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五四运动总司令
一、两个和会都无用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既改变了世界，也影响了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的1917年11月7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爆发；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同盟国而告结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趁西方国家无暇东顾，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14年秋，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派兵占领中国山东，取代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接着，又以支持袁世凯做皇帝为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5年5月7日，袁世凯签字接受了“二十一条”，这一天被国人定为“国耻日”，国人的反帝情绪日益高涨。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段祺瑞把持北京政府，继续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并以参战之名向日本借款。十月革命以后又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依靠日本势力编练军队，扩充地盘，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1919年初，一战的胜利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代表提出了关于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在大战时夺取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等合理要求。然而，这些正义要求竟被美英等国操纵的会议无理拒绝。
1919年4月29日，经过三个多月的商议，巴黎和会竟决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非法取得的所有权益转让于日本。当消息传来的时候，全国上下一片愕然，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热血沸腾。
出于对巴黎和会的愤恨，陈独秀接连写了《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等三篇文章，连篇累牍地谴责帝国主义。他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一文中分析了山东问题失败的原因，指出：“山东问题，我们原来希望在欧洲和会要求由德国直接交还青岛、胶州湾和胶济路；现在所以要失败的缘故，一是受了英、法、意、日四国用强权拥护那伦敦密约的束缚，二是受了我们政府和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密约及胶济换文济顺、高徐合同的束缚。”并认为国民从山东问题上应该得出两种彻底的觉悟：一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是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认为“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家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并发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倡议。
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公共管理》和《两个和会都无用》等文章，进行政治鼓动。他指出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本质，认为“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那法、意、日三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因为不称他们侵略土地的野心，动辄还要大发脾气，退出和会。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陈独秀的文章深刻揭露了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统治中国人民的本质，他所提出的“直接解决”和“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张，在当时极具号召力，推动了学生运动的发展。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到天安门集会，并在旗帜上大书“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最后，愤怒的学生放火烧了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祥。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爱国运动迅速由北京波及到全国多个省的大小城市。继北京罢课后，天津、济南、长沙、上海、武汉、南京、苏州、杭州、开封、安庆等城市也举行了罢课示威活动。从6月5日起，上海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力军。运动也迅速扩展到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移到上海，五四运动发展成为由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
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北京政府最终罢免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也提交了辞呈。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二、第二次被捕入狱
在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中，陈独秀依托于1918年12月创办的《每周评论》从5月11日第21号起，一连五期都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来详细报道和评论五四运动的最新情况，其中第21、22、23号为山东问题特号，详细报道了学生示威游行的实况，深刻揭露了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残暴罪行，并及时总结运动中出现的情况，推动了学生运动的深入发展。
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指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篇富有哲理的檄文，在当时成了青年的座右铭，鼓舞着青年斗士们在与反动政府斗争中要有不怕坐牢杀头的大无畏气概，充分展示出陈独秀推崇科学与文明、献身于人类的广阔胸怀。
然而，陈独秀并非只发言论，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誓言。为了统一北京各界的爱国斗争目标，联合一致行动，陈独秀于6月9日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宣言全文如下：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
