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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加坡经验与中国的政治发展
（发言稿）
黄卫平
我本人不是专门研究新加坡的，但是因为我的同事吕元礼教授长期研究新加坡，我也跟着他一起对研讨新加坡政治很有兴趣。现在就在这里与大家交流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因为讲新加坡经验，尤其是讲到小平同志30年前访问新加坡对于改革开放产生的启迪和推动，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有同感。
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层为何重视学习新加坡经验
大家都知道邓小平30年前即1978年的11月份访问新加坡，12月份中共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了，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特别提到了新加坡，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比较好。最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又在呼吁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也提到了学习、借鉴、“叫板”新加坡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新加坡一直成为中国学习借鉴的一个特定对象。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是由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特性所决定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中共的领导下，主动、自觉地对党的传统政治理念和执政方式的“纠错”和适应时代潮流的“顺势”而为，可以说有时候“纠错”和“顺势”的行为是交融在一起的。顺应时代潮流就是纠正过去一度背离时代潮流的做法，所以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按照官方主流的语言叫做“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是对传统体制弊端的纠正，是改革传统体制机制的弊端，向发达国家开放，实现赶超型现代化。中国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在救亡图存，追求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希望能够恢复一个大国的尊严，追求国富民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国家现代化。而这样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由观念变革来推动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共要不断地呼吁着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思想解放，从最高决策者一直到普通老百姓，一直把思想禁锢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就不敢也不愿去推动这个改革。因此在中国粉碎“四人帮”以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的决策者在寻求中国向何处去，未来的发展道路是什么的时候，曾经在1978年、1979年派出了大批的党政官员到世界各国访问，考察和学习，特别是去发达国家，实际上就是要转变观念，从“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的夜郎自大，转而放眼世界，向发达国家开放，摆脱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危机。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前后，中国有大批的党政官员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去考察，其中就包括了30年前小平同志到新加坡，也包括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也包括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可以说这是标志着中国开始向世界发达国家和亚洲现代化先进国家和地区学习，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这都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领导人是高度重视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且是以此作为现代化标准的。其实，邓小平当初在访问日本，访问欧美的时候，就提到了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就是要在20世纪末达到当时的欧美、日本水平，这是邓小平当时的判断。当时他说：“我们所说的在21世纪末实现的现代化，是指比较接近当时的水平。世界在突飞猛进地前进，那时的水平，例如日本就肯定不是现在的水平。我们要达到日本、欧洲、美国现在的水平就很不容易，要达到二十二年以后的水平就更难。我们清醒地估计了这个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树立了这么一个雄心壮志。”邓小平讲得很清楚，他老人家显然是把发达国家包括欧美、日本的经济发展程度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现代化追求的重要的尺度和标杆。仅就这一点，对一位老共产党人而言就极其难能可贵。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层是高度重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并以此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参照，但为何又特别强调新加坡经验？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理由有以下四点：
（1）新加坡是发展中的亚洲国家“赶超型”现代化的典型，包括新加坡引进外资的经验对中国极具启迪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为欧美都是原生型的、原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学习新加坡对中国更有相当的可参照性。
（2）新加坡人口中绝大多数与中国文化相通，有利于激发民族精神。新加坡人口中有相当多的华人，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比较相通，比较适合中国人在政治文化心理上的认同。我记得美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曾经讲过，他认为他所做的贡献就在于改变了华人认为不如西方人的心态，他认为他至少在科学方面做到了这一点。中国人理直气壮地呼吁学习新加坡，在政治文化心理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我们知道中国官方不会明确直接地说我们要学美国，因为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是世界头号资本主义超级大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的头号敌人，说学美国往往是当时绝大多数人极其忌讳，连想都不敢想的。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的，当初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就明确地对美国人民表示：“你们的很多成功经验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愿我们两国人民友谊和合作之船沿着稳定和富有成果的航线扬帆远航。”邓小平所说绝非虚伪的外交辞令，因为，在邓小平看来，二次大战后，世界上跟着美国的国家大都富了，而跟着苏联的国家都穷。这是邓小平一个非常朴素而直观的观点：苏联模式的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国家有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学习美国、学习西方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参照。但是美国在很长时期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对立面，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老大，中国共产党非常不适合突然180度掉头说向美国学习，这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另外，邓小平访日的时候，也是对他推动改革开放有重大刺激的，邓小平坐新干线从东京去关西，马上就感觉到这个速度在催人奋进。他直言“这次访日，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这也是邓小平的直观的感觉。中国领导人包括胡锦涛同志近期在日本访问时都强调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在亚洲国家里是率先的，值得中国学习。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华民族也不太适合很高调地说要向日本学习，尤其是还有很多历史问题、民族感情方面的显性或隐性的心理障碍。由于这些因素，中国说向新加坡学习挺理直气壮的，各级领导都可以说，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和意识形态的桎梏。
（3）新加坡在经济市场化的同时，继续保持了秩序与权威，邓小平在政治上特别重视这一点。中国为什么喜欢强调学习新加坡呢？新加坡在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同时，继续保持了秩序和权威，特别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这一点邓小平是特别看重的，这是从政治上对新加坡体制的认同。所以1992年南方讲话的时候，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强调了新加坡的社会秩序。这对于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期的中国尤为重要。
（4）新加坡作为现代化的城市国家与中国的香港一样，其成功经验特别值得中国沿海一些最先发展起来的城市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尤其是在各种资源比较稀缺的条件下和地缘政治的不利环境中，能够创造经济的奇迹，能够创造很高的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就全世界而言，都表明新加坡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都很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要讲希望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再造几个香港，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要深圳“叫板”新加坡，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层次上来讲的。所以中国的一些沿海发达城市来学习新加坡这样一个成功的城市国家和学习香港一样，很有针对性。
从以上四个方面说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层强调要学习新加坡的原因。
二、中国改革进程中在哪些层面特别需要学习新加坡
