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举起文学革命之旗
一、输入欧美文学
开始于“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同时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以《新青年》为阵地，不仅全力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更从内容到形式都对封建文学营垒展开了进攻。中国古典文学硕果累累，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成分之一。然而，在封建社会的漫漫黑夜中，诗、古文、辞赋被封建文人视为文学的正宗，而戏曲、小说、俚歌等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则被斥为旁门左道，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封建文学的主要形式是八股文，是15世纪至18世纪科举考试的唯一文体。八股文的文体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严格而固定的格式，不能随便改动。通过这些形式主义的陈词滥调，封建统治阶级将封建旧文学，灌输到人们的思想中，并阻碍着新思想的传播，因此，反对封建主义，就必须反对旧文学。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正是看清了这一深刻的社会意义，才毅然发起了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第一步是从输入、介绍欧美文学名著开始的。从创刊起，《青年杂志》就开始陆续地翻译刊载欧美著名小说，如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意中人》、易卜生的剧作，等等。其目的就是通过译载这些欧美小说，介绍西方文化思想。
《青年杂志》对于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引起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注意，其中远在大洋彼岸美国的胡适，坦率地批评了《青年杂志》所载薛琪瑛译英国作家王尔德《意中人》，指出“以适观之，即译此书者尚未能领会是书佳处，况其他乎！而遽译，岂非冤枉王尔德。”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2号发表胡适给陈独秀的信。胡适在信中认为，文学堕落的原因，在于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因此，必须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对于如何革命，胡适指出：“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痛之呻吟；七曰不募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这就是胡适提出的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革命的八条纲领。陈独秀对胡适所提八条评价甚高，并且向海内外主张改革中国文学的人发出倡议，要他们发表宏议，共同讨论文学改革。
二、发动文学革命
但是，由于胡适顾忌到保守分子的反对，因而用词和行文都比较温和谦虚，这显然难以进行战斗动员。有鉴于此，陈独秀于1917年2月1日发表了著名的《文学革命论》，突破了胡适那种就事论事、温文尔雅的学术讨论的调子，将社会革命和国民精神作为改造的重点，发出了激昂慷慨的文学革命的动员令。陈独秀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他认为中国文学的各派都需要革命，因为“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弊：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地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文学之文，既不足观，应用之文，益复怪诞；碑铭墓志，极量称扬，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穷乡僻壤极小之豆腐店，其春联恒作‘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此等国民应用之文学之丑陋，皆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阶之厉耳”。
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向，陈独秀同样以欧洲文明为参照系，提出要促进中国文学迅速从古典主义向现代化转型。他在《文学革命论》中首尾呼应地指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日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而对于中国文学的形式，陈独秀着力提倡白话文。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主要的文学形式是文言文，其弊端是言文背道而驰，呆板僵化，严重束缚了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因此，在确定了文学革命的方向后，废弃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就成为文学革命的一大重点任务。为了推动白话文的应用，《新青年》杂志从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起就采用白话体形式，并从第4卷第2号起陆续刊登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写的白话诗来开创白话写作的文风。
陈独秀所掀起的文学革命浪潮，既注重内容的改革，也注重形式上的改革，是内容和形式上的统一，为新文学运动指明了方向，引起了中国文坛从思想到内容到形式的巨大变革，是现代新文学发展的最初探索。
三、回击守旧派的进攻
由于陈独秀积极发动文学革命，1917年1月他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这为陈独秀开展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相当有利的社会条件。陈独秀到北大任教后，因忙于文科学制改革，所以想把《新青年》办成同人刊物。于是，在1918年初，陈独秀召集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同人开会，商定《新青年》实行轮流编辑，集体讨论制度。3月，《新青年》改为北大文科的刊物。
《新青年》集聚着一批文化精英，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给北大带来一股自由、清新的风。由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新青年》的影响迅速扩大。
但是，这也引起了守旧势力的代表、古文家林纾的不满。林纾是近代文学家、翻译家，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他非常崇尚程朱理学，反对新文化运动废三纲、罢古文的行为。1917年2月林纾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认为提倡白话文会导致“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至于为什么应该保留古文，林纾却回答不出来。1919年2月，林纾又在《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以小说中的人物田必美影射陈独秀，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以狄莫影射胡适。从三人的嬉笑怒骂中影射新文化运动，反映了封建卫道士们痛恨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情况。1919年4月，林纾又在《文艺丛报》创刊号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进一步批评白话文，倡导古文，认为“至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其但始行白话报。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已而予匆匆入都，此报遂停。沪上亦闻有为白话为诗，难者从未闻尽弃古文行以白话者。”
