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三千六百万饿殍立墓碑
徐友渔
新华社高级记者、学者杨继绳所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香港出版，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极大关注。虽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种有关大饥荒的书籍，但就资料的全面和翔实，内情披露的惊人，论证的理性和严密，以及结论的权威可信而言，这本书是前所未有的。
我认为，这是一部可以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的巨著。虽然，关于中国的古拉格，也有中国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如果说古拉格是斯大林时代的代名词，那么，饿死几千万人则是毛泽东时代的标志。
我曾惊叹于索尔仁尼琴为记录罪恶而收集证据的专注与坚韧，为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未能专心致志还原历史而叹息。而《墓碑》一书既体现了索尔仁尼琴式的良知、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洞察力，还在史料的汇集、分析和内情的披露方面大大超出《古拉格群岛》，当然，可以说杨继绳的身份和条件优于索尔仁尼琴，但一般的规律是，身份和条件越有利，包袱就越重，顾虑就越大。像杨继绳这样出身于体制内而为正义冒险犯难、孤注一掷，虽不是绝无仅有，也只有顾准、李慎之等少数前例。
《墓碑》的写作动机之一是作者的骨肉亲情。作者的父亲，一位善良、正直的普通农民，于1959年在饥饿中悲惨死去，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父亲临死时的惨状，家乡惨不忍赌的情况仍然历历在目，作者在本书前言中说，此书是为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也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
大饥荒的全景图
作者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利用自己的新华社记者身份和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有关资料，访谈当事人，同行和朋友的相助，使他有可能与掌握情况的前任官员面谈，阅读到严格保密的档案材料，这一切使得《墓碑》一书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全国大饥荒的情况。
提到中国的大饥荒，人民首先想到的是河南和信阳。《墓碑》详细记录了以信阳地区为重点，下至县、乡、村，上致省委、中南局和中央的情况，比对、分析了各种数据和方法之后，得出结论说，河南饿死人至少为三百万，信阳一个地区饿死人一百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甘肃总人口只有一千三百万，全省饿死人数在一百万以上。死人比例最高的在通渭县，将近三分之一，百分之七十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当时被派遣去解决“通渭问题”的一个干部回忆说，他们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没有力气或顾不上埋葬死人，他们不怕死人怕活人，因为活人想吃人。
四川历来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大饥荒年间死人最多，达到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之所以难于准确估计数字，是因为四川省委在当时就从政治上控制人口统计工作，命令上报死亡数字多的地区“重新调查”。四川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其最高领导人李井泉善于揣摩毛泽东的心意，对于极左跃进的做法坚持不降温，并大量外调粮食，以证明政策正确，形势大好，他以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安徽凤阳以农民逃荒要饭闻名，这个不到四十万人的县，三年大饥荒饿死九万人，将近四分之一。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凤阳县委1958年上报指标8亿斤，实收1.6亿斤，国家强力征购占43%，造成农民缺粮断炊，1959年产量为1.8亿斤，上报为4亿斤。安徽全省饿死的人在五百万到六百万之间，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在安徽毫县，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出现了人肉市场交易，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卖人肉。
在大饥荒年间，发生的许多事今天看来匪夷所思，有些看起来是笑话，但着实令人辛酸。1960年春，甘肃定西地区农村断粮，地委书记却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在搜刮粮食的过程中，通渭县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1960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农民口粮为每天4两（旧制，相当于现在的2.5两），省委负责人说：吃4两的是马列主义，超过4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省委提出“吃4两，晒太阳”的口号，《墓碑》的作者说，人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粮食？
饿死人总数和原因
三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人们一直关心，引起激烈争论和众说纷纭的问题。
在《墓碑》之前，不断有中外研究者综合各种材料和数据，估算出饿死的总人数，大致说来，其数值在两千万到四千万之间。而新老左派则挖空心思地攻击这些数据，费尽心机而又拿不出根据地辩称这些数据偏高，是对毛泽东本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丑化。他们的狡辩包含了一个残忍的逻辑，似乎饿死的人如果低于某一个数字，就是正常的，就可以接受，就说明毛泽东没有错。其实，我们可以取最低数的十分之一，质问左派们：难道你们认为，饿死两百万人就是天经地义的？
杨继绳在比较、分析了各种方法和数据之后的结论是：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科学、可信的数字。
为什么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为什么为饿死这么多人？从《墓碑》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这些原因。
由于大跃进的浮夸，全国各地都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宣布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虚夸）为4000亿斤，实际产量基本与上年持平，但征购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其结果就是从农民的口粮中硬挖硬挤。
