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二卷）

第4章 冯雪峰在一九五七年

　　◎吴中杰

　　冯雪峰的失落，是从一九五四年的《文艺报》事件开始的，一九五五年“反胡风斗争”中又受到株连，不过总算没有被打成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但是，他终于躲不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的灾难。

　　其实，冯雪峰没有参加鸣放。他虽然被革去了《文艺报》主编之职，但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作为一个单位之长，就不是他向别人提意见，而是要动员别人向他自己提意见。却不料他的动员报告、私下谈话，甚至一些饭桌上开玩笑的话，如“洪水冲到了大门口”、“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等，都被当作右派言论，抓了出来。

　　不过冯雪峰之被打成右派分子，其实并非因为这几句“言论”，而是与胡风之成为“反革命分子”一样，也是因为他“可恶”。正如鲁迅在《可恶罪》中所说：“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中国作家协会以党组扩大会议的方式来进行“反右派斗争”，是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开始的。但这个会议，原来是准备为一九五四年所定的丁、陈“反党集团”平反的。据说，改正结论都写好了，周扬也已在丁玲面前表示歉意。但在宣读平反结论之前，“反右运动”开始了。周扬得知风向要转，马上就变了脸，从七月二十九日第四次会议开始，将平反会改为批判会，再次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并从丁、陈集团突破，牵扯出很多人。在七月三十日的会议上，就扯上了冯雪峰。接着，就将他作为重点批判对象。

　　要找到冯雪峰与丁玲的联系，当然并不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时，冯雪峰与丁玲就有很深的友谊，丁玲在囚禁地出走，还是冯雪峰派人把她护送到陕北的；冯雪峰担任《文艺报》主编，就是接任丁玲的职务。其实，即使没有这些关系，只要觉得他“可恶”，也还是可以把他放进这个“集团”里去的。或者说，即使不把他与丁、陈集团联系起来，也还是可以另列项目来进行批判的。

　　周扬在他的总结发言中，指摘别人“纠缠于个人得失，个人恩怨”，其实这正是他的“夫子自道”。他与冯雪峰在文艺路线上的矛盾，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一直沿续至今。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冯雪峰在鲁迅的旗帜下提出新口号，周扬虽然愤恨，也加以攻击，但毕竟奈何他不得；现在鲁迅已故，冯雪峰又失却了毛泽东的信任，他正好可以借此时机加以整肃。但要把冯雪峰这种资历（长征干部）、这样级别（副部级，与周扬一样）的干部打成右派分子，却也不是周扬可以说了算的。这里面当然有毛泽东的意思。这只要看看周扬那篇以丁玲、冯雪峰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是由毛泽东审阅、修改定稿的，就可以明白。

