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二卷）

第16章 联盟为什么脆弱

　　◎陈弢

　　莫斯科，一九五〇年代末的一天，对身边的苏联同学听爵士乐、谈恋爱、考试作弊等“资产阶级生活陋习”感到愤懑不已的某中国留学生这样问他的苏联朋友，“为什么苏联学生不多参加一点政治学习呢？”苏联学生答复，“俄国革命刚刚结束后，苏联一度曾经同样紧张，不过后来就放松了，同样的事情最终也会在中国发生。”据说，苏联学生的回答一度让这位中国留学生非常生气。

　　人们不由得要赞许这位苏联年轻人的独到政治眼光，因为他的预言几十年之后成为了现实。这段对话出自哈佛大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马意莉（Elizabeth McGuire）《两个革命之间：在苏联的中国学生》一文，这篇文章和其他来自塞尔维亚、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加拿大、匈牙利、英国以及中国等九个国家学者的论著一起被收入了二〇一〇年十一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一书中。

　　这本书是国内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苏联解体和东欧易辙作为冷战结束的标志事件，这一巨变给了国际关系史学者一个全新的时空构架，使他们能够更客观、全面地考察整个冷战的历史过程。同时，苏联和东欧档案文献的大量解密，又第一次给研究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宝贵机会，使他们能够发现铁幕背后隐藏着的历史真相。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冷战史研究，强调运用第一手档案，跨国界、跨地区的双边甚至多边的国际化研究或合作。它既关注传统的高层政治，大国关系，多边关系的自上而下视角，也自下而上地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角度进行考察，并研究其和上层政治的相互作用，从而全面地描述冷战年代的历史。因此，冷战国际史研究提供的这一冷战时期的全球史视角，无疑是对传统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超越。

　　本书是一本十分厚重的著作。这种厚重不仅在于其秉承了社科文献出版社一贯的高价格传统，更体现在它开创性地囊括了如此众多的不同语言，不同国家学者的最新冷战史研究成果。在于它不仅将中苏双边关系研究延伸到了中苏与美国、中苏与东欧和中苏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维度上，还将政治军事和外交等传统国际关系研究角度扩大到了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个侧面。尤其重要的一点，也是本书的主要学术特征之一，在于书中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不停留于运用单独一门或两门语言的材料进行研究分析，四五门甚至是六七门不同语言的材料使用在书中比比皆是。正如一位国际知名的冷战史专家所说，这些论文作为一个整体将传统的中苏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更高的研究层次和研究领域。

　　如果说传统的外交史研究学者犹如福尔摩斯一样，根据蛛丝马迹，模拟上层决策过程，扮演着政治考古分析员角色。那么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者就既是解析政治达芬奇密码的分析员，同时又是能读懂多种密码的语言天才。出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本要求，相关学者对档案文件有一种狂热的追求。大凡冷战史的学术会议，各国学者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谁发现了新的档案，对档案的描述成了会议期间和茶歇时段的热门话题。在这本书中，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都至少熟练地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本书中《一九六〇年代苏联对发展中国家政策与中国的挑战》一文作者，耶鲁的弗里德曼（Fried-man）掌握七门外语，光是为了寻找研究所需的多边档案，就逐一走访了五大洲多个国家。在北京的中国外交部档案室里，随时可能发现他的身影。同样年轻的俄国人拉钦科（Radchenko），除了在本书中贡献了《苏联外交机构的干部交替与对华政策转变（1985-1986）》一文之外，已经在国际上出版了三本有影响力的冷战史著作（三本著作分别是有关核问题，冷战在第三世界以及中苏分裂问题，足见其宽广的研究兴趣和语言能力）。

　　回到本文开头处所引的中苏学生的对话。相对于苏联学生所提及的那种变化目前怎样在中国发生，冷战史学家们对那段尘封的岁月往事倾注着更多的兴趣。事实上，对于中苏同盟，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言，似乎也同样存在一种类似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发型国家和后发型国家的区分。本书指出，以苏联为代表的先发型革命国家，和中国这类后发型革命国家由于处于不同革命进程上的“年龄差距”，更确切地说，是革命老大哥的“中年危机”和尚处于“普世革命早期阶段的小兄弟”之间在对世界格局的认识，革命目标，意识形态，革命手段等种种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使得立志于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如何操作成为巨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正是这一分歧从根本上使得中苏同盟矛盾重重，异常“脆弱”。本书正是理解和说明这一分歧，并探讨这一分歧对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及冷战影响的尝试。

　　传统的国际关系同盟及同盟困境理论认为，国与国之间同盟关系是松散的，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因此，结盟的两国互相担心彼此背叛，与敌国结盟等“被抛弃”（abandonment）的行为。另一方面，它们又害怕由于盟友的行为而“被牵连”（Entrap-ment）进与自身利益相悖的冲突中去。这样，为了避免被盟友抛弃，你就必须以实际行动支持盟友，博得盟友的信任，然而这样做却会增加“被牵连”的风险；而当你想避免“被牵连”进盟友与他国无谓的争斗，与盟友保持距离，在盟友与他国冲突时不做深入干预时，你又面临了“被抛弃”的风险。传统理论认为，这种“被抛弃”和“被牵连”的风险构成了同盟的基本困境。然而，正如本书和近年来相关的冷战史研究所表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是如此脆弱，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出于阵营内部各国从国家利益观出发，在“被抛弃”和“被牵连”之间进行理性权衡的结果。而是由于共产党上台执政的先后顺序，即所谓“年龄差距”上出现的同盟内部等级结构，以及伴随这种等级结构而来的上级领导下级的党纪组织原则和民族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严重混淆。于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存在以苏联为中心，其他国家为边缘的等级制，非理性结构中。这种等级结构甚至深入到阵营内部的社会和文化交往层面。苏联拥有阵营内部国际文体交流活动的绝对决定权，头等奖大都按惯例授给苏联代表，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有关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交流，见书中傅朗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里的同志加兄弟关系掩盖了大量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而谁拥有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谁就成为阵营盟主，从而领导整个国际共运。这是造成中苏同盟分裂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主义同盟的结构困境。

　　对国内冷战史以及世界史学界来说，本书另一重大贡献在于将社会主义同盟作为一个整体纳入了考察范围。中苏同盟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最重要的同盟关系，它从形成、演变到分裂无疑地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共运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这一阵营内部其他国家如何对待中苏同盟及其分裂，如何处理和中共苏共两大巨头的关系的行为也同样影响了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中苏两国。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所具有的这种全方位、多国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西方同盟阵营内部的国际关系也具有同样适合）的特性要求研究者跨出双边关系的传统考察视野，将三边甚至更多边的国际互动纳入研究范围之内。本书中周万（塞尔维亚人）的《与中苏争夺第三世界：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铁托的亚非之行》，王俊逸（匈牙利人）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中国与东欧的关系》，傅朗（德国人）《政治认同：一九五〇年代中国与苏联、东欧的文化交流》等三篇文章，正是这种社会主义同盟内部多边关系进行研究的尝试。本书稍有不足之处，在于还缺少来自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方面的论述。这种研究以往出于语言，资金以及认识不够等各方面因素被忽视了，但对全面认识中苏同盟来说显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本书的出版，不仅给国内目前尚且拘泥于传统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带来了深深的危机感。对于国内冷战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同盟史的学者来说，也是一次警醒。试想，要是昔日铁幕后的故事都可以讲得这么精彩，那么无论在资料开放程度还是学术积淀方面都远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同盟”内部的故事又还有多少惊奇等待我们去开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