（1）从现代化城市规划角度而言，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城市国家，可能不同的人对新加坡模式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有不同的批评意见，但这个不重要，新加坡无疑是亚洲国家中非常成功的典范。有人认为新加坡是个小国，对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没有什么借鉴意义。我不认为是这样，世界上小国家多的是，有哪一个如新加坡这样在地缘政治极为不利和自然资源奇缺的条件下，取得如此成功。新加坡的市政规划、公共治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具体经验很值得中国许多城市学习。
（2）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新加坡在各种资源奇缺的条件下，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也值得中国许多城市在资源硬约束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经济时学习。我觉得我们深圳市的领导对这一点也是深有感触的。深圳市各种各样的资源越来越稀缺，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包括人才资源都是很稀缺的，而且越来越碰到了发展的瓶颈。今后怎么发展？所以深圳的上一任的市委书记李鸿忠就已经开始觉得深圳的发展速度可能不能继续保持了，所以强调要“效益深圳”了。他认为要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发展。深圳已经表示不再片面追求GDP了，不再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争老大了。尤其是深圳只有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广州约有6000平方公里，苏州大概是7000多平方公里，认为深圳在资源方面，如土地方面越来越不占优势了。GDP总量被广州、苏州超越是必然的趋势了。汪洋同志来了以后强调要学习新加坡，叫板新加坡，意思就是说拿深圳现有的状况与香港和新加坡比，还差得很远，差距还很大，包括在人均GDP方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新加坡也是很值得中国的很多城市学习的，深圳要学习新加坡在创造人均GDP，每平方公里的GDP方面的经验，学习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3）从政治和社会建设的角度而言，新加坡的法治、新加坡的廉政、新加坡特色的民主、新加坡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危机意识，也都很值得中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学习、借鉴。包括深圳等很多基层社区的和谐社区建设，有很多方面的探索都是在学习和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深圳也建立了一批人大代表联络站，无非就是让人大代表定时、定点、定期接待选民。因为中国传统的人大代表制度是不强调人大代表去自觉代表自己选区的选民利益的，而是抽象地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人大代表在制度安排上是属于业余、义务、兼职的。这种状况已不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法治意识和参与要求。在深圳的个别社区就率先出现了群众自发的竞选人大代表和组建人大代表联络站现象，也有社区的“意见领袖”开始探索协助人大代表定时、定点、定期接待选民，听取选民的意见，以便把选民的意见回馈到政府的决策系统里面去。现在深圳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争取逐步使人大代表联络站制度化，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包括我们的吕教授一直在深圳，在全国各地广泛地介绍新加坡经验，对于推动基层社区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新加坡经验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若干启示
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而中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但有些事我觉得是相通的。
（1）新加坡执政当局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随时根据需要进行变化调适，也就是吕元礼教授指出的李光耀强调以“行得通”为原则，与中国改革决策层不断解放思想，强调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中国和新加坡在形式上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是以意识形态立国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直到科学发展观是中共的指导思想，中共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无疑是意识形态，中国最高领导层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释者，否则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所以从这一点看，中国看起来是非常强调意识形态的，这和新加坡不同。但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最高决策层每次在关键时刻就出来呼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际上就是要突破意识形态障碍。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探讨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当下的特定政治语境中，解放思想的含义是什么？解放什么思想，从什么思想中解放出来？我认为，第一，这个解放思想不是抽象地说从各种错误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这个太空洞了，等于是说我们要纠正一切错误，这个太抽象了，几乎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绝对真理”。而实际上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是有特别内涵的。第二，也不是讲从西方的政治文明的话语霸权中解放出来。因为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讲不能照搬西方，不能模仿西方，正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把西方意识形态视为是腐朽的，因此否定西方，这是不需要解放思想的。第三，也不是说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惯性中解放出来。“五四运动”后中国的革命文化一直是以打倒孔家店为标榜的，一直是把传统文化看成是封建主义的，虽然，中国的封建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但中国官方传统的意识形态从来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温良恭俭让”和“仁义理智信”。第四，中国当代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决策层要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传统意识形态框架中解放出来。
文革以后的第一次解放思想就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从哪里解放出来的呢？就是从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的，从“两个凡是”中解放出来，简化地说就是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悲剧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不从那里解放出来，就谈不上改革开放和结束文革，就谈不上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就不可能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
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和中共十四大。这一次思想解放是从哪里解放出来呢？实际上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带有猜测和假说性质的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这次思想解放，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以搞市场经济呢？在意识形态上说不通，所以邓小平要推动这次思想解放。正是因为有这两次思想解放才有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所以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领导层，一方面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传统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它又强调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它把这两者看成是相互辩证的关系。我最简单地举个例，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有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中就有一段强调我们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要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他讲“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在我看来这是有很高政治智慧的，既强调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导向，坚持了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同时又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也必须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更新内涵。那就是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的，但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和解释却必须与时俱进，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这就是吕元礼教授喜欢讲的从“社会主义就是好”转变为“好的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非常理性和现实的判断，正是有这样一套有很高政治智慧的特殊政治语言，实际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高度的弹性、灵活性和开放性，所以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和决策层的理性与睿智。而这一点我认为是和新加坡李资政的“行得通为原则”不谋而合的。如何在特定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将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统一起来，表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