　　要不要批，定不定性，固然需要毛泽东的批准，但批判什么和怎样批判，毛泽东也不可能管得那么细。有人热衷于冯雪峰的现行言论，但周扬对此兴趣不大；有些人想把他打成叛党分子，周扬自然知道这是不能落实的。他所最感兴趣的，还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问题。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一块心病。周扬要想成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正确路线代表，最大的问题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中与鲁迅闹对立。一九六六年初，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时，他曾经对人说：我身上有两个癌症，一个是肺癌，一个是“三十年代”！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心知肚明的。但当时他的对手是鲁迅，而鲁迅又被毛泽东抬得这样高，不好直接去否定他，于是只好从鲁迅两个学生身上打主意。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时，就曾指摘胡风在鲁迅面前挑拨离间，造成恶果，但这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鲁迅那篇批判“四条汉子”、使得周扬十分难堪的文章，不是由胡风，而是由冯雪峰起草的。所以必须另找由头来翻这个案。现在有了批判冯雪峰的机会，正好用来篡改这段历史。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批判别的“右派”，都重在现行言论，而批判冯雪峰，则集中在二十年前的历史旧账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五十年代的青年作家已经不大知道了，就是那些当年不在上海的老作家，也有许多人不知其详，所以蒙骗是容易的。但需要有一个重点发言，来阐述有利于周扬的观点。于是他选中了夏衍。夏衍是周扬当年的亲密战友，也是被鲁迅斥为“四条汉子”中的一个，本来肚子里就装着一股怨气，当然愿意发言。但周扬还是召开了一个小会，为他定好调子。据参加这次会议的邵荃麟在“文革”中交代：在冯雪峰初步作检查的前后，“周扬召集了一次小会，有林默涵、刘白羽等参加。周扬提出揭发冯雪峰历史上的叛党等问题不是主要的，‘主要关键在一九三六年上海那一段，要有个有力的发言。’他提出要夏衍来讲。夏衍发言之前，又开过一次小会，讨论夏衍发言。为夏衍发言定了基调。当周扬讲到鲁迅答徐懋庸信时，周肯定地说：‘这封信的原稿就是冯雪峰的笔迹，鲁迅只改了四个字。’”这样，就有了夏衍在八月十四日第十七次会议上的“爆炸性发言”。但是，夏衍的发言起到了爆炸性的效果之后，周扬却对冯雪峰说：“今天会场的激动情况，我也没有预料到……夏衍的发言，事先没有商量。他昨天电话上是告诉过我的，要提出一九三六年上海的问题以及你脱离组织回家乡的事情，我同意他提。”真是虚伪透顶，撒谎也不脸红。

　　夏衍这个“重要发言”，没有收入《夏衍全集》，但在当时却有着很大的影响，中国作协曾以文件的形式印发到各省市的分会。在这个发言里，夏衍对冯雪峰提出了六条指控，听起来振振有词，哀而动人，其实都是仗着政治优势，在剥夺了被指控者的发言权、剥夺了与会者知情权的条件下，用虚假的材料构筑起来的，经不起分析。

　　比如，他在第一条指控中说：

　　一九三六年雪峰同志从瓦窑堡到上海，据我们所知，中央是要他来和周扬同志和我接上关系的。雪峰到了上海不找我们，先找了鲁迅先生，这一点，按当时的情况完全是应该的，可是这之后，你一直不找渴望着和中央接上关系的党组织，而去找了胡风，不听一听周扬同志和其他党员同志的意见，就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是什么原故……事实上，我们知道雪峰到了上海，还是从救国会的非党同志那里知道的。雪峰同志可以找胡风、甚至可以找章乃器，为什么不找我们。我们在上海的工作有错误，犯过左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忠实地奉行着党的政策……为什么你要违反党的指示而撇开我们呢？算我们是一支暂时失却了联系的游击队吧，中央要你来整理，领导这支游击队，你可审查我们，整顿我们，但你不能完全撇开我们而直接去找正在反对我们、破坏我们的胡风及其党羽。退一步说，你听了胡风的话，也该找我们来对证一下吧，你硬是撇开了我们，不是帮助我们，而是孤立我们，不，实际上决不止于孤立了我们，而是陷害了我们。章乃器等本来是向我们联系的，见了你之后，他向外公开说，我已经和“陕北来人”接上了关系，今后你们不要来找我，“陕北来人”说，上海没有共产党组织。我还听人说，这位“陕北来人”，曾告诉原来由我们领导的外围人士说，周扬、沈端先等假如来找你，“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还有，已经过世了的钱亦石同志曾告诉过周扬同志，雪峰在外面说，夏衍是蓝衣社，周扬是法西斯，这不是陷害，还是什么？这一切，今天在北京的章汉夫同志、王学文同志、邓洁同志都可以证明。

　　其实，这条指控，从前提到论证都是虚假的。前提是：一九三六年冯雪峰从瓦窑堡到上海的任务是什么？夏衍说：“据我们所知，中央是要他来和周扬同志和我接上关系的。”但当时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是绝密的，当事人除了受派者冯雪峰之外，只有委派者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三个人知道，冯雪峰到上海后的工作情况也是直接发电向他们汇报的。夏衍和他所说的“我们”，是怎样知道冯雪峰到上海的工作任务的？有没有向上述三人求证？有没有向冯雪峰本人核实过？这一切，夏衍都没有说明，或者说不敢有所说明。因为实际情况全不是那么回事，夏衍是把他或“他们”任意伪造的东西，当作事实来进行指控了。前提一错，当然全盘皆错。

