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明清文学探赜

第一节 独创 翔实 谨严 新颖——评齐裕焜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

　　1930年《中国小说史略》（下称《史略》）再版时，鲁迅在《题记》中说：“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无疑，《史略》为中国小说研究开疆奠基，一举而定全局，厥功甚伟。但继此而进行更细致的探讨，则有待于后贤。

　　令人欣喜的是，后代学者没有辜负鲁迅先生的期望，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并取得丰硕的成果。1990年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齐裕焜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以下称《演变史》。另二位编写者是研究生包绍明、陈惠琴），吴小如先生撰序作了充分的肯定。该书洋洋四十四万言，对鲁迅的鸿著，既有继承，更有突破，完善、修正、充实、发展了鲁迅的论述，加之体例独创、内容翔实、结构谨严、观点新颖，既总结了历史经验，又探究了演变规律，可说创建了小说史的新体系。

　　首先，《演变史》的特点之一是从体例上突破了《中国小说史略》的框架，变按历史顺序分阶段评析而采取分类编写的方法。即以志怪传奇、白话短篇、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人情、讽刺、公案侠义八类小说按时间先后分章叙述，既照顾到时代背景和政治、经济诸因素对小说的影响，又重视小说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使各种类型的小说在历史发展中自成起迄，各个时期的社会与小说风貌前后贯穿。各章之间均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全书合则为全部小说的演进史，分则为各类小说的演变史。从而主干突出，脉络贯通，从结构框架上勾勒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基本内涵和外部轮廓。

　　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和西方不同，它经历了一个由不断演变而臻于确定的过程，观念从实践的现象中形成。因而，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反映出中国古代小说的实践发展状况。随着对小说观念认识的深化，形成对中国小说审美分析和艺术规律探讨的深化。从小说观念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小说审美素质及潜能被认识和发掘的历史进程。《演变史》以“演变”为核心，从文言小说到白话小说，从短篇的志怪传奇到长篇的讲史话本，从表现帝王将相改朝换代的军事斗争到市井小民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无一不细致地分析了各种小说“演变”的前因后果，不仅让读者看清楚时间上的发展顺序，而且明瞭各类小说之所以崛起、发展和衰微，自有其特定的社会原因，并且也是小说自身不断发展演变，小说观念不断更新深化的必然结果。

　　如果仍然按历史顺序分朝代研究小说的传统框架，小说内部的这种演变规律就无法揭示。诚如孙绍振先生在读《演变史》的《大胆且具有新意的尝试》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小说的发展常常是超越作为历史阶段标志的王朝兴衰的，与王朝兴衰相伴随的各个历史阶段往往把小说的发展脉络隔断了。小说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很多的体裁，按历史年代分阶段叙述容易使得不同的体裁之间的不同特点被忽略”。（1991年5月11日香港《新晚报》）拿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来讲，它对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金瓶梅》有所继承又有所否定，而清代乾隆年间问世的《红楼梦》对才子佳人小说也有所借鉴又有所扬弃，经过这样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红楼梦》就吸收了两者的优点，以更高级的形态出现在古代小说史上。但按以往的小说史写法，这些内容势必分归于明、清两代，三、四个章节中，则一时很难说清楚《金瓶梅》、才子佳人小说和《红楼梦》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现在因都归入“人情小说”一章里叙述，这其中的演变规律就一目了然了。自然，当我们高度评价《红楼梦》的时候，便不会忽视《金瓶梅》和才子佳人小说在人情小说发展史上的历史作用了。

　　其次，除了体例独创外，《演变史》在内容上比《史略》更丰富翔实，在对一些重要问题和作家作品的论述上也更精到更准确。

　　我国古代小说从产生到发展，都与广大人民的生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代表性的环境描写，塑造了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充分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生活为它提供充足的营养，因而，各个时期所产生的作品，往往有内容形式不同、时代色调各异的特点。尤其是古代小说发展到了明清二代可谓盛极，数以千计的说部组成了延绵不绝的层峰叠峦。可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它们奇异风光的领略，却只限于几部名著，许许多多引人入胜的峰峦，尚未有人攀登。《演变史》对于争奇斗艳、各放异彩的我国古代小说遗产，能顺其发展脉络，探索其成就规律，特别是对《阅微草堂笔记》、《隋唐演义》、《梼杌闲评》、《樵史通俗演义》、《水浒后传》、《后水浒传》、《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后西游记》、《女仙外史》、《绿野仙踪》、《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玉娇梨》、《好逑传》、《镜花缘》等仍在群众中广泛流传，而一般文学史、小说史又较少提及的明清小说，也作了较细致的评论，冀能使读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面貌有一个系统的了解。

