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传文学的嬗变--- 从列传到传记(译作)
(原名: 从 列 传 到 传 记)
作者: 倪来恩 (Brian Moloughney)
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记圣朝功德、述忠臣贤士事业、载奸臣妄人丑行，
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
-----李翱 <<百官行传奏>> [1]
传记文是中国传统史学著述的主要文体。一个王朝的兴衰被认为与其皇帝、
大臣及众官员的品行相关，从而史学家的要务就是记载这种社会典范的生平业绩----为
之作“传”。中国传统散文艺术之简明扼要的特点恰好为传记文学提供了适宜的工具。
这种传记与历史的紧密相关确保传记作品展现传统儒学史观的全部特征。史学被视
为以记载治国安邦之社会业绩来为儒学理论作注----所谓“经者治之理，史者治之
迹”[2]。
十九世纪末，这种状态随着儒家传统的衰退而得以改变，最终随着儒学典
章制度的彻底崩溃而结束。尽管满清政府的合法性于十九世纪初就受到挑战，但直
到十九世纪90年代，新儒学规范开始崩溃，儒家地位的合法性才受到质疑。新史学
----有别于传统官方史学----的倔起，也构成了摧毁儒学传统的力量之一。即使在
史学最重要的功能方面----储前人经验之宝藏、传先哲贤士之典范，新史学观也在
直接挑战和打击旧传统。随着对西方的逐渐开放，特别是受日本接纳西学情景的影
响，中国的新史学开始弃离传统的儒家理学的旧史学观----史者经之据。新观念和
新方法的使用，使得传统的“传”很快失去其在史学中的主导地位。
所有这些意味着传记著作首次摆脱传统史学观的限制而树起独立的旗帜。
这一解放为传记文学带来新的曙光。巨大的写作兴趣立即表现在对人物个性的描述
上。这一转变反映到新的传记和史学的关系上，就是促使“历史传记”作为一种独
立的体裁成为现代史学的写作惯例之一而出现。
纪传体的起源
纪传体在中国的出现，也许源于人们企图超越死亡的欲望。<<左传>>认为
这种超越死亡的“生存”得以实现须在以下三种成就中得其一二----立德、立功、
立言[3]。当一个人的德、功或言的成就显赫而不随时间而退色，他就“永垂不朽”。
儒家学者早就意识到，在无法确保自己的种族必定繁衍不绝的情况下，试图超越死
亡而不朽，所能选择的唯一途径就是“立言”。早期的“立言”主要是叙述某人生
前功德的悼文，进而发展成各种形式的葬礼铭文，如墓志、墓表、神道碑等[4]。这
曾是当时文人的重要社会职责之一。刘勰指出“ 诔”在西周时就已出现，尽管只能
在<<左传>>中才能见到其最早的例证。<<左传>>中鲁哀公对孔夫子之死的悼文，并
未告诉我们关于孔子本人的事迹，而仅仅是说他曾多么多么受人尊敬，也将多么多
么被人怀念。这种表达哀思的祭文后来发展为对死者生平的传记。但追寻这种转变
的轨迹则非易事。也许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中国传记文学的出现是最重要的因素。
从周末到秦初，直至汉代早期，是众所周知的社会巨变期，它允许不同阶层的个人，
特别是所谓的“士”阶层发挥重大影响。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涌现出一批诸如<<左
传>>、<<国语>>、<<战国策>>、<<诸子百家>>等精美作品。在这些精心撰著中，更是
可以看到作者对独特人物的写作兴趣和高度评价。这个时期确实为那些富有才华、勇
于探索、满怀信心的文人们的成名成家提供了最佳机会。
这一时期的叙事文学中出现了对人物性格方面的描述，如<<左传>>中著名
的郑氏兄弟的矛盾故事[5]。这可被看作是叙事文学传记转变的标记。随着对人物性
格之揭示的重视 (如上述故事中人物的诚信)，这些逸闻趣事的写作中显示出早期中
国传记文学的许多特征。当然这些描述人物性质的文字仍是以孤立的趣事和只言片
语穿插于正文中为叙事服务。人物的生活还不是重心。真正的传记文学就是从这些
早期作品中脱胎而出的。<<四库全书>>认为<<晏子春秋>>是中国的第一部传记文学
[6]，其中的故事可能收集于公元前四世纪，尽管目前见到的文本是经后世刘向编辑
过的。当代学者并不同意 <<四库>>的说法[7]。与其说<<晏子春秋>>是部传记，倒
不如说它是一部故事集。其中晏子这个人物更像是这串故事的载体，而不是反过来。
如果<<晏子春秋>>可称作传记，那么<<论语>>、<<孟子>>也可归入传记之列了。的
确有人这样认为，譬如胡适就曾声称<<论语>>是中国最古老的传记著作[8]。无论如
何，将<<论语>>、<<孟子>>之类看作论说文的典范更合适些，尽管它们在儒家经典
中占有显著地位。<<晏子春秋>>在编入<<四库全书>>的传记类之前，也一直被视为
哲学著作。这也许更合适些。
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始于<<史记>>，这要归功于司马迁的天才。 不同于过去
那种集中于事情详情细节的平铺直叙，司马迁开创了一种通过主人公的生活轨迹来
陈述历史的写法。因而太史公不仅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史学文体，而且开创了传记体
的中文传统。众所周知，司马迁将他的<<史记>>分五部分。首先是十二篇“本记”，
记述主要的社会事件。但它却是以对该事件起主导作用之人物的刻划为核心，无论
他是不是帝王。第二部分是十篇“表”----对重要事件和人物的编年表。第三部分
是八篇“书”，是对政体、政务的评论。第四部分为“世家”共三十篇，记载了当
时最有影响的人物及家族。第五部分为“列传”共七十篇，但却是全书篇幅最大的