（2）新加坡的法治建设与新加坡特色的民主政治，基层组织建设，对于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社会的逐步成长和人民政治参与的渐进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的领导人从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接受人类所共同追求的一些最基本的价值，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文明和谐。我认为是在不断地认同这些价值。中国领导人既肯定人类有共同的基本价值，又强调中国特色；既尊重历史，又顺应潮流；是既让人民对未来不断抱有希望和期待，又充分考虑现实利益格局和力量对比的明智之举。因为大家都知道政治是一个可行的艺术，它在现实生活中必须考虑到各种力量的对比，不是说可以率性而为，想当然的。现实中的中国，由于改革开放的发展，利益已经高度地分化了，所以这个社会就会经常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存在问题实际上也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走什么路会不时地摆到中国的改革决策层前面。
胡锦涛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这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论断，引起海内外媒体关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转型。很多人喜欢用狄更斯在当年描写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小说《双城记》开头的名句来描述中国的情况：“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切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毫无疑问，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可以说，这三十年的发展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不断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易后难，逐步发展，保持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基本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各种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和谐、人权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中国已经在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上日益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大国”，并正在应对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不仅表现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更表现为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难以遏制，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贫富悬殊，各种社会矛盾加剧，近来更是重大的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安全事故频繁发生。这对中共领导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带来了极大挑战，改革面临着如下困境：
一方面是有人因目前社会面临的各种矛盾加剧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尚待完善而出现的各种问题，而否定我国改革的市场化、民主化的发展方向，要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总想用“文革”时代习以为常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理念来解读改革开放；他们表面上否定的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实际上沿袭了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极左时代的思维逻辑，将人类创造的大部分优秀文明成果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统统归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名下。这不仅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而且还堵塞了社会主义的自我更新之路，本质上是以“斗争”为本和以“阶级”为本，来煽动民粹主义情绪；不仅与中共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不符，而且与“以人为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相对立，实际上是与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新时代背道而驰。这种现象固然与旧的传统习惯势力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与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巨大的利益分化有关。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思想解放只是在公共政策的制订中冲破了一些已经陈腐了的意识形态理论教条的束缚，但尚未在理论上系统地对这些教条做价值清理，因此，当现实中出现问题和矛盾时，有人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用传统理念来解释，借助传统意识形态教条来掩饰和维护自己的特定利益。如果这些人的逻辑能够成立，那就是要重走“文革”反“走资派”的老路，这必将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
另一方面是又有人以各方面改革尚未配套，各种体制性障碍有待破除，“党和国家工作中还存在缺点和不足，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而怀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急于要“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否定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不顾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国情，想要篡改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改革开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意是在中共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试图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本质上是否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而势必挑起严重的社会分裂和对抗。邓小平早就指出“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如“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这里邓小平并没有从价值层面上去否定西方国家的制度，而是从现实的可行性层面否定了简单模仿西方制度的可能性，并充分肯定了开发和挖掘现行政治制度资源的合理性。也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因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对于一个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革命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而赢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个已经有六十年曲折发展历史，并正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伟大觉醒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幻想“改旗易帜”的政治企图，都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其完全忽视了中共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完全忽视了中共领导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任何企图推行断裂式制度变迁是必然需要支付高昂的社会成本，由此必然引发的社会分裂、政治动乱对广大人民群众更是巨大的灾难。
针对上述两种倾向，胡锦涛代表中共再次重申“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绩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并明确“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做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前述两种绝然相反，又殊途同归的选择。
但同时胡锦涛又充分认识到持有前述相互对立不同价值观的社会群体毕竟也是人民群众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具政治智慧地表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就是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价值导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共执政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是必须坚持的，但同时又必须随着改革开放不断解放思想，更新其内涵。中国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是从邓小平理论开始，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认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从而体现了改革开放决策层既有平衡现实各种利益需求和协调不同价值追求的政治考量，又有高瞻远瞩的深谋远虑，既最大限度地协调各方立场，又坚定不移地把握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
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清楚的，那就是在中共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改革的具体目标则是模糊的，那是需要通过复杂博弈来逐步明晰的，就如30年前没有人能预测到今天中国的局面一样。但重要的是中共已认识到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正如胡锦涛再三向全党发出警告，重申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明确了中共必须在新时期为保持、巩固执政地位而奋斗，必须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这实际上是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政治方向。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在以人为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必将在改革的总体战略中扮演更加重要角色。
