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明清文学探赜

第十二节 李瑞清文学艺术成就与学术建树

　　李瑞清（1867-1920）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他精通书法，工于绘画，擅长诗文。作为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的开创者之一，他培养了众多的美术、书法人才。他在诸多方面的卓越成就，奠定了他在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书画创作成就和理论建树

　　清代嘉（庆）道（光）以来，碑学勃兴，书家辈出，有力地促进了碑学的发展，一扫当时只宗法帖所形成的靡弱书风，把书法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综观近代书家，虽各有千秋，但能高瞻远瞩，超越秦篆，深入甲骨、钟鼎堂奥，历经汉魏六朝，俯拾唐宋，熔铸碑、帖于一炉，集书法之大成者，首推临川才子李瑞清。

　　清代临川李氏家族从乾隆朝李宗瀚开始即以收藏各类金石善本著称，代有书画家名世。李瑞清天资颖悟，恃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幼年即学书金文，以后遍临诸铜器铭文和两汉分、隶，二十二岁后致力于北魏真书，逐步扩大到六朝所有碑刻，四五年后，方始稍学唐以后书法。其仿临之博，用功之勤，真可谓“退笔成冢”、“指爪摧折”。由于他见识广博，功力深厚，又具有非凡的探索精神和敏锐的洞察力，对于三千年书法源流，以及各家各派的轩轾优劣、师承关系，都能条分缕析，了然于心，因而能博综百家，去粗取精，于篆、隶、真、草、行各体出自新貌，创立了风格独异的李氏书派，成为光照后人的楷模。

　　1、求篆于金，求分（隶）于石

　　篆书是李瑞清最擅长的书体。他认为钟鼎文是我国书法的根基，学习书法须从大篆入手，学书不善篆，犹如学古（文）不通经。在研习篆、隶方面，他提出“求篆于金，求分（隶）于石”（《放大毛公鼎跋》）。认为学习两汉分、隶，应从汉书代分、隶碑刻中发掘其艺术特色；至于篆书，应超越秦篆而上，从铜器铭文中去探求门径。

　　隋唐以降，篆书渐以颓废。人们虽口称“二李”，但秦代李斯书迹已难觅得；唐代李阳冰书宗《峄山》，亦远非秦篆风貌。至于最古的碑石《石鼓文》，系秦代刻石，为庙堂文字，大部分字体为小篆。小篆整饬、规范有余，而风流不足，与三代鼎彝不可同日而语。直至清代，篆书有所复兴，但以篆著称的书家如邓石如、赵之谦、张裕钊等人，有的虽也曾涉猎鼎彝，但他们的书法都未脱出小篆窠臼。因此李瑞清认为，自来学篆书者都缚于石，石刻中不能尽篆之妙，无甚可学，须“求篆于金”。他还说：“学篆必神游三代，目无二李，乃得佳耳。”所谓“目无二李”，并非全面否定李斯、李阳冰，而旨在呼吁人们放开眼界，超越秦篆，深入钟鼎宝库探求门径。正当人们崇尚邓派（邓石如）篆书，奉为李斯、李阳冰复生的时代，李瑞清振臂疾呼“求篆于金”，并率先冲破藩蓠，进行深入的实践，顿使篆书门径豁然开朗，为篆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李瑞清主张：“学钟鼎盘敦者，以大器立其体，以小器博其趣。”他自己于钟鼎盘敦无所不习，尤其对于称为大器的《盂鼎》、《毛公鼎》、《散氏盘》（小器指货币文字、饮器、兵器文字等），更下过苦功夫。他仿临钟鼎文，不斤斤于点画的形似，主要是摄取神韵，笔法劲健，神采照人，比原器更具美感。他的挚友、被称为“北李南曾”的大书法家曾熙对李瑞清所临《毛公鼎》书迹作过生动的写照：“独仲子为篆，则以神遇而不以形遇，其伸也若蹲，其仰也若垂，其抱也若背而驰，其激发也，若执圭升堂，雍和而有节，其谲而变也，若海怒岳严而莫侧其蕴。”

　　李瑞清认为鼎彝中不仅可以探求笔法，而且在结字、布白、章法等方面也大有可观。他认为一个字有一个字的章法。东晋王羲之书法有似欹反正之妙，系得之于钟鼎。他还认为“鼎彝最贵分行布白、左右牝牡相得之致”。并说：“姬周以来鼎彝无论数十百文，其气体皆联属如一字，故有同文而异体，易位而更形，其长短大小损益皆视其位置以为变化。”在他的著作和书品的题记中，对于金文中蕴含的章法构成技巧，有很多精辟的阐述，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