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人士谅解斯旨。（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北京市民宣言》要求取消对日两次密约和罢免六个卖国贼、刽子手的官职，反映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击中了军阀政府要员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等卖国贼的要害，指明了人民斗争的方向。
陈独秀拟完《北京市民宣言》，便和高一涵去了一个印刷所印刷。6月10日，陈独秀拿着刚刚印刷出来的《北京市民宣言》到中央公园等地去散发。反动军警根据中央公园的线索，撒开了一张抓捕陈独秀的大网。6月11日午饭后，陈独秀穿了一套白色西装，戴上礼帽，随身带了一筒传单出门，直奔新世界游艺场而去。新世界游艺场效仿的是上海大世界游艺场的式样，有四层楼，在三、四层楼上还在夏季辟有屋顶花园，以供人纳凉小聚。新世界是北京外右五区警察署侦察重点地区，每天都有数名侦缉人员、巡官、巡警在这里活动。然而陈独秀并不知道自己已是网中之鱼，正和高一涵两人在新世界的屋顶上向下撒传单，被警署暗探抓个正着。
三、各方营救
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等人紧急磋商营救办法，决定首先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散播出去，在社会上造成强大的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妄动。6月13日，北京《晨报》、《北京日报》率先发布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紧接着，上海的《民国日报》全文刊出《北京市民宣言》，并发表了《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之猖獗》时评。消息发布后，社会舆论哗然，各报竞相报道此一事件，各省各界也函电交驰，一致谴责军阀政府的腐败统治，高度评价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要求立即将其释放出狱。由于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北洋政府不敢轻举妄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更迫使军阀政府释放陈独秀。
9月上旬，急欲与西南和解的徐世昌政府派出和谈代表许世英到上海。针对沸沸扬扬的陈独秀案，孙中山对北洋政府拘捕陈独秀，引起社会普遍不满一事表达了意见。孙中山发话后，9月16日下午4时，警察厅同意安徽同乡会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保释其出狱。出狱前，警方当着保人的面，特意提醒陈独秀行动仍然得受限制，如果有什么重大行动必须得到政府批准。当天，北大同学会召开欢迎会，欢迎陈独秀出狱。
陈独秀出狱后，各地各界热烈欢迎，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纷纷发表陈独秀出狱的消息，北京大学和进步团体也通过各种形式举行欢迎庆祝活动。李大钊更是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发表了《欢迎独秀出狱》的白话诗：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然而，徐树铮之流并不会真正放过陈独秀，他的行动仍受限制与监视。便衣暗探，每天都在陈宅的周围出没，巡警每天也要来察看一下，并要陈独秀填写那“受豫戒令者月记表”。
陈独秀在98天的铁窗生活中，冷静地分析和研究了中国社会的现实与未来，开启了新的革命方向。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既改变了世界，也影响了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的1917年11月7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爆发；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同盟国而告结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趁西方国家无暇东顾，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14年秋，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派兵占领中国山东，取代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接着，又以支持袁世凯做皇帝为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5年5月7日，袁世凯签字接受了“二十一条”，这一天被国人定为“国耻日”，国人的反帝情绪日益高涨。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段祺瑞把持北京政府，继续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并以参战之名向日本借款。十月革命以后又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依靠日本势力编练军队，扩充地盘，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1919年初，一战的胜利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代表提出了关于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在大战时夺取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等合理要求。然而，这些正义要求竟被美英等国操纵的会议无理拒绝。
1919年4月29日，经过三个多月的商议，巴黎和会竟决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非法取得的所有权益转让于日本。当消息传来的时候，全国上下一片愕然，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热血沸腾。
出于对巴黎和会的愤恨，陈独秀接连写了《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等三篇文章，连篇累牍地谴责帝国主义。他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一文中分析了山东问题失败的原因，指出：“山东问题，我们原来希望在欧洲和会要求由德国直接交还青岛、胶州湾和胶济路；现在所以要失败的缘故，一是受了英、法、意、日四国用强权拥护那伦敦密约的束缚，二是受了我们政府和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密约及胶济换文济顺、高徐合同的束缚。”并认为国民从山东问题上应该得出两种彻底的觉悟：一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是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认为“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家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并发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倡议。
