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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为什么注重借鉴新加坡？
（发言稿）
吕元礼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新加坡有不解之缘，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思想解放为例：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在1978年。当年，邓小平先生11月访问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启动改革开放。李光耀先生后来说，当邓小平看到历史上远比中国落后的那些东南亚国家，现在竟然发展得比中国还好，很自然会得出结论，一定是中国的体制出了问题。（大意）因此，必须改革。而新加坡吸引外资的成功做法，无疑坚定了中国实行开放的决心。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在1992年。邓小平先生在当年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指出：“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新加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唯一的中国领导人公开点名学习的国家。从此，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学习新加坡热潮。第三次思想解放可以说是2007年以来。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提出继续解放思想。与之相呼应，中国的一些省市出现了进一步出现学习、赶超新加坡的热潮。2007年底，新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要求广州、深圳要敢于“跟新加坡叫板”，2008年，云南昆明在仇和书记（他被认为是“个性官员”）的发动、带领下也开展了大规模的“问计新加坡，谋计新昆明”的活动。中国是个大国，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新加坡是个岛国，土地面积707.1平方公里，常驻人口不足400万。从上述角度分析，中国与新加坡的国情相差很大。这让人不得不产生疑问，中国为什么注重借鉴新加坡？
一、中国注重借鉴新加坡的文化原因
（一）领袖思维相近，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与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都具实用理性精神
邓小平的实用理性主要体现为“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李光耀的实用理性主要体现为“行得通论”，即其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是务实，一切以行得通为原则，行得通就做，行不通就不做。立足于实事求是的中国改革开放，自然乐于借鉴新加坡务实得来的经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普遍把跨国企业看成廉价土地、劳力和原料的剥削者，认为跨国企业会吸干发展中国家的血液、精髓。这类“依赖学派”经济学家的论点是：跨国公司延续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即发展中国家把原料卖给先进国家，反过来向它们购买消费品；跨国公司支配科技和消费者的选择，勾结所在国政府一起剥削和压迫人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普遍相信这种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从而拒绝外资的进入，进而妨碍了本国经济的发展。但是，讲求实用理性的新加坡政府并没有死搬上述理论，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反而欢迎美国和跨国公司的资金、科技、知识专长和市场，让它们成为促使新加坡经济取得增长的一个作用强大的因素。李光耀后来总结说：“我们这座占地两百二十四平方里，两百万人口的小岛，虽继承了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首府，却跟帝国的腹地硬生生切断。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谋生？如何求生？这不是经济发展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两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1965年当时环境的现实，唯一的目标即是生存。至于如何达成目标，透过社会主义或自由贸易，都在其次。”“我们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没有其他人要剥削劳力，所以有何不可，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我们发现，是否剥削姑且不论，我们却学会一种本来不可能学到的新工作技能。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一边学习，一边还可以领薪水。事实上，我们逐渐推翻了把外资视为剥削的发展经济学派理论。我们没有立场去烦恼那些理想高远的理论。我们要生活，这就是谋生的一种方法。”韩富光：《李光耀治国之钥》[M]。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13―115页。
