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脱离共产党
一、关于中东路事件的意见
正在陈独秀与党中央发生争论的时刻，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中东路始建于1897年，由中国清朝政府出股金500万两，沙俄政府修建经营。中东路于1901年竣工，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产物。十月革命后，苏联曾宣布放弃沙皇俄国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还明确表示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不要任何报酬。1924年5月中苏双方签订《中苏协定》，按照苏方旨意，该路暂由中苏共管。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出于内压共产党外亲帝国主义的需要，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件，并调东北军沿苏联国境布防，作出武装进攻苏联的姿态，并用武力接管了中东路，逮捕、驱逐苏方人员，致使苏联政府被迫于7月17日宣布对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政府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并保留1924年《中苏协定》中的一切权利。
共产国际作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这个涉及到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事件采取了简单化的策略，没有从国际国内形势和群众觉悟的实际情况出发，说明“中东路事件”的真相，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引导人民同国民党的亲帝反苏阴谋作斗争，而是在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文章，如《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李立三）、《反对国民党向苏联挑战》（恽代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要开始了》（罗绮园）、《中央通告第41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2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9号--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等。这些文件和文章提出了过“左”的宣传口号，如“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等。
此时的陈独秀正在向托派转变，他改变了对政治问题长期沉默的态度，在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表达了他对中东路问题的不同意见。他认为，在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他认为：“现在关于时局之当面的危机，无过于中东路问题，这一问题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之导火线。由这导火线而至爆发战争，也许是慢性的（因为中俄都不利于轻率开战，尤其是帝国主义间都还未曾充分准备好、现在谁都不敢断然取独占的形式，会需要经过一些曲线的斗争）。然除了恢复中东路原有的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的宣传方法，似乎不能像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即是说单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宣传，太说教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作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未曾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
从以上的言论可以看出，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中的方针有很大的分歧。陈独秀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一致性，是正确而可取的，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中共中央却认为，陈独秀与中央的分歧“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指责陈独秀提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是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
对于中央的指责，陈独秀于8月11日再次致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指出了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并反驳了中央对于他的指责，认为中央把“策略和原则混为一谈，这不是偶然的错误，乃是‘你们的原则’之错误。你们的原则，是原则和策略不分”，“这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凭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这样，陈独秀和中共中央之间就由对待中东路事件的策略问题上的分歧，迅速上升为原则路线上的争议。陈独秀最后要求中央把本信及他8月5日写给中央的长信，在《红旗》上公布。这使得双方的争论进一步激化。
二、成立托派组织
1929年9月，托派分子刘仁静等人回国，他们带来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以及托洛茨基给中国反对派写的《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的纲领草案》。陈独秀在郑超麟家见到了刘仁静，了解了刘仁静在归国途中绕道土耳其拜会托洛茨基的情况，看到了《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的纲领草案》，更加系统地了解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加快了其反对中央、分裂党的活动。1929年9月，陈独秀成立了中国第二个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由陈独秀、彭述之、尹宽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开始了分裂党的活动。他们一方面争取上海本地党员和来上海的外地党员，另一方面又将原来的陈独秀派和新成员编成小组，学习研究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
针对于托派组织的分裂活动，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对其提出了警告。早在陈独秀与托派开始接触之初，中共中央就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分析了托派组织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性，并号召全党与其坚决斗争。1929年12月，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本派的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81人声明）。意见书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要求恢复托洛茨基的党籍和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党内被开除同志的党籍，改组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领导，重新决定联共、国际及中共的路线等。
对此，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挽救制止陈独秀等人。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第44号通告，指出中央已发现反对派在党内党外有秘密组织及出版物；反对派凭借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反对党的正确路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10月6日，中共中央再次致函陈独秀，指出其在政治上已采取与党对立的错误路线，在组织上和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为此，中央给其以书面警告，要求他立刻停止其超越组织的活动，并限其在一周内作一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
三、开除党籍
但是，所有这些行动都没有能够改变陈独秀的托派活动，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0月10日和26日，陈独秀连写两篇致中共中央的信，继续指责党的正确路线，坚持自己的观点。针对陈独秀等人反党的小组织活动，中共中央于10月1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系统批判了陈独秀8月5日长信中的取消主义的根本错误。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
中共中央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后，陈独秀于1929年12月10日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对他在革命中的错误及中央开除他的理由进行辩解。