部分。这种写作方式恰当地协调了无比繁杂的史料。虽然太史公也论及某些特殊群
体(如匈奴)，但<<史记>>通篇主要记载他认为重要的典型人物。
尽管许多人断定有不少早于<<史记>>的旧史作对司马迁孕育其杰作有某种
影响，如借用“表”、“纪”、“世家”等名目，但这并不能否认司马迁创新史学
体裁的功绩。正如李少雍所说：“司马迁的独创性，归根结底表现在变‘编年’为
‘纪传’这个根本点上。虽然纪传体是由五体组成的，但它主要包括本记、世家、
列传三体；三体的记叙方法虽不完全一样，但基本上都是最能体现纪传体的特点和
实质的、以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主的传记。‘编年’和‘纪传’的本质区别在于：前
者强调‘事’，后者强调‘人’”[9]。
司马迁的这种写作体裁被后世作为标准成为官方著正史的模式。“传”成
为史学编撰的主要写作体裁。自然也不是所有的传统史学著作都模仿<<史记>>模式。
另一个显著不同于纪传体的体裁是自唐代以降的官修史著，它集中记载朝政业绩，
而不是官员和名人的事迹。无论如何，自司马氏起中国史学编撰保留了纪传的特色。
官方给纪传体以权威的地位，这种传统一直保留到二十世纪。
传统纪传体的性质
虽然司马氏创立了用纪传体修史，但用纪传体写什么却一直是不确定的。
直到唐代早期官修史学中标准的纪传体出现之前，所谓的“传”可谓是五花八门，
其大部分不能称为史学著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伪传记集<<列女传>>，其内容广为
流传。基于该故事的图画广绘于墙以鼓动人们效法六位烈女的美德。事实上，这部
所谓的“传” 不过是“传说”而已 。<<列女传>>的故事常被看作是传记与公元三
世纪出现的那种道德教化式的志怪小说之间的过渡产物。道家与佛家作者也用“传”
来塑造他们的圣主圣徒。第一部道家的这种著作应推<<列仙传>>，虽然后来葛洪的
<<神仙传>>要精致的多。幸存最早的佛家传记为慧皎所编的<<高僧传>>。有趣的是，
在大量编译印度传教文献时，中国佛家采用了“传”这种原作中没有的文体，以贴
近儒家正统史学体例，这样就使得原来带有的某种异国情调的舶来品在民族文化史
中取得名正言顺的地位。从圣人传记到志怪传奇，“传”的用途之广，不仅表明其
史学中的权威地位，也说明早期的“传” 是极其多样化的。
公元一世纪已出现带有明显地方色彩的传记集。一些地方志中就有很大的
纪传成分。强化统治基础的需要促使官方广求贤士，这便继而刺激地方政绩和地方
人物纪传的写作[10]。可惜许多这样的著述未保留下来，因而难以知晓其细节。从
传记写作日益增多的迹象看，传记的写作对象主要是具有地方声誉的人物而不是帝
王将相。
另一个相伴而生的现象是对“品题人物”的写作兴趣大增。这是一种通过
品评人物性格和能力而估价其从政资格或业绩的文类。随著汉朝的衰落直至崩溃，
儒家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弱化，这种对个体价值的关注受到鼓励。在这种政治文化氛
围中，传记大量出现并成为最受欢迎的文学形式。也许最明确的标志是大量“别传”
的涌现。从公元三世纪的后汉到随朝统一后的公元六世纪是“别传”的繁荣期[11]。
尽管这些传记也被用于编史，但恰如裴松之评<<三国志>> 所言，这些“别传”似乎
是独立产生的而非为编史而作，因而总是显示某些别出心裁之处，而且也更客观一
些。
由玄奘的弟子慧立和彦□合著的著名的佛教纪传<<玄奘>>是标志著中国
纪传著作进一步发展的又一范例[12]。有人认为它是中国古代纪传史著最佳者。它
是一部完全独立的(而不附属于任何史学著作)著述，而且篇幅长于大部分传统传记
著作。但这样的著述并未被其他学者效仿。唐初，官方重建官修史学机构。在官方
控制之下，传记必须为修官史服务，这种状态一直为以后历朝沿用。
官方修史机构的建立使得对历史事实的权威性叙述处于官方的控制之下。
传记在必须为修史服务的前提下，也因此而得到更大的声誉和读者。顾炎武曾指出，
列传为太史公所创的史著体裁，非史官不宜为人作传[13]。 顾也许是对的，但事实
上民间的传记要比官方的多。由于“传”在官方史学中的地位使得民间传记均采用
相似的文体。传记用于官方修史给纪传体写作带来声誉，同时也要求纪传的写作须
符合官史的要求。这就意味著纪传主题的狭窄化，从而变成了行政事迹的记录。<<明
史>>中传记220篇，其中158篇记录官吏的政绩史，其余记载一些“忠孝节义”品格
显著的人物。官史传记丧失了史记中内容的丰富多彩和风格多样的特点。某些唐代
传记尚无此弊病，写过一些无法入“史”(官史) 的普通人，甚至包括某些不入流的
奇事。明代晚期出现较高层次的爱情传记，当然是非官方的，这只是一些例外[14]。
而常规的传记写作是官方史学所关注的具有政德成就的人物。
官史的限制也造成纪传体写作结构的模式化。开篇总是姓、名、字、号和
祖籍，有时还提及其一两位显赫的祖先。随之而写的必是其品格在童年时即已显现
或被培养的例证。主体部分是科举成就、历任官职、头衔和荣誉以及在社会事务、
政务中的成就。有时引用其遗作，有时也引用一些趣事以进一步揭示人物性格。最
后部分交代其卒年及身后事，包括封号及其子孙的主要业绩。此外，再加一个醒目
的结尾，称为“赞”，即对主人公的生平给予概括性的评价，这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通过人物示范一种道德规范，正是作者的写作要义。不论作者是否是官方史家，都
在通过人物生平的描述有意识地示范和倡导某种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德政规范。读者
正是产生作者的那个文人士大夫群体，因而传纪的功用正是为这些人从政治国提供