　　据冯雪峰在《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中说，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左右，党中央从瓦窑堡派他到上海，给的是四项任务，前三项是：建立电台、与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取得联系、了解和寻找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第四项才是“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而且，张闻天还说，正因为他与鲁迅等熟悉，才派他到上海去的，叫他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看来，当时中共中央某些明智的领导人，在这个危难时刻，对鲁迅、茅盾等党外人士的信任，远超过对一些党员的信任，不像夏衍那样，始终将“党内”“党外”的区别挂在心头。所以说，冯雪峰到上海后，先找鲁迅，再通过鲁迅来找茅盾，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办事；在鲁迅家住下后，先忙着建立电台和找沈钧儒、章乃器等救国会领袖，也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办事，何错之有？就是到前面两项任务有了着落，而开始了解和寻找的上海地下党组织，也不必从周扬、夏衍开始，因为你们是文化界的党组织，只是地下党的一部分，即使你们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也不是地下党中最主要的部分，冯雪峰只需“附带管一管”，当然应该放在后面处理。何况实际上冯雪峰早已派人去向他们传达过中央精神，而当他安排好主要任务之后去找夏衍和周扬时，夏衍是采取不合作态度，周扬则干脆拒不见面。这些，倒是夏衍所知的第一手材料，但他在发言中毫不提及。至于本来与你们联系的“章乃器等”，既然已经与中共中央代表联系上了，不再与你们联系，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如果夏衍等人是从党的工作出发，而不是从营造自己的势力范围出发，对此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还耿耿于怀呢？至于“夏衍是蓝衣社”等诬陷之词，冯雪峰已向周扬说明并无其事，周扬当然也不会在批判大会上解释，以免冲淡斗争气氛也。

　　其中所说到的冯雪峰与胡风的关系问题，则在第二条中还有专门的揭发与批判。第二条说：

　　胡风亲自说过，当时雪峰同志介绍和批准了胡风入党，而且还把他引进了党的工作委员会。当然，你这样做是不让我们知道的。胡风就是仗着你的全力支持，挂上了共产党的招牌，才能恣肆地进行了分裂左翼文化运动的罪恶活动。当时围绕在胡风周围的是些什么人呢？不仅有刘雪苇、彭柏山、萧军，而且还有孟十还、黎烈文等等。雪峰同志，这一段时期你和胡风是怎样一种关系？这笔旧账你向党交代了没有？

　　在这里，夏衍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咄咄逼人，但却禁不起反问。胡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时，不但是左联的理论家，而且还为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为什么就不能发展他入党呢？发展他入党，为什么要让你们知道呢？特别是在当时地下工作的情况下，有许多党员是单线联系，连主管部门的书记和组织委员都不知道，你们又是何种角色，什么事情都要向你们汇报呢？左翼文化运动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你们这种霸道作风，还是胡风的行为？彭柏山原是红军干部，刘雪苇是革命的青年作家，他们后来都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萧军是鲁迅培养起来的青年作家，是鲁迅追随者；黎烈文是鲁迅因投稿关系而熟悉的朋友，他原为《申报》副刊《自由谈》的编辑，因多发表鲁迅等人的锐利时评而被迫辞职，鲁迅怕他因此消沉，请他一起编《译文》杂志；而孟十还，则只是《译文》杂志的一个投稿者，发表的译稿多了，也就与鲁迅周围的人熟悉起来，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但在夏衍发言的当时，胡风已成为钦定的“反革命小集团”的总头目，刘雪苇和彭柏山都成为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而萧军则早已被打成反党分子，黎烈文去了台湾，也就等于是阶级敌人了，孟十还后来投靠了国民党，更加是坏人。正是借助于这种政治形势，夏衍才能提出气势汹汹的质问。胡风案件一平反，夏衍的质问就显得十足荒谬了。其实，即使在当时，胡风的被定罪，也只是建国以后的事情，并没有说他在建国以前就是反革命，更不涉及上世纪三十年代。因此，从历史的观点看，上世纪三十年代发展他入党或重用他，并不是什么问题。变节的党员不是多得很吗？——当然，这也都是现在的话，当时如果谁敢这样据理加以剖析，谁就是为“反革命”辩护，弄不好他自己也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此类例子也多得很。

