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二卷）

第33章 “皇姑屯事件”的真相

　　◎托托

　　一九二八年发生的“皇姑屯事件”，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一直被认为是日本人的一个大阴谋。最新出版的《辞海》也写道：这是“日本关东军谋杀张作霖的事件”。

　　然而，真相究竟如何呢？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作者托托从大量的俄文原始史料及其俄国和欧美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中获悉，“皇姑屯事件”其实是苏俄特工的一件杰作。这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新的解说。由远方出版社出版的《皇姑屯真相》一书介绍有有关情况，现将部分内容摘录如下，以供参改。

　　一九二六年八月初的一天。苏联红军军事情报总局局长办公室内，别尔金将军反复默念着刚刚收到的命令：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意见，联共（布）政治局命令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除掉”中国满洲地区的独裁者、反苏反共的北洋政府大元帅张作霖。

　　必须刻不容缓地执行此命令。问题是派谁去呢？军事情报局并不乏行刺好手，但是由于中国情况复杂，环境特殊，所以不易得手。别尔金将军经过与三处（亚洲处）处长研究后，决定派境外工作经验丰富且通晓中国事务的特工站站长萨尔嫩去组织并实施暗杀张作霖的绝密任务。

　　萨尔嫩，拉脱维亚人，早年曾在英国、德国、美国及保加利亚等国从事地下情报活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被调到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三处（亚洲处），一九二六年初被派到中国，以苏联军事顾问的身份为掩护，从事间谍工作。

　　一九二六年初至一九二九年底，萨尔嫩在中国任苏联特工站站长期间，曾经秘密组织反对张作霖控制中东铁路路权的斗争，领导在奉系内部实施策反、颠覆及破坏等工作。

　　接到莫斯科的调令后，当时在保加利亚执行任务的萨尔嫩迅速返回总部。在局长办公室里，他见到了别尔金将军。

　　“萨尔嫩同志，我们的党中央及斯大林同志都认为，中国的大军阀张作霖是我们在远东、在中国，乃至在整个东北亚开展苏维埃革命遇到的最大障碍，也是共产主义运动最危险的敌人。所以，总部决定派你去中国，组织并实施暗杀张作霖的绝密计划。”

　　别尔金将军又说：“满洲地区的形势很复杂，张作霖的贴身侍卫队又很厉害，听说每个队员都身怀绝技。所以，你们实施方案时，要格外小心，尽量把困难想得充分一些。你过去后，担任情报站站长工作，其掩护身份为驻卡尔甘（现河北张家口市）苏军顾问团成员。你的秘密代号为‘格里斯卡’。为了尽快圆满地完成此任务，我已密令满洲地区所有的特工配合你们的工作。请记住：执行完任务后，要迅速离开案发地，当地的情报组织会巧妙地把作案嫌疑栽陷到他人头上。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出发，两周内拿出行动人员名单及行动方案。”

　　半个月后，别尔金将军果然收到了由远东地区发来的密电：除掉“目标”行动人员名单及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

　　一九二六年九月底，应大帅张作霖之邀，“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队”将到其官邸的“帅府苑”举办音乐会，据说张作霖的目的是为了取悦于舞女出身的宠妾——五姨太。届时，萨尔嫩将安排布尔拉科夫提前把在远东地区特制的遥控炸弹带到中国境内，再由对铁路系统既熟悉情况又活动方便的梅德维杰夫、费拉先科转交给已到沈阳的该乐队“线人”。然后，由“线人”按萨尔嫩提供的方位图，把遥控炸弹藏匿到张作霖的座位下。而一身轻松的布尔拉科夫则以乐队聘用的电工身份，混入“帅府苑”，并寻机实施遥控爆炸。

　　莫斯科的将军们在收到密件的当天，就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最后批示：认同行动人员资格，同意实施行动方案。行动时要慎之又慎。

　　接到莫斯科总部的批复密令后，萨尔嫩便指示下属迅速行动。他自己也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初，以苏联驻奉天领事馆随员的掩护身份，亲自到大帅府送交例行的外交公文。萨尔嫩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观察大帅府及“帅府苑”的地形环境，以便为“线人”提供准确的炸弹放置点。

　　几天之后，即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化了装的布尔拉科夫出现在由苏联海参崴驶往中国哈尔滨的“东方快车”上。当列车驶到中国边境小站绥芬河车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奉系的侦缉队突然冲进了布尔拉科夫乘坐的高级软卧车厢，随后在该车厢的行李中搜出了苏制的遥控炸弹、数量众多的高级手表，及美元、日元等大量现钞。

　　原来，由于布尔拉科夫的“线人”过分关注交响乐队在大帅府演出的具体时间等事宜，引起了奉天警宪的注意。最后在有关人员的逼问下，“线人”只好招供：布尔拉科夫指使自己参与炸死张作霖的行动。不过，他只供出了布尔拉科夫一人。其实，他也仅仅知道布尔拉科夫一人。