当年邓小平针对关于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果断做出“不争论”的决策，也就是要求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不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争论所束缚，鼓励全党全国人民大胆解放思想，锐意深化改革，通过改革开放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的真实而巨大的利益，来逐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现在胡锦涛在面对如何看待改革三十年来所出现的问题和如何推进改革进程的争议时，明确提出了“不折腾”的主张，要求全党全国人民牢牢把握千载难逢的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旗，坚持不懈地走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来不断团结和激励全国人民。这对于当前中国正在迎接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时，尤为重要，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重大危机，有可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国人需要努力，执政党需要主动、自觉地改革，向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学习，不断增强危机意识，将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从邓小平的“不争论”到胡锦涛的“不折腾”是一脉相承的，充分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最高决策层在极其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矛盾冲突中的高超政治智慧。
所以中国现在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就是在探索这么一条道路，就是既要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利益格局，同时又要向前看，要顺应时代潮流。那么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的博弈中，中国的改革决策层还是坚持了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层实际上始终没有放弃过政治改革的旗帜，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问题跟政治问题相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决策层也从来都强调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在内的全面的改革。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它们是统一的。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高瞻远瞩地，甚至在我们现在很多人看来是超前地提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他1980年就讲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直到1986年强调了十次，实际上有人跟我讲是十二次，就是强调要“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这是当时党内大部分人还没有这种意识的时候，邓小平就强调了。邓小平强调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真的想退休，真的想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去建设一种比较文明的制度，去突破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解决的最高政治权力的制度化的和平转移和交接的问题，这是很深谋远虑和有高度政治责任感的。从此，中国的决策层从来没有放弃过“政治改革”这个旗帜，这是在理论上。
另一方面在政治改革的操作层面又是极其谨慎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稍有不慎，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引发社会的分裂。就像胡锦涛讲的“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斜路”。那么在我看来显然就是有人想要走，如果没有人想走就不必要说这个话，说了这个话就一定是针对有人想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有人想走改旗易帜的斜路。这两拨人本来就水火不相容，在这两者中选择任何一种道路就是导致分裂，就是导致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实际操作层面就必须非常谨慎。既要让人民始终对政治改革抱有期待，决不可让人民群众绝望；又在操作层面要充分协调好复杂的利益关系，必须考虑到人民群众中非常不同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追求。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是包含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以往的改革不能单纯地说是经济改革，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在本质上就是政治改革，因为我前面讲了中国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文革”悲剧后共产党的自我拯救，因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对中国造成那么大的灾难，就不可能有“文革”后的改革开放。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历史的重大进步。历史的灾难成为历史进步的重要代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思想解放，我认为有了思想解放才有了改革开放。这个思想解放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放，就是要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中解放出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带有猜测和假说性质的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既要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解放出来，也必须从“文革”模式的社会主义中解放出来。而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既是经济制度也是政治制度。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总结苏共倒台和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时就讲了三条，“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它断送了国家，导致国家上层的腐化和变质，直接出卖民族利益”。那么，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却是有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优良政治传统。早在1978年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就已经成功地化解了领袖对真理的“垄断”问题，确立了人类实践和理性的权威；而在1992年关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中，更是自觉地放弃了对财产的“垄断”，开始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确信，在日益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正在“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这将有助于再一次推动党的意识形态思想大解放，具体探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各种实现形式，使全体中国公民充分地享有和行使他们应有的政治权利。
中国已有的改革很多是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我们通过经济改革，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本身，来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对经济管理的方式的转变，拉动法治建设，这本身既是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改革。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容包括法治，这些内容都是包括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中，所以我叫做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那么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又出现了很多新问题，也很尖锐，包括民生问题、社会利益冲突问题。现在中国强调民生建设，又强调社会建设，特别是中共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这个和谐社会建设是重大的意识形态转变，共产党过去是强调阶级为本，阶级斗争为纲的，现在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和谐社会，这是重大的理念转变。而这个和谐社会怎样实现，和谐社会的标准是什么？用胡锦涛的话说，首先强调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把民主法治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首要定义。从这个概念上说，中国政治改革的很多内容被放在民生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中来推进的，是寓政治改革的内容于社会体制改革中，想要以这样的一种置换的方式进行隐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政治改革的很多目标。包括现在中国的和谐社区的建设，和谐社区建设就是培育社区的中间机构、民间社团，推动基层居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把居民委员会从过去的政府附属机构变成群众自治组织，推进社区的多元治理。这些内容是社会建设，但是也包括了政治改革的深刻内容。当然现在也有人在呼吁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过程。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强调以人为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这是一个主观愿望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过程，它的成效是要假以时日的，有人就说中国的各种问题和改革在赛跑，看改革的过程能不能为缓解社会利益冲突和为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创造条件。我想今天就在这里把个人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大家交流一下。我讲错了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黄卫平
