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二卷）

第5章 “世上方知有健儿”——记刘大杰

　　◎陈正茂

　　我辈江山非昔日，

　　他人楼阁已多时。

　　英雄自古皆穷士，

　　君我而今更有谁！

　　海外飘零总我欺，

　　城春国破少陵悲。

　　今当世乱纷争日，

　　正是男儿破浪时。

　　草外轻风快马蹄，

　　金枪独自度东西。

　　沙场一洒头颅血，

　　世上方知有健儿。

　　这三首慷慨激昂热血澎湃之诗，是刘大杰在日本广岛赠与青年党领袖曾琦的，诗歌之悲壮豪情溢于言表。

　　三十余年前，笔者就读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时，“中国文学史”为大二、大三必修课程。当时授课老师为林明德教授，指定课本为台大教授叶庆炳的《中国文学史》；必备参考书籍则为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台北华正版）。至于作者刘大杰到底为何方神圣，根本完全不知，老师亦未介绍，猜想可能因为其为大陆学者，在“白色恐怖”残存的年代，教授怕麻烦也就不想多讲了。尔后的学习历程，笔者经由对“少年中国学会”的研究，而进一步带动对青年党的探讨，在二十多年钻研青年党的过程中，终于发现当年不知为谁的刘大杰，居然是隶属于青年党的知名作家，是国家主义派的文艺斗士。

　　已故青年党文化工作者陈善新（笔名柳浪），在其主编的《青年生活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1948年2月1日）“文化公园”栏，曾对青年党文艺作家作一“点将录”的回顾。他说：“中国青年党之前期文艺作家，有胡云翼、刘大杰、田汉、唐槐秋、左干臣、袁道丰、何仲愚、宋树人、李辉群、庐隐、徐懋庸、方敬、何其芳、姜华、魏思愆、侯曜、春晖等人。后期文艺作家有张葆恩、左华宇、拾名、陈秋萍、辛郭、徐沁君、许杰、周蜀云、田景风、王秋逸、王维明、王慧章等人”，证明刘大杰确实是青年党员。人世间的事，冥冥中似乎有着一丝浅缘，让笔者不仅忆起往昔，也兴起为文介绍之念，现在就来谈谈刘大杰的生平及其“国家主义文学论”的主张吧。

　　刘大杰（1904-1977），笔名修士、湘君，湖南岳阳人，生于一九〇四年。早年毕业于武昌师范大学中文系，与胡云翼为同学并成挚友，两人于一九二五年组“艺林社”于武昌，十一月发行《艺林旬刊》，并刊行短篇小说《黄鹤楼头》，积极提倡新文艺运动。大学毕业后，刘大杰远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研究文学。学成归国后，刘大杰历任江苏无锡中学国文教员、上海大东书局编辑、《现代学生》主编、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大夏大学及圣约翰大学中文系讲师、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临时大学文法科主任等职务。

　　一九三九年，刘大杰将其在大学讲授之文学史讲义，整理撰写成《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于一九四一年出版；下册于一九四三年撰毕，迄于一九四九年始付梓面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刘大杰因抗日故，一度遭日军拘禁。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八年刘大杰出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升文学院院长。一九四九年后，刘大杰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研究组组长、中文系代理主任。社会职务有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期间，将其毕生代表作《中国文学发展史》再度增修，分上、中、下三册，于一九五七年及一九六二年两次印行。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刘大杰以过去青年党背景，曾受到严厉批判。一九七三，刘大杰又受命将《中国文学发展史》大加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发行三十年来，刘大杰屡屡修补，可见其对该书重视于一斑。

　　刘大杰除任教职外，亦兼《收获》《文学评论》《上海文学》等刊物杂志编辑委员，也曾任《中国文学批评史》主编。一九五九年春，刘大杰受聘为《辞海》编辑委员会副主编、编辑委员兼分科主编。一九七九年二月，《辞海》正式出版，此时刘大杰辞世已两年，离受邀编写已二十载，可见编订《辞海》工作之艰辛。一九七五年元月，刘大杰任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晚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病逝于上海，享年七十四岁。