新加坡务实开放的经验，给访问新加坡的邓小平带来了重要启示。访新归来将近一年之后的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仍然不忘新加坡。他指出：“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参见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针对有的人说发展“三资”企业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所进行的批评，其思想仍然是上述新加坡经验的发扬光大。邓小平说：“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律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二）政党作风相通，即中国共产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都有“革命党”背景和社会主义取向，作风相通
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出身，目标是社会主义。至于行动党，李光耀先生曾在执政之初回顾本党发展历程时说过：“人民行动党基本上是革命者的运动，而不是改良主义者的运动。”而这个“革命”，就是“逐出外国统治者，主要是欧洲统治者”。行动党当年的目标，是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今天，我们经常讲中国借鉴新加坡，其实，历史上，新加坡的行动党也许从中国共产党那儿学到了一些东西。李光耀先生说：在应对共产党人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理解，所“学”包括两个层面：[1]精神层面。行动党建党之初，党内有所谓的非共、亲共两派。林清祥先生是所谓的“亲共派”代表。李光耀先生曾对林清祥先生的“个人的清廉和他全心全意为理想奉献的精神表示敬意”，并承认，人民行动党之所以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与建党之初党内存在“亲共派”有关。为了经得住“亲共派”的攻击，“非共派”必须提高道德水准。[2]技术层面。共产党发动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也许对人民行动党有启发。如宣传工作的重要，基层组织的建设。我在中国内地说“要从新加坡怎么学中国共产党，然后再看中国共产党怎么学新加坡”。从这个角度来讲，学新加坡好像是恢复我们过去的传统，因为现在有的部门、党员将这些传统丢掉了。由于两党作风相通，所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很多做法让中国共产党人看起来，感到熟悉、亲切。
举例来说，中国共产党强调与群众打成一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直到今天也常常用到与人民打成一片这个词汇。2008年7月2日《南方日报》记者专门到新加坡观摩李显龙总理接见选民的场景。在其发表的题为《李显龙：得不到民心，就得不到选票》的报道有一段场景描述：“这是一间称得上简陋的小屋，约十平方米，除了一张颇为平常的桌子和几张半新的折叠椅外，没有其他摆设。墙上的电风扇来回摆着头，屋里有些热，李显龙总理不时拿出手帕擦汗。”我知道李资政好像很怕热，按照遗传基因的方式推断，李总理应该也很怕热，但这个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这个场景会让我们中国人很注意，它表现的是要和群众打成一片。
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加坡议员接见选民的做法，就体现了这种精神。当然，在行动党政策论坛上，普通党员也有不同看法。例如，当协调员问到“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认为你的议员表现杰出”的问题时，在场的80人当中，只有大约十来个人举手。另外，国会议员接见选民，不仅执政的行动党议员这么做，反对党议员也这么做。我曾观摩过波东巴西的詹时中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景，同样体现了一种为民服务的精神。还有人说，詹时中议员是用心在听群众说话。
（三）政治传统相似，即都有东方传统，相互间容易认同
例如，新加坡主张劳资政共生而非对抗，这个理念我们一听感觉到很熟悉、很亲切。为什么呢？西方只讲劳资，不太讲政，但东方国家一般是政府主导，所以新加坡讲劳资政和中国很贴近。西方讲对抗，新加坡不讲，讲劳资政共生，共乘一条船，所以，我们一看就觉得很投合，容易接受。吴作栋先生曾举例说明东亚与西方价值观的不同：华文课文的第一课是“爸爸早，妈妈早”这类富有伦理的内容。英文第一课则是“A是Apple”的纯知识灌输。我也想举个例子，如华人的老人多抱着自己的孙子，叫“含饴弄孙”；西方的老人往往抱着一条狗，可以叫“含饴弄狗”。
进一步说，中西文化对于政府的看法也不相同。西方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恶”。既然是恶，就要限制它作恶。所以，西方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或限权政府。其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最少的干预”，其角色相当于守夜警察。那么，中华文化的观念怎样呢？后来我发现中华文化的观念正好相反。它是把政府看成一个“必要的善”。既然是善就要去行善，就要去作为，所以，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其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最多的关爱，其角色相当于操心父母。所谓的父母官意识，所谓的家长式领导作风，跟这个传统有关系”。
李光耀先生曾说，新加坡和美国的区别，可以用新、美两国解决毒品问题为例加以说明：美国解决可怕的毒品问题的方法是跑到世界其他地区，帮助别国的反毒品机构尽力制止毒品供应。它提供直升飞机，打击贩毒集团，如此等等。当它遭到挑战，就逮捕巴拿马总统，并把他押解到佛罗里达接受审判。新加坡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它不可能去缅甸把那里的军阀抓起来。新加坡只好定一个法律：任何海关官员或警察发现任何人行为可疑，有理由认为是处于吸毒状态时，就可以要此人进行尿检。一旦尿样中发现有毒品，此人立即被送入医院。而这个做法在美国看来是侵犯人权。所以，东方政府是操心父母，管得很多；西方政府是守夜警察，尽量不管。
