规则、特权、官僚、腐败、压迫、人对人的统治和掠夺等等，这些只能限制而不能清除。“不公正”、“不合理”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一个社会如果清除了妓女、毒品、赌博、犯罪、黑帮、乞丐、剥削、人人都有工作、都是“主人”，到处“公平”，就会走到北朝鲜那里。天堂如果能实现于地上，何必需要宗教？共产主义的虚妄是取代上帝。毛的灾难就是乌托邦的结果。刘宾雁称赞五十年代初的中国；但那同时就是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消灭私有制等一系列的大规模的杀戮清洗和洗脑。中国后来的灾难是之延续。有镇反，整个把个胡风还是问题吗？反右，毛已经是很“宽容”了。而且按照此逻辑，毛后中国也一定会发展到今天不可收拾的腐败。这是同一种秩序。
但马克思主义并非没有积极的意义。在西方民主社会，左派的意义是批判和理想，而批判和理想是促进西方文明进步的活力，其制约了资本的野蛮，促进了公正，即使今天也依然具有意义。但此积极意义，正得于西方社会坚实的私有制基础、完整的法律、稳定的有产阶级和文化上传统的保守势力。这就是民主社会的舆论、财富和权力的彼此制约与平衡。西方知识分子大多左倾，因为他们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倡导理想、进行批评，维护公正；而另一边则是不动声色的资本和权力。前者的意义相对于后者。不客气地说，左派的高调常常离谱，但是在以资本为主导的利益社会，理想高调必不可少。求其上而取其中，理想和批判是对强势的钳制，对弱势的保护。民主即是社会各阶层与势力的均衡。中国当今的自由派实际履行的是左派社会功能──理想与批判。
马克思主义在西欧、美国和落后国家的命运全然不同。于前者，其促进了现代社会公正和保障制度的建立；而在后者，则导致了战乱和极权。这非常值得注意。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思想，而非建设，它对资本的批判有合理性，而它的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则需警惕。西方国家恰当地吸收与限制了它。
五
刘宾雁大概是上一世纪留给中国民族最后一个公义符号了，值得我们珍重。人们对刘宾雁的悼念集中在两个字“良心”，就中国国情可谓重之又重。但耐人寻味的是，中国民族追求奋斗了一个世纪，怎么会走到“良心”这个最简单的词？那些主义、思想、革命都到哪里去了呢？巴金，五四新文学的大将，写了一生，最后落于两个字写“真话”。一个世纪，我们的民族浴血奋战、历经苦难，却回到了文明的最低点，可谓零度“良知”。一个世纪，中国民族做了什么呢？批了一百年的孔孟，结果却回到一个比“仁义”更低的命题。能想象吗？
郭罗基记刘宾雁：“他深感无奈和失望，说：‘中国人一旦有了自由，贪婪和卑鄙也淋漓尽致地自由发挥出来了。’一九九三年初的华盛顿会议，他在大会上发言，含着眼泪说：‘我们大家都讲点良心，好不好？’”一个民族丧失基本道德，再好的制度、主义也会失去效能。刘宾雁感慨：“不时感到在没有自由时未曾体味过的孤独和悲哀。在这块自由土地上，流亡者中，正当的论争无法展开，是非颠倒，真伪混淆，正不压邪，形形色色的小人和野心家如鱼得水，正直者只能沉默和退出场地，竟一如在专制之下！这能怪谁呢？”（《刘宾雁小传》）这是不是一个预言呢？在政治层面之下，中国更深一层是社会与文明危机，政治只是社会的表象。没有文明之基本规范，什么政治也无济于事。我们与极权之争实质是对文明基本道义与规范之争。
毛对中国民族的祸害巨大而长久，不仅在大规模的战争、动乱和杀戮，更在他对文明基本规范──常识性道德和价值──的颠覆，比如仁爱、信任、诚实、善意、同情、宽容，甚至礼貌等等。这些人类文明的基本意义，渗透人日常的生存与意识。毛颠覆了这些，人与人间的文明关系便风化。子女揭发父母、学生批斗师长标志社会已经进入极度的恐惧与敌意。毛后，中国社会急速走向腐败和黑社会化，乃是必然，因为人伦关系破坏之后，人就沦为动物状态。辛亥革命后，中国也是乱世，但在四九年之前，尚有延续的士阶层──知识分子，农村也还保存家族制和乡绅阶级，民间有朴素的仁义道德，有佛教、道教。这些维系着中国文化和社会。但这些在毛时代均砸烂。革命者认为，只有彻底砸烂这些，才能建立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强大新中国。
