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明清文学探赜

第九节 乐钧评传

　　乐钧是清代乾、嘉之际的骈文大家和诗词名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耳食录》能于“羁栖之暇，追记所闻”，揭露出“乾嘉盛世”的某些阴暗面。作品文笔优美，言情状物，描写细腻，故事性强，得《聊斋》之神髓而稍纤弱，但和同时代同类型的作品相比，仍不失为佼佼之作，对清代文言小说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乐钧（1766-1816？），本名宫谱，字元淑，号莲裳，别署梦花楼主。江西抚州府临川县陈坊积乡高坪村（今属金溪县）人。嘉庆六年（1801）举人，后累试不第，一生未入仕途。为乾、嘉之际著名的文学家，以诗词骈文闻于世。

　　乐钧在《清史稿》中有传，但过于简略；《清史列传》记载稍详。钧生而警敏，甫成童，诗古文词已裒然成集。弱冠补博士弟子。乾隆五十四年（1789），学使翁方纲奇其才，拔取北京国子监贡生。后延为怡亲王府教席。乐钧家境清寒，早年就读于岳家，后奉母侨居江、淮、楚、粤间，曾应聘长期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做幕僚。嘉庆十二年（1807）以后，乐钧寄寓于苏州杨仁山别业，取名“贷园”。终生不得志，抑郁而终。交游有诗人吴嵩梁、画家罗聘以及古文家曾燠、廖燕等。

　　当时的两淮盐政、江西南城人曾燠，风雅好士，曾召乐钧至幕中，主扬州梅花书院讲席。钧与刘嗣绾、陆继辂等著名学者赏析艺文，讨论经史，倡和无虚日，因之他“所学日进，诗、古文辞务追古人不传之隐”。“钧才华丰艳，执骚坛牛耳者几十年，大江南北知名之士罔不心折”。曾燠在为乐钧《青芝山馆全集》所作的序中云：“不图同世乃有乐生，君载临川之笔，观广陵之涛，寓余题襟馆中，常淹岁晷。倾其旧作，已到古人；授简新篇，才惊侪辈；或芜城吊古；或蜀冈怀人；或悲芍药之余春；或爱旸谷之初日。神采焕发，烟墨横飞；草石开鲜，江山壮气。”曾燠特别推崇乐钧的诗。作为翁方纲的及门弟子，翁氏亦有题其《莲隐图》诗，并以“临川有乐生，或以二李拟”（见翁方纲《复初斋诗文集》）等诗句推许之。“二李”指李白、李贺，由此可见乐钧诗学唐人，并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气质。但其诗中也有不少反映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当时诗坛的评论，认为有清一代江西诗人自铅山蒋士铨之后，要以临川乐钧和东乡吴嵩梁为最著。杨希闵以为“才气似稍逊兰雪、茗孙，而真意流露，秀韵天成，则反胜之”。

　　乐钧各体诗文在清代均可称为大家。其词与蒋士铨、靳方锜、文廷式被称为江西四大家，入选《清名家词》。骈文则与张惠言、李兆洛等齐名，称“后八大家”，被录入《后八家四六文选》。著有《青芝山馆全集》，内诗集二十卷，词（《断水词》）三卷，骈体文二卷。多刊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也散见于各种清人诗文选本中。

　　足以代表乐钧文学成就的，是其文言短篇小说集《耳食录》。《耳食录》初编十二卷，二编八卷，共收小说近二百篇。《清史列传》、《国朝诗人征略》等书仅说乐钧著有《青芝山馆诗文集》，一字不提其《耳食录》，缘由在于清士大夫阶层对小说的看法，仍未摆脱班固把小说家统称为“小道”，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的陈旧观念。何谓“耳食”？乐钧在自序中云：“史公所谓‘与耳食何异’者此也，遂取以名编。”吴嵩梁为书作序曰：“以粲花之笔，抒镂雪之思，摭拾所闻，纪为一编，曰《耳食录》。事多出于儿女缠绵，仙鬼幽渺，间以里巷谐笑，助其波澜，胸情所寄，笔妙咸臻，虽古作者，无多让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乐钧早年抱着雄心壮志欲涉足仕途，曾言：“考信必本于六经，著书要归于有用。《上林》、《子虚》之赋，导十而惩一，君子弗尚也，况其下焉者乎？”可是四十岁后仍为一幕宾，虽然当时已以临川才子名世，但受推崇的并非他自重的济世之才，遂心灰意懒。“操觚追记所闻，亦妄言妄听耳。己则弗信，谓人信乎？”（《耳食录初编自序》）现实的冷遇，使乐钧倍感失落，在《耳食录》中，他以清峻洒脱的文笔，记录了众多人世间的奇闻趣事、神仙鬼怪的秘迹幽踪，另外掺以大量的街巷谐笑，以此来排遣自己失意的郁闷情怀。