要完成高征购指标，农民必须把口粮、饲料、种子搭进去，在完不成征购任务时，上级部门认为农民在搞瞒产私分。各地普遍用对基层干部撤职、开斗争会、毒打、劳教、逮捕等方式强迫交粮，被打伤、打死的干部和农民不计其数。斗争会上有这样的问答：“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大跃进了。”“人民公社优越不？”“优越。”“那你为什么不拿粮食？”还有这样的口号：“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文章证明，每亩产量可以达到3.9万斤，这为反瞒产私分提供了“科学论证”。
根据毛泽东的喜好和倡导大办公共食堂，是造成农民饿饭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本书作者根据资料分析认为，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减少一半。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就是前两个月吃饭不要钱，大吃大喝，然后闹饥荒的过程；就是强迫农民入伙，统一用粮，没收锅碗瓢盆，谁家冒炊烟抓谁，使农民家徒四壁、一无所有的过程。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肚皮”，干部掌握了让谁吃饭和不让谁吃饭的权力，同时得到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干部滥用权力使饿得快死的农民雪上加霜，他们派民兵围、追、堵、截，设卡抓捕，不让农民逃荒，断了饥民的最后一条求生之路。
驳斥狡辩和谎言
长期以来，“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成了中国人回顾大饥荒年代的口头禅。《墓碑》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有力的批驳。
作者引证权威的气象资料和权威的气象学家的观点，说明1959—1961年是正常年景。所谓正常年景是说，中国地域辽阔，每年发生天灾在所难免，但这三年的自然灾害并不比其他年份严重。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历史资料表明，粮食产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1956、1957、1962、1963、1977、1978、1979、1980、1981、1982、1983这11年的成灾面积都超过1959年，但并没有出现大饥荒，而且其中有9个年头粮食产量超过了上一年。
对苏联的指控是说他们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实行逼债。《墓碑》指出，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发生在1960年下半年，这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发生一年有余，而且专家合同与科技合同与农业和粮食产量并无关系。至于逼债的说法，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能证明。恰恰相反，苏联在1961年3月提出，为了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方以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蔗糖，而中国政府不要小麦，只接受蔗糖援助。中国对苏联的债务是提前偿清的，但这并不是因为苏联逼债，而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主动提前还清。
书中引用中国外贸部长1961年的讲话说：“由于我国最近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了一定困难。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苏联政府同意我们1960年贸易业务中的欠账在今后五年内分期偿还，并且不计利息。还提出不计利息现在借给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由中国以同等数量归还。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
在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以巨额资金和物资援助一些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中国。在农民大量饿死的同时，大量粮食被用于出口，1959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产，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创造粮食出口历史最高记录，这个数量够2450万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当局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这一年饿死人最多，而国家尚有几百亿斤粮食库存。
左派辩解说，大饥荒是因为下面的干部乱来，中央和毛泽东并不知情。对此，本书有一条最重要的披露：1961年，粮食部和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汇总后得知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阅后命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事后周还追问是否销毁了，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才放心。
当毛泽东得知信阳发生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时，他说事件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是反革命复辟，对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解决办法是实行民主革命补课，这导致对基层干部大规模的斗争、撤职、逮捕。
还有人辩解说，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也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本书引证官方出版物说明，毛的一份西餐菜谱记载了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另一位知情人说，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高，建议毛不吃猪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间，各地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别墅、宾馆豪华程度超过国宾馆。
《墓碑》分析了大饥荒的制度背景，作者在全书始终把这种制度称为极权主义制度，这说明作者的认识是到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