　　至于两汉分、隶，李瑞清同晚清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一样都用涩笔，但何用虚笔，李用实笔，于刚劲中见血肉，更觉得深厚雄健。李瑞清除提出“求分（隶）于石”外，还主张“学汉分、隶必旁及镜、铭、砖、瓦”。在两汉碑刻中，他喜爱《礼器碑》和《裴岑纪功碑》等。其他于《鲁孝王石刻》、《石门颂》、《张迁碑》等，以及镜、铭、砖、瓦，也不无涉笔成趣，各臻其妙。然而，他师古而不泥古，总是不断地以变求新，力求达到无美不臻的境界。所谓篆隶参合、以隶入草等等，在他的书迹中亦屡见不鲜。

　　2、篆隶精神，纳碑入帖

　　北魏摩崖、碑志极多，千姿百态，面目迥异，正是书家驰骋的天地。李瑞清创造性地将大篆笔法施之于六朝碑志，获得了探索上的成功。北碑本身已具有刚劲雄健的特色，再加大篆曲折劲转的韧力，故李瑞清的魏书既具有阳刚之美，又富有秀逸的韵致，当能超迈时人，自成面目。如他最爱书写的北魏《郑文公碑》，就参用《散氏盘》的笔法，淡雅雍容，不激不厉，被时人称为一绝。他自己在临写《郑文公碑》的题记中也说：“余每用散氏盘笔法临之，觉中岳风流去人未远。”李瑞清传世书迹中，北魏作品占有相当比重。他不仅以篆隶入碑，而且往往以一碑之长补一碑之不足，或并二碑之长使其相得益彰，或集众碑之美于一体，自成家法，变化纵横，姿态百出，美不胜收，使沉睡千年的碑石重现勃勃生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秋，日本书画会慕名邀请李瑞清将近作参展。他为该会书写了四幅不同面貌的魏体，轰动了日本朝野，报章杂志竞相刊载，誉为“中岳再世”、“中国书法家精擅北魏者，一千四百年来第一人耳”，为中国书坛赢得了很高的荣誉。他的好友、近代大书法家谭泽闿也在该作品影印本的题跋中作了极高的评价：“沉古拙厚，为二千年书家开一面目。”

　　20世纪初叶，李氏书派风靡书坛，然而李瑞清并未到此止步，而是精益求精、精进不懈。1914年，他得见西北出土的汉晋木简，深悟汉人用笔，终于以汉简笔法临写章草，取得了卓越成就。为了力矫偏碑弃帖的时弊，他接受著名学者沈曾植纳碑入帖的建议，闭门谢客，选临《淳化》、《秘阁》、《大观》、《绛州》等帖，自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顺流而下，直至元明赵孟頫、董其昌等一切行草书，无所不习。鉴于阁帖真伪杂陈，不足全法，李瑞清指出：“帖非宋拓初本，无从得其笔法，故不如碑之易得也，且帖皆宋元人手刻，参入后来笔法。……余每临帖，从碑笔求之，辄十得八九，若得拘守汇帖，无异向木佛求舍利子，必无之事，不可不知也。”

　　这一时期，李瑞清不仅操觚染翰，纳碑入帖，而且对帖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求。1914年上海震亚书局出版的《清道人临阁帖》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帖中，李瑞清遗貌取神，将各家各派一一副之以笔，并对阁帖源流作了科学的论述，以狂草的正体和变体进行了精确的论证，从而由实践到理论为帖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不少人原以为李瑞清只擅篆、隶、北碑，殊不知他于帖学亦有相当高的成就。李瑞清于行书中喜爱宋人黄庭坚，所作之书笔势开张，雄强古秀，兼有金石之气，而于苏（轼）、米（芾）、蔡（襄）各体，也都能得其神韵，潇洒流畅，别有风致。

　　3、书品、人品与学问

　　李瑞清特别强调书品与人品、学问之间的关系。他说：“学书先贵立品，右军（王羲之）人品高，故入神品。决非胸怀卑污而书能佳，此可断言者。”他还认为：“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下笔自雅。故自古以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贵矣。”这就是常说的学习书法的字外功夫，即人的学养（文化修养）。可见，学书与学问有关。书品、人品与学问三者应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正由于李瑞清之人品、学问高出一代，熔国学与艺术于一炉，方才成就了他书法作品所特有的书卷气。诚如他自己所言：