二、中国注重借鉴新加坡的现实原因
（一）新加坡经验提示了一种最不坏的方案
用最不坏加以概括，讲起来可能比较保守，但也有利于避免夸大。就社会发展来说，最优是经济民主同步，如西方。但西方的现代化是自然发展的过程，容易做到同步发展。次优，也就是最不坏的方案是先经济后民主，如新加坡，经济上去了，民主也在逐步跟进。最坏是先民主后经济，如前苏联，最后导致国家崩溃解体。有一则笑话，说：
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五人同坐一列社会主义号火车前进。突然，火车停了，车长过来报告，前面铁路断了。
列宁说：“让我们发动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把它修好。”
斯大林说：“一定是阶级敌人破坏，把他抓起来。”
赫鲁晓夫说：“前面不通，就倒车吧。”
勃列日涅夫说：“找几个人下车摇摇火车就行了，乘客感到车在动，就以为列车在前进。”
只有戈尔巴乔夫最绝，他说：“把火车拆了，每人扛一件零件前进，到有铁轨的地方再装起来。”
但拆过之后，就再也装不起来了。
所谓再也装不起来，是比喻国家崩溃解体。所以，我讲先民主后经济可能是一个最糟糕的方案。李光耀先生认为，苏联改革失败并最终解体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先搞政治改革，这样就丧失了保证他改革成功的三个基本条件，即改革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社会稳定，需要有效的行政保证实施改革政策，需要人民在改革初期接受困难。
（二）新加坡经验提供了一个较可行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就是说，三者统一，民主的发展方为可行。新加坡似乎将这种“三者有机统一”做到了。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这似乎相当于坚持了党的领导；新加坡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选举，有秘密投票，这似乎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人民当家做主；新加坡法纪严明，这似乎体现了依法治国。当然，应该说，一党长期执政或两党轮流执政都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好政府，根本目的是人民幸福。
（三）新加坡经验展现了一种很骄人的成就
廉洁、高效、和谐，是新加坡最骄人的成就，也是中国最迫切的目标。民主也是一个目标，但相对来说，上述三个目标更为迫切。当时我写那本《新加坡为什么能？》的书，可以说着手虽在狮城，着眼实在中国。“新加坡为什么能”潜台词，可以理解为：新加坡能，中国应当也能！新加坡能，中国如何更能？
1978年，邓小平先生访问新加坡。当邓小平看到新加坡的建设成就的时候，很高兴。宴会中，他拿起酒杯，与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碰杯。邓小平先生说：“恭喜你！这是我第二次到新加坡。第一次是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路经新加坡。当时，新加坡是个很落后的地方，现在，确实个美丽的城市！”李光耀先生说：“新加坡的华人多是广东、福建来的那些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的后代，而中国有的都是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的后代，那样一些人在中国开枝散叶。所以，没有什么新加坡能够做到的，中国做不到，或者说，不能做得更好！”讲到这里，邓小平先生沉默了，这个话题也就轻轻带了过去。不过，李光耀先生后来回忆说，邓小平没有忘记我的“挑战”。他在1992年“南方讲话”时说，要借鉴新加坡，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为什么会有这最后的一句，就是因为有前面的背景――有李光耀先生的“挑战”。
因为上面的掌故，我也因此为我的《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撰联述志：
倾注四年心力，笔析狮城，探究为何“新加坡能够做到”；
奉献一片赤诚，情系华夏，思考如何“比他们管得更好”。
三、中国注重借鉴新加坡的模式原因
（一）新加坡可以提供一种成功模式，如安居工程、城市绿化、机场管理、反腐倡廉等模式
一进入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就能看到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上面的诗句中国人一看到就感到亲切，也引人深思。新加坡之所以稳定，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长期执政，或者说，能够“风雨不动安如山”，其实与人人有房，与安居工程有很大关系。新加坡的组屋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组屋一楼一般都留空，供居民进行活动，还可以在那里办红白喜事。这很重要，华人常说，远亲不如近邻。但是，没有共同的活动场所，邻居间就不可能有较亲密的联系。在有些地方，两隔壁住了多年，甚至互不相识。另外，组屋走廊连贯，走廊联通车站，无论出太阳、下雨，都可以不用带伞。这些，我们看了之后都很有兴趣。
（二）新加坡可以提供一种过渡模式，即连接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过渡模式