标准的道德伦理指南。
传记材料的取舍方面也是严格遵循儒家的史学观和政治标准。大量文字取
材于该名人死后的纪念性文字。诸如碑文、“行状”。翻开儒家文人的著作，这是
很常见的写作。对于高级官员，官设的“考功司”将编撰其政绩。但更常见的是由
其家族邀请著名文人或德高望重者撰文赞誉死者生平。这种纪念性文字随后可交于
官方，以企在官修史册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官史传记的主要史料来源，通常就是
摘录碑文或行状中的原文。
这种写作的全部意旨在于不断地关注那些做人的典范。无论是在家族范围
还是官方史学界，都持有一个强烈的理念----即传记应为子孙后代提供做人的榜样。
因而，从这些铭文、行状中取材时，标准是是否与齐家治国的德行有关。一个优秀
作者应在塑造典型形像的同时又能揭示人物的特有性格。例如苏轼为司马光作的长
篇“行状”。传记作者一个常见倾向是略去主人公某些对倡导贤明国政不利的言行。
不仅仅是史学中的传记，可以说整个儒家写作的一个中心教义就是以褒贬的艺术塑
造典型人物。传记成为中国史学著作的主要文体这一现象导致连家族的祭文都向官
史看齐，从而突出地强调个人生平中的公益性事迹是如何体现儒家道德规范的。
中国传统史著的另一种形式是“年谱”。它的最早起源可追溯到注释<<诗
经>>的作品[15]。这种著作致力于按作品写作年代先后的次序重新排列。年谱最适
于反映作者的生平。明代以后，这种形式变得普遍起来。其原因部分是因为它与史
著是明显分离的。日益增长的对官史所限的标准史著----“传”的不满，促使作者
转而用年谱取而代之。民间学者可借助这种形式记载和评述官方史学所未能容纳的
史实。尽管如此，直到二十世纪初官方史学的崩溃，“传”一直都是中国传记著作
的主要体裁。
对史学家而言，传记的魅力不难理解。从一个人的生平到其本性和为人的
方方面面，可以窥见其时代的特征。选择性地描述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可以获得
对其时代状态的深刻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传记一定要介入史著。在希腊罗马时代，
传记和史著由不同的学者写作，但事实上两者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重叠。著名希腊
传记作家普卢塔克 (Plutarch) 在其<<亚历山大的一生>>中，开篇便声明他写的是
传记文学而非历史[16]，这表明两种体裁之间存在明确的距离。不过，叙述人物的
特殊生平， 既是涉及其在社会活动中的横向对比，又涉及其纵向发展的过程。因而，
既是历史的也是个性(传记性) 的。早期的历史著作是多样化的，普卢塔克可能试图
将自己的著作与另一希腊著名史家波利比奥斯 (Polybius) 所提倡的颇具实用性和
政治性的史著区别开来。他当然不反对伊索克拉底(Isocratean) 派倡导的包括传记
体的多样化史学传统。古罗马著名学者西塞罗 (Cicero)曾在其致当时的执政官卢卡
拉斯 (Lucceius)的信中表达过此类观点。他希望史学著作不仅是一部干巴巴的编年
史，而应是能以趣味吸引读者和以情感打动读者的杰作，使读者在阅读时充满鲜明
生动的享受。他用 Fabula 一词命名这种文体 [17]。
西塞罗应能很容易地区分中国古代史著中的“传”与“传奇”文学的不同，
就如罗马史著与 Fabula 的不同一样。中国学者章学诚则注意到中国史著的两种主
要形式：撰述与记注。他认为前者放眼未来，以史为鉴；后者静观既往，须理智客
观，故“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18]”。章氏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就
示范了一定的撰述传统。<<史记>>不仅是简单的记事文献，而是运用史料构造传记，
因而需要思想性与史实兼顾。而“传”这种形式便完美地符合这一目的。无独有偶，
希腊的普卢塔克也正是因为将道德原则置于首位，因而也转向传记文体以传承历史
的经验和教训[19]。尽管在褒贬人物事件时的道德中心论是司马迁和普卢塔克的共
同特征但他们的传记作品仍有显著的区别。普氏从不认为自己的传记可归入史学编
撰的行列。因而他的人物形像在生活与时代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而这种张力是中国
传统“传”中不存在的，不仅是司马迁的<<史记>>，而且大量其它传统传记也一样。
传记附佣于史学的结果是鼓励实录传记和自传的写作。尽管多数作者从未想象传记
独立于史学，但它仍被大量撰写，直至国家中心的史学观崩溃后，才确立了传记与史
学的根本不同的观念。
新史学和传记
事实上，在皇家旧史学彻底崩溃之前，儒家史学界内部关于史学家之要务
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清代中叶的非官方史学家就已开始背离传统的褒贬原则而
强调“实事求是”，并进而意识到史学家的作用是记载史实，让事实说话而不是先
入为主地按道德条令套用明君盛世或昏君乱世的模式。在经典研究领域则强调考证
法。宋明理学的权威地位渐遭弱化，出现了古经学派和新经学派及历史主义和经典
主义之争。考证派强调采用多种来源的资料。这一学风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史学家
留下了珍贵遗产，使他们能在中国自己的传统中发现与当时迎面而来的西方史学有
类似之处，从而为经过自己的努力而重建后孔时代的新史学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