　　接着，夏衍又在第三、四、五条里，提出了要追查冯雪峰在“八一三”之后“离开了党的生活”的原因、后来被捕关在上饶集中营里的表现和到重庆后由姚蓬子和韩侍桁出面担保之事，意在要审查冯雪峰的历史，想把冯雪峰打成叛党变质分子。其实前两件事党内都有审查结论，为什么不先看党内结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蛊惑人心呢？而后一点，则是党内领导故意叫他去找姚蓬子、韩侍桁这些投向国民党的人，以增加保护色。夏衍自己也是长期做地下工作的，难道连这些都不知道？

　　但其实，这些都还只是一种过渡，最要紧的是第六条。这一条，讲得最长，主题是要追查冯雪峰的“一条线”。先是要追查他与胡风、雪苇、柏山的关系，接着就追查到鲁迅头上来了，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讲到彭柏山，我不能不想起二十年前的一桩公案。我们几个人被诬陷了二十年，今天要在这里讲一讲。

　　直到今年八月为止，我们一直以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的手笔，现在雪峰承认了这篇文章是他起草的。请在座的同志们重新读一遍这篇文章。别的问题这里不谈，我只谈其中有关所谓“内奸”问题的一段。雪峰同志是一贯主张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的，但是他起草的这一篇文章，不论描写的细节和内容，都是不真实的。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

　　有一次，周扬、田汉、阳翰笙和我四个人——这就是那篇文章中所说的“从汽车中跳出来的四条汉子”——为了左联的工作去找鲁迅先生。在内山书店老板的客厅中见了面，起先谈得很融洽，鲁迅先生还给左联筹了款，后来谈到胡风问题，田汉同志因为胡风在国民党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对他表示有一点怀疑，鲁迅先生听了很不高兴。接着我们把话叉开了。当天没有谈到“一个青年被指为内奸”的事。这个青年是什么人，就是彭柏山。事实是一九三四年底或在一九三五年初，彭柏山被捕。不久，彭柏山的爱人静子叛变了，带了包打听捉人，再不久，彭柏山也变节了，党组织知道了以后，就决定通知和彭柏山有关系的同志，不要和彭柏山接触，我奉命去通知和彭柏山最亲密的周文——即何谷天同志，周文同志不相信，说不应该怀疑好人，于是我告诉他，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你假如不听，将来发生任何后果要你自己负责。同时我说，你假如再和彭柏山来往，党不能不考虑和你暂时切断关系。在当时，一九三四、三五年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党领导机关破坏最频繁的年代，我直到今天还相信，我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周文同志把夸大和歪曲的事实告诉了胡风，胡风再夸大歪曲了一下告诉鲁迅先生。雪峰同志，这就是答徐懋庸信中所说的一个青年被诬陷为“内奸”的事实真相。二十年后，在前年反胡风斗争中党审查彭柏山历史的时候，从发现的档案证明，柏山和静子的叛变是事实，这件事，彭柏山已经承认而做了结论了。由此可以证明我们没有诬陷“一个青年”，而雪峰同志却诬陷了我们达二十年之久。

　　请同志们想想，雪峰同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这一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听胡风一面之言，根本不找我们查对。缺席判决，使我们处于无法解释的境地，而成为中国新文艺运动史中的一个定案，究竟是什么居心？造成的是什么后果？这究竟是谁的宗派？

