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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17）橡皮图章企图硬起来了
人大，在宪法中被赋予很大的权力，但在中国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常常被人称之为“橡皮图章”。“党大？还是法大？”曾经当过人大委员长的彭真，在电视机镜头前向全国听众坦承：“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
曹思源是一位杰出的院外活动专家，他曾经推动“破产法”的立法，在那个年代，居然让他搞成功了，你不得不佩服他的执着和坚持。他因此被大家称为“曹破产”。
后来他又斗志昂扬、热情洋溢地推行“人大旁听制度”，提出十条修宪意见。他主持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以后，交的第一份作业就是“让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安全通道”，我看了以后大为赞赏。
在1989年风云变幻的五月，人大这枚“橡皮图章”，曾经企图硬起来一回。这件事情的幕后推手，就是四通。
5月25日，“有关部门”报告：
“据多方面了解的情况，今天，香港《文汇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的通栏大字标题，发表了综合消息，并强调指出：‘据悉，紧急会议的重点包括罢免李鹏’。据从多方面了解的情况，向该报提供这一消息的，是北京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曹思源。”
确实，是曹思源把将这一消息提供给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刘锐绍的。
“有关部门”的报告称：
“自四月下旬以来，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就一直参与有关北京学潮的活动，曹思源等人并与高自联头头有较多接触。戒严以后，曹思源等认为北京局势更加复杂，经向万润南汇报并经万同意，曹思源决定草拟一份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万、曹等认为，‘全国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个时候，召开紧急会议，是完全符合宪法原则的，也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必要措施。’‘在此紧急关头应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
其实，这是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共同的想法，四通的独特贡献在于，把这一想法变成了具体的、可操作的行动。
“有关部门”的报告记述了这一过程：
“《建议书》写成后，曹思源即持《建议书》首先找到了胡绩伟同志，胡绩伟同志在审阅了《建议书》后，明确支持他们的行动，并在《建议书》上加了一句话：‘如果暂时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非正式紧急会议。’胡签名后，表示愿意以他的名义，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等人向其他常委委员办理征集签名事宜。从五月二十一日晚开始到五月二十四日上午，曹思源等四通社会发展所人士各方联系，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要求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建议书》上签名。有的人大常委委员见了《建议书》，在上面签了名；有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由曹思源等人代签，名为委托代签。这次一共有四十六位常委委员或直接签名或电话委托签名，或电话表示赞成开会或回电报表示赞成开会。”
另外还有十一位在其他场合表明过同样的态度，所以一共有五十七位人大常委委员赞成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超过了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因为有些常委不是直接签名，算是留下了破绽，后来给我们带来了一点麻烦。
报告称：
“二十四日下午，四通社会发展所将关于提议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信件及收集到的常委委员的意见材料交给了胡绩伟同志。胡绩伟同志又分别给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副委员长、彭冲副委员长写了亲笔信。曹思源等人于二十四日下午一时半将这些材料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
5月25日，在香港《文汇报》发布这一消息的同一天，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回国。他本来就是改革阵营的一员大将，在国外访问期间，发表的讲话也相当开明。国内各阶层对他都有深厚的期待。当天，学生发起了迎接万里回国的环城大游行。呼喊的口号有：“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万里回国，人民期待”等等。
但万里回国的专机并没有回到北京，而是停在了上海。一下飞机，他就被实际上控制了起来。实施这一行动的，便是江泽民。
在一个企业应该做的经营范围内，你是对的。企业们互相竞争，遵守规则，提供产品和服务。规则由立法和政府制定。
但由一个企业制定规则同时又参加比赛，你觉得它理性行为会是怎样的？