他们的学术重点不同。考证派学者仍保留著相当多的儒家传统，他们不会质疑儒家
世界观的基础，也不会质疑官方史学的权威性。他们所关心的是解决史著中的疑点
和矛盾之处。直到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大批学者逃亡日本之后才正式提出真正有
本质区别的明确反传统偶像的思想。而在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史学变得更为科学化和
社会化，这种变化对后来的中国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根植于中国的考证学在那里
已发展到相当水平，从而成了修官史的基础。它的成果便是<<大日本编年史>>，动
笔于1882年[20]。该书以考证方法为中心，显示出史学与道德政治的日益分离和对
当时欧洲史学方法日益增长的兴趣，特别是德国的史学传统。1887年，德国史学家
Ludwig Riess (1861-1928) 执教于东京帝国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方史学研究法。
Riess 在 日本居住 到 1902 年 ， 一 直 为 许多 日本 学者 教授Rankean 的
科 学 史学 。 当 时， 日人 坪 井 九 马 三(1858-1996) 也 教 授 德 国 史学
研究 法 。 中 国 学者 由 此 首 次 接触 德 国 史学 研究 法 。 1902 年，
中 国 学者 开 始 讨论 新 史学之际，坪 井 九 马 三的著作之精华被介绍到中国
在[21]。所谓“新史学”，虽然人们很难给出清晰一致的定义，但有一点是清楚的，
即有别于传统儒家只关心个人和道德的旧史学。在方法学上就是探讨运用西方史学
方法组织和评估史料，把史学作为一种科学并与其邻近学科诸如地理学、考古学和
哲学联系起来。新史学的含义还不止这些，它还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史学应研究已
往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统治者和行政官员。这方面中国学者也同样受日本
史学的影响。对文明史和文化史的关注是明治史学的另一主要特点。这里的焦点是
社会而不是方法。文明史的作者以欧洲的社会学理论为框架，如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巴克尔(Henry Buckle) 、基佑(Francis Guizot) 等人的观点。 影响最大的可
能要数日本的福泽谕吉(1835----1901) 。他的观点在田口卯吉 的<< 日本开化小史
>> (1877----1882) 、 三 宅 米 吉 的<< 日本 史学 提要>>(1886) 、嵯 峨 正 作
的<< 日本史纲>>( 1888) 等人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 这些著作的中心思想
是，历史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 它见诸于社会生 活的整体中 ，而不仅仅是君主和
官员们的活动 。 福泽谕吉曾在其<< 文明论概略>> 中讨论过“民族智慧”和“时
代精神”( 或 “时势”)，认为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关于个人的历史作用，新史学观与儒家的精英决定社会命运的观点显不同
。 文明史的作者们循著福泽谕吉的方向将史学关注的问题扩张到广阔的社会领域：
地理、风俗、宗教、文学、种族特征等各个方面。阅读这些著作的中国学者从中看
到超越了“科学方法”的“新史学”。当然也超越了儒家的政治道德史。它能将中
国的文明史置于更易理解的境地。梁启超，当时最有影响的人物，用其畅销的刊物
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将这些观念带到中国人面前。
二十世纪初，逃亡日本的梁启超一直呼吁，中国人的一切方面都需再造，中
国需要新国民、新文学、新史学。这些主要论点形成他对儒家传统具有强烈批判力
的“新民说”。他认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应建立在全体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对此一
个基本的要求是文学与史学要为新国民服务。1901年，梁开始写作自己认为的新的
中国通史。虽然他只完成了第一章，但梁启超与传统史学彻底决裂的新史学观已彰
然其间。他写道：“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
世史家必说明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
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谍。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
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22]”
第二年，梁启超将此观点写成文章发表于他的新刊物----<<新民丛报>>。
梁进一步指出新史学必须关注全体国民生活的进步变化而不是只关注皇家官员少数
人的生活。梁断言这样的新史观是中国重生的必由之路，“没有史学的革新，中国