　　在那一段时期，我们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在党和鲁迅先生的关系上，错误也不少。但是，我们对鲁迅先生的尊敬，对他在革命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一心一意希望和鲁迅先生搞好关系这一点，是此心耿耿，没有一点虚假的。这里造成我们和鲁迅先生隔阂的，除出我们的错误以外，也还有别的因素，其一是我们队伍里也还有一些不识大体，作风不正派的人，如徐懋庸（当时他不是党员）等，以左的面貌，给鲁迅先生写了那封极其不好的信，使鲁迅先生认为这是我们的意见，更重要的是有一批今天已经证明是坏人的人，如胡风、萧军、黎烈文、孟十还……等，在鲁迅先生周围进行了长期的对党的领导和党员作家的挑拨、造谣和诬蔑。正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雪峰同志奉党的命令到上海来了，从常识来讲，雪峰同志的任务应该从大局着想，从革命事业的利益着想，来解消隔阂，来巩固团结的吧，可是雪峰同志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努力去消除这种隔阂，反而用一切不应有的，可以说是极其阴毒的手段，加深了这种隔阂，甚至有意地挑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实际上是分裂了党领导的整个文艺事业。今天，雪峰又参加了丁陈反党集团的分裂作家协会的阴谋，事实上，他在二十年前、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已经有过一次更毒辣的分裂活动了。

　　夏衍对冯雪峰强调真实性是抱着嘲讽态度的，他声称自己所说的才是“真实的情况”。那么我们不妨看看，他这一大段话的真实性到底如何？

　　首先，他要翻《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案，但这篇文章的作者，即事情的责任人，就定错了，并不是他自诩的什么“真实的情况”。诚然，此文是冯雪峰起草的，但经过鲁迅自己修改，并添写了四页，才定稿的，而关于“四条汉子”问题，却正是鲁迅自己所写。当时，鲁迅手稿尚未影印出版，别人或许不知情，但周扬是知道的。因为在此前不到一年的时间，即一九五六年九月，北京鲁迅博物馆即将开馆展出时，在陈列品中就有这篇文章的手稿，正是周扬，在审查陈列时下令将此稿撤掉。可见这份手稿他是看见过的，而他在组织批斗冯雪峰的筹备会上，却说这篇文章鲁迅只改了四个字。从法律上讲，这是提供伪证。而在夏衍发言后的几天，周扬又从鲁迅博物馆调阅了这份手稿，但并未对夏衍的发言作出更正，或由夏衍自行更正。即使周扬没有告诉夏衍真实的情况，夏衍本人在发言之前，也应作些调查研究，先将证据落实，然后才能兴师问罪——不是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吗？当然，若真个把“真实的情况”调查清楚，说了出来，那就不好兴师问罪了，因为要把矛头直接指向鲁迅，在当时尚有诸多不便之处。只有这样以批冯雪峰之名而行否定鲁迅文章之实，达到为自己翻案的目的，才最为相宜。而且，正因为众人尚不知情，才易于蒙骗也。当时众人被蒙骗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一位参与决策者的话中看出。这位参与决策者在一九八六年三月举行的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说，他在“文革”期间从红卫兵小报中看到了周建人说及这篇文章是鲁迅躺在病床上化了几天时间写的，使他很震动，后来向周建人求证后，他才认识到一九五七年对冯雪峰是“搞错了，心里很难过”。参与决策者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与会者！

　　其次，彭柏山的冤案已经平反，胡风的冤案也已平反，这两个人“内奸”的罪名都不能成立。这说明鲁迅反对轻易指人为“内奸”的看法是对的，而周扬、夏衍随便指人为“内奸”的行为是错误的。鲁迅的这篇文章也没有什么与事实不符之处，夏衍的一切指责都落空了。