　　刘大杰一生著作等身，文艺创作与学术研究均有可观的成绩，创作有：《黄鹤楼头》《支那儿女》《盲诗人》《十年后》《昨日之花》《渺茫的西南风》《她疯了》《故事的坛子》《三儿苦学记》《一个不幸的女子》《白蔷薇》《秋雁集》《寒鸦集》。学术著作和评论集有：《春波楼诗词》《红楼梦思想与人物》《李义山年谱考证》《魏晋人物思想论》《东西文学评论》《易卜生研究》《托尔斯泰研究》《德国文学概论》《德国文学大纲》《德国文学简史》《表现主义文学论》《中国文学发展史》等。翻译有：《三人》《苦恋》《迷途》《白痴》《两朋友》《孩子的心》《雪莱诗选》《狂人与死女》《恋爱病患者》《俄国小说集》《高加索的囚人》《一个无可救药的人》《雪莱的情诗》《野性的呼声》（与张梦麟合译）等。编有：《明人小品集》《山水小品集》和标点《袁中郎全集》。

　　历来有关介绍刘大杰的资料，莫不说他隶属中国农工民主党，殊不知刘大杰早年与同窗挚友胡云翼均加入过中国青年党，且是宣扬“国家主义文学”的积极旗手。刘大杰早期的作品与国家主义文学观，亦常常披露于青年党的喉舌《醒狮周报》的“文艺特刊”上。该特刊是继承原有的文艺栏，加以扩充篇幅而成，初由黄仲苏主编，内容多为个人的感怀抒情之作。特刊中除灵光、趾青、胡孟平等少数具有发挥该报所鼓吹的国家主义精神作品外，其他作品均与青年党及国家主义无涉。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后，该特刊由胡云翼与刘大杰两人接手后，内容开始有变。他们主张当时中国的时代环境，需要的是国家主义的文学，即写实的形式，国家主义的内容，从而两人正式竖起国家主义的旗帜来谈文学，同时两人所写的剧本或短论，其国家主义的立场也明显可见。

　　刘大杰在《醒狮周报》最早的文章为《海角江滨》一文，该文连载于一九二六年六七月的《醒狮周报》第八十七及九十号的“文艺特刊”上。文中叙述其赴日留学的途经之地，从家山的初别谈起，说到江滨寄信予挚友胡云翼，沪上宴会结识欧阳予倩、汇山码头的少女、长崎海岸、广岛湾畔的樱花、比治山中、风雨的横川，最后以写给外祖母的平安家书告结。内容中最精彩的为，刘大杰深有感触，远赴敌国求学的无奈与悲哀，譬如提到广岛的樱花，刘大杰即说：“不要因这里的美丽的樱花，就忘记了祖国。要知道这些铺满了樱花的山野，都是住着侵略祖国的主人。祖国他有美丽的江山，他有清秀的郊野，千万不要因为这里的美丽的樱花，就忘记了疲弱的祖国。”刘大杰深情地说：“月儿渐渐地升高了，海水总是不住的狂鸣。岸上的樱花，一层一层地加厚了。就在这个月夜的樱花海岸，正站着一个怅望祖国天野的青年。”

　　接着，他提到游比治山看见击沉中国炮艇的铁炮，明治天皇的行宫，感触激动地说：“比治山，雄壮的高峻比治山！你在日本史上，得了无限的光荣，在我们的眼光中，已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最后，刘大杰有感而发：“唉！今天走到这座山中，正好像是亡了国的高丽人一样。亲爱的祖国的同胞们，你们要走到敌国来，才看得出祖国疲弱的真迹。”

　　有趣的是，他从鹰野桥坐电车到横川去找好友崔万秋，崔万秋告诉他一些关于人家恋爱的事，岂料刘大杰却正经八百地说到：“我无论如何，不同日本女人恋爱。任我受终身的流离与孤独，也不愿同我仇敌谈爱情。我们现在要看清我们的责任，要认清我们要走的路程。男女的爱情，在现在中国的环境压迫下的青年，还不感着唯一的饥饿，我们这般青年最重要的责任，就要在这个‘四面楚歌’的压迫之下，把祖国救出来。”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国仇未报，岂能儿女情长，刘大杰满纸的爱国血忱，正符合彼时“国家主义”的思想，而其好友胡云翼与崔万秋均是国家主义的信仰者，推算其加入青年党的时间，大概也是于此时。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八日，刘大杰在《醒狮周报》第九十二号，写了《国家主义文学论》，其首篇阐释国家主义文学之力作。文章开头即痛批：“中国现在的文艺作品，都成了一种脆弱的亡国时代的悲调。可以说希腊灭亡时候的哀音，送到了中国的现在。”其因何故？刘大杰说：“现在中国杂志上面的小说与诗歌，差不多没有一篇是现在中国所需要的作品。”他批评当时的文学界，多是风花雪月无病呻吟之作，不是寄情山水，就是歌咏爱情。殊不知“五卅惨案”的枪声，段祺瑞“三一八惨案”的惨杀学生，但我们的作家却只会每天写点情诗；寄托于爱情，好像文学是要这样才成其为艺术，好像不是描写爱情的小说与诗歌，看了就不感兴趣。