　　在哈尔滨的宪兵司令部里，先后被捕的布尔拉科夫与“接货人”梅德维杰夫、费拉先科，接受了奉系警宪的审讯。

　　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虽然三人都表示认罪，但都一口咬定：暗杀张作霖只是他们的个人行为，没有受任何人指使。

　　当问到其暗杀动机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他们的父亲都是在俄日战争中惨死在日本人手里的。所以，他们憎恨日本人，憎恨一贯勾结日本人的张作霖。他们还谎称：按计划，在杀死张作霖后，还要去旅顺暗杀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关东行政长官。奉系警宪似乎相信了他们的口供，没有再深追下去，只是将布尔拉科夫三人分别判了三至五年有期徒刑。

　　这样，布尔拉科夫三人保住了此次行动的实际指挥与领导者——萨尔嫩。

　　由于他们守口如瓶，没有出卖组织与领导人，所以在其被关押期间，他们的家属得到了苏联政府的特别关照。例如，苏联的相关部门每个月分别向三人的家属提供一百五十至二百美元的生活补助费。

　　虽然此次暗杀未遂事件对萨尔嫩及军情局是个沉重打击，但是他们决意要“除掉”张作霖的决心并没有改变。

　　事情败露后，他们一方面以苏联地方政府的名义公开发表声明，称布尔拉科夫等人是受“俄日战争”讨命组织的指派暗杀张作霖的，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毫无关系。另一方面则全面深刻地总结此次暗杀失败的经验教训，准备再次行动。

　　在汲取了第一次暗杀未遂的经验教训后，他们把“选才”放到了首位。

　　经过一段慎密的考核，他们决定仍让有着丰富的对华情报工作经验的萨尔嫩担任此次行动的负责人，而具体执行的人为有“冷面杀手”之称的功勋特工埃廷贡。

　　后来，为确保此次暗杀行动的成功，总部又增派了一名兵器专家型特工——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三局的维纳罗夫。

　　埃廷贡首先以一名商人的身份乘船从海参崴来到上海，然后与苏联驻上海商贸处人员打个招呼，便乘火车来到张作霖控制的北京。在这里，他仍以商人的身份拜访了苏联驻华商务代表，一个月后又乘火车直奔哈尔滨。当埃廷贡从北京来到哈尔滨时，这里的安全情报工作的领导人已经换成了萨尔嫩。

　　在哈尔滨期间，埃廷贡秘密结识了“清除”张作霖行动小组的另一位成员——维纳罗夫。

　　维纳罗夫来到中国后，以商人为掩护身份，先是负责苏联武器在中国境内的秘密调配工作，后被总部选派到由萨尔嫩任负责人、埃廷贡任执行人的“清除”张作霖行动小组。与维纳罗夫同时到达中国的，还有他的妻子、军事情报局密码报务员列别捷娃。在执行“清除”张作霖的任务中，许多绝密电报的收发都由她完成。

　　一九二八年春季，“清除”张作霖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陆续地从莫斯科、北京、沈阳等地聚集到了哈尔滨。

　　解密的档案材料证实：考虑到张作霖经常乘火车回奉天的习惯特点，特别行动小组决定把“清除”行动锁定在沈阳，采取中途起爆的方式。炸弹由兵器专家维纳罗夫备制，而地点、线路选择则由埃廷贡负责。萨尔嫩负责挑选亚裔特工，做协助及外围工作。

　　潜入沈阳后，他们聚集到苏联驻奉天领事馆“安乐窝”小楼，举行了秘密的宣誓仪式。

　　宣誓仪式结束后，他们向莫斯科总部发去密电：一切准备就绪，可随时实施“清除”行动。

　　莫斯科总部领导人明白：萨尔嫩与埃廷贡等人正在等待暗杀张作霖的最佳时机。于是，他们命令在张作霖身边工作的“线人”，要不失时机地密报张作霖的行踪，以配合萨尔嫩等人的行动。

　　不久，报务员列别捷娃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密电，上面写道：

　　由于北伐军步步逼进，张作霖正准备撤出北京，返回老家沈阳，并拟实施“满洲独立密约”计划。

　　张作霖将于近期返回沈阳，这样就可以尽快实施中途起爆方案。埃廷贡不免为此而喜形于色。

　　“请总部说出张作霖返沈的具体日期及所乘的具体交通工具。”萨尔嫩对列别捷娃命令道。

　　五月三十日夜，莫斯科总部发来密电：

　　张作霖拟在六月三日从北京站出发，所乘交通工具为火车。你们要缜密行事。

　　在该密电中，莫斯科又指出：

　　再次提醒你们，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华的相关媒体，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按照莫斯科总部的要求，特别行动小组紧张而有序地工作起来。

　　维纳罗夫负责准备炸药。在很短时期内，他就备妥了一百二十公斤黄色炸药。为便于携带和隐藏，他把这一百二十公斤炸药分解成四十个小袋，每个小袋仅重三公斤。小袋的外面标上了“洋灰粉”或“涂料粉”的字样。兵器专家出身的特工，干起这种事来，可谓得心应手。