我本人不是专门研究新加坡的，但是因为我的同事吕元礼教授长期研究新加坡，我也跟着他一起对研讨新加坡政治很有兴趣。现在就在这里与大家交流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因为讲新加坡经验，尤其是讲到小平同志30年前访问新加坡对于改革开放产生的启迪和推动，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有同感。
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层为何重视学习新加坡经验
大家都知道邓小平30年前即1978年的11月份访问新加坡，12月份中共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了，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特别提到了新加坡，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比较好。最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又在呼吁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也提到了学习、借鉴、“叫板”新加坡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新加坡一直成为中国学习借鉴的一个特定对象。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是由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特性所决定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中共的领导下，主动、自觉地对党的传统政治理念和执政方式的“纠错”和适应时代潮流的“顺势”而为，可以说有时候“纠错”和“顺势”的行为是交融在一起的。顺应时代潮流就是纠正过去一度背离时代潮流的做法，所以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按照官方主流的语言叫做“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是对传统体制弊端的纠正，是改革传统体制机制的弊端，向发达国家开放，实现赶超型现代化。中国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在救亡图存，追求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希望能够恢复一个大国的尊严，追求国富民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国家现代化。而这样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由观念变革来推动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共要不断地呼吁着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思想解放，从最高决策者一直到普通老百姓，一直把思想禁锢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就不敢也不愿去推动这个改革。因此在中国粉碎“四人帮”以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的决策者在寻求中国向何处去，未来的发展道路是什么的时候，曾经在1978年、1979年派出了大批的党政官员到世界各国访问，考察和学习，特别是去发达国家，实际上就是要转变观念，从“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的夜郎自大，转而放眼世界，向发达国家开放，摆脱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危机。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前后，中国有大批的党政官员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去考察，其中就包括了30年前小平同志到新加坡，也包括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也包括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可以说这是标志着中国开始向世界发达国家和亚洲现代化先进国家和地区学习，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这都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领导人是高度重视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且是以此作为现代化标准的。其实，邓小平当初在访问日本，访问欧美的时候，就提到了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就是要在20世纪末达到当时的欧美、日本水平，这是邓小平当时的判断。当时他说：“我们所说的在21世纪末实现的现代化，是指比较接近当时的水平。世界在突飞猛进地前进，那时的水平，例如日本就肯定不是现在的水平。我们要达到日本、欧洲、美国现在的水平就很不容易，要达到二十二年以后的水平就更难。我们清醒地估计了这个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树立了这么一个雄心壮志。”邓小平讲得很清楚，他老人家显然是把发达国家包括欧美、日本的经济发展程度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现代化追求的重要的尺度和标杆。仅就这一点，对一位老共产党人而言就极其难能可贵。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层是高度重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并以此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参照，但为何又特别强调新加坡经验？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理由有以下四点：
（1）新加坡是发展中的亚洲国家“赶超型”现代化的典型，包括新加坡引进外资的经验对中国极具启迪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为欧美都是原生型的、原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学习新加坡对中国更有相当的可参照性。
（2）新加坡人口中绝大多数与中国文化相通，有利于激发民族精神。新加坡人口中有相当多的华人，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比较相通，比较适合中国人在政治文化心理上的认同。我记得美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曾经讲过，他认为他所做的贡献就在于改变了华人认为不如西方人的心态，他认为他至少在科学方面做到了这一点。中国人理直气壮地呼吁学习新加坡，在政治文化心理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我们知道中国官方不会明确直接地说我们要学美国，因为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是世界头号资本主义超级大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的头号敌人，说学美国往往是当时绝大多数人极其忌讳，连想都不敢想的。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的，当初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就明确地对美国人民表示：“你们的很多成功经验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愿我们两国人民友谊和合作之船沿着稳定和富有成果的航线扬帆远航。”邓小平所说绝非虚伪的外交辞令，因为，在邓小平看来，二次大战后，世界上跟着美国的国家大都富了，而跟着苏联的国家都穷。这是邓小平一个非常朴素而直观的观点：苏联模式的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国家有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学习美国、学习西方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参照。但是美国在很长时期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对立面，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老大，中国共产党非常不适合突然180度掉头说向美国学习，这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另外，邓小平访日的时候，也是对他推动改革开放有重大刺激的，邓小平坐新干线从东京去关西，马上就感觉到这个速度在催人奋进。他直言“这次访日，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这也是邓小平的直观的感觉。中国领导人包括胡锦涛同志近期在日本访问时都强调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在亚洲国家里是率先的，值得中国学习。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华民族也不太适合很高调地说要向日本学习，尤其是还有很多历史问题、民族感情方面的显性或隐性的心理障碍。由于这些因素，中国说向新加坡学习挺理直气壮的，各级领导都可以说，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和意识形态的桎梏。
（3）新加坡在经济市场化的同时，继续保持了秩序与权威，邓小平在政治上特别重视这一点。中国为什么喜欢强调学习新加坡呢？新加坡在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同时，继续保持了秩序和权威，特别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这一点邓小平是特别看重的，这是从政治上对新加坡体制的认同。所以1992年南方讲话的时候，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强调了新加坡的社会秩序。这对于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期的中国尤为重要。
（4）新加坡作为现代化的城市国家与中国的香港一样，其成功经验特别值得中国沿海一些最先发展起来的城市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尤其是在各种资源比较稀缺的条件下和地缘政治的不利环境中，能够创造经济的奇迹，能够创造很高的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就全世界而言，都表明新加坡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都很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要讲希望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再造几个香港，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要深圳“叫板”新加坡，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层次上来讲的。所以中国的一些沿海发达城市来学习新加坡这样一个成功的城市国家和学习香港一样，很有针对性。
从以上四个方面说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层强调要学习新加坡的原因。
二、中国改革进程中在哪些层面特别需要学习新加坡