我说的太直，但我相信万老是容得下我的意见的，虽然不会同意。希望万老不要感到Of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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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颁布和强制别人执行吧，应该也没有这个权力。他们应该只是研究，或再加上起草。
我觉得你说的是独裁政体的特点，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与一身。
至于运动规则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才有益于全民健康发展，运动员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之一吧。帮助起草应该不会导致非理性，只要执法机关公平就行。
有个简化的关于制定公平规则的例子：两个同样权利的人分西瓜，如何分才会接近公平。能不能找到一个方法？结论是可能的：
就是让甲切西瓜，让乙先挑西瓜。这样甲就会尽量切得公平，乙也没意见。
这个分西瓜的方案的公平性，和由什么人提出，没有关系。只要执法机关能保证不是甲又切西瓜，又先挑西瓜就行了。
政府和民间都在摸索探路，老万做些研究，我觉得利国利民利己，好象出事前（六四），四通的这些活动很受政府社会的欢迎，老万还是非常牛人的。只要没有违反国家利益，这都是值得我辈佩服的，国家就得出些牛人，不能全是李二那样的吃货，今天的天则经济研究所都能被政府待为上宾，四通的研究所当年为何不可？ 只是六四后，因为站队的问题，就变成了政治问题。
当掌权人不要廉耻的时候，还真的是万夫莫开。当然损失是对等的，就是老家伙革命几十年，自己最后也全部现了原形。那些个革命、理想、为人民服务，揭开全是骗局。可怜秀才兵，生生气死！
freemanli01 评论于：2012-05-22 20:02:59 [回复评论]
回复纯铜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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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不是为了反驳你，而是真想探讨、澄清这个概念。实际上
四通做的好不好，结论对不对，我觉得是一个问题，需要市场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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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企业应该做的经营范围内，你是对的。企业们互相竞争，遵守规则，提供产品和服务。规则由立法和政府制定。
但由一个企业制定规则同时又参加比赛，你觉得它理性行为会是怎样的？
我说的太直，但我相信万老是容得下我的意见的，虽然不会同意。希望万老不要感到Offence.
什么是“平等”？这个概念本身就模糊。一件事情表面看起来不平等，可本质上可能却是平等的。比如说，飞机上的商务舱和经济舱区分就不平等，一个舒适，一个不舒适。你想舒适就要多花钱，你要省钱，就只好凑合了，从这方面看又是很平等的。
四通公司你要赚钱，没问题。但你要搞社会研究所，就有点不务正业了。你听说过苹果公司也搞个什么社会发展研究所吗？军人干政和商人干政一样糟糕。俄罗斯叶利钦时代，那些金融大亨经常给叶出谋划策，干预政府运作，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而老万想独立,也没法独善其身,两派争斗,最后人家都逼你站队.
不好意思，不是为了反驳你，而是真想探讨、澄清这个概念。实际上老外的“平等”概念困惑了我很多年，口头思想上很容易，潜意识转变很难。
“做的东西好不好” 和 “有没有权利做”是两个概念。
四通做的好不好，结论对不对，我觉得是一个问题，需要市场来检验。
而四通有没有权利做这个事，这个事到底是不是个垄断的营生。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主流潜意识里，人们就是认定有些事你没权利做，否则就是僭越了，呵呵，平等概念要深入人心，真不是容易的事情。
问题就在这里。四通是民营企业（实际上是私人企业），由它去研究私有企业立法，能是客观，公平和公正吗？它的研究成果和结论，不用想都知道是什么。有人扯兰德公司也是非政府机构，但是兰德主要研究的是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方面的各种问题，而且不接受特定公司的资助。换句话说，出钱的人和研究成果没有利益冲突的关系。当年一听四通成立社会发展研究所，俺就知道老万误入歧途了。
现在想想，潜意识里，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一直都是鱼水情深，听上去好像非常贴心，其实是一种对立关系。说得通俗点，那就是“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基本上还是封建那套思维方式，上下关系，水和舟关系。从来就没想过人民也是鱼啊。
有一天人民说“我也是鱼啊”，党就震惊了！
你要是鱼，那不就没水了么？党的生命怎么办？
主流思想真的还没准备好过渡到公民社会，大家都是鱼就不行么？同吃地球大地的水不行么？
乱源--四通---〉〉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
老万是早有野心了。一个企业，有什么资格办社会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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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台的眼睛真毒！
我也奇怪，这可是大忌！
老万是早有野心了。一个企业，有什么资格办社会发展研究所？何况才成立不到五年。企业主有何用心？这个社会发展研究所有什么资格主持召开人大常委会？难怪老万最后亡命海外喽。“有关部门”没有及早察觉制止，是失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