　　埃廷贡负责选择行动的地点和线路。经过几天的化装踩点，他最终选择了京奉列车必经之路的京奉路（即京沈线）与南满路（即长大线）交叉处的老道口。其优点是：

　　1.它距皇姑屯车站很近，而且还有一个便于隐蔽放置炸药的三洞桥，由于两侧的路基凸凹不平，更便于遥控引爆并迅速撤退；

　　2.最关键的是，该地段处于日本人管辖区，但平时又不太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这样，就很容易把爆炸嫌疑引到日本人身上；

　　3.老道口两侧属于居民区，居住人员成分复杂，便于实施人乔装进出。

　　六月二日晚间，萨尔嫩又收到一份密电：

　　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并告：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将于六月三日凌晨（时间待定）从北京站出发，走京奉路，约在六月四日凌晨（时间待定）到达奉天新站。该列车共二十二节车厢，张所乘坐的车厢为第十节，其明显标志为蓝色的花车。

　　就在苏联特工秘密筹划谋杀张作霖之际，五月三十日，张作霖召集身边的重要将领，举行了一个紧急秘密会议。参加人员有：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会上决定，即日下达总退却令。除个别留守人员外，奉系所有军队都将陆续退出北京，返回东北。

　　六月一日，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各国公使，随后又接见当地绅商及商团代表，宣布他本人即将离开北京，一切政务将交由国务院代行。

　　一时间，从中南海到大帅府，上上下下一片惊恐，各部、厅、办公室的大小官员都在手忙脚乱地收拾档案，焚烧文件，为返奉做准备。

　　六月二日下午，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称：撤出京津，退回东北。

　　六月二日傍晚，奉方要人向新闻界发布消息：张大帅将于今日夜晚离京。

　　六月二日晚八时，留守人员为张作霖举行告别晚宴。

　　六月三日凌晨，张作霖在国务总理潘复、各阁员及侍从武官等人的陪同下，从中南海西门分乘四辆汽车驶往前门火车站。

　　六月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列车启动。

　　埃廷贡带着两名亚裔特工，于三日子夜前将维纳罗夫准备好的四十袋炸药秘密地摆放到老道口三洞桥下，然后在夜色掩护下躲藏到十米外的路基下隐蔽起来，只等几个小时后京奉线列车开过时，按动手中的引爆器。

　　按照埃廷贡事后的说法，当时他已做好了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准备，如果炸车不成功，他也会挺身冲向张作霖。

　　六月四日晨，专车抵达皇姑屯车站时，奉天站的官员张景惠、刘尚清等都到车站来迎侯。而张作霖乘坐的那节特征明显的蓝色花车里，有张作霖本人，还有奉天留守司令吴俊升、保卫处长温守善，以及正从前节车厢里走过来的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

　　据幸存的温守善著文回忆说：

　　早晨五六点钟，张和吴望着窗外熹微的晨光和春绿的庄稼，边看边谈。正当这节花车穿过老道口交叉点时，轰隆一声巨响，烟尘滚滚，砂石纷飞，正好把这节车厢炸碎。吴俊升脑袋上被扎进一颗铁钉，当时就死了，躺在车厢一角。张作霖被炸出约三丈远。我也受了伤，被尘土和碎板压在下面。我急忙挣扎着爬起来，走到张的跟前。张作霖当时没死，内伤看不清，只见咽喉处有很深的一个窟窿，流了很多血，污染衣襟，我用一个大绸子手绢给堵上了。然后由我和张学曾把张作霖抱到赶来的齐思铭的汽车上。看样子，张非常难受，已神志模糊。当时他还能说话，头一句就问我：“逮住了吗？”我诓他说：“逮住了。”张问：“哪儿的？”我说：“正在审问呢。”张说：“我到家看看小五。”接着又说：“我尿一泡尿，尿完了尿我就要走啦。”很显然，由于他受伤后严重的脑震荡，神志不清，说的都是呓语。

　　当人们把浑身是血的张作霖抬进大帅府时，他已奄奄一息，之后，胡乱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便气绝身亡了。此时是六月四日上午九时三十分。

　　事后统计，这个由苏联特工一手策划、埃廷贡亲自实施的“皇姑屯炸车事件”，共炸死五十三人。除张作霖外，还有随车的亲属、文武官员。另外，爆炸还使同车厢的保卫处长温守善、卫队团长于恩贵及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等人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成功地“清除”张作霖后，苏联鼓动中西方媒体，借中国人对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关东军的积怨，推波助澜地把“凶手”引到案发地管辖人——南满铁路路段监护人日本关东军身上。

　　在世人一片斥责日本的痛骂声中，莫斯科总部悄悄地把真正的凶手萨尔嫩、埃廷贡、维纳罗夫等调回国内，并企图永远封锁其中的内幕。

　　几年后，当“皇姑屯事件”的实施者已经被确认为日本人后，苏联党政高层又秘密重奖了自己的特工英雄。

　　虽然参与暗杀张作霖的埃廷贡等人被苏联最高当局一再告诫不得吐露任何有关消息，但是，若干年后，当这些功勋特工退休赋闲，就不愿永远保持沉默了。有时，他们会有所暗示地谈论一下自己过去辉煌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