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离开托派
一、最后一次被捕
托陈派小组织在党外独立后，在陈独秀领导下主要从宣传和组织两方面开展活动。在宣传方面，他们把流散的托洛茨基写的文章一一收集翻译出版了两本《中国革命问题》；尹宽还起草了“宣传大纲”油印成一本小册子，作为托派小组讨论和对外宣传的材料。在组织方面，他们曾在党内大力发展成员，本以为会一呼百应，但结果却是美梦一场。
1932年10月，陈独秀再次被捕，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被捕，也是关押时间最长的一次（5年）。陈独秀此次被捕源于托派组织内部的矛盾。1931年5月23日，托派骨干分子马玉夫因没有当上中央委员而向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结果导致托派中央被破获，郑超麟、王文元等人被捕，陈独秀、彭述之因马玉夫不知地址而躲过一劫。托派组织因此趋于瘫痪。1932年5月，托派组织中央常委之一的濮德治的妻子无意中泄漏了陈独秀的行踪，于是陈独秀不幸被捕。
陈独秀被捕后，外界舆论普遍认为，陈独秀原来是中共的重要领导，并且在九一八事变后多次发表了反日反国民党的言论，因此，他是必死无疑的。于是，陈独秀的一些好友和社会名流纷纷开展营救活动。23日，上海学术界领袖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等人致电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要求从宽处置陈独秀。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组织大营救。面对社会各界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蒋介石被迫将陈独秀交付司法审判。1933年4月14，15，20日，江苏省高等法院所属江宁地方法院分三次审理了陈独秀等人的案件。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审判决陈独秀有期徒刑18年，撤销褫夺公权5年。
陈独秀被判刑后，拘押于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由于陈独秀身份特殊，加之又久患十二指肠溃疡和胃溃疡，因而得以一人住一间牢房。开始，狱吏不准陈独秀通信、读书、看报，不准亲属探监，后经陈独秀的斗争，监狱方面被迫作出让步，陈独秀得以在狱中读书、写作，这成了他狱中生活的主要内容。
陈独秀博学多艺，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都有精深造诣、独到见解，还通晓日语、英语、法语，懂得德语、拉丁语等多种外国语。但他从不恃才傲物，故步自封，他深深懂得天才在于勤奋、学无止境的道理。因此，在狱中，陈独秀紧紧围绕着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博览群书。
而此时的托派，由于骨干分子接二连三被捕，因此中央机构趋于瘫痪状态。1932年10月下旬，上海托派沪西、沪东、法南三区区委书记高恒、寒君、屠仰之举行紧急会议，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上海临时委员会，以刘伯庄为书记，领导托派工作。但由于矛盾不断，终于再度分裂，刘仁静、陈岱青退出上海临委，刘伯庄辞书记职，任曙继任。
二、与托派的矛盾
陈独秀虽然身处狱中，却不忍见托派组织如此混乱不堪，乃于1932年冬通过吴静如建立了与托派尤其是上海托派领导机关的联系，对托派活动进行指导。10月8日，陈独秀给托派临委写了《几个争论问题》的短文，就过去及现在争论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批评了刘仁静、彭述之观点，引发了托派内部再一次的纷争，其中主要是陈独秀与刘仁静、彭述之等人的争论。陈独秀与刘仁静、彭述之争论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形势的判断上，陈独秀认为现在还是革命的低潮时期，刘仁静则指斥陈独秀对形势的估计是动摇的。在国民会议问题上，陈独秀认为“国民会议是总摄一切民主运动的中心”的口号，是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国民会议应该与苏维埃统一起来。彭述之则把国民会议只看成是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是对立的。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刘仁静将经济复兴看成是革命的必要条件，而陈独秀认为，经济复兴并不是主要的，只要有无产阶级运动及其同盟军，就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关于福建事变的态度问题。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中的自由主义者有倾向革命的可能，可以和他们共同行动，以打击共同的敌人。而刘仁静和彭述之则反对共同行动。尽管三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针锋相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争夺对托派的控制权。一旦他们三人中的一人的观点能在残存的托派中占主导地位，就可以实现对托派思想组织上的控制，这就是三人争论的目的与实质。