　　瑞清初学训诂，钻研六书，考览鼎彝，喜其瑰伟，遂习大篆，随笔诘屈，未能婉通。长学两汉碑碣，差解平直。年二十六始习今隶，博综六朝，既乏师承，但凭意拟，笔性沉坠，心与手忤，每临一碑，步趋恐失，桎梏于规矩，缚绁于氈墨，指抓摧折，忘其疲劳。岁在甲辰（1904），看云黄山，观澜沧海，忽有所悟，未能覃思锐精，以竟所学，每自叹也。而学士大夫，四方人士，昧其丑拙，竞相请乞……

　　李瑞清作书，真气弥满，气贯十指，笔力充沛。他的用笔全靠一股柔和之力牵掣而行，必使万毫齐力，而且转折处善用转锋，故其线条有血有肉，浑圆遒美，立体感强。他运笔甚涩，涩而不滞，自然流畅，寓直于曲，或如古松傲立，苍劲挺拔；或如波浪起伏，饶有韵致。书家胡思敬评李瑞清书帖曰：“今见此帖，秀者如妖韶美女，壮者如勇士横槊，锐不可当，乃知其于各书正变源流，无所不备。”可谓至言。

　　在晚清碑学崛起、帖学渐衰的变革时期，李瑞清异军突起，本着前期书法家追本溯源的经验，陶古铸今，承先启后，开一代书风。其功力之深，涉猎之广，创新之多、之精，世所罕见。他不仅创作了为数甚多、堪称典范的书法珍品，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继承和创新的理论，为书法改革和书艺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厥功甚伟。

　　从东南大学为纪念百年校庆，由李氏后人李定一先生所辑《李瑞清选临法帖》（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看，此帖实际上是李瑞清研究帖学的最重要成果。从东汉张芝至明末八大山人（朱耷），李瑞清选临了四十多个书法派别、五十多种法帖，每临一种均有简赅题评，明源流，辩正变，从中可以窥见李瑞清高深的学问与精湛的书法；而帖后所附时人吴昌硕、沈曾植、曾熙、胡思敬、陆恹等书法大家之跋，亦清楚不过地说明，李瑞清确是三千年中国书法史上熔铸古今、继往而来的一代伟人。

　　4、以书法笔墨作画

　　李瑞清亦诗亦书亦画，诗词书画全才，在绘画上也有较深的造诣。其画承家学，初学梅道人、黄山樵，后学倪云林，晚年师法龚半千、八大山人、大涤子（石涛）等人。他的国画技法造诣极深，善作山水、花卉、松石和佛像，常借篆书笔法入画。柳肇嘉《清道人传》云其“以篆作画，以画作篆，合书画一炉而治之”。他画人物用笔工细，画佛尤妙。他泼墨山水、命笔画松，均能取境高古，格调清新，丰神秀逸，别有意趣。

　　长于李瑞清二十余岁的近现代书画大师吴昌硕曾写过一首《清道人画松歌》：

　　涛声浩浩翻秋空，破壁飞动来真龙。云从龙兮龙化松，时云时雨青蒙蒙。画此者谁临川李，玉梅花庵清道士。三日无粮饿不死，枯禅直欲参一指。我识其画书之余，鹤铭夭矫龙门癯。笔力所到神吸嘘，有时幻出青芙蕖。卖字我亦笔尖秃，一日仅饱三餐粥。墨饮一升难鼓腹，犹自开口笑向天。羞为阮籍穷途哭，手疲作画输苍然。气象崛强撑南山，大夫之封乌可攀？参天黛色横斑斓。

　　从中可看出吴昌硕对他的画很是称赞，又知吴昌硕对他晚年的清贫生活很是了解。在“三日无粮饿不死”，“一日仅饱三餐粥”的情况下，却能“犹自开口笑向天”，盛赞李瑞清的人品及其安贫乐道的乐观精神。

　　李瑞清的山水画中经常画到深山之瀑布，恰似一泓清水下泻绝壁，静穆而有韵趣，在画派中别具风格。晚年偶画木石，遒劲超逸。谭延闿《题李道士画》一诗，对李瑞清所画山、水、石、松等自然景物的特点曾一一评点，诗云：“怪石突兀黄山峰，水村平远无舂容。洞庭归来山尽赭，偃蹇阅世留孤松。”今南京博物院藏有李瑞清的山水画《林峦耸秀图》，是他的绘画代表作之一。

　　新时期出版的《近现代名家书画品鉴》、《中国近现代绘画鉴赏图录》等都收有李瑞清的多幅绘画作品。反映20世纪中国画辉煌历史的“中国百年画展”及其画册，也有他的名画入选。

