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边帅权重
唐初为防兵权旁落，边帅多用忠厚之巨，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绩卓著者，常入朝为相。玄宗时欲征服四夷，在边将任用上，逐浙改变旧规，致使节度使权力膨胀，理下了祸根。
封建社会的军事领导体制，是以国家元首为最高统帅，即兵权集中于皇帝（国君）之手。历代王朝的历史证明，军队领导体制健全，兵权确实集中于中央，国家的统治秩序就比较稳固，不会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从而也就有力量抗御并反击外敌的侵扰。
唐朝初年，兵权归皇帝（高祖）直接掌握，兵部为中央军事事务机构。出征作战多以太子建成、秦王世民、齐王元吉为统帅。其中尤以秦王为突出。府兵制度兴盛时期，凡征发10人以上。由皇帝下敦令。通过兵部传达执行。并向地方州刺史和军府长官同时下木契、鱼符，经二者会同勘合之后才可发兵。兵部尚书和中央十二卫及太子六卫率，均无权自行征调府兵。遇有战事，奉救征调的府兵可直接编人野战军，由朝廷另行任命将领统率出征。克捷之后，将归于朝，兵散于府。是故将帅无久握兵权之重。同时也有效地防止了军将专兵和地方割据。
唐初边防军的镇将、戍主，职掌捍卫守御。凡边防诸军镇，每500人置押官一人；1000人置子总管一人；500（人置总管一人。凡诸军镇使、副使以上，皆四年一替换；总管以下，二年一替换。武德初，缘边和冲要之地置总管统辖军队武德七年（624），改总管为都督，总十州者为大都督。贞观二年（628），去大字，凡都督府有刺史以下如故，然大都督又兼刺史，而不检校州事。都督掌所管都督诸州城陛、兵马、甲仗、食粮、镇戍等。凡亲王为都督者，多是遥领，而以都督府长史总理其事，又于边州别置经略使，沃衍有屯田之州，则置营田使。
唐朝开国以来，边防将领和临时性行军大总管，都是任用忠厚而有名望之臣，且任期较短。不用中央王公重臣遥领边帅之职，边帅也不能同时兼任数镇，功勋显著者，往往人朝担任宰相。如太宗朝的名将李靖、李勋；高宗朝的刘仁轨、娄师德；玄宗即位后，有薛访、郭元振、张嘉贞、王唆、张说、杜遥、萧、李适之等人。而对于蕃族将领，即使富有才智谋略如阿史那社尔、契芯何力等名将，并不让其担任主帅，都由中央汉族大臣作为统帅来节制他们开元年以后，玄宗皇帝好大喜功，怀有效法太宗，征服四夷的雄心。于是，在边帅的任命使用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边帅长任十余年也不调换，形成专兵之势。如朔方节度使王唆居镇10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居镇8年，幽州节度使张守硅居镇8年，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14年。二是边帅一人兼统数镇，兵权趋于集中。如盖嘉运兼河西、陇右两镇，统兵14.8万人；牛仙客兼朔方、河东两镇，统兵11.9万余人；王忠嗣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统兵26.7万余人；安禄山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统兵18.3万余人。三是重用蕃族将领。史称李林甫担任宰相后，贪权擅政，为了杜绝边帅人朝任相之路，看中蕃将不通文墨的缺陷，极力主张予以重用，他奏玄宗说：“文臣为将，不习战阵，怯于面对乱箭飞石，不如起用出身寒微的胡人。胡人自小骑马射猎，精悍善战，勇于立功，出身寒微则孤单无朋党。陛下只要推诚相待，以恩德笼络其心，他们肯定会为朝廷效命尽忠的。”玄宗采纳了这一奏议。天宝六载（747）时，诸道节度使中安禄山（康国人）、安思顺（安国人）、高仙芝（高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都是蕃将。四是重奖厚赏，-于边帅更大的权威，助长了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力。开元二十三年（735），幽州节度使张守硅大破奚、契丹，献捷于东都洛阳，玄宗廷拜守硅为辅国大将军（武散官正二品）、右羽林大将军（正三品）、兼御史大夫（从三品），并诏令在幽州为其立碑纪功。天宝九载（750），赐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从一品）。十二载（753），赐封哥舒翰为西平郡王。
