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观察 2223: 向消费者倾斜的发展模式

向消费者倾斜的发展模式
作者：吕万　Micah Rowland　华强森 出处：《麦肯锡季刊》 发布时间：2009-10-12 11:38:41

一个更多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将会更为高效地配置资本和资源，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更加公平地分配增长带来的利益，甚至还会更快地增长
中国的发展模式使其实现了20年的快速增长并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摆脱了贫困，但该模式的作用已经发挥到了极限。早在美国信贷泡沫破裂之前，中国的领导人就认识到，这一高度依赖出口和政府主导投资的旧有经济模式已经捉襟见肘。随雷曼兄弟破产而来的全球性衰退却给了这一模式的缺陷骤然的轻松解脱。当出口骤降，工厂关闭，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失业时，北京推出了60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国有银行发放的新贷款狂增。
不过，这些拯救措施尽管对于恢复短期增长非常成功，但却可能加剧使中国经济首当其冲地遭遇外部需求振荡冲击的结构性扭曲。随着全球危机风浪减退，中国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必须释放消费者支出，以实现可持续增长。提振中国的消费已经提上中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政策议程。但是，该如何提振消费？又能提振多少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对未来15年中国消费率的3种情形进行了研究：基本情形（没有提振消费的新措施），政策情形（充分实施已经宣布的促进消费的措施），以及拓展情形（超越当前议程，在经济结构方面实施广泛的改革）。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估计，在基本情形下，中国的消费将会增长到占GDP的39%，仅仅比当前的水平高3个百分点，这使中国仍然严重依赖出口和政府主导的投资来实现持续增长。在政策情形下，消费可能占到GDP的45%，仍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水平。然而，如果中国领导人致力于拓展情形中所设想的更积极的综合改革计划，就能够在2025年将私人消费提高到占GDP的50%以上（图表1）。越过这一门槛后，消费率就可能与欧洲和亚洲的发达国家旗鼓相当，让中国经济跨入新阶段。麦肯锡估计，综合性改革还会以每年净增新消费1.9万亿美元的贡献，进一步充实全球经济，使中国在全世界总额中占据13%的份额——这比不做进一步努力的情形要高出4个百分点。

实现拓展情形的目标绝非易事。中国领导人必须在多个方面从政策上持续不懈地进行努力，将鼓励私人消费的比较直接的措施、国家医疗卫生和养老金制度的根本改革、以及经济基本结构的全面改革结合起来。在未来15年，中国可以现实地指望大大提高私人消费在GDP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但是，这只能在如下的情况下实现：政策制定者摆脱当前的发展模式并采取与中国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大型市场经济体的地位更加适应的新政策、新结构和新机制。这种转型尽管令人望而生畏，但产生的回报却物有所值：一个更加稳定和公平的经济，可以更加高效地利用资源，创造更多工作岗位，使其公民免受外贸的震荡冲击，并能以可持续性更高的方式为全球增长做出贡献。
备受制约的中国消费者
在努力促进私人消费的过程中，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尽管对于发展中经济体中私人消费的“健康”水平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但是，中国个人消费几乎从任何指标来看，都可以说是“贫血”。2007年，中国的私人消费总额为8900亿美元，中国成为全球第五大消费市场，位居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中国最近刚刚超越该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之后。但是，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她的消费影响力却很不相称。中国的消费占GDP 的比率仅为36%，是美国的一半，欧洲和日本的2/3左右。事实上，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率在除沙特阿拉伯外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沙特的石油出口占据了经济产出的很大份额（图表2）。

事实上，中国的消费占GDP比率自1990年以来已经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还在继续下降。尽管消费率下降在发展中经济体中颇为常见，但是，这种下降的范围和幅度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美国，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驱动的全面工业化期间，私人消费仍占GDP的50%以上。在日本和韩国，在工业迅速发展时期，消费率仍保持在50%以上。
中国消费率低的根源有行为方面的原因，也有结构方面的原因 （参见“中国的消费挑战”一文）。中国家庭的储蓄能力极其高：中国家庭的平均储蓄率为其可支配收入的25%，比例惊人；大约是美国家庭储蓄率的6倍，日本的3倍。事实上，中国的储蓄率比亚洲作为一个地区的GDP加权平均数还高15个百分点。
节俭的影响是复杂的，在许多方面是由结构特性所引起的，这些结构特性限制了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中国的家庭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大约56%（见图表3），欧洲的这一比率超过60，而美国则超过70%。有些结构因素会让收入流向消费者之外的渠道，并阻止消费者消费本来就不大的份额；若不解决这些问题，任何大幅度提高中国消费率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成功的希望。