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公共管理》和《两个和会都无用》等文章，进行政治鼓动。他指出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本质，认为“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那法、意、日三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因为不称他们侵略土地的野心，动辄还要大发脾气，退出和会。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陈独秀的文章深刻揭露了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统治中国人民的本质，他所提出的“直接解决”和“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张，在当时极具号召力，推动了学生运动的发展。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到天安门集会，并在旗帜上大书“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最后，愤怒的学生放火烧了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祥。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爱国运动迅速由北京波及到全国多个省的大小城市。继北京罢课后，天津、济南、长沙、上海、武汉、南京、苏州、杭州、开封、安庆等城市也举行了罢课示威活动。从6月5日起，上海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力军。运动也迅速扩展到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移到上海，五四运动发展成为由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
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北京政府最终罢免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也提交了辞呈。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二、第二次被捕入狱
在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中，陈独秀依托于1918年12月创办的《每周评论》从5月11日第21号起，一连五期都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来详细报道和评论五四运动的最新情况，其中第21、22、23号为山东问题特号，详细报道了学生示威游行的实况，深刻揭露了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残暴罪行，并及时总结运动中出现的情况，推动了学生运动的深入发展。
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指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篇富有哲理的檄文，在当时成了青年的座右铭，鼓舞着青年斗士们在与反动政府斗争中要有不怕坐牢杀头的大无畏气概，充分展示出陈独秀推崇科学与文明、献身于人类的广阔胸怀。
然而，陈独秀并非只发言论，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誓言。为了统一北京各界的爱国斗争目标，联合一致行动，陈独秀于6月9日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宣言全文如下：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
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人士谅解斯旨。（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北京市民宣言》要求取消对日两次密约和罢免六个卖国贼、刽子手的官职，反映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击中了军阀政府要员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等卖国贼的要害，指明了人民斗争的方向。
陈独秀拟完《北京市民宣言》，便和高一涵去了一个印刷所印刷。6月10日，陈独秀拿着刚刚印刷出来的《北京市民宣言》到中央公园等地去散发。反动军警根据中央公园的线索，撒开了一张抓捕陈独秀的大网。6月11日午饭后，陈独秀穿了一套白色西装，戴上礼帽，随身带了一筒传单出门，直奔新世界游艺场而去。新世界游艺场效仿的是上海大世界游艺场的式样，有四层楼，在三、四层楼上还在夏季辟有屋顶花园，以供人纳凉小聚。新世界是北京外右五区警察署侦察重点地区，每天都有数名侦缉人员、巡官、巡警在这里活动。然而陈独秀并不知道自己已是网中之鱼，正和高一涵两人在新世界的屋顶上向下撒传单，被警署暗探抓个正着。
三、各方营救
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等人紧急磋商营救办法，决定首先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散播出去，在社会上造成强大的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妄动。6月13日，北京《晨报》、《北京日报》率先发布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紧接着，上海的《民国日报》全文刊出《北京市民宣言》，并发表了《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之猖獗》时评。消息发布后，社会舆论哗然，各报竞相报道此一事件，各省各界也函电交驰，一致谴责军阀政府的腐败统治，高度评价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要求立即将其释放出狱。由于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北洋政府不敢轻举妄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更迫使军阀政府释放陈独秀。
9月上旬，急欲与西南和解的徐世昌政府派出和谈代表许世英到上海。针对沸沸扬扬的陈独秀案，孙中山对北洋政府拘捕陈独秀，引起社会普遍不满一事表达了意见。孙中山发话后，9月16日下午4时，警察厅同意安徽同乡会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保释其出狱。出狱前，警方当着保人的面，特意提醒陈独秀行动仍然得受限制，如果有什么重大行动必须得到政府批准。当天，北大同学会召开欢迎会，欢迎陈独秀出狱。
陈独秀出狱后，各地各界热烈欢迎，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纷纷发表陈独秀出狱的消息，北京大学和进步团体也通过各种形式举行欢迎庆祝活动。李大钊更是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发表了《欢迎独秀出狱》的白话诗：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然而，徐树铮之流并不会真正放过陈独秀，他的行动仍受限制与监视。便衣暗探，每天都在陈宅的周围出没，巡警每天也要来察看一下，并要陈独秀填写那“受豫戒令者月记表”。
陈独秀在98天的铁窗生活中，冷静地分析和研究了中国社会的现实与未来，开启了新的革命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