例如，中国过去（主要是“文革”期间）是单位社会，生老病死都靠单位，甚至找对象也要征得单位领导同意。未来可能要发展成为公民社会。而今天，中国强调的是要建立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新加坡目前的特点，似乎也可以说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基层组织，其做法方便借鉴。
（三）新加坡可以提供一种结合模式，即东西方结合的模式
新加坡标志是鱼尾狮。可以这样解读，鱼是海洋之物，可以象征海洋文明即西方文明；狮是陆地之王，可以象征大陆文明即东方文明。鱼尾狮就是东西方文明的结合。新加坡老的高级法院有一个正义之神泰美丝的塑像。她一手握着剑，一手持天平。据说，香港的法院也有泰美丝塑像，只是把眼睛也蒙住了。蒙眼，意味着不看领导眼色行事，也不看对象是亲是疏，完全依据事实判断是非曲直。这些塑像都是英国人统治时期所建，可以说反映了英国人或者说西方人对于法的理解：要公平、公正，要去除邪恶。那么中华文化怎么理解法呢？中国繁体字的“法”写做“�”，是“三点水”加一个“�”，下面加一个“去”字。�是传说中的动物，是独角兽。据说，当法官弄不清谁是谁非时就把这个独角兽放出来，它会用角去触那个有罪的人。因此，独角兽，相当于正义女神。三点水，意味着水，我们常说，端平一碗水。水意味着公平，相当于天平。去是去除，相当于剑。从中西方对法的理解可以看出，二者既有形式的不同，也有实质的相通。因为不同，才需要互补；因为相通，才能够互补。
新加坡提出的一些理念和实行的一些举措，包含着东西方文化的结合。例如，吴作栋先生曾将新加坡的民主解读为“托管式民主”。他说：“政府像人民的信托人，一旦在选举中受委托以负责看管人民的长期福利时，它就以独立的判断力来决定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以此作为它的政治行动的根据。实际上，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从来就不是由民意调查或人民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在执行正确的长期政策时，有时难免会收到‘良药苦口’的反应。但是，正因为新加坡采取了这种‘托管式民主’模式，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些虽不讨好但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的政策。”按照吴先生的意思，“托”可以理解为接受人民委托，它强调人民做主，来自于西方民主理念；“管”可以理解为代表人民管理，它强调为民做主，来自于中华民本理念。托管式民主，可以理解为东西方文化的结合。
又如，新加坡所倡导的共同价值观，既有“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的一面，也有“尊重个人”的一面，前者体现了东方社会本位的观念，后者吸纳了西方个人本位的精神。当然，也有人批评新加坡“社会”太大，“个人”太小。又如，新加坡所倡导的“负责任的新闻自由”的媒体管理方式，也是试图将东方重责任与西方重权利的精神结合起来。当然，责任与自由的平衡如何把握，在具体的操作中应该如何体现负责任，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完善。
（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
吕元礼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新加坡有不解之缘，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思想解放为例：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在1978年。当年，邓小平先生11月访问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启动改革开放。李光耀先生后来说，当邓小平看到历史上远比中国落后的那些东南亚国家，现在竟然发展得比中国还好，很自然会得出结论，一定是中国的体制出了问题。（大意）因此，必须改革。而新加坡吸引外资的成功做法，无疑坚定了中国实行开放的决心。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在1992年。邓小平先生在当年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指出：“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新加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唯一的中国领导人公开点名学习的国家。从此，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学习新加坡热潮。第三次思想解放可以说是2007年以来。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提出继续解放思想。与之相呼应，中国的一些省市出现了进一步出现学习、赶超新加坡的热潮。2007年底，新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要求广州、深圳要敢于“跟新加坡叫板”，2008年，云南昆明在仇和书记（他被认为是“个性官员”）的发动、带领下也开展了大规模的“问计新加坡，谋计新昆明”的活动。中国是个大国，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新加坡是个岛国，土地面积707.1平方公里，常驻人口不足400万。从上述角度分析，中国与新加坡的国情相差很大。这让人不得不产生疑问，中国为什么注重借鉴新加坡？
一、中国注重借鉴新加坡的文化原因
（一）领袖思维相近，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与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都具实用理性精神