　　刘大杰以为这种歌情颂爱的作品，不限定是真的艺术。他举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书中说过：“这样唯以传达淫欲的悲观的情感的作品，认为不是真的艺术。我们对于这样的东西，不但不应该奖励，并且应该驱逐和排斥。”而当时中国的文学界，即如托尔斯泰所说的，“唯以传达淫欲的悲观的情感的作品了”。因此刘大杰认为这样的文艺，这样虚伪的无用的文艺，在现在的中国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是应该要加以驱逐和排斥的。

　　随后他话锋一转提到“本来谈到文艺，是没有含什么主义的。她是超越阶级，道德和一切的生活的表现。”不过时代和环境又和文学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时代，产生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环境，发生一个环境的文艺。某个时代需要某种文艺，假使这种文艺是这个时代迫切需要时，刘大杰以为，我们的文艺作家，将责无旁贷地去努力追求。

　　刘大杰批判当时国内文坛，一些主张共产主义、和平主义、世界主义的文学思潮，他认为那些都是好高骛远与不切实际的。他沉痛指出，“中国既到了快要灭亡的一点。我们这般研究文学的人，对于国家的兴亡，应该负有相当的责任……我们应该睁开眼睛，看透中国现代的国情和环境，究竟需要那一种文学……我在这儿大声疾呼的，斩钉截铁的向着爱国的有为的青年说：现在中国需要的文学，是国家主义的文学。”

　　他接着勉励中国的青年作家，做诗人要做意大利的热血诗人邓南遮，写小说就要写都德的《最后一课》，这些作品使人读了，会兴起一股悲壮的爱国热情，而那些花儿草儿醉生梦死的恋爱言情作品，都应该烧掉毁掉。他举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对祖国改革的雄图，提到“人心的大革命”，就是我们现在努力的“全民革命”，刘大杰强调看了易卜生的话，才知道文学家对于国家的责任是如何的重大了。刘大杰最后讲到他和胡云翼在信中提及，将来中国的文坛，将分为纯文学、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三派，但他更坚信国家主义派文学，是中国文学未来主流之大势所趋。

　　说到国家主义文学的伟大将来，刘大杰认为要我们自己来创造，他信心无比地呼吁：“青年们！祖国的嗜好文艺的青年们，我们以后要正式树起国家主义的旗帜来谈文学。我们的主张，是真的有目的的国家主义的文学。这种文学，形式是写实的，内容是国家主义的。那些充满了淫欲的悲观的虚伪的无目的的东西，我们应该排斥和驱逐。”刘大杰以战斗之姿的口吻说：“青年们！你们有和我们表同情的，以后我们就互相努力，有反对的，以后同在疆场上相见！”

　　未几，在《醒狮周报》第一〇二号，刘大杰续写《文学家与国事》，为其《国家主义文学论》一文之补充。在该文中，刘大杰历举世界伟大思想家、大文豪，如英国莎士比亚、意大利邓南遮、德国菲西特与霍卜德曼、西班牙的伊本纳兹等巨子为例，当其祖国有难时，他们是如何的以作品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激发国人的战斗意志，和欺凌的列强、和腐败的势力抗争周旋到底；有的甚至还亲上战场与敌人拼搏，这种替祖国牺牲一切的精神，比什么都要光荣。

　　刘大杰回溯中国古来的文学家，大都孤标傲世，不屑与闻国事，啸傲风月，寄情山水，以高洁自我标榜，以隐逸避世为清高。如陶渊明、孟浩然、苏东坡、纳兰性德、曹雪芹等均如是。这样的文学家，都是唯美主义，赏乐主义的代表，其作品自然也完全是唯美、赏乐主义的作品。刘大杰称这些文学家的作品，说不到是人生的艺术，也非有目的之艺术，而是一种无目的的艺术。此无目的之艺术，在中国可谓绵延已久，它们产生了无数作家与作品，但充其量只是一种“贵族的艺术”。

