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童大林（右）、吴明瑜（左）和我在南北企业家对话会上
山雨欲来（13）南北对话
在躁动不安的1989年春天，一年一度，两会——政协和人大——又在北京开会了。这次两会的主题，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知识分子之所以纷纷“上书”，就是希望两会的代表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但很显然，这些代表和当局都是聋子的耳朵。
3月14日，袁木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这些“上书”中“释放政治犯”的要求时，很“袁木”地表示：“中国没有政治犯，因此不存在释放政治犯的问题。”
当时，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在改革中异军突起的企业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1989年3月29日至4月2日，“南北企业家对话会”在广东番禹召开，我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会的企业家有120多人。童大林、吴明瑜、于光远、试验区的胡昭广、广东省的一位副省长，也到会讲了话。
南北企业家的风格大不一样，从北方来的，多是大型国企的代表，企业的经济效益乏善可陈，说起话来却头头是道。南方（主要是广东）的企业家闷声大发财，却讷于言辞。所以当场有记者评论说：“南方企业家会下蛋不会打鸣，北方企业家会打鸣却不会下蛋”。但也有例外，就是来自北方的民营企业四通，被认为“既会下蛋，又会打鸣”。
3月31日，我在会上有一个即席讲话，后来根据录音整理出了一篇文章《对治理、整顿的十点希望——万润南在“南北企业家对话会”上的发言》，上了新华社的《内参》。
这是我在四通期间的经典讲话之一。以下是其中的部分内容：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何治理、如何整顿，这个问题更重要。我们有过许多教训，就是目标提得很好，但是采用的办法不对头，结果与目标偏差很大，甚至南辕而北辙。当然，如何治理、如何整顿，这不取决于我们。人大代表们正在北京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南、北企业家在这里聚会，可以发表点我们的看法，讲讲我们所希望的治理、整顿是什么样的，并希望就此在我们之间达成一种共识，可以向决策部门呼吁一下。这也是一种南北对话：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对话。
我们对“治理整顿”，有如下十点希望：
一、“治理整顿”要有利于社会环境的稳定．而不是破坏这种稳定。
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首先政策要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如果政策说变就变，怎么可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位观察家说中国的政策没有能持续五年以上的。“七、八年来一次，来一次七、八年”，实际上政策的多变要更频繁一些，社会环境怎么能稳定得下来？有关政策一紧缩，造成了上千万民工的大流动。你们广州首当其冲，造成了政治、社会环境极大的不安定。一方面，“治理整顿”需要一个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如果“治理整顿”不考虑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会造成社会环境的不安定。
二、“治理整顿”要有整体配套，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更不能头疼医脚。
政策之所以多变，是因为许多重大政策的出台没有整体规划、系统配套。税种说加就加，税率说变就变，随意性太大。一些政策不仅没有可操作性，而且违反常识。刚才广东省经委的同志讲易拉罐的生产问题，在当时政策许可的情况下上了马，现在一声令下要下马，设备投资，银行贷款谁来还？ 这不仅是不合常识，而且是不讲道理。这好比在原来政策允许的时候生了三个孩子，现在要实行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政策，因此要把那两个掐死，这合适吗？不根据常识制定政策，我们吃的亏太多了，甚至给我们带来的是灾难。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脚，政治体制改革是头，现在的许多毛病出在这两个改革不配套，不同步。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是头有毛病，却去整治脚，这是头疼医脚。开错了方、吃错了药。
三、“治理整顿”要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