（1）从现代化城市规划角度而言，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城市国家，可能不同的人对新加坡模式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有不同的批评意见，但这个不重要，新加坡无疑是亚洲国家中非常成功的典范。有人认为新加坡是个小国，对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没有什么借鉴意义。我不认为是这样，世界上小国家多的是，有哪一个如新加坡这样在地缘政治极为不利和自然资源奇缺的条件下，取得如此成功。新加坡的市政规划、公共治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具体经验很值得中国许多城市学习。
（2）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新加坡在各种资源奇缺的条件下，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也值得中国许多城市在资源硬约束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经济时学习。我觉得我们深圳市的领导对这一点也是深有感触的。深圳市各种各样的资源越来越稀缺，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包括人才资源都是很稀缺的，而且越来越碰到了发展的瓶颈。今后怎么发展？所以深圳的上一任的市委书记李鸿忠就已经开始觉得深圳的发展速度可能不能继续保持了，所以强调要“效益深圳”了。他认为要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发展。深圳已经表示不再片面追求GDP了，不再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争老大了。尤其是深圳只有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广州约有6000平方公里，苏州大概是7000多平方公里，认为深圳在资源方面，如土地方面越来越不占优势了。GDP总量被广州、苏州超越是必然的趋势了。汪洋同志来了以后强调要学习新加坡，叫板新加坡，意思就是说拿深圳现有的状况与香港和新加坡比，还差得很远，差距还很大，包括在人均GDP方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新加坡也是很值得中国的很多城市学习的，深圳要学习新加坡在创造人均GDP，每平方公里的GDP方面的经验，学习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3）从政治和社会建设的角度而言，新加坡的法治、新加坡的廉政、新加坡特色的民主、新加坡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危机意识，也都很值得中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学习、借鉴。包括深圳等很多基层社区的和谐社区建设，有很多方面的探索都是在学习和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深圳也建立了一批人大代表联络站，无非就是让人大代表定时、定点、定期接待选民。因为中国传统的人大代表制度是不强调人大代表去自觉代表自己选区的选民利益的，而是抽象地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人大代表在制度安排上是属于业余、义务、兼职的。这种状况已不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法治意识和参与要求。在深圳的个别社区就率先出现了群众自发的竞选人大代表和组建人大代表联络站现象，也有社区的“意见领袖”开始探索协助人大代表定时、定点、定期接待选民，听取选民的意见，以便把选民的意见回馈到政府的决策系统里面去。现在深圳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争取逐步使人大代表联络站制度化，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包括我们的吕教授一直在深圳，在全国各地广泛地介绍新加坡经验，对于推动基层社区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新加坡经验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若干启示
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而中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但有些事我觉得是相通的。
（1）新加坡执政当局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随时根据需要进行变化调适，也就是吕元礼教授指出的李光耀强调以“行得通”为原则，与中国改革决策层不断解放思想，强调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中国和新加坡在形式上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是以意识形态立国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直到科学发展观是中共的指导思想，中共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无疑是意识形态，中国最高领导层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释者，否则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所以从这一点看，中国看起来是非常强调意识形态的，这和新加坡不同。但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最高决策层每次在关键时刻就出来呼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际上就是要突破意识形态障碍。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探讨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当下的特定政治语境中，解放思想的含义是什么？解放什么思想，从什么思想中解放出来？我认为，第一，这个解放思想不是抽象地说从各种错误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这个太空洞了，等于是说我们要纠正一切错误，这个太抽象了，几乎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绝对真理”。而实际上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是有特别内涵的。第二，也不是讲从西方的政治文明的话语霸权中解放出来。因为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讲不能照搬西方，不能模仿西方，正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把西方意识形态视为是腐朽的，因此否定西方，这是不需要解放思想的。第三，也不是说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惯性中解放出来。“五四运动”后中国的革命文化一直是以打倒孔家店为标榜的，一直是把传统文化看成是封建主义的，虽然，中国的封建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但中国官方传统的意识形态从来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温良恭俭让”和“仁义理智信”。第四，中国当代政治语境中的“解放思想”，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决策层要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传统意识形态框架中解放出来。
文革以后的第一次解放思想就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从哪里解放出来的呢？就是从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的，从“两个凡是”中解放出来，简化地说就是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悲剧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不从那里解放出来，就谈不上改革开放和结束文革，就谈不上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就不可能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
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和中共十四大。这一次思想解放是从哪里解放出来呢？实际上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带有猜测和假说性质的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这次思想解放，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以搞市场经济呢？在意识形态上说不通，所以邓小平要推动这次思想解放。正是因为有这两次思想解放才有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所以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领导层，一方面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传统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它又强调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它把这两者看成是相互辩证的关系。我最简单地举个例，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有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中就有一段强调我们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要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他讲“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在我看来这是有很高政治智慧的，既强调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导向，坚持了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同时又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也必须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更新内涵。那就是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的，但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和解释却必须与时俱进，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这就是吕元礼教授喜欢讲的从“社会主义就是好”转变为“好的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非常理性和现实的判断，正是有这样一套有很高政治智慧的特殊政治语言，实际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高度的弹性、灵活性和开放性，所以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和决策层的理性与睿智。而这一点我认为是和新加坡李资政的“行得通为原则”不谋而合的。如何在特定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将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统一起来，表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