　　刘大杰说这种“贵族的艺术”放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不行的，在列强侵略下的中国是没有存在的余地。因为中国以前，无论如何并没有动摇国本，但现在的中国可不同了。他说：“可爱的祖国，已到了快要灭亡的时机，祖国的同胞，都有做他人奴隶的危险。任你是一个怎样的孤标傲世的文学家，亡国以后，再伟大，也不过是泰戈尔的兄弟了。”所以他期许，现在的文学家，要知道自己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比其他人来得重，因为文学家又比他人，对时代来得更敏感。

　　刘大杰声嘶力竭地呼吁：“亲爱的青年！爱好文艺的青年！快快睁开眼睛，看看中国到了怎样的危急。唐宋元明清，都过去了。中国现在需要的文学家，不是唯美主义赏乐主义的文学家，需要的作品，也不是那些充满了情欲的无目的的作品。我们不幸生在这个病时的中国，万幸又做了二十世纪的青年。二十世纪中国再造的责任，当然归我们这般青年负担。再造中国的无限的光荣，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希望。”

　　是以刘大杰慷慨激昂地鼓舞青年作家道：“文学家对于国事，谁说不负责任。一壶酒，一树花，看花饮酒，醉后高眠的时期过去了。现在的中国，到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到了列强侵略的中国。到了快要消沉的中国。听呵！葬钟又在敲了！葬钟又在敲了！勇敢的文士！热血的诗人！起来罢！起来罢！”直把文学家、与知识分子的角色，和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中国当时之处境，作有效及必要的连结，而此一连结之脐带，以刘大杰观之，就是倡导积极爱国的“国家主义文学”。

　　基本上，刘大杰之所以参加青年党，以及他炽热的爱国情操，和同时代的闻一多参与“大江会”，强调爱国至上的情形相类似。他们除了强烈爱国心外，身处异国遭受轻视的悲愤情结，可能更是主因。闻一多留学美国，遭受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已难以忍受；何况大杰留学彼时侵略中国最甚的日本，那种遭贱视的感觉，更是锥心刺骨之痛。在《醒狮周报》第一〇六号的“文艺特刊”，他发表一篇名为《寄祖国的青年们》，将此心迹沉痛地表露出来。

　　他说：“在国内住着，虽处处感着军阀的专横，帝国主义的残暴。但每天所看见的，总还是祖国的碧水青山，总还是祖国的兄弟姊妹。脚一踏到异国的土地，尤其是这个处处遭人白眼的日本，你更要感到你才真是亡了国的旅客。”刘大杰之言，如同闻一多在美国写的家书言：“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谈，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此一辛酸，诚如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书中所评论的：“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在失掉自由的时候才最能知道自由之可贵，在得不到平等待遇的时候才最能体会到平等之重要。年轻的学生到了美国，除了极少数丧心病狂、甘心媚外、数典忘祖的以外，大都怀有强烈的爱国心。”

　　在敌国的屋檐下，刘大杰深有所感地说：“只要有一点人心，只要有一点情感，对着黄昏时候的晚霞，望望故国的烟雾，对着海水波中的明月，望望祖国的江山，再想想自己在异国所受的人家的白眼，所听的讽刺的笑声，你的火热的泪珠，会暗暗地滴满你的衣袖。”大杰接着以安南的妓女尚且有爱国情操，中国的青年岂可麻木不仁；外国人都热爱自己的国家，中国青年怎能颓靡消沉。意大利的青年运动成功了！土耳其的青年运动成功了！有四千年文化历史的光荣的中国，怎忍坐视中国的消亡呢？所以他以寄给曾琦的一首诗：“今当世乱纷争日，正是男儿破浪时！沙场一洒头颅血，世上方知有健儿！”与所有中国青年互勉，要救中国舍我其谁。

　　一九二六年五月，适值“五卅惨案”一周年纪念，刘大杰挚友胡云翼于《醒狮周报》第八十四、八十五号两期，发表对话剧《国事千钧重》，透过剧中杜一萍、董筠秋夫妇的对话，道出中华男儿在面对列强欺凌时，国事千钧重但是勇于承担的革命爱国热诚。云翼的对话剧勾起了刘大杰为文相呼应的动机。其后，他也在《醒狮周报》第一一二期发表《头颅一掷轻》独幕剧以为助阵。在前言中，刘大杰谈到：“近来爱情与国事的心情，时时在心中上下。我想现在要是牵着爱人的手，在快要灭亡的中国的江滨散步的时候，未必能够感到真正的爱情的骄傲与光荣。就是做了得了诺贝尔奖金的世界著名的泰戈尔诗人，也不过是一个印度亡国奴的种子。”内容以奉劝青年，宜抛开儿女私情，献身报效国家为主旨；其后在该刊发表的独幕剧《侮辱》，叙述侨民在国外遭受欺凌虐待之事，亦仍延续此种唤醒国人，爱国自强之风格。