邓小平的实用理性主要体现为“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李光耀的实用理性主要体现为“行得通论”，即其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是务实，一切以行得通为原则，行得通就做，行不通就不做。立足于实事求是的中国改革开放，自然乐于借鉴新加坡务实得来的经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普遍把跨国企业看成廉价土地、劳力和原料的剥削者，认为跨国企业会吸干发展中国家的血液、精髓。这类“依赖学派”经济学家的论点是：跨国公司延续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即发展中国家把原料卖给先进国家，反过来向它们购买消费品；跨国公司支配科技和消费者的选择，勾结所在国政府一起剥削和压迫人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普遍相信这种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从而拒绝外资的进入，进而妨碍了本国经济的发展。但是，讲求实用理性的新加坡政府并没有死搬上述理论，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反而欢迎美国和跨国公司的资金、科技、知识专长和市场，让它们成为促使新加坡经济取得增长的一个作用强大的因素。李光耀后来总结说：“我们这座占地两百二十四平方里，两百万人口的小岛，虽继承了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首府，却跟帝国的腹地硬生生切断。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谋生？如何求生？这不是经济发展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两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1965年当时环境的现实，唯一的目标即是生存。至于如何达成目标，透过社会主义或自由贸易，都在其次。”“我们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没有其他人要剥削劳力，所以有何不可，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我们发现，是否剥削姑且不论，我们却学会一种本来不可能学到的新工作技能。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一边学习，一边还可以领薪水。事实上，我们逐渐推翻了把外资视为剥削的发展经济学派理论。我们没有立场去烦恼那些理想高远的理论。我们要生活，这就是谋生的一种方法。”韩富光：《李光耀治国之钥》[M]。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13―115页。
新加坡务实开放的经验，给访问新加坡的邓小平带来了重要启示。访新归来将近一年之后的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仍然不忘新加坡。他指出：“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参见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针对有的人说发展“三资”企业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所进行的批评，其思想仍然是上述新加坡经验的发扬光大。邓小平说：“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律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二）政党作风相通，即中国共产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都有“革命党”背景和社会主义取向，作风相通
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出身，目标是社会主义。至于行动党，李光耀先生曾在执政之初回顾本党发展历程时说过：“人民行动党基本上是革命者的运动，而不是改良主义者的运动。”而这个“革命”，就是“逐出外国统治者，主要是欧洲统治者”。行动党当年的目标，是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今天，我们经常讲中国借鉴新加坡，其实，历史上，新加坡的行动党也许从中国共产党那儿学到了一些东西。李光耀先生说：在应对共产党人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理解，所“学”包括两个层面：[1]精神层面。行动党建党之初，党内有所谓的非共、亲共两派。林清祥先生是所谓的“亲共派”代表。李光耀先生曾对林清祥先生的“个人的清廉和他全心全意为理想奉献的精神表示敬意”，并承认，人民行动党之所以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与建党之初党内存在“亲共派”有关。为了经得住“亲共派”的攻击，“非共派”必须提高道德水准。[2]技术层面。共产党发动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也许对人民行动党有启发。如宣传工作的重要，基层组织的建设。我在中国内地说“要从新加坡怎么学中国共产党，然后再看中国共产党怎么学新加坡”。从这个角度来讲，学新加坡好像是恢复我们过去的传统，因为现在有的部门、党员将这些传统丢掉了。由于两党作风相通，所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很多做法让中国共产党人看起来，感到熟悉、亲切。
举例来说，中国共产党强调与群众打成一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直到今天也常常用到与人民打成一片这个词汇。2008年7月2日《南方日报》记者专门到新加坡观摩李显龙总理接见选民的场景。在其发表的题为《李显龙：得不到民心，就得不到选票》的报道有一段场景描述：“这是一间称得上简陋的小屋，约十平方米，除了一张颇为平常的桌子和几张半新的折叠椅外，没有其他摆设。墙上的电风扇来回摆着头，屋里有些热，李显龙总理不时拿出手帕擦汗。”我知道李资政好像很怕热，按照遗传基因的方式推断，李总理应该也很怕热，但这个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这个场景会让我们中国人很注意，它表现的是要和群众打成一片。