就不可能得救[23]”。梁启超有句评判旧史学的名句：“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也。”
这一观点已渐为人所接受，进而新史学在梁的这种不断批判中开始呈现雏形。令人
不解的是，梁在争辩传记(至少列传) 不能为史学提供主要体裁时，梁自己却在此时
期写了大量传记。梁关注的是史学应更有力地反映国民的发展进步，并记载保存中
国的文化遗产，从而有效地激发国民的爱国精神以便迎接中国正在面临的挑战。当
时的梁看到欧洲爱国主义的力量和独立精神的基础，深信新史学可以在中国激发出
相似的爱国民族主义精神。可见梁启超虽然批判传统史学只关注一两位人的事迹，
但他自己却在写他所认为的重要人物的传记，以企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他认为
唤起人民的爱国情感对拯救中国是必须的。梁启超的第一篇传记写得是1898年维新运
动失败的六君子。后来十年中，他写了许多小传，很有点象传统的“传”，但梁有
他超越传统之处。他尝试写新式传记，这体现在为李鸿章、康有为撰写的传记，特
别是其代表作<<王安石评传>>中，该篇发表于1908年。
在李鸿章传中，梁声称开始有意避开传统形式的“传”而转向西方风格。
的确，这部作品不同于传统传记，梁强调主人公的社会生活背景。在此前提下，梁
着手写作李鸿章、康有为和王安石的传记。其中着重叙述与主人公所处时代的主要
社会政治事件及主人公的作用。多年来，梁一直在思考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探讨
英雄与时代的关系问题。这一主题在梁的传记写作中得到进一步发挥。他这种在某
特殊人物身上见出某种价值观或理想的作品倒是继承儒家传统的范例。不过，他不
认为特殊人物是单纯的英雄，一部传记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而独立地描写英雄或他
所创造的业迹。重要的是梁启超认为传记应是独立的。这样就不能象传统“传”那
样缺少时代背景描写，因为传统“传”属于整个史学体系的一部分，背景材料包括
在整个史著中。梁因而强调在新传记写作中，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和谐地写出主人公
的活动与社会时代背景的关系。这里强调的是英雄与时代之间的一种张力，这正是
西方传记写作中所谓的张力中心。梁在这方面为中国的传记写作作出了杰出贡献。
除写作思想的变化外，梁的新传记也反映了传记结构和体裁的变化。新传记
摆脱了传统传记的人物事件支离破碎感而呈现一种整体感。在这些变化的背后，还
存在另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在不断加强，从而导致儒家权威
的衰弱[24]。进化思想使人们质疑两大传统 史学观----历史退化论和治乱循环论。
新史学提倡社会的直线进步观，这样的思想需要新体裁相适应。
传统史学的文体结构按内容特点而分割为大量内在相关的篇章，因此，有
关某一人物的史料未必集中于同一篇章中。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比如
与武安候田□的事件就见于不同篇章中。要想知道司马迁对田□的全部描写，须通
读<<史记>>而不是仅读一篇。这种“详于此而略于彼”的互见法也是所有传统史学
著作的通例[25]，而现代传记写法的特点之一便是一改这种支离破碎的写法。这种
转变同样可以在当时新的中国文化通史著作中见到。这标志着新史学开始站稳脚跟。
在这些著作中，传统的史学体裁----“编年”、“纪传”及“纪事本末”均被放弃，
而代之以连续综合的叙述形式。最初作此尝试的是日本学者那珂通世，他的著作展
示了对中国历史的一种新的理解和写作方式[26]。在中国则是梁启超的友人和同事
夏曾佑的通史首先摈弃了旧体例，为开创新史学奠定了基础。夏在序言中声称他的
中心议题是畅释而不是详述历史事件的方方面面[27]。他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作了综
合讨论，正是这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使他的通史显著区别于传统史著。夏的著作产
生了极大影响，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头十年中它被大中学校作为主要教科书采用。新
史学规范的建立促使传记写作从传统的列传转向现代独立的专题传记。
对梁启超而言，重要的既不是文体结构创新的尝试，也不是执着地寻求由
列传体到现代传记体的转变，而是传记中主人公的政治意义。在李鸿章传的写作中，
他意识到他要写的是西方式的传记。的确，该传记在李鸿章形像的塑造和性格特点
的描写方面，细节之多是用传统传记笔法不可能达到的。出版于1908年的<<王安石
评传>>是他所写传记中篇幅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在这部传记中，梁采用了类似
传统年谱的形式以便更细致地刻画人物性格的发展，进而引用王安石的信件和同时
代的其它史料来充实人物。当然，他并不是简单地将史料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将
之安排在不同章节，以便全面体现王安石政治生涯的各个方面。大量史料引自蔡上
翔(1717----1810)的王安石年谱。这并不新鲜，但有意义的是他的引用表明某些传
统方法是可以经过适当改造而适应新史学之需。“新”并非简单地意味着“西化”，