（2）新加坡的法治建设与新加坡特色的民主政治，基层组织建设，对于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社会的逐步成长和人民政治参与的渐进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的领导人从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接受人类所共同追求的一些最基本的价值，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文明和谐。我认为是在不断地认同这些价值。中国领导人既肯定人类有共同的基本价值，又强调中国特色；既尊重历史，又顺应潮流；是既让人民对未来不断抱有希望和期待，又充分考虑现实利益格局和力量对比的明智之举。因为大家都知道政治是一个可行的艺术，它在现实生活中必须考虑到各种力量的对比，不是说可以率性而为，想当然的。现实中的中国，由于改革开放的发展，利益已经高度地分化了，所以这个社会就会经常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存在问题实际上也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走什么路会不时地摆到中国的改革决策层前面。
胡锦涛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这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论断，引起海内外媒体关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转型。很多人喜欢用狄更斯在当年描写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小说《双城记》开头的名句来描述中国的情况：“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切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毫无疑问，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可以说，这三十年的发展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不断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易后难，逐步发展，保持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基本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各种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和谐、人权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中国已经在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上日益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大国”，并正在应对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不仅表现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更表现为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难以遏制，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贫富悬殊，各种社会矛盾加剧，近来更是重大的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安全事故频繁发生。这对中共领导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带来了极大挑战，改革面临着如下困境：
一方面是有人因目前社会面临的各种矛盾加剧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尚待完善而出现的各种问题，而否定我国改革的市场化、民主化的发展方向，要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总想用“文革”时代习以为常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理念来解读改革开放；他们表面上否定的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实际上沿袭了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极左时代的思维逻辑，将人类创造的大部分优秀文明成果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统统归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名下。这不仅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而且还堵塞了社会主义的自我更新之路，本质上是以“斗争”为本和以“阶级”为本，来煽动民粹主义情绪；不仅与中共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不符，而且与“以人为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相对立，实际上是与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新时代背道而驰。这种现象固然与旧的传统习惯势力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与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巨大的利益分化有关。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思想解放只是在公共政策的制订中冲破了一些已经陈腐了的意识形态理论教条的束缚，但尚未在理论上系统地对这些教条做价值清理，因此，当现实中出现问题和矛盾时，有人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用传统理念来解释，借助传统意识形态教条来掩饰和维护自己的特定利益。如果这些人的逻辑能够成立，那就是要重走“文革”反“走资派”的老路，这必将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
另一方面是又有人以各方面改革尚未配套，各种体制性障碍有待破除，“党和国家工作中还存在缺点和不足，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而怀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急于要“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否定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不顾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国情，想要篡改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改革开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意是在中共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试图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本质上是否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而势必挑起严重的社会分裂和对抗。邓小平早就指出“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如“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这里邓小平并没有从价值层面上去否定西方国家的制度，而是从现实的可行性层面否定了简单模仿西方制度的可能性，并充分肯定了开发和挖掘现行政治制度资源的合理性。也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因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对于一个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革命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而赢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个已经有六十年曲折发展历史，并正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伟大觉醒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幻想“改旗易帜”的政治企图，都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其完全忽视了中共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完全忽视了中共领导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任何企图推行断裂式制度变迁是必然需要支付高昂的社会成本，由此必然引发的社会分裂、政治动乱对广大人民群众更是巨大的灾难。
针对上述两种倾向，胡锦涛代表中共再次重申“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绩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并明确“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做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前述两种绝然相反，又殊途同归的选择。
但同时胡锦涛又充分认识到持有前述相互对立不同价值观的社会群体毕竟也是人民群众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具政治智慧地表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就是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价值导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共执政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是必须坚持的，但同时又必须随着改革开放不断解放思想，更新其内涵。中国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是从邓小平理论开始，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认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从而体现了改革开放决策层既有平衡现实各种利益需求和协调不同价值追求的政治考量，又有高瞻远瞩的深谋远虑，既最大限度地协调各方立场，又坚定不移地把握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
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清楚的，那就是在中共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改革的具体目标则是模糊的，那是需要通过复杂博弈来逐步明晰的，就如30年前没有人能预测到今天中国的局面一样。但重要的是中共已认识到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正如胡锦涛再三向全党发出警告，重申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明确了中共必须在新时期为保持、巩固执政地位而奋斗，必须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这实际上是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政治方向。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在以人为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必将在改革的总体战略中扮演更加重要角色。