为了给社会上反对《新青年》的势力以反击，陈独秀于1919年初写了《＜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对社会上种种非难之声做了回应，他在文中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通过对守旧派的回击，陈独秀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日益在青年学子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开始于“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同时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以《新青年》为阵地，不仅全力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更从内容到形式都对封建文学营垒展开了进攻。中国古典文学硕果累累，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成分之一。然而，在封建社会的漫漫黑夜中，诗、古文、辞赋被封建文人视为文学的正宗，而戏曲、小说、俚歌等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则被斥为旁门左道，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封建文学的主要形式是八股文，是15世纪至18世纪科举考试的唯一文体。八股文的文体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严格而固定的格式，不能随便改动。通过这些形式主义的陈词滥调，封建统治阶级将封建旧文学，灌输到人们的思想中，并阻碍着新思想的传播，因此，反对封建主义，就必须反对旧文学。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正是看清了这一深刻的社会意义，才毅然发起了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第一步是从输入、介绍欧美文学名著开始的。从创刊起，《青年杂志》就开始陆续地翻译刊载欧美著名小说，如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意中人》、易卜生的剧作，等等。其目的就是通过译载这些欧美小说，介绍西方文化思想。
《青年杂志》对于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引起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注意，其中远在大洋彼岸美国的胡适，坦率地批评了《青年杂志》所载薛琪瑛译英国作家王尔德《意中人》，指出“以适观之，即译此书者尚未能领会是书佳处，况其他乎！而遽译，岂非冤枉王尔德。”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2号发表胡适给陈独秀的信。胡适在信中认为，文学堕落的原因，在于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因此，必须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对于如何革命，胡适指出：“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痛之呻吟；七曰不募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这就是胡适提出的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革命的八条纲领。陈独秀对胡适所提八条评价甚高，并且向海内外主张改革中国文学的人发出倡议，要他们发表宏议，共同讨论文学改革。
二、发动文学革命
但是，由于胡适顾忌到保守分子的反对，因而用词和行文都比较温和谦虚，这显然难以进行战斗动员。有鉴于此，陈独秀于1917年2月1日发表了著名的《文学革命论》，突破了胡适那种就事论事、温文尔雅的学术讨论的调子，将社会革命和国民精神作为改造的重点，发出了激昂慷慨的文学革命的动员令。陈独秀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他认为中国文学的各派都需要革命，因为“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弊：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地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文学之文，既不足观，应用之文，益复怪诞；碑铭墓志，极量称扬，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穷乡僻壤极小之豆腐店，其春联恒作‘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此等国民应用之文学之丑陋，皆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阶之厉耳”。
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向，陈独秀同样以欧洲文明为参照系，提出要促进中国文学迅速从古典主义向现代化转型。他在《文学革命论》中首尾呼应地指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日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而对于中国文学的形式，陈独秀着力提倡白话文。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主要的文学形式是文言文，其弊端是言文背道而驰，呆板僵化，严重束缚了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因此，在确定了文学革命的方向后，废弃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就成为文学革命的一大重点任务。为了推动白话文的应用，《新青年》杂志从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起就采用白话体形式，并从第4卷第2号起陆续刊登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写的白话诗来开创白话写作的文风。
陈独秀所掀起的文学革命浪潮，既注重内容的改革，也注重形式上的改革，是内容和形式上的统一，为新文学运动指明了方向，引起了中国文坛从思想到内容到形式的巨大变革，是现代新文学发展的最初探索。
三、回击守旧派的进攻
由于陈独秀积极发动文学革命，1917年1月他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这为陈独秀开展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相当有利的社会条件。陈独秀到北大任教后，因忙于文科学制改革，所以想把《新青年》办成同人刊物。于是，在1918年初，陈独秀召集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同人开会，商定《新青年》实行轮流编辑，集体讨论制度。3月，《新青年》改为北大文科的刊物。
《新青年》集聚着一批文化精英，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给北大带来一股自由、清新的风。由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新青年》的影响迅速扩大。
但是，这也引起了守旧势力的代表、古文家林纾的不满。林纾是近代文学家、翻译家，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他非常崇尚程朱理学，反对新文化运动废三纲、罢古文的行为。1917年2月林纾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认为提倡白话文会导致“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至于为什么应该保留古文，林纾却回答不出来。1919年2月，林纾又在《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以小说中的人物田必美影射陈独秀，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以狄莫影射胡适。从三人的嬉笑怒骂中影射新文化运动，反映了封建卫道士们痛恨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情况。1919年4月，林纾又在《文艺丛报》创刊号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进一步批评白话文，倡导古文，认为“至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其但始行白话报。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已而予匆匆入都，此报遂停。沪上亦闻有为白话为诗，难者从未闻尽弃古文行以白话者。”
为了给社会上反对《新青年》的势力以反击，陈独秀于1919年初写了《＜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对社会上种种非难之声做了回应，他在文中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通过对守旧派的回击，陈独秀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日益在青年学子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