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政策就是区别不同情况。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情况，怎么能一刀切？ 说不许上就都不许上，这样会造成重大问题。刚才有同志说要网开一面，我觉得这也有问题，网开在哪一面，开多大？都不好办。问题是不该拉网的地方不要拉网，不该切的地方不要切。在重大的经济政策上要统一比赛规则，在许多细节上，不要一刀切。这才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什么该生产，什么该买，什么该卖，国家管这些干什么？市场会选择，市场会调节。如果易拉罐没有市场，企业还生产什么？有需求还不许生产，投资和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受损失的还是国家。我们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打字机说要控购，你说不许买，市场上紧俏得不得了。用户想方设法要买，北京市控办自己就买，他工作需要嘛。一个国家的政府要管到易拉罐、打字机、甚至连复印纸张都要管，太辛苦了。而且不区别具体情况一刀切，怎么能管好？ 过去说设计人员脱离实际，划错一条线，工人一身汗，浪费国家几百万。现在我们的政策制定也是一样，什么都一刀切，切错一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得了。
四、“治理整顿”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破坏生产力。
一个政策的出台要考虑到许多方面。特别是可能引起的消极面，影响不好的那一面，而不能一厢情愿，光想有利的一面。整个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调整一个地方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而我们的治理、整顿对生产力的影响考虑很少，有的甚至是破坏生产力。这样的政策，下面怎么好执行。因此是逼得下面搞对策。这又要影响中央权威。我们很愿意维护中央权威。这么大的国家，搞改革和建设，中央没有权威怎么得了。但是权威们制定的政策要符合实际，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破坏生产力。
五、治理整顿要有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完善，而不是破坏市场的发育。
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通过宏观调控和企业的创新，共同创造出市场来。十年改革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初步培育起来了一些市场的雏形。而治理、整顿的许多措施，又回到控购、统购统销、专营专卖这样一些老办法，这不利于市场的完善和发育生长，而是破坏了市场。
六、“治理整顿”要有利于发挥企业活力、企业家精神和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不是抑制这种积极性。
我遇到一位长期在国营企业工作的同志，他说实事求是地讲，现在许多企业的领导和职工的积极性不是比以前更高，而是更低了。这个问题很严重。经济学家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比作一条帆船，企业和人的活力好比是风，政府的调控好比是舵。中国改革以后，有点风了，但风来自四面八方，有点乱，所以合力还不大。治理、整顿应该是想办法把风向顺一顺，这样合力就大了。现在治理整顿的一些政策光想把舵加大，不去理顺这些风，甚至要取消这些风，这样的话，我们刚刚启动的帆船又会停滞下来。
七、“治理整顿”要有利于理顺财产关系，即有利于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的发展，而不是一种单一的国有制。
坚持公有制很对，但是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国有制只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公有制可以有许多形式。我们这样的民办企业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它不是个人或几个人所有，它是集体所有，真正的集体所有制。股份化以后，更是一种社会的共有制。这种共有制要比那种单一国有制有活力得多。十年改革的一个成果，是非国有的共有制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些幼苗，是中国经济的一点希望。如果把这一部分也当作整顿的对象，企图回到八个样板或那种僵化的一种模式，我们的经济不会有出路。
八、“治理整顿”要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而不是恢复计划经济的老秩序。
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这是对十三大路线最准确的概括。我们不能从十三大制定的路线后退半步。现在的一些做法，不是真正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而是把老一套办法拿出来。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而是恢复计划经济的老办法。当然，要退回去也不容易。第一、八亿农民退不回去了；第二、广东等沿海地区退不回去；第三、在座的各位退不回去了。
九、“治理整顿”要有利于政企分开，而不能再强化政企不分。
许多人说，当前一大问题是通货膨胀。从经济学角度看，通胀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钞票印得太多。为什么控制不住？关键是政企不分。我们的政府很辛苦，他要扮演好几种角色，既是投资者，又是补贴者，还是购买者，同时也是印钞票者。左手印钱，右手花钱，怎么能控制得了。谁投资谁是老板，购买者是顾客，而顾客是上帝，补贴者是慈父。一个人要扮演这么多的角色，既是老板，又是上帝，又是慈父，自己还要印钞票，当然控制不住。如果政企不分开，通货膨胀的根子解决不了，还可能进一步引发通胀，这是最可怕的。
十、“治理整顿”要有利于廉政建设，而不能导致更多的腐败行为。
