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荣获红楼梦长篇小说奖

　　　　　　　　　　　　　　　　　　　　邢舟、江迅

莫言凭《生死疲劳》赢得第二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他表示，作家太富贵写不出好作品，太穷困也不好，而在相对中立的状态，作家既可了解贵族上层，又可随时接触下层民众。

让一个叫「莫言」的人，站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讲，颇有几分讽刺意味。三十年前，当那个名叫「管谟言」的人，把自己名字中间的「谟」字，一分为二变成「莫言」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私自改姓易名的叛逆行为所包含着的意义。以上这段话，是九月二十三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颁奖典礼上，莫言作得奖感言时的开篇词。莫言的得奖作品是《生死疲劳》。浸大校长吴清辉说，莫言在文坛享有盛名，这次获奖更反映了他的创作水平之高，在全球华文社会得到认同和肯定。莫言在得奖感言时说到「莫言」，他说，当时只是想很多作家都有笔名，自己也该有一个，于是用了「莫言」。当他注视这个意味着不说话的笔名时，想到了多年前父母的教导。那时，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人们普遍丧失安全感，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只有欺骗和防范，许多人因言招祸，一语不慎，带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后果。他偏偏是饶舌的孩子，记忆力好，口语表达能力好，又有着人前说话的强烈欲望。但每当他欲施展说话才能时，母亲总提醒他：少说话啊。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离开父母的眼睛，他还是要滔滔不绝地说。

被人们普遍认为离诺贝尔文学奖距离最近的中国作家之一的莫言，六岁进学校读书，他因骂老师「奴隶主」受警告处分。从小他就像自己笔下《四十一炮》中的炮孩子，有着以三寸不烂之舌而舌战群儒的冲动。不过，这个以「莫言」为戒的山东汉子，后来把说话的欲望全都倾注在小说里了，在作品中，能时时读到充满进攻型的语言。

但在生活中，莫言总是谨言慎行，从不见他放大炮。在他的长篇《丰乳肥臀》受批判后，他选择沉默，以搁笔两年的决绝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在颁奖典礼前夕，莫言接受了访问，似乎不再「谨言慎行」，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你说过作家不能太富贵，怎么理解？

先说一个很朴素的民间故事，有个养鹰的说，猎鹰不能吃得太饱，牛肉吃多了，它就没必要去追袭猎物了，但也不能太饿，饿过头就飞不动了，只能吃得七八成饱。既要有体力，也要有那种追捕猎物的欲望才行。作家也一样，太富贵了，家里雇了四个褓姆，出门有两个保镳，有亿万身家，他创作的动力就基本没有了。这种时候，他的心灵无法与普通人沟通，文学说到底还是反映底层人的文学，反映下层人的生活，反映不幸者、受迫害者、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生活。

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不是也有描述贵族生活的吗？

更多的还是反映最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反映人生疾苦，这样的作品才有广泛的群众性，才有社会期盼的价值。一个作家一旦富贵到相当程度之后，与下层的人们群众那种血脉之间的联系就切断了。因此太富贵就很难写出好的文学来。当然不能太贫困，吃了上顿没下顿，首先就要解决温饱问题，要解决养家餬口，这样的条件下去写作，也就显得很奢侈。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与下层群众保持一种密切联系，这样才可以处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状态，既可以往上看，了解贵族的上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又可以与下层人随时接触，如此上下自如，才能写出比较立体的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的小说。

你怎么看当代文坛不少作家热衷玩技巧的现象？

这是每一个作家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年轻人总是蔑视过去的经典著作，尤其对现实主义的作品，喜欢玩技巧，玩结构，玩语言，玩意向，玩象征。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意识到，这些东西都是华而不实的「花活」，远离了小说起源和小说存在的最根本的价值。小说是讲述故事的一种方式。自从十八、十九世纪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小说推到一个顶峰之后，让后来的小说写作者感到相当尴尬的境地，如果按照这样的写法来写作，前面的高峰是无法超越的，因此才有了后来欧洲和美洲的新小说的流派，纯粹从技巧入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法国的新小说，各种各样的讲述故事的小说技巧，事实证明都是昙花一现，只有现实主义的好好讲故事的小说，是常春不衰的。

从你的作品看，都在好好讲故事，是否就是你的追求？

说书人是小说家的鼻祖，听书人就是要听一环一环揪人心魄的故事，每段故事都留有悬念，讲述故事是小说起源的最根本理由，也是小说家的天职。到我这样的年龄，慢慢悟到，一个小说家归根结蒂应以讲故事为天职。当然这种讲故事也包含了塑造典型人物、典型环境。这大概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家们走过的坎坷路，经二十多年的探索，意识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小说的技巧，尽管拓宽了小说的表现手法，但如果把讲故事忽略的话，势必会让越来越少的读者更少了。最近这几年，法国、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诞生了很多前卫的小说流派的作家，已经回到好好讲故事的本质上来。当然讲故事并不排除小说技巧。

德国汉学家顾彬尖锐批评说中国当代作家「没有受过完整教育，不懂外语，所以很难写好小说」，你怎么响应？

顾彬是我老朋友了，一九八七年，我第一次去德国，他热情接待我，交谈甚欢。中国作家应该有一种接受别人批评的雅量，不要一听到刺耳之言就暴跳如雷。顾彬的观点是偏激了一点，作为汉学家，面对浩如烟海的当代中国文学，阅读量难免挂一漏万。我相信有很多符合他好小说标准的当代文学作品，他没有读到。

顾彬认为中国作家没有表现出独立思想，对人生和社会的独立思考不够。这种批评有道理，应引起警醒。我们长期以来在那种集结化的环境里，尽管对这种集结的模式化的思想深为反感，但就像一只鸟在笼子里长期被关，突然被放出来，尽管可以飞翔，但它飞得是不自由的，是那种被关在笼子里的状态限制了。就这一点，顾彬作为读者，有权发表看法，不必非要跟他辩论。

你说，顾彬的观点偏激了一点？

他有些观点并不那么严密，从逻辑上讲是有漏洞的。比如他认为，中国当代作家所以写不出世界水平的文学作品，因为他们不懂外语。其实沈从文小学都没毕业，我说沈从文是我们的「挡箭牌」。尽管顾彬也对我作了严厉的批评，但有一个顾彬在边上发出刺耳的声音，绝对比没有要好。他让我们认真的思考，不要沾沾自喜。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判断跟顾彬还不太一样。

总体上，你怎么评价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

我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取得了可以用「辉煌」两字来形容，即使长篇小说没有《静静的顿河》（俄国作家萧洛霍夫的作品）这样的伟大作品，但在中篇和短篇领域，我国许多作品完全能与世界上优秀作品媲美。我不太同意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比较，他认为当代文学不如现代文学。

我们这一批作家不如当年鲁迅、沈从文、张爱玲那一批作家，这种说法基本成立，鲁迅他们达到的时代高度，现在的作家确实很难达到。但是从总体水平上讲，当代作家比五四作家要高，只是缺少高峰。当代文学是一片高原，现代文学有几座高峰，从普遍的高度讲，当代文学比现代文学要高。

□ 《亚洲周刊》二〇〇八年第四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