纪念刘宾雁这样一个流亡者，人们没过多地使用政治词语，而更看重他的人格和品质──伦理意义。此折射了中国的社会状态和民族的潜意识：道义饥渴。刘宾雁批评：“中国最深刻的变化在社会，最可怕的危机在人心。中国创造了真正的‘奇迹’，是中国人本身的变化。在短短二三十年内，中国人在金钱至上、人际伦理关系与观念破除、个人欲望恣肆横流及两性关系超级解放等方面，都完成甚至超过了西方五百年演变的水平。”人们对刘宾雁所认定的，正是当前中国民族所匮乏的；人们赞誉他：“中国的良心”，因为中国缺少良心。人们在他身上所看到的那些可贵的品质，也正是我们民族那些丢失了的，而又是文明社会所必需的道德常识。刘宾雁在此唤起了人们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刘宾雁是我们民族的一个警示：道义呼唤。
一百年多年来，中国社会和文化持续破坏到了尽头。极权制的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社会过于混乱，达不成契约，无法建立秩序，因此需要暴力予以强制。中共之能胜利，有历史的偶然因素──比如日本的入侵；有俄国的操纵；有中共本身的严酷和欺骗性，但也是因为中国太混乱，民不聊生。极权制度并非从天而降，有社会原因。美国民主制度的强大，不在华盛顿，而在数以万计的基层社区。即使华盛顿变了天，美国的社区也还是能重新组织民主政府。中国政治之如此悲哀，看不到希望，就是中国社会和道德储备不提供良好政治的条件──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中国政治的腐败与极权，正是中国社会与民族自身之体现。中国需要政治层面的努力和改革，但是更困难更重要更大量的工作是对社会的建设和日常人文道德的恢复──归复“良心”。刘宾雁说：“中嚥蓴前最嚴重的省鮙有多少人□為自肌酢魼個社暋酡世界有什麼□任。看看西方整個民主制度，兩百年中场鮉非常恚□的□爭，不是有了民主制度就可以了，人的主□作用非常重要。”（亚衣“民□永□是力之所在──劉賓雁專訪”）“我是□得我們八十年仭酢蹴的教訓就是我們太杯窄了。我們的眼睛就是看着政治。……太□于集中到政治上面了。政在看來！趸是！鮤□不僅僅是政治問觳”（“在八十М□慶□暋跸的講□”）
刘宾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对民族性的批判和改造。他说：“□我們好好想一想，把眼光放得寬一□，看得□一□，看得深一□。”“我□為改锞的改锞是帧醺此本◆?鯑觳。”“回想一下二十世废□一百年，有哪一□歷史上寫的不是‘失敗 酢鮻字？哪怕是勝馈酢一九四五年础酢了日本！鮨打敗的？ 酢跻經歷了整個那段歷史，我敢挲□個□。沒有帯鮻中嚫此真铡酢豕日的。薄鮤奸少得多！”“中嚫础蹰什麼□□不爭氣！蹰什麼那□多人吸大煙、為什麼那□多人娶姨太太？為什麼英嚦瞿農業問觳□□早就解決了，中嚦瞿地主有點□都□了城，躺在那兒抽础鯚？……□是一個問觳。”“值得我們想一想，為什麼？”。（同上）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讲演，深痛批判了中国人的自私、怯懦和堕落。还应该再加上一条，就是残酷。
中国人有好人情，但是很难有好社会。中国是家族血缘性社会，人际关系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因此社会总是导向私人化，尚权力即是社会私人化之最高体现。中国人缺少公共意识，他们是私民、子民，而不是公民。西方，“个人”以“公共”为前提，自由以自律为前提，因此他们是公民；但是“个人”到了中国，就成了“自己”，他们一旦“自由”就往往更自私更贪婪更专权，对社会有更大的侵犯、腐蚀和破坏。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按说是好事，可国家为什么倒乱得一塌糊涂呢？那些军阀和腐败不体现我们的民族吗？“私民”，而没了皇帝，又砸了孔孟，中国能走到哪里？