当年邓小平针对关于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果断做出“不争论”的决策，也就是要求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不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争论所束缚，鼓励全党全国人民大胆解放思想，锐意深化改革，通过改革开放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的真实而巨大的利益，来逐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现在胡锦涛在面对如何看待改革三十年来所出现的问题和如何推进改革进程的争议时，明确提出了“不折腾”的主张，要求全党全国人民牢牢把握千载难逢的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旗，坚持不懈地走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来不断团结和激励全国人民。这对于当前中国正在迎接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时，尤为重要，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重大危机，有可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国人需要努力，执政党需要主动、自觉地改革，向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学习，不断增强危机意识，将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从邓小平的“不争论”到胡锦涛的“不折腾”是一脉相承的，充分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最高决策层在极其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矛盾冲突中的高超政治智慧。
所以中国现在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就是在探索这么一条道路，就是既要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利益格局，同时又要向前看，要顺应时代潮流。那么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的博弈中，中国的改革决策层还是坚持了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层实际上始终没有放弃过政治改革的旗帜，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问题跟政治问题相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决策层也从来都强调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在内的全面的改革。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它们是统一的。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高瞻远瞩地，甚至在我们现在很多人看来是超前地提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他1980年就讲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直到1986年强调了十次，实际上有人跟我讲是十二次，就是强调要“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这是当时党内大部分人还没有这种意识的时候，邓小平就强调了。邓小平强调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真的想退休，真的想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去建设一种比较文明的制度，去突破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解决的最高政治权力的制度化的和平转移和交接的问题，这是很深谋远虑和有高度政治责任感的。从此，中国的决策层从来没有放弃过“政治改革”这个旗帜，这是在理论上。
另一方面在政治改革的操作层面又是极其谨慎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稍有不慎，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引发社会的分裂。就像胡锦涛讲的“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斜路”。那么在我看来显然就是有人想要走，如果没有人想走就不必要说这个话，说了这个话就一定是针对有人想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有人想走改旗易帜的斜路。这两拨人本来就水火不相容，在这两者中选择任何一种道路就是导致分裂，就是导致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实际操作层面就必须非常谨慎。既要让人民始终对政治改革抱有期待，决不可让人民群众绝望；又在操作层面要充分协调好复杂的利益关系，必须考虑到人民群众中非常不同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追求。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是包含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以往的改革不能单纯地说是经济改革，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在本质上就是政治改革，因为我前面讲了中国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文革”悲剧后共产党的自我拯救，因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对中国造成那么大的灾难，就不可能有“文革”后的改革开放。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历史的重大进步。历史的灾难成为历史进步的重要代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思想解放，我认为有了思想解放才有了改革开放。这个思想解放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放，就是要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中解放出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带有猜测和假说性质的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既要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解放出来，也必须从“文革”模式的社会主义中解放出来。而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既是经济制度也是政治制度。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总结苏共倒台和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时就讲了三条，“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它断送了国家，导致国家上层的腐化和变质，直接出卖民族利益”。那么，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却是有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优良政治传统。早在1978年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就已经成功地化解了领袖对真理的“垄断”问题，确立了人类实践和理性的权威；而在1992年关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中，更是自觉地放弃了对财产的“垄断”，开始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确信，在日益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正在“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这将有助于再一次推动党的意识形态思想大解放，具体探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各种实现形式，使全体中国公民充分地享有和行使他们应有的政治权利。
中国已有的改革很多是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我们通过经济改革，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本身，来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对经济管理的方式的转变，拉动法治建设，这本身既是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改革。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容包括法治，这些内容都是包括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中，所以我叫做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那么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又出现了很多新问题，也很尖锐，包括民生问题、社会利益冲突问题。现在中国强调民生建设，又强调社会建设，特别是中共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这个和谐社会建设是重大的意识形态转变，共产党过去是强调阶级为本，阶级斗争为纲的，现在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和谐社会，这是重大的理念转变。而这个和谐社会怎样实现，和谐社会的标准是什么？用胡锦涛的话说，首先强调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把民主法治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首要定义。从这个概念上说，中国政治改革的很多内容被放在民生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中来推进的，是寓政治改革的内容于社会体制改革中，想要以这样的一种置换的方式进行隐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政治改革的很多目标。包括现在中国的和谐社区的建设，和谐社区建设就是培育社区的中间机构、民间社团，推动基层居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把居民委员会从过去的政府附属机构变成群众自治组织，推进社区的多元治理。这些内容是社会建设，但是也包括了政治改革的深刻内容。当然现在也有人在呼吁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过程。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强调以人为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这是一个主观愿望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过程，它的成效是要假以时日的，有人就说中国的各种问题和改革在赛跑，看改革的过程能不能为缓解社会利益冲突和为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创造条件。我想今天就在这里把个人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大家交流一下。我讲错了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