三、被托派开除
中国托派长期的纷争，加剧了其本身固有的矛盾，终于演出了一幕开除陈独秀的闹剧。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阴谋上台。托洛茨基认为这是斯大林及共产国际在德国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因此，他开始筹建第四国际，与共产国际彻底决裂。托洛茨基指示各国托派组织不再用党内反对派名称，而要建立新党。为了便于托派国际领导中国托派的行动，托洛茨基派遣美国托派头子格拉斯（中文名字李福仁）来华。李福仁来华后，与刘仁静、陈其昌等人频繁接触。为了夺取对托派的领导权，以陈其昌为首的托派临委接受李福仁的建议，调遣将北方区委骨干分子史朝生、王文华等人充实上海临委。史朝生等人年纪轻，思想更左，在李福仁、刘仁静的支持下，史朝生等人向陈其昌、尹宽及其支持者陈独秀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为了缓和矛盾，而以抗日、反战为中心讨论托派目前的政治任务，陈独秀于1935年1月5日复函陈其昌、史朝生等人，认为他们的争论太琐碎，提议双方停止争论，立即召集代表大会来解决。但是，史朝生等人的根本目的是要排斥陈独秀，争夺对临委的控制，以便取而代之，因而对陈独秀的主张根本不买账，反而采取了更激进的行动。面对史朝生等人的分裂行为，陈独秀觉得事态严重，乃写信给陈其昌、史朝生、尹宽等人，呼吁一切问题须代表大会和国际来解决。但是，新托派中央对陈独秀等人的抗议、指责不予理睬，继续步步紧逼。1月25日，托派中央给陈独秀发出一封通牒式的长信，系统批判了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四大错误，并决定开除陈其昌与尹宽，要求陈独秀表态。陈独秀当然反对，于是托派中央又开除了陈独秀。不久后，史朝生、刘家良、李福仁、刘仁静等人于1935年春夏间被捕，他们所组成的托派中央名存实亡。
托陈派小组织在党外独立后，在陈独秀领导下主要从宣传和组织两方面开展活动。在宣传方面，他们把流散的托洛茨基写的文章一一收集翻译出版了两本《中国革命问题》；尹宽还起草了“宣传大纲”油印成一本小册子，作为托派小组讨论和对外宣传的材料。在组织方面，他们曾在党内大力发展成员，本以为会一呼百应，但结果却是美梦一场。
1932年10月，陈独秀再次被捕，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被捕，也是关押时间最长的一次（5年）。陈独秀此次被捕源于托派组织内部的矛盾。1931年5月23日，托派骨干分子马玉夫因没有当上中央委员而向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结果导致托派中央被破获，郑超麟、王文元等人被捕，陈独秀、彭述之因马玉夫不知地址而躲过一劫。托派组织因此趋于瘫痪。1932年5月，托派组织中央常委之一的濮德治的妻子无意中泄漏了陈独秀的行踪，于是陈独秀不幸被捕。
陈独秀被捕后，外界舆论普遍认为，陈独秀原来是中共的重要领导，并且在九一八事变后多次发表了反日反国民党的言论，因此，他是必死无疑的。于是，陈独秀的一些好友和社会名流纷纷开展营救活动。23日，上海学术界领袖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等人致电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要求从宽处置陈独秀。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组织大营救。面对社会各界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蒋介石被迫将陈独秀交付司法审判。1933年4月14，15，20日，江苏省高等法院所属江宁地方法院分三次审理了陈独秀等人的案件。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审判决陈独秀有期徒刑18年，撤销褫夺公权5年。
陈独秀被判刑后，拘押于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由于陈独秀身份特殊，加之又久患十二指肠溃疡和胃溃疡，因而得以一人住一间牢房。开始，狱吏不准陈独秀通信、读书、看报，不准亲属探监，后经陈独秀的斗争，监狱方面被迫作出让步，陈独秀得以在狱中读书、写作，这成了他狱中生活的主要内容。