　　李瑞清不仅勤于书画创作，而且富收藏，精鉴赏。所作碑志、各种书品、画品为数甚多，大部分为藏家所得，一部分由书局影印出版，流传甚广。

　　二、诗词赋等文学创作及其局限

　　除书、画艺术外，李瑞清于诗、词、文、赋等文学形式，亦无一不工。国学大师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列他为“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并赞他：“玉梅庵、紫虚观，有时绝唱入云汉。”指出瑞清诗“五古最高，七言绝句有东川（李颀）龙际（王昌龄）格意，惜为书名所掩，人亦不能尽知也。”钱仲联先生《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列他为“地暴星丧门神鲍旭”，评“其诗学魏晋六朝，名作《弃妇篇》，为安维峻作也”。时人陈可毅有诗赞曰：“来往金陵又几时，久闻人说李梅痴。过江名士知多少，争诵临川古体诗。”

　　1、争诵临川古体诗

　　李瑞清的诗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多纪游传，间接抒发其忧国忧民的思想；后期多借题诗画倾诉自己悲哀的心情。

　　李瑞清所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终于没落而覆亡的时代。读他的纪游诗，可明显感受到一位深受封建伦理熏陶的士大夫面对风云变幻、飘摇不定的政局所流露出的一种无奈与忧伤。如《秋望二首》：“霜林谡谡变红黄，玳帽云天乱海桑。莫上高原望秋色，青山无处不斜阳。”“无赖残红照逝波，拳山勺水奈秋何。江亭游履垂垂尽，看晚霞边一雁过。”诗境凄凉哀怨，读后牵人一怀愁绪。李瑞清虽然依恋清王朝，但他对祖国还是无比挚爱的。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入侵中国时，李瑞清对那些抗日的爱国志士表示无限的敬佩。他强烈希望自己的民族能强大起来，中国与日本能友好相处，“唇齿原相依，同根莫相催”（《赠日本人某》），一腔爱国之情隐然于字里行间。

　　五言长篇叙事诗《弃妇行·为安侍御作》是李瑞清的名作，被收入国学大师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中。全诗共一百六十四句，八百二十言。主要表现“弃妇”对阿母的怀恋不舍之情。诗的最后写道：

　　大姑闻我去，向壁暗涕洟。诸孤闻我去，牵衣绕膝啼。诸娣闻我去，远送于郊畿。执手语诸娣，努力事庭帏。莫以废逐人，遂尔怀怨诽。当知妾罪深，非关母恩微。惨惨天地昏，栗栗寒霜凄。肠随车轨转，心共驰云飞。今日高堂上，明日沟水湄。不闻君语言，流水鸣湝湝。今日君之侧，明日天之涯。望君不可见，涕泣起徘徊。日月中天驰，荣华随时衰。可怜绝代姿，无命老君闺。欲乘飞羽翰，随风入君怀。草死当复生，君恩倘中回。

　　联系这首诗是诗人为中日甲午战争时因上疏弹劾李鸿章、李莲英而遭革职充军的御史安维峻所作，不难发现，此诗的真正寓意在于表现安维峻即使为清王朝所弃逐迫害仍一心忠于朝廷的心迹，寄托了李瑞清自己对清廷的依依难舍之情。

　　李瑞清此诗，系从龚自珍《己亥杂诗》中“弃妇丁宁嘱小姑，姑恩莫负百年劬。米盐种种家常话，泪湿红裙未绝裾”而来，是采用比兴手法，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史诗之作。中国的叙事诗不发达，少有的几首（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也无以继承，再加上受到儒家诗教的影响，大都以抒情言志为主，使叙事诗发展到中唐白居易后似无第二人，几乎成为绝响。这种局面直到清初的吴伟业（梅村）手里才有改观。李瑞清的这首长篇叙事诗，继承了白居易长庆体和吴伟业梅村体的笔法，又受到当时盛行的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的影响，因而在诗作中，能将自己的思想感情，通过艺术形象，准确而鲜明地表达出来，使读者受到很深的艺术感染。全诗平白如话而又切实感人，表现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技巧。

　　作为一名深受封建传统伦理观熏浸的文人，李瑞清在辛亥革命前准备“殉情”，辛亥革命后则灰心潦倒，着道士装，以“清之罪臣”自居。他对清王朝始终是眷恋的，其绝笔诗《题画松》云：“我闻所南翁，画兰不画土。哀哉孤臣心，脉脉向谁语？余亦寥落士，怀罪海滨处。写此老松枝，思之泪如雨。不能化龙飞，后凋何足数。”此时距清朝覆亡已九年，其故国旧君之感，可谓至死不忘，无怪乎清末代逊帝溥仪追谥他为“文洁”。