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加坡议员接见选民的做法，就体现了这种精神。当然，在行动党政策论坛上，普通党员也有不同看法。例如，当协调员问到“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认为你的议员表现杰出”的问题时，在场的80人当中，只有大约十来个人举手。另外，国会议员接见选民，不仅执政的行动党议员这么做，反对党议员也这么做。我曾观摩过波东巴西的詹时中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景，同样体现了一种为民服务的精神。还有人说，詹时中议员是用心在听群众说话。
（三）政治传统相似，即都有东方传统，相互间容易认同
例如，新加坡主张劳资政共生而非对抗，这个理念我们一听感觉到很熟悉、很亲切。为什么呢？西方只讲劳资，不太讲政，但东方国家一般是政府主导，所以新加坡讲劳资政和中国很贴近。西方讲对抗，新加坡不讲，讲劳资政共生，共乘一条船，所以，我们一看就觉得很投合，容易接受。吴作栋先生曾举例说明东亚与西方价值观的不同：华文课文的第一课是“爸爸早，妈妈早”这类富有伦理的内容。英文第一课则是“A是Apple”的纯知识灌输。我也想举个例子，如华人的老人多抱着自己的孙子，叫“含饴弄孙”；西方的老人往往抱着一条狗，可以叫“含饴弄狗”。
进一步说，中西文化对于政府的看法也不相同。西方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恶”。既然是恶，就要限制它作恶。所以，西方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或限权政府。其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最少的干预”，其角色相当于守夜警察。那么，中华文化的观念怎样呢？后来我发现中华文化的观念正好相反。它是把政府看成一个“必要的善”。既然是善就要去行善，就要去作为，所以，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其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最多的关爱，其角色相当于操心父母。所谓的父母官意识，所谓的家长式领导作风，跟这个传统有关系”。
李光耀先生曾说，新加坡和美国的区别，可以用新、美两国解决毒品问题为例加以说明：美国解决可怕的毒品问题的方法是跑到世界其他地区，帮助别国的反毒品机构尽力制止毒品供应。它提供直升飞机，打击贩毒集团，如此等等。当它遭到挑战，就逮捕巴拿马总统，并把他押解到佛罗里达接受审判。新加坡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它不可能去缅甸把那里的军阀抓起来。新加坡只好定一个法律：任何海关官员或警察发现任何人行为可疑，有理由认为是处于吸毒状态时，就可以要此人进行尿检。一旦尿样中发现有毒品，此人立即被送入医院。而这个做法在美国看来是侵犯人权。所以，东方政府是操心父母，管得很多；西方政府是守夜警察，尽量不管。
二、中国注重借鉴新加坡的现实原因
（一）新加坡经验提示了一种最不坏的方案
用最不坏加以概括，讲起来可能比较保守，但也有利于避免夸大。就社会发展来说，最优是经济民主同步，如西方。但西方的现代化是自然发展的过程，容易做到同步发展。次优，也就是最不坏的方案是先经济后民主，如新加坡，经济上去了，民主也在逐步跟进。最坏是先民主后经济，如前苏联，最后导致国家崩溃解体。有一则笑话，说：
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五人同坐一列社会主义号火车前进。突然，火车停了，车长过来报告，前面铁路断了。
列宁说：“让我们发动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把它修好。”
斯大林说：“一定是阶级敌人破坏，把他抓起来。”
赫鲁晓夫说：“前面不通，就倒车吧。”
勃列日涅夫说：“找几个人下车摇摇火车就行了，乘客感到车在动，就以为列车在前进。”
只有戈尔巴乔夫最绝，他说：“把火车拆了，每人扛一件零件前进，到有铁轨的地方再装起来。”
但拆过之后，就再也装不起来了。
所谓再也装不起来，是比喻国家崩溃解体。所以，我讲先民主后经济可能是一个最糟糕的方案。李光耀先生认为，苏联改革失败并最终解体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先搞政治改革，这样就丧失了保证他改革成功的三个基本条件，即改革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社会稳定，需要有效的行政保证实施改革政策，需要人民在改革初期接受困难。
（二）新加坡经验提供了一个较可行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就是说，三者统一，民主的发展方为可行。新加坡似乎将这种“三者有机统一”做到了。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这似乎相当于坚持了党的领导；新加坡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选举，有秘密投票，这似乎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人民当家做主；新加坡法纪严明，这似乎体现了依法治国。当然，应该说，一党长期执政或两党轮流执政都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好政府，根本目的是人民幸福。
（三）新加坡经验展现了一种很骄人的成就
廉洁、高效、和谐，是新加坡最骄人的成就，也是中国最迫切的目标。民主也是一个目标，但相对来说，上述三个目标更为迫切。当时我写那本《新加坡为什么能？》的书，可以说着手虽在狮城，着眼实在中国。“新加坡为什么能”潜台词，可以理解为：新加坡能，中国应当也能！新加坡能，中国如何更能？
