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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三年，老外频频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历史奇迹，何其后知后觉也？十多年前我就这样说。老外聪明，只是远看庐山，见不到满山小树萌芽。想当年，珠江三角洲一带虽然发展神速，但工业区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外人看不入眼。邓小平一九九二南下后，苏浙一带废除了多种牌照约束，拼命招徕，长江三角洲才杀出重围。
如果中国的改革发展是历史奇迹，那么无可置疑，长三角是奇迹中的奇迹了。十三年前我说二十五年后长三角会是历史上最繁盛的工商业中心，今天还没有到位，但庶乎近焉。老外今天看神州，啧啧称奇，是给长三角扬之以威，示之以势，吓破了胆，于是频呼竞争不公，施压人民币升值。
其实也算不公：地球没有出现过那样吃得苦而又是那么多的劳动人口。九十年代中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筑起重机集中于上海，让该市在五年内建成香港需要五十年才建好的商业楼宇，过重，市下沉，政府要大幅减少建筑容积率。通缩袭市，楼价暴跌，建筑工人凌晨操作依旧。
近于从零开始，长三角超越珠三角只用了八年，其间有严峻的宏观调控与通缩。以昆山为例，九七年要投资一百万美元才可以十万零五千元人民币购买一亩工业用地，购买多少没有约束。二○○○年是五万一亩，投资多少不论。去年是二十万一亩，约束是投资二十五万美元才可买一亩。这些规限或约束变化多，下文可见，主要是地区竞争的结果。三千多家台商云集昆山，爆满，前前后后大约十年。
说到美轮美奂，苏州工业园冠于神州，可能冠于地球。这里的特色是世界名牌云集，工业用地听说卖清光，目前有建筑物的只占小部分，几年后全建好会是现象了。近几年无锡上升得比苏州还要快。杭州是年轻工商业家的聚脚地，认识不少，皆一时俊秀。义乌、温州等的崛起皆天方夜谭，不用我介绍了。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币值稳定当然重要，但长三角飚升的头十年，有一半时间面对严重通缩。进入世贸有助，但那只是近几年的事。说向外资献殷勤，那当然，但其它国家也懂得做。没有众多工会的左右重要，但不一定足以抵消远比香港昔日工业起飞时为多的管制法例，以及贪污带来的手续麻烦。发生了些什么事？产权结构的基本改革在八十年代的第一阶段改了，为什么九十年代的第二阶段会继续飚升呢？
我的答案有两方面。其一是周燕同学给我翻阅的十多份中外合资合约。说是合资，其实是注册商标、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租用合约。看官须知，这些专利的传统租用合约很难监管，因为产出数量难以鉴证，使用费（royalties）往往得个「讲」字，而商业秘密是一去不返的。以合资合约处理商标与科技知识的租用，容许拥有这些「无形」资产的机构委任董事与其它行政人员在产出现场监管，大幅减少甚至杜绝欺骗行为。
我见到的中外合资合约，一律有详尽的商标与专利使用费的罗列，而这些是「相金先惠」，有没有利润，凡有产出外资就先收取，有时写明外地的银行户口号码，汇出没有管制。罗列着的凡有产出就要支付使用费的项目有时长达几页纸，是合资合约的一部分，中方协助产出的责任有说明，而令人瞩目的是中方要涸鸺醯椭泄?乃啊Ｓ欣?蟮比话垂扇ǚ峙洌??鞘峭庾食槿∈褂梅阎?蟛潘恪?br>
个人认为以合资合约替代商标与专利租用合约是中国的发明，因为其中条文的设计一般反映着怎样合法地避去政府的管制法例。当时外资在中国独资是不容许的，要与中方合资从事，但上述的合资合约显然受到欢迎，因为后来可以独资了，约满后或新入门的外资，往往可独不独。
第二方面，上述的合资合约，与其它在外地不会见到的合约安排，显然是从我屡次提及的激烈地区竞争衍生出来的。事实上，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也是起于一套外地见不到的合约安排。换言之，整个中国的工业制度架构，是一套合约安排的组合，撇开沙石妙绝天下。要深入理解，读者要参考我一九六九发表的《佃农理论》与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没有作过这些研究，我不会在中国的地区调查中恍然而悟。
想当年，北京把权力下放，起笔时下头没有资产权利可言。毛主席当年废除私产做得彻底，就是工人的劳力也由国家支配。从资产权利的角度看，下头一片空白，把权利放下去，只要顺流而下，避过礁石，达到一个前所未闻而又满是生产活力的制度可以理解。这是人类历史的唯一经验。
八十年代初期，承包制开始取代昔日共产政制下的等级权利划分，农业取代得好，工商业有困难——都分析过了。大约八十年代中期，地区与中央协商承包出现，起初用固定的包「干」上缴，跟着发展为层层承包：中央与省，省与市，市与县。以固定银码上缴的承包有不少问题：协商常有吵闹，区区有别，过低中央或上头眼红，过高下头叫救命，要上头赈济。
承包上缴的方程式改变过不知多少次，后来改用分成，那就是佃农制度了。虽然继续修改，但到了朱镕基时期，地区之间的（佃农）分成方程式开始固定下来。权力下放后，中国今天的经济权力核心不是中央，不是省，不是市，也不是村，而是县。以土地划分，大致上没有土地就没有经济权力。中央上头统一税制，提供土地征用与建筑的大致规例——形式上与佃农合约相同。某些公共事项（例如过区的公路建设），由中央或省处理，而县的司政监管则是省与市的责任。
土地使用的权力落在县的手上，是绝大部分的经济权力了。中央指定的土地使用规例是大概，留下很大的空间让县作主。例如税率与分成率皆划一，不能变，但工业用地之价，由县决定，可以间接地调低到负值。佃农理论说，除非特殊情况，在竞争下单凭地价调整可以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大致上，土地用途也是由县选择的。
最重要的工业税收是增值税（按产出所值减除原料成本抽取），可以看作工人的收入税（月入一千六百之下工人本身是免税的）。抽增值的百分之十七，其中百分之二十五归县所有，百分之七十五交到上头。增值税是工厂没有盈利或亏蚀也要抽，是佃农分成的原则，而有盈利才抽的称所得税，县占百分之七十五，其余上缴。工业所得税不多，县不那样重视。（工业之外的其它生意抽营业税与所得税，县也与上头分成，这里不谈。）地点奇差的县，入不敷支，上头会考虑资助；如果县的主事人办事失当，上头更换时有所闻。有地而劳动力下足，地不值钱，所以县对工人客气招手，而县与县之间争取投资者的激烈，中国独有。一九九三年左右中央大举放宽人口流动，农业人口急速下降，工业打崩头。月是故乡明，十年后，严重的民工荒在南中国出现了。
这就是了。一个县是一家公司，拿着有划清界线的土地作为资本做生意。公司合约的结构，一方面与上头分成，另一方面与投资者分成，皆佃农制。税率划一，所以县的成败，可以用税收在总资产的比重衡量。有成就的县长或书记，不愁没有私营或民营机构招手。此外，促成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一个重点是竞争的局限条件非常清楚。这一点，读者要参考我早年写下的佃农理论了。
不要忘记，在分析「大包干」时我指出，「税」与「租」的理念相同。竞争租值（税值）极大化是天才之笔，是秘密，因为天下只有我一个人明白。北京怎会知道呢？是逼出来的！当时我还没有发表《供应的行为》的第三章，大幅地修改了传统的成本与租值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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