中国民族需要改造自身，培养我们的公共意识，遵守公共规则，使自己成为公民，这是建立民主社会的基础。文明冲突中，人们往往是将各方不好的东西集为一起，因为好的更困难。上一世纪中国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他们有幸将东西文明的好品质集为一身，比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丁文江、晏阳初、张君励、陈寅恪、李石曾、潘光旦等，他们代表民族的希望，是民族文明的主脉，但是四九年后这支传统被根除。一个民族的灵魂和中坚阶层被彻底摧毁和埋葬了。近半个世纪的黑暗，刘宾雁罕见地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独立完整的人格──虽然是从三、四十年代左翼传统。他承继了中国文化许多优秀的品质，但也自觉地摒弃了我们民族很多不好的东西，同时又汲取了西方文明许多健康有益的精神。在摧毁之后，他是文明在废墟间留给我们的一个人格表率。
六
如果说怀疑、批判和理想，是刘宾雁由西方文化汲取的优秀精神；那么他身上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伟大品质来于中国传统，即：悲天悯人的“为民”精神。从他五十年代，主张报导“中国下层实情和人民群众的呼声”，支持上海永大纱厂工人罢工，到下放后痛心农业的破坏和农民的贫穷饥饿，到他复出为受难民众呼吁，“民”始终是他关注的重心。刘宾雁的政治见解比较简单，而“民”是他思想判断的定星。他说：“当这两种东西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人民的一边”，“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他还说：“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仍然是对于涉及人民命运的重大问题予以关注的文学。”这话不一定对，但可以看到他写作与思想的参照和立点。“我的力量不是在我自己身上，而是在我背后的老百姓。我□感到是被人推着走，背后是人山人海。”（郭罗基“□雁，□雁，魂歸何□？”）
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尽管如火如荼，但为民说话尚不够。大多数知识分子刚得“解放”，忙于伸冤诉苦、复职评级，自顾不暇。而文化的大命题也还是改革、思想解放、突破禁锢、反思毛、文革和反右等等。有关人民的苦难则还顾不上，只有刘宾雁不停地为民呼吁。九十年代，一阵枪声之后，人们聪明起来，一心奔“经济”，直到《中国农村调查》出来，人们才想起中国还有八亿农民。孙志刚如果不是大学生，大概也就白死了。“人民”重新回到中国舆论，大概只是近几年的事。我们可以看看，土改远残酷于反右；文革中，农村也残酷于城市，但我们对之关注甚少。
四九年后，中国农民沦为农奴。八十年代改革，恢复了农民为自身劳动的权力，给农民带来了希望和实惠。但九十年代权贵经济，农村、农民、土地重新成为掠夺压榨的对象，那些兴起的楼群、商城、工业、巨额出口是以对土地、农村的破坏掠夺和农民工廉价血汗为代价的。举世瞻目的中国经济奇迹以此为基础。中国的大城市纷纷追赶纽约、东京，攀比巴黎，怎么想得到中国还是个贫困的农民国家？经济飞速发展中，河南艾滋病村是中国农村与农民的一个象征。当然，经济发展有其蛮横的规律，不可阻挡；但是对这些我们应关注反省，言说，相应制约。刘宾雁批评：“□些年仭踮口聲□想自己灐跛?秀?睷份子’的‘精英’們□反民主的政權浴蹴越健酢鮴人民大□越來越遠了。”（亚衣“民□永□是力之所在──劉賓雁專訪”）这对我们是有益的提醒。所幸近年来，一批国内知识分子，立足民间，为人民的不幸呼吁抗争，应该感谢他们。
看看今天中国的现实，以及民众的悲惨处境，可以明白刘宾雁尚民的意义。民粹主义有局限，但其产生是由于民众太不幸，此不同于西方。《第二种忠诚》记陈世忠：“这种感情为甚么会这样强烈，如此执着，本人二十年的凄惨遭遇没能冲淡它，几千万人口经历的旷古浩劫也没能使它麻木呢？”这话也可以用于刘宾雁，经历如此磨难，他依然为人民的苦难热血激昂，不惜“危险”为民伸冤呼喊。他的血液未被淡化，承继了中国民族为民请命的伟大传统。人们称他“刘青天”、“中国的良心”是很有寓意的。