这种改造旧形式以适应新体裁的思路是梁在1920给南开和清华所授的著名课程“中
国历史研究法”中的内容之一。王安石评传出版之后，梁的注意力转向其它事情。
传记似乎不是他十分优先考虑的事。他的写作限于传统的祭文和年谱。尽管如此他没
有放弃对传记和新史学的关系问题的兴趣，这成了他第二个方法论课程“中国历史
研究法补编”的中心议题[28]。
在这个课程中，梁提出五大范畴作为构成现代史学核心的专史的组成部分。
这五大部分的第一部分即是人物史，它包括各种形式的传记，因而传记是史学著作
的核心[29]。五种传记中的四种取自传统形式：“列传”、“年谱”、“合传”和
“人表”。四种传记形式各有其功用，因而可以作为现代史学整体中的一部分。但
更重要的一类是“专编”或称“专传”。它的典型例子就是梁自己的李鸿章传和王
安石传。对梁启超而言，人物史是史学之核心，而“专传”就是核心之核心。之所
以如此，是因为梁认为某些历史人物在某个时代具有核心意义。另外，梁强调在人
物与时代之间保持一种张力，传记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汇聚其时代重大事件的焦点。
梁不大感兴趣于人物的个人生活而注重那些涉及公众意义的事务，他认为那才是史
学家应该关注的。
专传也不同于年谱，不仅仅是按时间顺序记录人物生活的大小事件，而是
对人物的一生提供深刻的理解并揭示其对当代世界的意义。梁曾考虑如何以上百人
物的系列专传来勾勒中国文明发展史。他设想将中国文化史分为思想、政治和文艺
三大部，每部各选有代表性的人物几十个。这样也许可以为中国历史提供一个独特
的视角和理解。“若做的好，可以包括中国全部文化在一百篇传内”。事实上，在
梁启超的倡导之前，已有人在作这方面的工作。许多人认为传记是历史学家的工作
之一，但大部分人仍采用传统“传”的形式。这种写作在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相当
普遍。清史的撰写就使许多史学家涉入，而列传作为传统史学的部分仍保留其权威
地位。这时的许多民间文人仍继续进行传与铭文的编辑。更重要的是随着年谱在清
史编撰中的增加，传在史学中的作用逐渐减弱。对大多数史学家来说，新史学的议
题更有吸引力，传记的写作不再显得那么重要。
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其它学者，如何柄松，在梁开设有关新旧史学关系问题
的课程时，则向学生介绍了完全不同的新史学观。许多编译自西方的历史研究法教
科书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是十分受欢迎的。何柄松在北京大学讲授历史研究法时，
采用自己翻译的教科书即James Harvey Robinson的颇有影响的论文集<<新史学>>。
这种方法学的特点是强调离开对政治方面的关注而转向关注对社会和经济这种对社
会起更久长作用的因素。这里提倡的是某个以问题作为研究中心的新方法，显然传
记体对这种史学研究的表达几无价值。
对于应用这种新史学思想的史学家，“整理国故”成了他们的学术主题。
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中国文化的基础，开始重新评价经典著作和传统观念。新史学观
导致他们质疑传统史学传记中主人公的典范地位。传统传记中的人物并非是真正具
有特殊意义的人物，而是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人物[30]。对传统史学核心问题的再
考察是新史学----后孔时代史学，建立过程中的基本工作，这也进而削弱了传记作
为史学著作的主要体裁的观念。
随着新史学对传统的超越，“传”已不再象过去那样受史学家的重视。不过
中日战争的爆发使这种情形有所改变。当时出现了相对激进的民族主义史学，在历
史英雄中寻找民族精神，从而传记写作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回潮，但这时
的史学家已不再采用传统“传”的体裁。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传记已脱离传统史学走
向独立，史学家们开始新式传记的写作。
现代历史传记的产生
史学家日益增长的新兴趣本已大大削弱了传统传记的地位，而五四时代对传
统的激烈批判更加促进了这种趋势。这时期的代表人物应数鲁迅。他对传统传记的
批判也许最为有力、最有影响。他在其最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中，开篇便不无嘲
讽地说在传统的“传”中找不出适于阿Q这个小人物的体裁：“传的名目很繁多：列
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下传......而可惜都不合”[31]。鲁迅讽刺
传统“传”的刻版形式，暗示传必须脱离传统史学的附属地位而独立为更灵活的形
式。这样的批评在当时甚为普遍，有些观点其实并非新创。如胡适就抱怨，为什么
那么多传统的传中总是充斥空洞、词藻、语焉不详的废话，而缺少真正揭示人物特
点的内容。胡适实际上在重复自唐以降就不曾断过的批评。可能对胡适影响最大的
是章学诚的“古文十弊”[32]。章在此文中指出他所认为的传统文人的十大通弊，
诸如文过饰非、曲意误导、夸大其词、无中生有等等劣习，而他所举的大部分例子皆
来自“传”。章特别批评传的写作流于文学化，因而多有拔高美化、画蛇添足之笔。
章认为“夫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33]。胡适也有类似言论，
认为传只要简洁准确地传人述事即可，而这恰恰是传统传记的缺点。
