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体制内部的结构越严密，对社会产生的破坏力就越大。当前因为民族矛盾而引发的激烈冲突，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执政团队正在成为整个社会挑战的对象。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中，人们会同情那些无辜的死难者，但是绝对不会对统治集团内部官员表示丝毫的同情。当一个年轻人千里奔袭，在公安机关办公场所大开杀戒的时候，人们将他视作是当代侠客；当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为了保护自己的贞节，激愤杀人的时候，人们赞美她“江山如此多娇”。这不是对暴力的崇尚，而是对执政团队的不满，几乎所有执政团队的官员都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中被袭击的对象。如果中国最高执政当局仍然试图丢卒保车，以牺牲个别官员的利益来换取整个社会的稳定，那么，将会铸成大错，因为人们所攻击的不是个别官员，而是这个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官僚体制。假如不允许公民以世界普遍认可的方式选举执政者，那么，所有的执政官员都不安全。
发生在中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接二连三，此起彼伏。一个小小的刑事案件，居然可以引起上万人上街示威游行，政府不得不出动数百乃至数千警察，维持治安秩序。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社会就像处在火山口上随时都会有爆发的危险？
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腐败的官僚体制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其自身就是问题。导火索一旦点燃，长期积累的矛盾就会彻底爆发。当前中国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官民之间的矛盾，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权贵资本主义堵塞了普通中国居民发财致富的渠道，而政治权利得不到尊重则使得居民有冤无处伸；第二，官官之间的矛盾——在极端腐败的官僚体制下，少数处在下层的官僚找不到正常上升的通道，他们自相残杀或者将体制内的矛盾社会化以达到发泄自己不满的目的，（学术界将这种现象形容为官员们以暗杀的方式推翻了执政者的“麻将桌”）；第三，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竞争缺乏章法，“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现象十分普遍，权贵资本主义使得绝大多数市场主体缺乏安全感。
部分中国体制内的学者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其实，他们不知道，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之间的矛盾才是导致中国社会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西方国家，市场主体之间的尔虞我诈非常普遍，但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一旦回到社会生活中，都必须接受法律的管辖。而法律是由公民选举的国会议员以公开投票的方式制定的。这就意味着那些在市场竞争中落败的公民，仍然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换句话说，他们仍然可以通过体制内的管道来解决问题。他们可以选举自己的政府官员，可以投票选举自己的国会议员，并且要求国会议员按照他们的意见制定法律规则，从而使整个社会处在一个“市场与民主”的动态平衡之中。
市场虽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钞票，但是民主却可以保证每个人都有一张选票。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平衡机制，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总是能够起死回生。当公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政府的救济，因为政府官员是由他们通过民主的程序选举出来的，任何无视弱势群体利益的政府官员，在下一次选举中必然会被淘汰。国会议员制定法律的时候可以听命于垄断集团，但是他们必须意识到，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中他们这样做可能带来的风险，如果他们不兼顾弱势群体的利益，那么在下一次选举中，他们将会失去自己的国会议员席位。
可是在中国，普通老百姓既没有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同时也没有借助选票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所以，他们普遍处于焦虑和愤怒的状态，就好像被关进一个封闭的屋子中，无法发泄自己的情绪，一旦街头出现了官民之间的冲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游行示威抗议的行列。假如政府允许他们合法地进行游行示威抗议，那么，他们至少可以缓解心中的愤懑，可令人感到不幸的是，现行的法律甚至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赋予他们。曾经有一位学者感到纳闷，在西方国家政府鼓励公民上网发表意见，可是，却很少有人通过互联网络参政议政；在中国政府千方百计地阻止公民在网络上公开发表政治评论，可还有不少中国公民喜欢利用互联网络参政议政。到底是中国公民的政治欲望强烈，还是西方国家公民普遍患上了政治冷漠症？这些学者或许没有想到，中国公民没有合法上街游行示威的权利，他们只能在虚拟的互连网络世界，发泄自己的情绪，对政府官员表达自己的不满。
可以这样说，中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被割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既得利益集团掌握着国家的资源，他们为所欲为，翻云覆雨；可是在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外部，却出现了庞大的弱势群体，这些人既没有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时也没有自由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机会，他们只能通过极端暴力的手段，表达自己的愤怒。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形态，它会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受害者，也可能会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加害者。