1978年，邓小平先生访问新加坡。当邓小平看到新加坡的建设成就的时候，很高兴。宴会中，他拿起酒杯，与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碰杯。邓小平先生说：“恭喜你！这是我第二次到新加坡。第一次是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路经新加坡。当时，新加坡是个很落后的地方，现在，确实个美丽的城市！”李光耀先生说：“新加坡的华人多是广东、福建来的那些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的后代，而中国有的都是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的后代，那样一些人在中国开枝散叶。所以，没有什么新加坡能够做到的，中国做不到，或者说，不能做得更好！”讲到这里，邓小平先生沉默了，这个话题也就轻轻带了过去。不过，李光耀先生后来回忆说，邓小平没有忘记我的“挑战”。他在1992年“南方讲话”时说，要借鉴新加坡，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为什么会有这最后的一句，就是因为有前面的背景――有李光耀先生的“挑战”。
因为上面的掌故，我也因此为我的《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撰联述志：
倾注四年心力，笔析狮城，探究为何“新加坡能够做到”；
奉献一片赤诚，情系华夏，思考如何“比他们管得更好”。
三、中国注重借鉴新加坡的模式原因
（一）新加坡可以提供一种成功模式，如安居工程、城市绿化、机场管理、反腐倡廉等模式
一进入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就能看到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上面的诗句中国人一看到就感到亲切，也引人深思。新加坡之所以稳定，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长期执政，或者说，能够“风雨不动安如山”，其实与人人有房，与安居工程有很大关系。新加坡的组屋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组屋一楼一般都留空，供居民进行活动，还可以在那里办红白喜事。这很重要，华人常说，远亲不如近邻。但是，没有共同的活动场所，邻居间就不可能有较亲密的联系。在有些地方，两隔壁住了多年，甚至互不相识。另外，组屋走廊连贯，走廊联通车站，无论出太阳、下雨，都可以不用带伞。这些，我们看了之后都很有兴趣。
（二）新加坡可以提供一种过渡模式，即连接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过渡模式
例如，中国过去（主要是“文革”期间）是单位社会，生老病死都靠单位，甚至找对象也要征得单位领导同意。未来可能要发展成为公民社会。而今天，中国强调的是要建立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新加坡目前的特点，似乎也可以说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基层组织，其做法方便借鉴。
（三）新加坡可以提供一种结合模式，即东西方结合的模式
新加坡标志是鱼尾狮。可以这样解读，鱼是海洋之物，可以象征海洋文明即西方文明；狮是陆地之王，可以象征大陆文明即东方文明。鱼尾狮就是东西方文明的结合。新加坡老的高级法院有一个正义之神泰美丝的塑像。她一手握着剑，一手持天平。据说，香港的法院也有泰美丝塑像，只是把眼睛也蒙住了。蒙眼，意味着不看领导眼色行事，也不看对象是亲是疏，完全依据事实判断是非曲直。这些塑像都是英国人统治时期所建，可以说反映了英国人或者说西方人对于法的理解：要公平、公正，要去除邪恶。那么中华文化怎么理解法呢？中国繁体字的“法”写做“�”，是“三点水”加一个“�”，下面加一个“去”字。�是传说中的动物，是独角兽。据说，当法官弄不清谁是谁非时就把这个独角兽放出来，它会用角去触那个有罪的人。因此，独角兽，相当于正义女神。三点水，意味着水，我们常说，端平一碗水。水意味着公平，相当于天平。去是去除，相当于剑。从中西方对法的理解可以看出，二者既有形式的不同，也有实质的相通。因为不同，才需要互补；因为相通，才能够互补。
新加坡提出的一些理念和实行的一些举措，包含着东西方文化的结合。例如，吴作栋先生曾将新加坡的民主解读为“托管式民主”。他说：“政府像人民的信托人，一旦在选举中受委托以负责看管人民的长期福利时，它就以独立的判断力来决定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以此作为它的政治行动的根据。实际上，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从来就不是由民意调查或人民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在执行正确的长期政策时，有时难免会收到‘良药苦口’的反应。但是，正因为新加坡采取了这种‘托管式民主’模式，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些虽不讨好但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的政策。”按照吴先生的意思，“托”可以理解为接受人民委托，它强调人民做主，来自于西方民主理念；“管”可以理解为代表人民管理，它强调为民做主，来自于中华民本理念。托管式民主，可以理解为东西方文化的结合。
又如，新加坡所倡导的共同价值观，既有“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的一面，也有“尊重个人”的一面，前者体现了东方社会本位的观念，后者吸纳了西方个人本位的精神。当然，也有人批评新加坡“社会”太大，“个人”太小。又如，新加坡所倡导的“负责任的新闻自由”的媒体管理方式，也是试图将东方重责任与西方重权利的精神结合起来。当然，责任与自由的平衡如何把握，在具体的操作中应该如何体现负责任，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完善。
（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