　　《演变史》的学术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其内容的丰富，所论列各类小说涉及面的广泛，而在于对每类小说发展中带规律性问题探讨的翔实。齐裕焜主张加强古代小说的分类研究，认为这样既可以比较同类作品的高下，又可以发现其演变过程，还可以弄清各类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同属历史小说范畴，两者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要把两类小说明确分类是有难度的。但《演变史》努力作了尝试，从四个方面分析两类小说的区别和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把同一题材的小说归在一章叙述，写朝代的放在“历史演义”一章，写个人或家族的放在“英雄传奇”一章。这样，列国志系统、隋唐系统的历史小说，明末清初的时事小说便顺理成章归入历史演义小说；《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等民族英雄传记小说，以帝王发迹变泰为题材的小说（如《飞龙全传》）便归于英雄传奇小说。可见，《演变史》对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界说对于推进这两类小说的比较研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再次，中国古代小说众体咸备，如何分类确实是研究者一直感到棘手的问题。《演变史》把中国古代小说分为文言（志怪传奇）、白话（短篇、长篇）两大类，长篇小说又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人情、讽刺和公案侠义六类。每一类小说都原始地追索其由来和发展，解剖其兴旺发达乃至衰微的全过程，可谓结构谨严、线索明晰。用清人李渔的话来说，就是“立主脑”、“密针线”（《闲情偶寄》）。

　　《演变史》将宏观论述与微观剖析结合起来，对于名家名作和各种流派，则不止有历史的道德的评判，更有审美的现实的关照。如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既是独立发展而又关系密切的公案与侠义两种小说，清中叶后又逐渐合流，成为公案侠义小说，尔后，又分为二支，公案小说逐渐衰歇，而侠义小说却大为兴盛，以至发展到本世纪初的武侠小说。鉴于直到20世纪50-60年代，台、港新派武侠小说风靡一时，金庸、梁羽生、古龙三家影响极大，在80年代中国大陆广为流行，并拥有广泛读者群的事实，《演变史》在第八章《公案侠义小说》中对中国小说史上这类小说的发展概况及几次重大转折作了深层的剖析，书中指出，新派武侠小说虽与古代武侠小说面貌大异，但仍留有古代武侠小说的痕迹，并作出结论说，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来考察，公案侠义小说就其总体来讲，并不代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前进的潮流，而表现了逆流的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公案侠义小说的创作为现代武侠小说提供了素材，积累了历史经验，为现代武侠小说的兴盛作出了贡献。齐作探幽发蕴，议论纵横，为历来被斥为落后、反动的公案侠义小说翻了案。这使我们认识到：深入研究和探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公案侠义小说是文学研究的需要，忽视它的存在，在小说史上一概抹杀或一笔带过，都是不妥当的。

　　从全书所论述的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讽刺小说、公案狭义小说等六类长篇小说看，著者显然认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存在着同类型的纵向延伸扩大和不同类型的交叉融合，如人情小说延伸演变为才子佳人、家庭、猥亵、狭邪小说，加侠义则成儿女英雄小说；公案和侠义结合成公案侠义小说，讽刺和神魔结合成《镜花缘》等等。演变原因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所导致，因之，某一类型小说成批涌现。此论新颖别致，概括而有启发。

　　再从篇幅最大的第六章《人情小说》看，《演变史》认为，人情小说的大发展、大繁荣，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金瓶梅》揭开了人情小说的帷幕，而《红楼梦》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最高成就。齐作指出，《金瓶梅》在艺术上并非完美无缺，但它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里程碑。表现在：题材上从历史到现实生活，手法上从理想主义到暴露文学，人物描写上从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结构上从线性结构到网状结构。这其中最有建树的，乃是在已故傅继馥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明清小说中的从类型化的人物到性格化的人物的新看法，即所谓“类型化的典型人物”。在他看来，到了《金瓶梅》出现时，中国古代小说才从类型化的典型提高到性格化的典型，人物不再是大好大恶的单色调而是“美丑并举”的“杂色”。当然这个问题的论述还不尽完善，但探索显然是可贵的。

　　至于《演变史》的许多新颖论点自然也还是有商榷之处的。其他诸如小说体制的变迁、流派的演变和发展规律的探讨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提高。又如，古代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得以蓬勃发展。又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被扼杀而使一度空前繁荣的小说创作至此而结束，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书中的论述还不够详尽。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2期，收入齐裕焜《独创与通观——中国古代小说论集》，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