　　李瑞清既是画家，又是诗人，故题画诗尤多，大都古直苍凉，意境悠远。如：“荆棘参天大地芜，千红万紫总模糊。人间久己无春色，共写秋心入画图。”（《题九秋图》）“草色青青柳覆墙，玉骢嘶影立斜阳。蘅芜满地春风晚，珠箔红灯总断肠。寂寞青山常落晖，伤心今日时芳菲。高楼倚槛人何在？愁见年年柳絮飞。”（《题许幻园配宋梦仙夫人遗墨》）“水晶帘外海波寒，庭院沉沉夜欲阑。明月满天花满树，只今唯有梦中看。”（《为朱大题海天梦月图卷》）

　　松，苍劲挺拔、傲雪犹青，多用来象征高风亮节，寄以赞颂倾慕之情。李瑞清的《自题画松便面》却一反前人，独出新意，对作为“节操”象征的“松”提出令人深思的责问，给予一种悲恻的嘲讽。诗云：“孤根閟幽岩，坐观时运易。不能回岁寒，后凋复何益？”诗中所咏之“松”显然有他自己的影子。“孤根”、“后凋”多少遗留着他对未寒即凋的万木即百官的鄙夷和自身的孤独之感，“坐观时运易”恰是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态度和处境。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对他来说如同骤降的严冬。在这历史变革的冲击下，传统观念动摇了，曾被奉为立身圭臬的“节操”遭到了怀疑。这是自问，更是自嘲，或许还是对封建节操观的价值和意义的某种否定，包蕴着诗人特定的时代感受和文化内涵。诗贵有新意，而诗意之新在于能把深刻的含义浓缩在独特的形象中，并选择准确的语言符号构成意象。读此诗，或可使我们对古人所谓“锤炼”、“出新”有更进一层的领略。于此亦可窥见李瑞清在诗歌艺术上的可贵探索。

　　2、词赋的创作及特色

　　李瑞清也是近代著名词人，著有《蕊侬词钞》。钱仲联先生在《光宣词坛点将录中》点其为“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其词自然馨逸，蕴意邃远，耐人寻味。如《浣溪沙》：“两岸红楼万柳条，兴亡何处问前期。且贪明月趋今宵。花气侵筵催鲁酒，香风吹袂薄吴绡，夜乌啼断五更潮。”又如同调（夜宿永州城）：“珠漏频催旅舍清，淡云微雨满荒城，相思一夜枕边生。脉脉暗肌消瘦尽，恹恹斜卧数残更，教人愁思不分明。”均流露出衰飒凄凉的意绪和回天无力的悲怆。与其后期诗作一样，“寂寞空山悲故国”、“人间久已无春色”构成他这一类词的主基调。

　　柳肇嘉《清道人传》说李瑞清“少治公羊学，为文学司马迁、范蔚宗”，并云其“文第一，诗第二，题跋第三，论书第四”。据《清道人遗集》二卷、《佚稿》一卷、《捃遗》一卷统计，李瑞清一生共写有传三篇、书二十六篇、序十三篇、题跋八十一篇、赋七篇（其中《骚体赋》一篇）。散文中尤以赋最佳，如《梅花赋》、《日赋》、《秋月赋》等。

　　李瑞清以“梅庵”、“梅痴”自号，对梅独有钟情（其亡妻名梅仙，伉俪情深）。曾写过《白梅》、《春日元配余梅仙墓下作》、《邓尉看梅悼逝》、《题自画梅溪便面》等诗赞梅。李瑞清原来就喜欢梅花，由于爱妻梅仙的去世，更加钟情于梅花。在他的六篇赋中就有两篇是写梅的。《拟宋广平梅花赋》作于从黔还湘道中，“见梅花一株，孕根危岩，霜霰弥天，微花四秀，余慕其贞而怜其遇”（《拟宋广平梅花赋序》），因而赋之。其中写道：“若天孙之织云也，芳茵雪静，琼肌欲溶；若姑射仙子乘气驭龙，空山月暖，珠夜星繁；若清虚素娥，独立广寒，或坚固如宋瑞，或潇洒类孔明，或品若鹏举，或瑰伟似广平，因拟议而无穷。”全文从大处落墨，状物穷形尽相，借梅花的坚贞雅洁、秉德不移来寄寓自己的情志。《梅花赋》一文则充分发挥赋体摹物工细的艺术特长，抒写真景实感，辞采富赡，生动传神。