　　再则，夏衍口口声声说对鲁迅如何尊敬，但实际行动却远非如此。历史上的问题暂且不说，单就这个发言来看，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借批冯雪峰的名义来指责鲁迅的正确看法，就毫无尊敬可言，而是它的反面。当年造成周扬、夏衍们与鲁迅隔阂的原因，不是他人的挑拨，而正是他们自己的行为。

　　当然，这都是现在的话，在当时，人们没有看过这篇文章的手稿，而胡风、彭柏山等人也还戴着帽子，所以夏衍的发言才起了“爆炸性”的效果。即使有人心有怀疑，也不敢说出口来，否则，本身也会成为右派。就是最知情的冯雪峰本人，他也没有申辩的权利，倘要申辩，那就是态度恶劣，罪加一等。他也曾试图作些辩解，但是马上被哄下台来。于是他只好什么都承认下来，企求宽大处理。这也就是长期以来权力者喜欢用批判会的形式来定人以罪，而不肯经过法庭辩论之后来判决的原因。如果允许辩论，需要出示证据，然后依法来定案，那么，这种骗人的技俩也就难以得逞了，而批判者本人，倒要落得个诬告罪和作伪证罪。

　　但在当时，还是有人发出不协调之声的。这就是鲁迅夫人许广平，她当场站出来为鲁迅辩护。

　　许广平原先为了紧跟“党的领导”，表现自己参加反右斗争的积极性，在夏衍发言的中途，曾起来插话，怒斥冯雪峰是个“大骗子”，指责他欺骗了鲁迅。这当然大大地增加了夏衍发言的爆炸性效果，而把冯雪峰批得晕头转向。但听着听着，她终于听出内中的名堂来了：夏衍是借着批冯雪峰来批鲁迅。于是，她也来了个借批冯雪峰来为鲁迅辩护的发言。她说：“找了一个死无对证，死了二十多年的人，今天把一切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完全安到鲁迅的头上。”“有一天鲁迅写了一封信给胡风，我就说：周起应和胡风不对，是他们的事，与你有什么相干？鲁迅跳起来说：‘你知道什么，他们是对我！’”“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你（按：指冯雪峰）说是你写的，这篇文章，我已送到鲁迅博物馆，同志们可以找来看看……两个口号的文章是你写的，但是鲁迅亲笔改的，在原稿上还有鲁迅亲笔改的字。你真是了不起！这要是鲁迅不革命、鲁迅不同意——鲁迅不同意怎么发表了！？发表以后鲁迅没有声明这篇文章是雪峰写的，不是我写的？”只是，等到发言稿印出来时，这段不利于周扬、夏衍的言辞，就被删去了，下发的只是前面那段附和夏衍、斥责冯雪峰的发言。所以现在有些论者就据此来指责许广平是个投石下井之人。看来，要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实在并不容易。因为事实是可以为权力者所阉割的，不但当时的人要受制于他们，而且后人也难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平心而论，许广平虽然有她自身的弱点，但在当时，能够作出这样的发言，实属不易。

　　不过，许广平的发言并没有影响会议的气氛，更不可能改变会议的进程。周扬等人早已布置好了许多积极分子来响应夏衍的发言：邵荃麟、何其芳、陈荒煤、周立波、郭小川……连周扬本人也站起来插话。周扬说：《答徐懋庸》文中“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于‘汉奸’者……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的一段话，底稿上留有冯雪峰的笔迹（按：事实上，这段是鲁迅自己所加），这不是对他们的“政治陷害”又是什么？又说，左翼内部争论公开发表，这也等于“公开向敌人告密”。——这是倒打一耙。邵荃麟则说：二十年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必须重新写过了。——真是深谋远虑呀！

　　邵荃麟是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又是冯雪峰曾经信赖的老朋友，冯雪峰实在想不通了，就找邵荃麟谈，而周扬也利用这一点，要邵荃麟去做冯雪峰的思想工作。邵荃麟曾反复暗示，只要冯雪峰能够按周扬的口径承认错误，“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我，他就可望保留党籍。冯雪峰是具有三十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为共产党的事业出生入死，把党籍看得比生命还重。在“党籍”与“事实”两相权衡之下，他放弃了事实，而希望能保住党籍，就把一切都承认下来。但对手不是君子，根本不想兑现承诺。在冯雪峰按照周扬的口径承认错误之后，周扬们就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以通栏的醒目标题发表了长篇报导：《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思想同路人 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冯雪峰被定为“右派骨干分子”。