诚然，对传的批评不仅这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儒家强调人物的典范作用
使传的写作模式化、静态化而缺少个性，不能显示人物个性的变化和内在动机。正
如胡适所言：“传记写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精神，实在口吻，
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34]。
进而，人们也意识到，传记不应把人物写成天生的就是某种理念的化身，
而是一个性格逐步发展的生命过程。当然，这种观念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进化论的兴
趣，认为个体生命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一致。同时也反映了五四时期
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个体生命的关注。
五四时期对西方文学的兴趣也为中国的新传记写作带来影响。<<新月月刊
>> (1930年) 刊载了一篇 Andre Maurois (1885-1967) 于1928年在剑桥大学所作
的关于传记写作的讲演。该刊还发表介绍欧洲传记作家，诸如 Maurois，Emil Ludwig(1881-
1948)，Lytton Strachey (1880-1932) 等人的新作品[35]。这些文章介绍了这些作
者是如何采用轶文趣事来写新式传记文学，以及为什么删略无意义材料以减轻读者
负担是作者的义务。这种作品是对19世纪欧洲的长篇多卷体传记文风的反弹。正如
Strachey 所言：“这种长卷巨著不过是我们祭奠死亡者的习俗而已”[36]。
而中国的某些年谱也许与维多利亚的宫廷传记相似。但大部分中国传统传
记比较简约。当然，官方史学中的长传所作的预定模式对现代作者而言显得愚蠢可
笑。因而，诸如 Maurois 和 Strachey 这样的传记作者所强调的抓住人物的灵魂以
及类似小说家那样关注人物性格发展的写作方法便吸引了那些想塑造新人物形象的
中国作者。
尽管此观点源自西方，但有人认为他们不过是回到司马迁早已实践过的方
法上。他们认为只有司马迁的“传”可称为传记文学。几乎所有的其他中国传统传
记，特别是唐以后的官方传记都不能称为传记文学而只能特称为“传”。传记文学
以其描述人物精神境界并揭示其内在动机 (而不是一幅静态肖像) 而区别于单纯的
“传”[37]。
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那些热衷于自我表现者和某些抗拒1920-1930s 的社
会变革的人。从这些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感兴趣于传统文学形式中长于表现
个人风格的体裁，如笔记、小品文一类的散文。林语堂主编的刊物<<论语>>、<<人
世间>>、<<宇宙风>> 等，就是最佳佐证。这些刊物的传记和自传的一个显著特点就
是人物个性鲜明。张默生是这个作者群的代表之一。他的传记文学即属此类。张总
是选择他周围熟知的人物入传而且开篇总是先描述他与该人物的关系和为什么写此
人物[38]。随后是以一连串的有趣故事来刻划一位独特的人物形象。他从不写名人
而是从普通人中选择其独特对象。其首部传记文学集<<异行传>>大获成功。其中某
些篇章大有柳宗元散文之遗风，但最明显的影响还是来自司马迁。 张认为传统官史
中之列传大多刻板而无生气，但司马迁的传与众不同，特别是“项羽本记”。象司
马迁一样，张也是塑造具有教育意义和陶冶情操的典型人物。鉴于传的形式有欠生
动， 他宁愿选择小品文。但他也意识到小品文难以承载人物生平的大量细节。于是，
他的<<异行传>>第二集采用了长篇传记体形式。其代表作是为四川怪杰----哲学家兼
教育家的李宗吾所作的<<厚黑教主传>> [39]。
该书分为三部分，各以传统名称命名。首篇为“别传”，写张与李的结识
过程即两人的交谊过程。中篇为主，名为“正传”，描述了张一生中大大小小的故
事，并引述了许多李的哲学、教育学方面的警句。此外，还有引自李自传中的资料。
李的自传也是在张的鼓励下完成的。张在正传中巧妙地穿插了一些趣事以使人物性
格生动传神。该书末篇名为“外传”，其中叙述评论了李的某些未发表的有趣作品，
此外还表达了作者自己对李的看法和感受。此三篇互不相干，自成一篇，但有互补
作用。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张感到自己不得不几乎是逐字逐句地介绍李的作品。
李对中国传统观念有很尖锐的批判，其多数著作不是被禁，就是被限，有些 则未能
发表。于是，张写这些传记的目的，不仅仅是介绍李宗吾其人，而且是要将其思想
广为传播。张的传记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极具吸引力的人物。书中许多动人之处
多是张与李思想交流中的共鸣和生活交往中的友情。这种知交关系的细节一般不能
纳入史学传记。张则强调为使人物生动传神而必须如此。他也的确做得恰到好处。
他以自己的成功表明，史学著作可以有更丰富的表达方式。张的成功同样表明，传
统传记体裁并非非废除不可。象梁启超一样，张默生坚信传统形式也可以写现代传记。
他的作品就示范了怎样才能作到这一点。他的这种写法有点象西方的新传记体，诸
如Lyttor Strachey 传记。但他并不是模仿自西方模式，而是直接取之于中国的传
统文体，并适应性地发展为实际所需的传记形式。
四十年代初，传记已变得极其受欢迎。部分原因是由于象张默生这样的