　　《秋月赋》是李瑞清平生得意之作，其问世犹如石破天惊，令天下人惊叹，相传“一时传诵，纸为之贵”。（蒋国榜《临川李文洁公传略》）纵观此赋，其题旨仍未脱抒写自己的孤忠竟节。兹节录一段：

　　望君王兮不见，叹白日兮忽瞑。夜漫漫其如岁，怀郁郁而无醒。悬明月以自照，听蟋蟀于翠屏。怅空兮尘积，瑶阶兮苔青。熄银钢于金屋，掩珠泪于椒庭。至如文姬适胡，明妃在羯，身留雁门，魂飞汉阙。惊沙入面，寒风切骨。胡马悲鸣，白杨衰飒。塞月无光，边声夜发，泪与笳坠，心随雁没。怨故乡兮万里，况凉秋兮九月。

　　全赋情调沉郁，大开大合，骋词驰势，家国身世之感，毫微毕现，自是天地间瑰伟文字，大有六朝江淹、鲍照之遗韵。

　　3、时代的局限与评价

　　诚然，李瑞清的文学创作，在思想内容上确不如与他同时代的以黄遵宪、梁启超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派作家，以柳亚子等人为旗帜的“南社诗人”。黄遵宪、柳亚子等人无疑代表了近代进步的文学潮流，但李瑞清诗文显示出来的精湛的国学功底和高超的艺术才能亦受到了同时代学者名流的称道。柳肇嘉《清道人传》认为瑞清“诗宗汉魏，古直苍凉似曹孟德，绝句凄婉动人”。陈三立《清道人遗集序》云：“道人既书法号近古，所为文章亦能务摹太史公书，发舒胸臆，有所刺讥狎侮，欲以寄奇宕恢诡之趣与之合。他诗词皆黜凡近，评跋金石书画尤精出。”

　　李瑞清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封建社会迅速解体并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岁月。从文学史上看，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近代进步文学已经不仅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且在思想内容（一定程度的反帝反封建倾向）以至文学形式（改革诗文、提倡白话、着重小说、输入话剧）方面，都为“五四”新文学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备。李瑞清的文学观与时代的要求相比显然是落伍了，但作为光（绪）宣（统）文坛上“汉魏六朝派”的重要一员，他在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光、宣文坛上除代表进步思潮的文学流派外，尚有上述汉魏六朝派和晚唐派、“同光体”等。由于自秦汉以来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独特地位，造成了坚持传统的文学流派在当时文坛的广泛影响，并形成光、宣时期文坛的丰富多彩局面。李瑞清显然属于其中的一位重要作家。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中认为：“清末的诗人们……他们大多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都是旧体制的保护者。但是这些人的大多数都认真考虑过如何对待清末民初这一文明和政治的危机，并把这种思考寄托于诗中。”

　　包括李瑞清在内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根据自己的性情与理想对传统文化进行有选择的继承，甚至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造成了20世纪初叶文坛的繁荣局面。我们今天的重要任务与义务，就是要对这一时期所忽略的作家、作品进行认真的、客观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准确的结论和公允的评价。只有如此，才能够还李瑞清及近代文学一个全面的、清晰的本来面貌。

　　三、师范教育、艺术教育的先驱者

　　在中国教育史上，李瑞清是有着开创师范教育、艺术教育和美育教育的重大贡献的。但由于李瑞清没有系统的教育专著和论文，他的教育思想、教育主张和教学经验，均散见于他的言论与实践中。这份珍贵的教育理论遗产，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挖掘和整理。

　　1、近代教育肇始时期的重要人物

　　1905年，李瑞清由庶吉士改官道员，分发江苏，从此开始了前后达六年之久的教育生涯。此年，清政府下诏废书院、兴学堂、罢私塾，设师范传习所。当时的江苏总督周馥委派李瑞清为该省传习所总办，众生为之相庆。早在同治四年（1865），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延请李瑞清的叔祖李联琇（世称小湖先生）主持钟山书院，其声名犹在。碰巧的是，四十年后李瑞清又来南京，故众生认为李瑞清是“吾钟山山长李老师后也，必有以苏我等矣”（蒋国榜《临川李文洁公传略》）。不久，李瑞清充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

　　创立于1902年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是我国的第一所师范大学，是后来的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即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该校初名三江优级师范学堂，规模宏大，集苏、皖、赣三省学者管教。李瑞清接任后领导全体师生，励精图治，埋头苦干，大兴土木，建筑校舍，广开科目，增加设备，改革专科体制，增强师资力量，从而使该校成为当时全国优级师范学堂的楷模，“清末实施新教育后规模最大、设计最新的一所师范学堂”。