廉政建设很重要的一条是防止把权力转化为私利。政企不分。国家管得越多，越是增加了腐败的机会。凡是用权力控制的地方，就有把权利转化为私利的机会。专卖，那么谁卖？谁有了专卖权，谁就可以赚钱。为了取得这种权，就带来了腐败的可能。现在好多作法。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这种机会，这对廉政建设不利，给腐败风气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温床。
总的讲，治理整顿是需要的，但是怎么治理，怎么整顿，问题很大。我们提出一些希望，供决策者参考。最后我提一个建议，可不可以把这一次会称为第一届南北企业家对话会，以后一年一次，使这样的对话会成为惯例。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能在北京接待南方的各位企业家。
但没有“明年”了，因为“明年这个时候”，我已经流亡到海外了。
“理论不能违反常识”这句话，估计百分之百文科学生会赞成，但是如果你问问理工科学生，他们肯定告诉你，这句话在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在某些情况下错的离谱。比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很多人反对，就是因为它很背离人们的常识，但却是正确的。
俺无意争论这句话的对错，因为离开了具体问题讨论这句话，没什么意义。
你这个评论有点不顾时空环境。 在中国那几年， 政府不仅在企业经营环境上是时松时紧， 而且时有意识形态的大帽子准备着。 中国还是个人治的国家， 你说企业家不努力“对话”， 行么？ 相反， 美国是以法治国的国家， 企业家用“政治献金”影响国家的法律政策。 老万这十点， 看来都是常识， 但老共的意识形态影响常识，不是很常见？
谢谢老万的回复，考虑到是即时讲话和当时的时空环境，可以理解。
你没有仔细读我的回忆，这十条是我在会上的“即席讲话”，怎么可能是别人的东西？而且，我当时讲话从来不用讲稿，更不会让人准备讲稿。秀才们的责任是根据我的讲话录音作文字整理。你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当时我讲这十条时，引起的是一片赞同，甚至是震撼，否则新华社的《内参》不会转载。《内参》的读者是中共的最高层。后来台湾的《天下》丛书也收录了这篇东西，认为是了解大陆经济的必读文章。你喜欢发表不同意见，这很好，说明你有独立思考，但不要不了解当时的时空环境就想当然。
出国后才真正理解为什么美国一个总统说“美国的事业是企业”（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 才理解中国美国对于政府职能的认识、认定差别极大。
中国的政权，如果按林彪的说法，那就是镇压之权。不知道生产问题。这个思维根深蒂固，虽然现在应该是在转变，但是要从内心深处有意识地把政府职能转到服务于生产，多少大小官员都要改变思想啊。
而美国的政权，从建国之初，就是一批企业家（包括华盛顿都是有自己的庄园企业）商量怎么样的政府职能才能服务于我们的企业、生产。政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社会生产的良好运作服务的。不是为了在生活平稳后搞革命的，七八年来一次折腾。
实际上Steve Jobs 和几个总统关系都很近。
Steve Jobs, Mark Zuckerberg Flank Obama At Tech Titan Dinner (PHOTOS)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1/02/18/steve-jobs-mark-zuckerberg-obama_n_8250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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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目的如果不为服务于生产，那还能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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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和政治家对话的动机是好的，但想法和做法是幼稚的。即使在美国，成功的企业家如比尔.盖茨和斯蒂夫.乔布斯也不会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指手画脚，虽然他们心里可能把政府的愚蠢早就骂了一千遍了。为什么呢？
第一，一个政策成功与否很多不在政策条款本身，而在执行。犹太人有一条格言，大意是犹太人能在任何法律下做买卖，并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事实也确实如此，别管欧洲各国制定出怎样的歧视性的法律，犹太人最终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人。
第二，任何政策都有不完善的地方和遗漏，没有完美的万全之策。老万的提的十条建议有的是泛泛而谈很空洞的东西，属于百分之百正确的空话；有的本身细琢磨一下，道理上也不一定成立。
第三，企业指点政府，基本上等于自杀。所以没有哪个美国大企业家敢对政府指指点点。倒是俄国有这样的企业家，和政府唱对台戏，最后被普京送进了监狱。
感觉老万的十条建议，是个文科书呆子写的，不是老万的主意。
{但没有“明年”了，因为“明年这个时候”，我已经流亡到海外了。} -- Si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