作者以全新的的人物形象赋予传记文学以活力，另一原因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的
变化。抗日战争的爆发激起的爱国主义精神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历史上那些为抗击入
侵者牺牲的英雄们的兴趣。许多爱国英雄的庙宇、纪念堂突然从门庭冷落变得香火
旺盛。1937年，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发行政令，要求各大学院校开设传记课
程。这些课程的开设是引发四十年代传记热的主要因素。
在传统传记继续受欢迎的同时，现代传记也开始向历史传记聚焦。梁启超
以其成功的著述 <<王安石评传>>为中国传记写作指示了新的方向。这种形式的传记
在三十年代末变的越来越受欢迎。它比传统传记允许更多的评论。有人会觉得其中
主观意见太多，人物事件即使不缺分毫，也是随评论而展现[40]。通常按时间顺序
编写的传记主要致力于陈述人物生平的主要事件，这种形式的传记较少主观评论。
不过，即使是某些用白话写的传记，如胡适的<<张学诚>>也仍然难免有支离破碎感，
尽管该传记结构完全按年谱方式展开[41]。专传的形式摆脱了评传主观评论太多的
的局限，保持按时间顺序叙事的方式。但它按故事本身的连续性发展，又可以比年
谱有更多的灵活性。专传可容纳评论，但焦点不离人物情节。梁启超曾用“专传”
或“专编”命名这一新形式。但四十年代不断增加的这类传记仍被称为传记。“传
记”这术语本身并不新鲜。早在<<汉书>> 书目中就有<<五行传记>>两部。但只有到
十八世纪，“传记”二字才专指人物传记而不是用于故事。该词逐渐狭义化，一直持
续到二十世纪早期。直到四十年代，“传记”二字才人所共知地作为现代传记的传用
名词。它通常泛指所有传记著作，也特指现代“专传”。
具有潜在专传价值的是张孝若为其父张骞 (1853-1926) 所作的传，刊行于
1930 年。该传详细叙述了其父生平 (但未作评论)。尽管其中的故事之间缺乏密切
联系，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篇用白话写作的连贯传记，对现代专传的奠基起了很大的
促进作用。正如胡适在为该传所作的序中所言，该著开创了中国家传写作的新时代。
它与张默生为李今吾所作的传记的意义相同，都展示了作者与人物之间的亲密关系
对传记写作的明显益处[42]。这种亲密关系在纯粹的的史学传记中是不可能得到表
现的。史学家通常不欣赏私人关系的信息。无论如何，这类作品显示了注重细节对
人物生平的叙述具有极大潜力。
在当代专传的确切概念和性质仍不那么明确的时期，一些作者如张默生就
倡议对这种传记写作应更生动丰富些，而不是简单冷静地叙述人物的主要生平事迹。
这样，当现代专传于四十年代大量涌现时，这种蓄势便爆发出来，使传记写作呈现
千姿百态的景观。正是这种多样化尝试最终使现代传记成形。
由抗战所激发的大量传记写作，标志着中国现代传记时代的到来。许多出
版公司都出传记。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国民党政府办的系列专传集<<中国历代明显故
事集>>。该系列著作以普及本形式首次由胜利出版公司推出。该系列分为三大部分，
由当时的一些杰出史学家撰写。第一部分主要是杰出政治人物专传，特别是那些成
功的帝王如秦始皇，但也包括了诸如孔夫子与孙中山。第二部分主要是杰出历史人
物诸如诸葛亮、文天祥、郑成功、洪秀全等。第三部分由杰出学者和思想家组成包
括墨子、韩愈、王守仁、曾国藩、梁启超。这一系列传记的出版使梁启超早先关于
以一批杰出人物的传记反映中国文化史的倡议得以实现。这一巨大工程对中国现代
史学专传的奠基做出突出贡献。
然而，真正的现代史学传记还不是出自这一系列，而是出自朱东润1945年
出版的<<张居正大传>>。朱真正自觉地尝试创立新型传记[43]。当时这种向现代传
记的转型已成定势。朱的著作也许不象他自己想象的那么具有绝对的创新性，但他
的著作在人物塑造的细节描述和整体部局两方面都明显地比当时的其它传记做得大
为出色。现代传记对历史人物塑造的潜在价值至此得以完满实现。因而，该书于1945
的出版，可看作是中国史学界完成由传统“列传”到现代传记的转型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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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章学诚，古文十弊。见：章学诚、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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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叶圣陶，评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文艺复兴，1946，1(4)：P506。
41 胡适 、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上海，商务，1929。
42 张孝若，南通张纪直先生传记。台北，文星书店，1965，序，P4。
43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重庆，开明书店，1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