　　不是说我们的办案原则是严禁逼、供、信，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吗？那么，证据何在呢？办案人员有没有去查看一下鲁迅文章的原稿，有没有去核实一下夏衍和其他人所揭发的材料的真实性呢？看来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根据伪造和歪曲的材料，定案了。

　　但在定案结论宣布之前，周扬还要完成一件重要的翻案工作。这就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处理问题。如果这篇文章不推倒，那么即使冯雪峰被打倒了，人们也还是会以这篇文章来论定周扬们的过去，而加以鄙视，这对他们要树立一贯正确的形象，以左翼文艺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是十分不利的。但要将这篇文章抽掉，也是不行的，因为此文众所周知，抽掉反而会欲盖弥彰，于是只能从注释上做手脚。注释本《鲁迅全集》在一九五六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时已经开始出书，好在还没有出到收有此文的第六卷。最好当然仍由代鲁迅起草本文的冯雪峰来起草注释文字。在反右运动之前，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和出版工作，原是由冯雪峰主持的，此时则已被停止工作。但邵荃麟找到他，晓以利害，他也只好按照周扬们的意思来起草了一条注释，最后当然要由“领导”上来修改定稿。

　　于是，这一版《鲁迅全集》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题注，就按周扬的调子定下来了。全文如下：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民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该年十二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当时的抗日高潮。在文艺界，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成为那时最中心的问题；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界，于一九三六年春间即自动解散“左联”，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对于文学创作问题则有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在本文以及他在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表示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和意见。

　　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

　　这样，周扬等人的错误全被抹去，错的是冯雪峰和鲁迅。是鲁迅在定稿时没有对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因而对周扬、夏衍等人做了不符合事实的指责，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批判别人、给别人定罪时，从不核实材料的人，在这里，却要求别人要对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了，这实在是非常有趣的事。

　　但是，还有许多指斥周扬等人为“工头”、“元帅”等等的书信，怎么办呢？好在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没有收书信，一九四六年出版的《鲁迅书简》流行不广。他们在这一版的《鲁迅全集》中，就大量删削书信。以致最后两本书信卷（包括《两地书》在内），就特别薄，所收书信，比许广平在一九四六年编辑出版的《鲁迅书简》还要少得多。第九卷前面加了一个《说明》：“我们这次印行的《书信》，系将一九四六年排印本所收八百五十五封和到现在为止继续征集到的三百一十封，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计共收三百三十四封。”于是，许多指斥周扬等人的信件，都以较无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为由，而不编入了。

　　在完成上述工作之后，冯雪峰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他的政治结论可以宣布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达了一个对冯雪峰的“组织处理结论”。结论云：“右派分子冯雪峰的处分已经中央国家机关机关党委批准：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协副主席、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保留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作协理事，由文艺一级降至四级。”

　　现在稍具法律意识的读者，看到这个“组织处理结论”，一定会十分骇异。作协副主席和文联常务委员，都是作代会、文代会或者作协、文联委员会选举的，你一个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有何权力撤消呢？更不可思议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选民们选举的，只有该选区的选民才有权力撤消他们选出的代表资格，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竟敢撤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是明目张胆的违宪违法行动吗？但是，在当时，似乎并没有人提出质疑，也没有选民提出维权的抗议，而事实上，也就按此执行了。

　　接着，就开除冯雪峰的党籍。这使冯雪峰万分痛苦，多次在办公室里痛哭流涕，而且想要自杀。他觉得只有一死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只是由于子女尚幼，而妻子又没有工作，缺乏独立生活的条件，这才忍辱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