　　李瑞清对教育的特点和重要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李瑞清办学有一个宗旨，他深感国家贫弱，认为欧、美、日诸国之所以强盛，就是由于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结果，因此，他希望通过办教育以振兴民族、拯救中国。他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同学录序》中，对中、西方教育的发展及特点作了较为全面而又扼要的比较，认为当时的西方教育比中国的传统教育有更多的先进性。而中国要富强，就应实施像西欧、美、日诸国类似的教育，以培养出新型人才。为此，他亲临日本考察，选聘知名专家学者积学之士来校任教，并将引进的先进教育方法与中国传统教育相结合，并付诸教育实践。

　　从日本回国后，李瑞清立即重整校风，严明条约，收效显著。学校设有分类科、选科、补习科，共十余个班级。又附设中小学堂，以作教育见习、学习的场所，学生多达千余人。当时中国延续千年的封建教育——科举制度已废除，师范教育概念刚刚形成，这一系列的改革显然“颇具时代意义”。由于他的积极经营，绩效优异，屡获朝廷的支持与褒奖。李瑞清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所树立的教育新风之功在当时以劳绩记名于清政府军机处。柳肇嘉《清道人传》云其“提倡科学、国学、美术，不遗余力……教育成绩评者，推为东南冠冕”。

　　作为一位教育家，李瑞清以“视教育若性命，学校若家庭，学生若子弟”为最高信条，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提倡科学、国学和艺术并重，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倡新学、引进西方先进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的开拓者。他要求入学的学生一进校门就开始逐步掌握外国语。他教导学生除阅读中国传统的学问经、史、子、集外，还应多浏览自然科学书籍。所以，从两江师范毕业出来的学生的学识也就有别于此前的封建学者，普遍眼界开阔而富于创新。

　　李瑞清器宇弘深，淡泊明志，节俭持躬，胸襟开朗，凡事必遍寻博访。面对李瑞清的诚挚之情，师生员工无事不与其谈。由于他以身作则，全校师生深受感召，淳朴习气蔚然成风。

　　李瑞清教书育人，重在人格感化。他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实用与动手能力，为此还设有木工场、金工场等供学生实习用。他主张减少上课时数，增加试验与实习课，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还规定，凡专攻博物学科者，必兼习农博科。学校购置农场，有田百数十亩，畜耕牛数十头，并设有养蚕室，以便学生实地操作试验之用。这也是李瑞清制定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校训的具体实施。九十多年前，他的这种教育思想与实践，不仅突破了《奏定学堂章程》，更显示了他的远大目光和大胆革新的魄力。

　　2、高校开设美术学科的创始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代书画艺术大家，他在两江师范学堂率先创设图画手工科，开我国高等师范学校设立艺术专科的先河，为我国培养了第一辈艺术教育师资，至今为人称道。

　　两江（三江）师范学堂开办之初，根据清政府有关章程，优级师范的分科并无图画手工科。李瑞清专门上奏朝廷学部，在学部规定的分科章程之外，特别设置图画手工科，并于1906-1907年分别招收了甲、乙两班三年半制的学生。所授课程，图画包括中西绘画及用器画、图案画，手工则包括各种工艺美术。他并亲自担任国画教师。由于李瑞清大力倡导美术教育和音乐教育，学生受其影响甚深。从这个专科毕业出来的学生遂成为我国第一批新型美术教育师资，他们分到全国各地，其作用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我国近现代著名书画家、美术教育家如李健（李瑞清胞侄）、吕凤子、汪采白、姜丹书、吴概亭、沈企侨、柳肇健，还有非图画手工科的凌直支等一大批名家都是李瑞清这一时期的得意门生。姜丹书后来和经亨颐在杭州创办浙江两级师范（现中国美术大学、原浙江美术学院的前身），培养了潘天寿、丰子恺、吴梦非、王隐秋等著名书画家。可见，李瑞清对我国近现代美术教育事业起到拓荒和奠基的作用，无疑是一位传薪度针的艺术教育先驱者。

　　李瑞清德高望重，蜚声学坛，又有着非常严谨的治学精神，因此他对学生要求也极严，善于发现人才，并孜孜不倦地培养人才。作为一校之长，李瑞清始终坚持亲自执教。一次李瑞清出测试题，题目出自《仪礼》。学生中的胡小石，因家里藏有一部清人张惠言的《仪礼图》，他小时候就看这书，这时便根据此书，有条有理地写了一篇文章呈上。当时新学已起，李瑞清发现年轻人中有一名年仅弱冠的学生能作有关《仪礼》的文章，乃大喜，遂特加青睐，并亲自授以传统的国学。由此可见，李瑞清对于不断输入的西方文化的精华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兼收并存的。这对于九十多年前的学者和教育家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也不无启迪性。