假如执政团队内部铁板一块，那么，这种非常危险的脆弱平衡或许还能持续一段时间。可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由于执政团队内部缺乏一个公开竞争的机制，结果导致内部也发生了断裂——许多地区的党政官员已经彻底腐败，所谓民主选举，只不过是党政一把手徇私舞弊的借口，在执政团体内部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封建体制，任何人想要改变这个体制都必须冒杀头的危险。
按照中国的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构成了国家的政治基本形态。从理论上来说，地方人大会议选举产生地方政府官员、司法官员，但是，由于中央通过人事调整，可以随意地改变地方人大作出的决定。所以，地方人大选举产生的官员，名义上是对地方选民负责，实际上是对中央负责。各级官员表面上做出一种亲民的姿态，但是在暗地里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只需要对少数人负责。这种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的官僚体制，使得中国的官员普遍存在暴戾的心态，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拼命地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并且在自己的政治圈子里，捞取各种利益。中央政府出台文件，要求清正廉洁，可是地方政府官员却修建豪华的办公场所，购置高档的公务用车，寻找借口到海外去游山玩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中国的绝大部分财政资源，都通过各种形式进入到执政团队官员的手中，而在执政团队内部根据官员级别的高低，分配国家的财政资源。所以，在中国一个公立大学的负负责人，可以动用上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元的国家资源；一个新闻传媒集团的负责人，可以坐在装修豪华的办公室里耀武扬威。可怜那些真正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公民，不得不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饱受欺凌。他们没有能力抗争，也没有机会抗争，他们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以死抗争。
在这个令人绝望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从希望到绝望的心路历程。在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中，每个人都想获得更大的权力，但是，当他们拥有更多权力的时候，他们的罪恶就会增加一层。这是一个让好人变坏的社会，这是一个缺乏前途和光明的社会。
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让执政者感到焦虑万分。传统的镇压手段边际效用越来越小，而安抚行为虽然可以平息个别矛盾，但却无法解决整个社会发生的深层次矛盾。在中国执法人员成为群众攻击的首要目标，这就好像当年农民起义和工人造反一样，那些站在街头为执政者看门护院的执法人员，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牺牲品。
部分学术界的同行认为，只有引进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矛盾。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并不是没有引进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国现在实行的所有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几乎都是舶来品。中国的市场经济源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源于马克思所倡导的巴黎公社制度。但是，这些制度之间不兼容，与中国社会传统也不相匹配。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平等。而平等是一切制度设计的基础，也是一切制度追求的总目标。
“人生而平等”是西方国家宪法体制的核心价值所在。虽然我们知道每个人都追求平等，而社会始终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但是，西方国家的宪法为公民平等竞争创造了条件。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市场经济允许尔虞我诈，通过优胜劣汰实现财富的集中，但是西方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所有创造财富的人，都必须承担社会责任，通过税收的方式回馈社会。所以，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投资人，会自觉地依照法律的规定，将自己的财富捐赠给社会，而公民通过投票选举政府官员，并且监督政府官员妥善地使用这些财富。在这个过程中，公民既可以找到就业的机会，同时也可以分享社会福利。正是这种机会上的平等，使得人们对未来满怀憧憬。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亚细亚形态，从政治上看，它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从经济上来看，它允许诸侯割据。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社会就已经不是一个封建形态，因为西方国家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建立在自治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社会。而中国恰恰缺乏这样的自治传统，中国公民的一切财富都来自于君王，所以，他们必须接受君王的支配。皇帝为了管理国家，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非常严密的官僚体制。在官僚体制内部存在着绝对的下级服从上级的规则。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中，居民被区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两种人，体制之内的人是精神上高度压抑，但是物质上绝对富足的人，他们根据自己官职的大小，享受不同级别的待遇，为了获得更大的官职，他们可以承受精神上的一切，甚至愿意放弃暂时的物质利益，在这样一个政治结构中，每个人都是权力奴隶，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出卖他人的利益。在中国的官场上流行过这样一个笑话：县委书记和县长之间进行男女对话，县委书记说所有的县委书记都“干”过县长，而县长则回答，县委书记都是县长生（升）的。假如不了解中国的国情，那么，很难理解这则政治笑话所包含的意蕴。这个笑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官场的肮脏和污浊现象。在中国要想当官，不但要出卖自己的人格而且要出卖自己的妻子。共产主义在中国官场内部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得以实现，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一幕！