陈独秀博学多艺，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都有精深造诣、独到见解，还通晓日语、英语、法语，懂得德语、拉丁语等多种外国语。但他从不恃才傲物，故步自封，他深深懂得天才在于勤奋、学无止境的道理。因此，在狱中，陈独秀紧紧围绕着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博览群书。
而此时的托派，由于骨干分子接二连三被捕，因此中央机构趋于瘫痪状态。1932年10月下旬，上海托派沪西、沪东、法南三区区委书记高恒、寒君、屠仰之举行紧急会议，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上海临时委员会，以刘伯庄为书记，领导托派工作。但由于矛盾不断，终于再度分裂，刘仁静、陈岱青退出上海临委，刘伯庄辞书记职，任曙继任。
二、与托派的矛盾
陈独秀虽然身处狱中，却不忍见托派组织如此混乱不堪，乃于1932年冬通过吴静如建立了与托派尤其是上海托派领导机关的联系，对托派活动进行指导。10月8日，陈独秀给托派临委写了《几个争论问题》的短文，就过去及现在争论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批评了刘仁静、彭述之观点，引发了托派内部再一次的纷争，其中主要是陈独秀与刘仁静、彭述之等人的争论。陈独秀与刘仁静、彭述之争论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形势的判断上，陈独秀认为现在还是革命的低潮时期，刘仁静则指斥陈独秀对形势的估计是动摇的。在国民会议问题上，陈独秀认为“国民会议是总摄一切民主运动的中心”的口号，是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国民会议应该与苏维埃统一起来。彭述之则把国民会议只看成是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是对立的。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刘仁静将经济复兴看成是革命的必要条件，而陈独秀认为，经济复兴并不是主要的，只要有无产阶级运动及其同盟军，就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关于福建事变的态度问题。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中的自由主义者有倾向革命的可能，可以和他们共同行动，以打击共同的敌人。而刘仁静和彭述之则反对共同行动。尽管三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针锋相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争夺对托派的控制权。一旦他们三人中的一人的观点能在残存的托派中占主导地位，就可以实现对托派思想组织上的控制，这就是三人争论的目的与实质。
三、被托派开除
中国托派长期的纷争，加剧了其本身固有的矛盾，终于演出了一幕开除陈独秀的闹剧。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阴谋上台。托洛茨基认为这是斯大林及共产国际在德国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因此，他开始筹建第四国际，与共产国际彻底决裂。托洛茨基指示各国托派组织不再用党内反对派名称，而要建立新党。为了便于托派国际领导中国托派的行动，托洛茨基派遣美国托派头子格拉斯（中文名字李福仁）来华。李福仁来华后，与刘仁静、陈其昌等人频繁接触。为了夺取对托派的领导权，以陈其昌为首的托派临委接受李福仁的建议，调遣将北方区委骨干分子史朝生、王文华等人充实上海临委。史朝生等人年纪轻，思想更左，在李福仁、刘仁静的支持下，史朝生等人向陈其昌、尹宽及其支持者陈独秀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为了缓和矛盾，而以抗日、反战为中心讨论托派目前的政治任务，陈独秀于1935年1月5日复函陈其昌、史朝生等人，认为他们的争论太琐碎，提议双方停止争论，立即召集代表大会来解决。但是，史朝生等人的根本目的是要排斥陈独秀，争夺对临委的控制，以便取而代之，因而对陈独秀的主张根本不买账，反而采取了更激进的行动。面对史朝生等人的分裂行为，陈独秀觉得事态严重，乃写信给陈其昌、史朝生、尹宽等人，呼吁一切问题须代表大会和国际来解决。但是，新托派中央对陈独秀等人的抗议、指责不予理睬，继续步步紧逼。1月25日，托派中央给陈独秀发出一封通牒式的长信，系统批判了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四大错误，并决定开除陈其昌与尹宽，要求陈独秀表态。陈独秀当然反对，于是托派中央又开除了陈独秀。不久后，史朝生、刘家良、李福仁、刘仁静等人于1935年春夏间被捕，他们所组成的托派中央名存实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