　　清朝末年，乾嘉诸老严谨的考据方法已从治经、治史、治诸子发展到考订金石文字方面，而李瑞清是其中最精深的学者之一。他在主持两江师范期间，就把治小学与今文公羊学的门径方法传授给学生。学生们从李瑞清那里学习鉴定古器文物和研究吉金文字等。在李瑞清的悉心培养下，早期的两江师范学堂，除了产生一批书画艺术家外，于古文字声韵训诂、经、史籍、诸子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之学，以至辞赋、诗歌、词曲、小说无所不通的学者也不乏其人。

　　1908年，李瑞清调任江宁提学使，但仍在两江优级师范兼课。他每天必到校与学生交谈，慰诲殷勤。辛亥革命时，革命军围困南京，清朝官吏闻风而逃，满城皆空，只有李瑞清一人坚持岗位，留在学校督促学生上课如常。辛亥革命后，李瑞清匿去姓名，隐居沪上，靠鬻书画自给。他的书法此时因纳碑于帖，独创了“颤笔”之法而技巧更精，声誉鹊起，故求者如市，连日本人也风闻渡海争相求购。

　　这一时期，仍然是作为教育家的李瑞清的一个重要阶段：当代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于1919年正式成为李瑞清的入室弟子；作为李派传人的金石书画家李健（与李瑞清时有“大小李”之称）的艺术成就，得益于李瑞清这一时期的悉心培养；经学治《公羊春秋》、史学治《史记》的胡小石，亦是在这一阶段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世人评说李瑞清诸多学生中有“三高足”：即李健、张大千和胡小石。孙中山先生的侍从秘书田桓，亦于此时慕名拜他为师。他对他的学生们说：“清政府腐败至此，其亡也当然。吾如女子嫁人，从一而终，岂反（返）民国欲做官者耶？汝等是国家培植的人，教育为国魂所寄，当忠于职守，以振兴新国，毋以我为样！”表达了忠诚于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

　　余论：应该正确评价李瑞清

　　由于李瑞清一生学术成就满天下，其好友和受业弟子如云，所以当他病逝时，数百名流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好友曾熙、弟子胡小石襄治其丧，胞侄李健、弟子张大千等护灵扶柩安葬。康有为、沈曾植、曾熙、章士钊、冯煦、陈三立、吴昌硕、王一亭、张其锽、蒋国榜等海内名士、生前好友及弟子近百人写了挽联，以纪念和彰显他的一生。如康有为挽联云：

　　记同松筠庵，公车上书，朝市忽移，节著遍江南，既循世，自无闷；

　　何堪春申江，岁时把酒，蕨薇采尽，书名满天下，已不朽，复何求？

　　弟子蒋国榜《临川李文洁公传略》对李瑞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界对他的尊崇作了较为精当的评述与记载：

　　公于书无所不通，喜以新意释《说文》，文学庄子、太史公，诗摹汉魏。金石考据，书画鉴别，莫不精至。书法本于钟鼎彝器……（绘画之）花卉，松石，意境犹有独至。……群以公遗爱在江宁，挽葬牛首。曾公（熙）严寒犯冰雪为公卜兆。既葬，复于牛首山雪梅岭罗汉泉旁筑梅花庵以祀公，其高谊不减戴南枝之葬徐俟斋也。

　　无疑，李瑞清在书法、绘画、文学及教育等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增添了耀眼的光辉。

　　对于这位在中国近代文艺史、教育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诗人、书法家、画家和教育家，我们所知甚少，研究还是非常肤浅的。原因有二：其一，从近代诗歌来说，我们过去所着力研究的，无非是以龚自珍——黄遵宪——柳亚子为代表的进步的诗歌潮流，而对于所谓“同光体”、“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等则斥之为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根本不予研究；其二，近代文学（包括艺术、教育）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是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但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文献工作相比，它仍然是个相当薄弱的环节，这无疑阻碍了整个近代文学（包括艺术、教育）的研究过程。李瑞清研究的资料缺乏，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关于李瑞清的研究，特别是他的诗歌创作和艺术、教育成就及理论的研究，国内还鲜有论述。本文是一篇试写稿，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李瑞清诗、书、画和教育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本文为2004年4月青岛大学“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12届年会暨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近代化学术研讨会”论文，刊《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