依靠这样的官僚体制来驾驭中国的局面，如果不是痴心妄想，那么就是心存侥幸。苏联执政80年，由于内部腐败而导致苏联共产党在一夜之间轰然解散；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60年，当前中国官场的腐败现象与苏联共产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看一看中国的新闻报道，人们就会发现中国官僚体制已经腐败到何种地步，一个小小的公车改革，居然长时间讨论没有结果。在这个体制内部每一个人都痛恨腐败，但是，每一个人都向往腐败的生活。这是一个变态的官僚结构。当大大小小的官僚耀武扬威，发表重要指示的时候，普通老百姓在内心深处，早已产生了抵触的情绪。共和国的总理到一个地方视察，走进一个退休工人的家中，以体现对退休职工的关怀，可是，这位退休老职工毫不客气地对总理表示，希望他能真正地关心国家大事。好在这位总理表现非常机敏，在第一时间告诉他，群众的事情无小事，关心群众就是大事。其实这位国务院总理不知道，老百姓并非不需要领导关心，但是，他们希望国务院总理关心体制内部的腐败问题。假如让那些腐败分子有所收敛，那么，老百姓的利益就不会受到更大的损害。百姓不是不喜欢关心他们利益的国务院总理，而是他们认为国务院总理鞭长莫及，在中国现有的体制内部，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早已经将老百姓的利益侵蚀殆尽，而国务院总理的嘘寒问暖，除了掩盖社会矛盾之外，不可能会解决任何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被中共当局赋予了崭新的含义，他们认为制定法律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表现。所以，每当西方新闻媒体指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时候，他们总是搬出宪法、法律等一系列的法律文件，证明他们已经还权于民。他们这样做十分愚蠢。假如这些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行政权力，假如这些法律不是由选民真正的代表制定出来的，那么，这样的法律越多，在社会上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因为法律规定的权利和现实生活中的情形完全相反，公民面对法律只有愤怒，不可能会有感激。
在这个充满虚情假意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恐怖分子，都会随时以身试法。作为一个学者，我当然希望通过技术上的改革，彻底打破中国的官僚体制，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开放的自由的社会。但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观察，我感到非常失望。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党员的执政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群体性事件，而是执政团队内部的腐败问题。中国的腐败是一种典型的体制性腐败，在这个执政团队的内部，所有腐败的东西都可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举个例子来说，假如是一个法院的院长，那么，整个法院的资源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法院的资源就是法院院长个人的资源；假如是一个公立大学的院长，那么，整个学院的资源就是个人的资源；假如是一个报社的社长，那么，整个报社的资源就是个人的资源。这种中国社会的“家天下”现象，被法律定义为“首长负责制”，换句话说，首长只要能够摆平上级首长，那么，在他管辖的范围内，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民。这样的官僚体制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特殊的“拍马屁文化”，或者中国特有的“太监文化”—— 每个人都自愿地为首长服务，但是回过头来，立即对自己的下属颐指气使，以此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
中国当前形成一个又一个封建小朝廷，在这些小朝廷内部产生了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在这个官僚体制内部，可能会因为分赃不匀而导致官员之间大打出手，但整体而言，这是一个排他的、不具有开放性的、对普通公民具有攻击性的颠覆文明社会的官僚体制。这样的官僚体制是中国社会所有问题产生的总根源。
可以这样说，官僚体制内部的结构越严密，对社会产生的破坏力就越大。当前因为民族矛盾而引发的激烈冲突，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执政团队正在成为整个社会挑战的对象。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中，人们会同情那些无辜的死难者，但是绝对不会对统治集团内部官员表示丝毫的同情。当一个年轻人千里奔袭，在公安机关办公场所大开杀戒的时候，人们将他视作是当代侠客；当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为了保护自己的贞节，激愤杀人的时候，人们赞美她“江山如此多娇”。这不是对暴力的崇尚，而是对执政团队的不满，几乎所有执政团队的官员都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中被袭击的对象。如果中国最高执政当局仍然试图丢卒保车，以牺牲个别官员的利益来换取整个社会的稳定，那么，将会铸成大错，因为人们所攻击的不是个别官员，而是这个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官僚体制。假如不允许公民以世界普遍认可的方式选举执政者，那么，所有的执政官员都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