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从一首诗看鲁迅风骨(ZT)

1934年2月25日，沈阳《盛京时报》称：鲁迅脑病甚剧亦不能写稿，据医生诊视，系脑膜炎之现象，苟不速治，将生危险；并劝（周）氏今后停笔不做任何文章，非休息十年不能痊愈。 　　此消息又经天津《大公报》转载后，亲友读者慰问函电交驰，令鲁迅应接不暇。他在致姚克函中认定是“此地之文氓所为”，“此辈心凶笔弱，不能交战，便大施诬陷与中伤，又无效，于是就诅咒，真如三姑六婆，可鄙亦可恶也”。 　　“心凶笔弱，不能交战”，攻不破堂堂之阵，砍不倒正正之旗，实在是国民党御用文人的悲哀。不过，他们的后台很厉害，以流氓政治与特务手段实行文化专制。 　　国民党于1927年上台以后，制订了一系列法律及训令，并成立了专司书刊审查的机构，颁布图书审查的条例和办法，以控制全国的新闻出版界。当局1929年查封了创造社，1930年查封了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了查封北新、群众、东群等书店。 　　《着作权法》规定出版物如有违反“党义”，或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者”，内政部可拒绝注册。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同年还颁布了《查禁反动刊物令》等查禁书刊的法令。1930年先后颁布了《新闻法》和《出版法》，规定书刊在创刊前必须申请登记，批准后方可出版，《出版法》还规定涉及“党义”的图书须交中央宣传部审查，其实文艺及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也同样要送审。 　　就在御用报纸造谣鲁迅罹患脑炎的那个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一举查禁了上海出版的149种文艺图书，震动了上海出版界。一些书商赔累不起，只好联合声请官方审查原稿，以“预惩制”代替“追惩制”。于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1934年4月正式成立。同年6月，《图书杂志审查办法》颁布，规定一切图书杂志须于付印前将稿本送审，连翻印古书也不例外，如不送审，即予以处分。检查官在审查过程中随意删改，经常搞得驴唇不对马嘴，为不留刀斧痕迹，被删之处还一律不许“开天窗”，使作者和编辑都哭笑不得。 　　鲁迅在1934年8月31日致函姚克：不无讽刺地说：“出版界也真难，别国的检查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行做官的，现在他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 　　书刊可以被查封，但思想是屠杀不了的。在国民党的文化专制的“华盖”之下，鲁迅“带着镣铐进军”，以各种笔名在报刊上发出“匕首与投枪”。1935年3月，鲁迅寄给台静农一首题为《报载患脑炎戏作》的小诗： 　　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 　　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 　　三月十五夜闻谣戏作，以博静兄一粲旅隼（三月十六日） 　　“旅隼”是鲁迅的笔名之一，这是他第二次亮出“横眉”了。早在1932年10月5日，郁达夫夫妇邀鲁迅宴饮于聚丰园时，他就写下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诗，赠送给同席的柳亚子。 　　国民党的文化专制，虽然严酷到条法森严的程度，尚属有法可依──尽管是“恶法”。而党务部门执法，其实既不合法也不依法，但国民党实行的是“以党治国”。审查官继续耀武扬威，不料没隔多久，却在新闻检查上翻了一次船。 　　1935年5月4日，艾寒松用“易水”笔名在《新生》杂志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触犯了“友邦”日本天皇。同年6月7日和24日，日本驻上海领事两次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封禁《新生》周刊、没收第2卷第15期《新生》、严办《新生》发行人杜重远和《闲话皇帝》作者易水、惩办上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向日本道歉等。慑于“友邦惊诧”，当局将杜重远判处徒刑，检查官则因此吃“挂落”撤职，审查处被撤销，审查委员会也暂停工作。审查权由党务部门转到了政府部门。 　　随着抗战爆发，党务部门借着“战时体制”卷土重来，重掌新闻出版审查大权，迫害变本加厉；直到抗战胜利，才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宣布废除出版检查制度，但仍是换汤不换药。国民党的种种“恶法”，一直维持到这个政权被推翻，才在中国大陆寿终正寝。这时距鲁迅已经逝世十四年了，“三姑六婆”们“脑膜炎”“休息十年”的诅咒早已失效，但他反对文化专制的斗争精神依然永生。 　　以战士的“横眉”，冷对妖冶媚权的众“娥眉”，坚持“如冰”的独立思维，这就是鲁迅的风骨。 原载《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