　　当然，刘大杰坚定不移的“国家主义文学论”之主张，也引起一些反对的声浪，同为湖南人，时已在《小说月报》撰稿的黎锦明，即曾为文批评他。但刘大杰不仅不为所动，反而针锋相对地在《醒狮周报》第一一五号，以《浅薄的批评者》予以反击。文中除指责黎氏不明了一件事的究竟，就喜欢提笔来批评人家外，仍不改初衷地为自己“国家主义文学论”之主张作辩护。刘大杰一再强调，“我们对于文学的主张，是不变态的，我们唯一的主张，就是攻击中国现在的充满了淫欲的无目的的文学，我们愿走出象牙之塔，来建设一种有目的的文艺。”职是之故，他还预告其与黄仲苏、胡云翼等志同道合之士，准备于一九二七年二月拟出版《青年文学周报》，由黄仲苏负责编辑，胡云翼总管事务，以积极推动他们“国家主义文学”的理论和主张。

　　基本上，刘大杰的国家主义文学论，主要见诸其在《醒狮周报》的三篇文章，除上述二文外，一九二七年元月二十二日，刘大杰于《醒狮周报》第一二〇号，刊布其《文学与国家》一文。强调当今世界，舆论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因此要让世界了解中国，不是靠政治上的宣传，和武力的压迫可以成功的，而是要靠文学的舆论。他说，文学舆论力量的伟大，真是不可思议，往往一两句诗，或是一篇短篇小说，就可以得知你这个民族的全部。

　　刘大杰说，或许有人会认为他言过其实，但须知各国的文学作品中，即蕴含各国的民族性。一个伟人或一个他样的人，不能代表他们普遍的民族性，能够把普遍的民族性，暴露在世人眼前的，就是文学。刘大杰以俄日两国为例，提到英法等文明国家，以前对这两个国家的轻蔑，直到后来读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德富芦花等大文豪的作品，才对俄日两国的民族性，有进一步的了解。

　　俄日如此，中国又何尝不是，他举中国伟大小说《红楼梦》和诗歌为例，那种只知谈情说爱，宝哥哥林妹妹的内容；那些只会感怀风月，无病呻吟的诗歌，让外国人一看，即知中国是个不求长进，安贫乐道，懦弱脆弱，自甘被奴役的民族。刘大杰忧心地痛陈：“中国现在的文艺的作品，比以前更堕落了。假使有机会让外人来读现今中国的作品，他们一定要惊异中国人情感的无聊，眼泪的滥流了。更进一步，他们一定要说中国人现在的爱情，都是肺病的爱情，中国现在的文学，都是肺病的文学罢。”刘大杰语重心长地期许：“不伟大的民族，本难产出伟大的作品。我希望祖国爱好文艺的青年，要在正路上努力。多自我修养，多读些世界名著，不要再写些充满淫欲毫无目的的作品，因为那不是真正的艺术。伟大的文学，是生命的表现，是国魂的表现，是全民族精神的表现，中国的文艺青年们！可不要将其看得太随便啊！”

　　平情而论，胡云翼与刘大杰二人所主张的“国家主义文学论”，就文学所扮演的角色言，是有其明显的片面与偏颇之处。但是他们的主张，若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中国观之，是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意义的。我们承认国家主义的文学，是有其狭隘与局限性，但是在列强恣意侵略，军阀丧权辱国，中国将沦为“次殖民地”之际时，彼时的知识分子，都有股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倾向，其反帝国主义的心态和意志也较为浓厚。

　　可是当祖国因循不振，政局腐败如故时，其内心之锥心之痛及焦虑之感，使他们想要快速寻求解救中国之道。青年党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主张，满足了一部分热血青年的诉求，其国家主义，强调爱国至上的理论，更让许多青年奉为信仰。而透过文学的文艺创作，以灌输爱国思想，启发民智，亦为救国的手段之一。基本上，胡、刘二氏的见解，放在此角度上看，就能理解其何以如此主张之缘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