正在陈独秀与党中央发生争论的时刻，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中东路始建于1897年，由中国清朝政府出股金500万两，沙俄政府修建经营。中东路于1901年竣工，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产物。十月革命后，苏联曾宣布放弃沙皇俄国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还明确表示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不要任何报酬。1924年5月中苏双方签订《中苏协定》，按照苏方旨意，该路暂由中苏共管。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出于内压共产党外亲帝国主义的需要，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件，并调东北军沿苏联国境布防，作出武装进攻苏联的姿态，并用武力接管了中东路，逮捕、驱逐苏方人员，致使苏联政府被迫于7月17日宣布对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政府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并保留1924年《中苏协定》中的一切权利。
共产国际作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这个涉及到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事件采取了简单化的策略，没有从国际国内形势和群众觉悟的实际情况出发，说明“中东路事件”的真相，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引导人民同国民党的亲帝反苏阴谋作斗争，而是在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文章，如《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李立三）、《反对国民党向苏联挑战》（恽代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要开始了》（罗绮园）、《中央通告第41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2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9号--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等。这些文件和文章提出了过“左”的宣传口号，如“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等。
此时的陈独秀正在向托派转变，他改变了对政治问题长期沉默的态度，在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表达了他对中东路问题的不同意见。他认为，在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他认为：“现在关于时局之当面的危机，无过于中东路问题，这一问题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之导火线。由这导火线而至爆发战争，也许是慢性的（因为中俄都不利于轻率开战，尤其是帝国主义间都还未曾充分准备好、现在谁都不敢断然取独占的形式，会需要经过一些曲线的斗争）。然除了恢复中东路原有的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的宣传方法，似乎不能像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即是说单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宣传，太说教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作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未曾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
从以上的言论可以看出，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中的方针有很大的分歧。陈独秀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一致性，是正确而可取的，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中共中央却认为，陈独秀与中央的分歧“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指责陈独秀提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是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
对于中央的指责，陈独秀于8月11日再次致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指出了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并反驳了中央对于他的指责，认为中央把“策略和原则混为一谈，这不是偶然的错误，乃是‘你们的原则’之错误。你们的原则，是原则和策略不分”，“这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凭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这样，陈独秀和中共中央之间就由对待中东路事件的策略问题上的分歧，迅速上升为原则路线上的争议。陈独秀最后要求中央把本信及他8月5日写给中央的长信，在《红旗》上公布。这使得双方的争论进一步激化。
二、成立托派组织
1929年9月，托派分子刘仁静等人回国，他们带来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以及托洛茨基给中国反对派写的《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的纲领草案》。陈独秀在郑超麟家见到了刘仁静，了解了刘仁静在归国途中绕道土耳其拜会托洛茨基的情况，看到了《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的纲领草案》，更加系统地了解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加快了其反对中央、分裂党的活动。1929年9月，陈独秀成立了中国第二个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由陈独秀、彭述之、尹宽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开始了分裂党的活动。他们一方面争取上海本地党员和来上海的外地党员，另一方面又将原来的陈独秀派和新成员编成小组，学习研究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
针对于托派组织的分裂活动，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对其提出了警告。早在陈独秀与托派开始接触之初，中共中央就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分析了托派组织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性，并号召全党与其坚决斗争。1929年12月，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本派的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81人声明）。意见书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要求恢复托洛茨基的党籍和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党内被开除同志的党籍，改组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领导，重新决定联共、国际及中共的路线等。
对此，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挽救制止陈独秀等人。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第44号通告，指出中央已发现反对派在党内党外有秘密组织及出版物；反对派凭借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反对党的正确路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10月6日，中共中央再次致函陈独秀，指出其在政治上已采取与党对立的错误路线，在组织上和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为此，中央给其以书面警告，要求他立刻停止其超越组织的活动，并限其在一周内作一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
三、开除党籍
但是，所有这些行动都没有能够改变陈独秀的托派活动，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0月10日和26日，陈独秀连写两篇致中共中央的信，继续指责党的正确路线，坚持自己的观点。针对陈独秀等人反党的小组织活动，中共中央于10月1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系统批判了陈独秀8月5日长信中的取消主义的根本错误。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
中共中央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后，陈独秀于1929年12月10日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对他在革命中的错误及中央开除他的理由进行辩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