修补社会保障网
导致中国消费者不愿意更加自由地花钱的最常见原因，可能是其不完善的社会保障网。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消费者之所以过度储蓄，消费不足，是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健康保险，而且不能指望政府或雇主出资的计划在他们退休后能安享余生。社会福利计划和个人消费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但是，将健康和退休保护扩展到数以百万计没有保险的中国人，从道德上说是势在必行。从长期看，修补社会保障网将会缓解对于未来的忧虑，并增强消费者的信心。
但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认为，在2025年之前，更出色的健康和养老金保障并不会显著提高个人消费。在评估其对消费者支出的影响时，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是，由谁来支付费用。如果提高健康和退休金福利是通过更高或更普遍的工资税来支付——这几乎是肯定的，那么，家庭感到需要储蓄的压力就会减小；但是，经过扣款之后，他们能用来消费的钱也更少了。因此，扩展健康和养老金保险的主要影响是分配性的，将为穷人提供福利的所需成本转移到中高收入家庭身上。此外，扩展健康保险的任何努力可能都需要国家大幅增加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并由此提高政府在总消费中所占的份额。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为这种变革的互惠影响建模的工作表明，总体来看，即使是全面扩展中国的健康和退休福利的成熟计划，也不会大幅提高个人消费占GDP的份额。我们估计，这种改进至多只能将这一份额在2025年基本情形预测的基础上提高一个百分点。
让产品易于获得
采取措施，改进产品和服务，并使之更加容易获得，可以鼓励消费，其效果比修补社会保障网要好得多。中国的消费基础架构并不完备。根据潜在用户的需求定制的产品太少。而相对于收入水平而言，价格仍然太高：要购买美国工人通过1个小时的工作就能挣到的同样数量的商品和服务，中国工人需要付出7个多小时的辛苦劳动。中国13亿消费者中有一半以上都在农村，在这里，有组织的零售企业只提供消费量的18%；而在城市地区，这一比例则为50%。
即使企业已经做好提供高质量产品的准备，中国消费者在贷款购物时，还不会那么痛快。中国的未偿还消费债务为GDP的3%，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大国的水平，例如，巴西的12%，或俄罗斯的7%（参见附文“迅速变化的中国消费金融市场”）。另外，中国的住宅私有化创造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只有最富裕的城市家庭才能够获得抵押贷款，因此，这种贷款只占中国新住宅价值的23%，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65%。
同样地，对于提供大学教育费用的担忧也推动了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储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9年4月对中国城市家庭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这是储蓄的最大理由，超过了对于医疗费用以及退休生活的担忧。在中国，地方政府负责提供中小学教育费用。但是，调查表明近90%的家庭都希望送孩子上大学，相对于家庭收入来说，这笔费用很高——平均而言，大学教育费用占到典型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近一半。中国有两个全国助学贷款计划，但是，这两个计划只能惠及10%的大学生。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估计，总体来看，通过更容易获取的更好的产品、让消费者更方便地获得消费贷款、以及为大学教育费用提供融资等促进消费支出的措施，可以在2025年将消费在GDP所占的份额提高2.8～4.7个百分点。
调整以投资为中心的经济结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保障网得到加强，消费者能更便利地获得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些都可以鼓励中国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但是，除非中国能够逆转当前的一个重要趋势，即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很小而且还在缩小，否则，不能期望其消费率有实质性的提高。而家庭收入要获得任何大的提高，就需要采取一些有深远意义的政策变革，改变中国经济的某些最基本结构。消费率低迷的根本原因是系统性的，它深深植根于那种重视投资胜过重视家庭收入的发展模式，消费率低迷的根本原因并不在植根于文化中的独特的消费者偏好。
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一边倒地向大型工业企业倾斜，这些企业通常为国有或者国家占主导地位，它们受益于国家控股银行提供的优惠融资，并享受着相当大的垄断权。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使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并导致就业增长有限。在任何经济体中，重工业领域中的大企业往往是资本密集型的，与轻工业和服务部门中的较小企业相比，单位产出需要的工人数较少。在中国，重工业的国有制性质进一步放大了这一趋势。这种企业可以依赖从中国大银行获取资本的方便渠道，对国有股份不比支付股息，有着充足的资金进行资本再投资。大型国有制造企业往往在其行业中拥有垄断权，这使得它们更容易抵制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
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由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巨头主宰的经济，这些巨头企业有着巨大的动力将利润再投入到更多的工厂和设备，而不是作为股息或工资支付给家庭。中小企业等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以及服务部门不受重视。过去20年里，在中国国民收入中，企业所占份额从14%上升到22%，而家庭所占的份额则从72%下降到56%。媒体上出现的中国工厂与工人通力合作的形象掩盖了如下现实：如此巨大且还在迅速扩大的经济规模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实在太少。近年来，尽管GDP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就业却仅以每年1%的速度缓慢爬行。
最终，中国若不能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并支付更高的工资，就无法指望释放消费者的消费潜力，因此，监管政策必须改变。应该鼓励银行支持服务行业以及中小企业，应该改变国有企业的股息政策，并鼓励发展股市。到2025年，朝着这些方向重组经济结构的努力可将消费占GDP的份额增加3.5～6.0个百分点。
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中国已经启动了将经济重心从重工业和出口转向服务业和消费品的措施。但是，在拟定的措施和实现的成就之间，在实现的成就与中国的长期潜力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政府推出的刺激计划，通过巨额的新增国内公共及商业投资来抵消海外对中国商品需求的锐减，已经帮助中国摆脱了全球衰退的立即影响。但是，刺激计划几乎没有向着有利于个人消费的方向倾斜。短期内，刺激计划只能带来相反的效果：其中的89%进入了基础设施投资，只有8%投入到支持消费的措施中。
要真正摆脱旧有模式，需要进行艰难的经济和政治抉择，而且肯定会遭遇反对。然而，从长期看，这种转变无疑符合整个国家的利益。与中国继续沿着当前的道路发展相比，更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将能够更为高效地配置资本和资源，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更加公平地分配增长所带来的利益，甚至还会更迅速地实现新的增长。随着贸易顺差的缩小以及中国消费者为全球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对外关系将会更加和谐。在过去的数年中，中国已经展示出为了追求广泛的全国性目标而迅速进行重大经济变革的能力，它可以为采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为释放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而再接再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