“民本”是中国文明之精髓，尚民、忧民、保民、为民是其伟大之传统，是几千年来“士”之要责。毛中断了这一传统，因为他剥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权利，并摧毁了他们的精神与人格。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淡漠了这一使命和责任，这正是半个世纪来他们被毁坏的结果。如果人不能自立，何谈担负社会责任？毛很懂得如何摧毁人控制人。他将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禁锢剥夺到极限，由而他的权力即无制约。至今，中国知识分子还未独立，因而也未能担负起良知与社会的责任；如果中国知识分子未履行此责任，他们也就不能获得个人充分的人格和意义。刘宾雁在他八十寿辰庆贺会上说:“我為什摹躜在今天在這兒接受大家給我的□□重的我□以承摾锬這樣怠鮯□？□不是因灐鯌□意東西的人太少了嗎？?font color="#ffffff">
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中国依然是一个社会形态很落后的国家。十三亿人口，百分七十（城市）到九十（农村）的人在贫困中，看不起病，生存无保障，其中一亿农民工是血汗工，三分之二的农民由于缺少土地近乎失业状态，此外还有几千万人下岗，几千万人不能温饱。而他们是这个民族的主体。他们没有组织，少文化，面对掠夺和欺压，不能保护自己，只能忍受或走向暴力。请注意，中国不是发达国家──有公正、有法律保障、人有能力自我保护；中国与之相反，上是权力，下是恶霸，百姓唯受欺压。他们的不幸需要求助外部，包括求助权力，这就是中国“青天”文化的根源。汉语中，“青天”这个旧词儿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显示中国底层社会的真实状态，其和几百年前差不多，甚至更糟糕：人民无助。
就此，中国“士”的精神和传统，也还具有重要的意义，需要继承。一个落后形态的社会，知识分子本应有更多的道义与责任的承担，这也就是落后国家知识分子地位待遇相对优越的原因。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已进入统治阶层，有特殊的地位和权益，但作为社会中坚，他们未尽民责。比中国传统的“士”，比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比西方、日本、拉美、印度、东欧、甚至伊斯兰国家的知识分子，我们当很愧疚，中国丢失了太多可贵的东西。毛使知识分子变成了斤斤计较，恐惧怯懦，唯己之犬儒。
我们纪念刘宾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为民承重的榜样。为民是他精神的核心，他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士”的伟大传统。再，刘宾雁使用的词语多是“人民”。他汲取了基督教文明的人道主义精神，“民”成为“人民”，体现了人的平等与尊重之精神（至于权力对“人民”一语的盗用则是另一回事）。东西方各文明中许多优秀精神相通，本可以融汇。
这里需要补充，尊重、平等是好的，但是对“人民”不可夸张，“人民”不能至上，尤其不能成为文明与道义的标准，否则就可能导向多数人的暴政。我们需要看到人民的利益，给予维护和帮助；但是也要看到他们的落后、狭隘和潜藏的暴力，应该说毛于此呼应了“人民”，他的每一场运动都鼓动和利用了人民的“愚昧”与“暴力”──虽然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人民”的落后性是他极权统治的基础。我们需要警惕“人民的神话”，反省极权是如何对之利用蛊惑，实施暴政。“人民”的内涵应该是具体的个人，体现于个人具体的权益、局限、义务和责任，国家需要推动教育，使“人民”成为“公民”。
（未完待续。原载《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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