节度使（边帅）初设，总揽辖区内的军旅事务，专掌征讨诛杀大权，而不过问地方行政事务。为了统筹解决军需供应，边帅“皆兼支度、营田使，开元九年（721）十一月较，其河东、河北不须别置，并令节度使兼充”。节度使授职时，中央赐给双放（五色羽毛旗）双节（符节）。出行之日，竖起符节和六面大旗，由中官主持举行祭祀路神的仪式相送，每行至一处异站，即派信使上奏中央。进人本辖区境内，地方州县为其搭建节楼，鼓乐相迎。节度使衙仗居前，放旗居中，大将振响坐骑笼头上装饰的美玉，随行鼓乐居后。州县官员携带各自印凭，迎候于道旁。真可谓仪仗显赫，威扬一方唐玄宗贪求边功，优容边将，其发展趋势自然是节度使的职权逐渐扩大，并超乎于军权之外。开元二十年（732），以幽州节度使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增领卫、相、沼、贝等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二十二年（734），以朔方节度使兼关内道采访处置使，增领径、原等十二州。
玄宗朝后期，边将可在辖区内自行招募士兵。其家口愿随军者，给以田地房宅，遂使边将有把柄来挟持控制士兵。唐初以来朝廷为防军权旁落而刻意造成的“兵不识将，将不专兵”的局面不复存在，导致国家边防军朝着私人武装转化。此外，节度使还有权自行辟署幕僚，这为个别野心家培植私人势力打开了绿灯。
天宝十载（751），宦官首领高力士奏言：“臣近来在侧门外见诸道来京奏事的使者说，官军在云南多次战败，陛下如何防御还有北方边将拥兵太重，陛下如何控制？臣担心对优患长期不加防备，最终会滋生祸端，到那时再去禁止，不是很难了吗？”
中唐人杜佑议论说：“开元二十年（732）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宠锡云极，骄矜遂增。哥舒翰统西方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践更之与俱授官名；郡县之积，罄为禄秩。于是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睡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凯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伴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厂。杜佑所说”二统“，指哥舒翰统辖的”西方二师“—陇右、河西两镇，总兵力为14.8万人，战马3万匹；安禄山统辖的”东北三师“—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共计兵力为18.35万人，战马2.6万匹。”二统“合计统辖兵力达33.15万人，战马5.6万匹，分别占边疆地区十镇兵马的67%和70%。而且，在地理形势上，陇右道及河东道与关内道邻接，成东西相夹态势。难怪对主子玄宗怀忠不贰的”老奴高力士要忧心忡忡了。
封建社会的军事领导体制，是以国家元首为最高统帅，即兵权集中于皇帝（国君）之手。历代王朝的历史证明，军队领导体制健全，兵权确实集中于中央，国家的统治秩序就比较稳固，不会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从而也就有力量抗御并反击外敌的侵扰。
唐朝初年，兵权归皇帝（高祖）直接掌握，兵部为中央军事事务机构。出征作战多以太子建成、秦王世民、齐王元吉为统帅。其中尤以秦王为突出。府兵制度兴盛时期，凡征发10人以上。由皇帝下敦令。通过兵部传达执行。并向地方州刺史和军府长官同时下木契、鱼符，经二者会同勘合之后才可发兵。兵部尚书和中央十二卫及太子六卫率，均无权自行征调府兵。遇有战事，奉救征调的府兵可直接编人野战军，由朝廷另行任命将领统率出征。克捷之后，将归于朝，兵散于府。是故将帅无久握兵权之重。同时也有效地防止了军将专兵和地方割据。
唐初边防军的镇将、戍主，职掌捍卫守御。凡边防诸军镇，每500人置押官一人；1000人置子总管一人；500（人置总管一人。凡诸军镇使、副使以上，皆四年一替换；总管以下，二年一替换。武德初，缘边和冲要之地置总管统辖军队武德七年（624），改总管为都督，总十州者为大都督。贞观二年（628），去大字，凡都督府有刺史以下如故，然大都督又兼刺史，而不检校州事。都督掌所管都督诸州城陛、兵马、甲仗、食粮、镇戍等。凡亲王为都督者，多是遥领，而以都督府长史总理其事，又于边州别置经略使，沃衍有屯田之州，则置营田使。
唐朝开国以来，边防将领和临时性行军大总管，都是任用忠厚而有名望之臣，且任期较短。不用中央王公重臣遥领边帅之职，边帅也不能同时兼任数镇，功勋显著者，往往人朝担任宰相。如太宗朝的名将李靖、李勋；高宗朝的刘仁轨、娄师德；玄宗即位后，有薛访、郭元振、张嘉贞、王唆、张说、杜遥、萧、李适之等人。而对于蕃族将领，即使富有才智谋略如阿史那社尔、契芯何力等名将，并不让其担任主帅，都由中央汉族大臣作为统帅来节制他们开元年以后，玄宗皇帝好大喜功，怀有效法太宗，征服四夷的雄心。于是，在边帅的任命使用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边帅长任十余年也不调换，形成专兵之势。如朔方节度使王唆居镇10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居镇8年，幽州节度使张守硅居镇8年，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14年。二是边帅一人兼统数镇，兵权趋于集中。如盖嘉运兼河西、陇右两镇，统兵14.8万人；牛仙客兼朔方、河东两镇，统兵11.9万余人；王忠嗣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统兵26.7万余人；安禄山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统兵18.3万余人。三是重用蕃族将领。史称李林甫担任宰相后，贪权擅政，为了杜绝边帅人朝任相之路，看中蕃将不通文墨的缺陷，极力主张予以重用，他奏玄宗说：“文臣为将，不习战阵，怯于面对乱箭飞石，不如起用出身寒微的胡人。胡人自小骑马射猎，精悍善战，勇于立功，出身寒微则孤单无朋党。陛下只要推诚相待，以恩德笼络其心，他们肯定会为朝廷效命尽忠的。”玄宗采纳了这一奏议。天宝六载（747）时，诸道节度使中安禄山（康国人）、安思顺（安国人）、高仙芝（高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都是蕃将。四是重奖厚赏，-于边帅更大的权威，助长了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力。开元二十三年（735），幽州节度使张守硅大破奚、契丹，献捷于东都洛阳，玄宗廷拜守硅为辅国大将军（武散官正二品）、右羽林大将军（正三品）、兼御史大夫（从三品），并诏令在幽州为其立碑纪功。天宝九载（750），赐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从一品）。十二载（753），赐封哥舒翰为西平郡王。
节度使（边帅）初设，总揽辖区内的军旅事务，专掌征讨诛杀大权，而不过问地方行政事务。为了统筹解决军需供应，边帅“皆兼支度、营田使，开元九年（721）十一月较，其河东、河北不须别置，并令节度使兼充”。节度使授职时，中央赐给双放（五色羽毛旗）双节（符节）。出行之日，竖起符节和六面大旗，由中官主持举行祭祀路神的仪式相送，每行至一处异站，即派信使上奏中央。进人本辖区境内，地方州县为其搭建节楼，鼓乐相迎。节度使衙仗居前，放旗居中，大将振响坐骑笼头上装饰的美玉，随行鼓乐居后。州县官员携带各自印凭，迎候于道旁。真可谓仪仗显赫，威扬一方唐玄宗贪求边功，优容边将，其发展趋势自然是节度使的职权逐渐扩大，并超乎于军权之外。开元二十年（732），以幽州节度使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增领卫、相、沼、贝等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二十二年（734），以朔方节度使兼关内道采访处置使，增领径、原等十二州。
玄宗朝后期，边将可在辖区内自行招募士兵。其家口愿随军者，给以田地房宅，遂使边将有把柄来挟持控制士兵。唐初以来朝廷为防军权旁落而刻意造成的“兵不识将，将不专兵”的局面不复存在，导致国家边防军朝着私人武装转化。此外，节度使还有权自行辟署幕僚，这为个别野心家培植私人势力打开了绿灯。
天宝十载（751），宦官首领高力士奏言：“臣近来在侧门外见诸道来京奏事的使者说，官军在云南多次战败，陛下如何防御还有北方边将拥兵太重，陛下如何控制？臣担心对优患长期不加防备，最终会滋生祸端，到那时再去禁止，不是很难了吗？”
中唐人杜佑议论说：“开元二十年（732）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宠锡云极，骄矜遂增。哥舒翰统西方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践更之与俱授官名；郡县之积，罄为禄秩。于是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睡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凯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伴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厂。杜佑所说”二统“，指哥舒翰统辖的”西方二师“—陇右、河西两镇，总兵力为14.8万人，战马3万匹；安禄山统辖的”东北三师“—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共计兵力为18.35万人，战马2.6万匹。”二统“合计统辖兵力达33.15万人，战马5.6万匹，分别占边疆地区十镇兵马的67%和70%。而且，在地理形势上，陇右道及河东道与关内道邻接，成东西相夹态势。难怪对主子玄宗怀忠不贰的”老奴高力士要忧心忡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