　　《耳食录》一书中，乐钧把笔墨集中在描写人的至情至爱上。《痴女子》（二编卷八）、《周英如》（二编卷八）、《张碧云》（二编卷六）诸篇皆是对人间真性情的礼赞。《痴女子》的故事极短，讲一个读《红楼梦》入迷的痴情女子，反复诵读，遂以自己为黛玉，精神失常而死去。作者由此而发的议论却洋洋洒洒，五倍于正文。作者写道：“故情之所以为情，移之不可，夺之不可，离之不可，合之犹不可。未见其人，固思其人。既见其人，仍思其人。”“是故情之所结，一成而不变，百折而不回，历千万劫而不灭。”“夫情者，大抵有所为而实无所为者也；无所不可，而终无所可者也；无所不至，而终无所至者也。”作者在文中借“非非子曰”评说《红楼梦》，无疑正是他自己的美学观与情爱观的宣扬，可称得上是一篇红学研究的早期论文。《耳食录》二编写成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其时《红楼梦》程甲本（1791）、程乙本（1792）才印行二、三年。作者借宝、黛之间纯真的爱情大谈纯情的超越时空和超功利物质，不过是他身在炎凉世态中力图在心造的幻境中寻觅一块可供精神上栖息的净土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记小说可分为两类作者：凡借牛鬼蛇神、狐仙异怪之事，行劝惩之目的，如《阅微草堂笔记》之纪昀，仕途多少有所得意；而借异类之声，大谈人间得不到的真性情者，如《聊斋》之蒲松龄、《耳食录》之乐钧，大多是仕途的失意者。

　　《耳食录》正是以儿女缠绵故事和大量鬼怪故事、奇闻趣事自成其特色的。《绿云》（初编卷八）篇讲述士子刘生与鬼神（鹦鹉）交往的故事，暗示的主题是要求人性的自由发展。文中写了两个世界：一是由绿云、素云、老妇、官儿、阿锦代表的幻想世界，一是刘生一家代表的现实世界。在幻想的世界中的人是按照自己的“天性”自由发展的，这同那个束缚人性的现实社会——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封建社会恰是鲜明的对照。在幻想的世界中，人与人是平等友爱的；在现实的封建社会里，人性却如笼中之鸟，被关闭在狭小的天地里。作者乐钧正是以这种幻想的形式流于笔端，通过幻想把这种现实的要求表现出来。诚如吴山锡在序中所言：“其事之怪怪奇奇，固足赏心骇目，而文章之妙，如云霞变幻，风雨离合。其悲壮激昂者，真可敲缺唾壶；其缠绵婉丽者，又令人销魂欲死。然阐幽显微、醒愚祛惑之用，即隐寓其中，斯乃一片婆心，不可作游戏三味观也。”

　　此外，《耳食录》中还有不少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篇目。乐钧生活在“乾嘉盛世”，清政府外强中干，危机四伏，已是由盛入衰之势，政治腐败，官吏贪黩，租税盘剥，民不聊生。作者长期居于社会中下层，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民间疾苦，能够大胆地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如《东岳府掌簿》（初编卷十二）叙贿赂请托之风虽在阴间也在所难免，以此讽喻人间世态炎凉，世风日下；《上官完古》（初编卷四）写上官夜宿坟冢，阴府官吏亦贪残如狼，酷虐似虎，男女百姓无不因苛捐劳役纷纷逃难的奇异故事，影射当时社会沉重的徭役赋税和凶暴的贪官污吏逼得民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情形。作者评论说：“呜呼！穷民无告，虽魆魆泉台，犹无泪干时耶！今观于上官氏之所闻，乃知长梦之人，更有《新安》、《石壕》之苦也。”比杜甫在《三吏》、《三别》中的控诉，更进了一层。正因为作者对统治者的暴虐统治不满，在《张将军》（初编卷一）、《韩五》（二编卷六）等篇中，作者在描写海盗和“绿林响马”时，字里行间对啸聚之徒的力量和神勇不乞欣赏之笔，表现了强烈的爱憎；《明绡》（二编卷二）、《姚子英》（二编卷三）诸篇，不仅把社会上狡猾男女的诈骗行径揭示出来给人看，而且对人世的险恶、人性的堕落都有一定程度的揭示。

　　由于乐钧是乾、嘉之际的骈文大家和诗词名家，《耳食录》的叙事语言简洁流畅，辞藻优美。如《梅花美人》（初编卷三）：

　　如皋陈肖生嵩，以画名于时，尤长于梅。冷蕊疏枝，嫩寒春晓，见者辄作孤山篱落之想。有金陵李某，僦居京师内城，斋壁红梅一轴，肖生笔也。一日仰卧观书，童子侍焉。忽有老翁出于画中，龙钟伛偻。俄而枝叶动摇，花蕊怒放，每一花现一美人，步虚而下。须臾，次第入花去，老人亦遽隐，画如故也。后凡三见，亦无他异。

　　这则“画中人”的故事，无论叙事还是描写均精练、准确，尤其写人的文字寥寥几笔，便把人物形象的主要特征勾勒出来了。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中写道：“聊斋志异》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其影响所及，则使文人拟作，虽尚有《聊斋》遗风，而摹绘之笔顿减，终乃类于宋明人谈异之书。如同时之临川乐钧《耳食录》十二卷（乾隆五十七年序）、《二录》八卷（五十九年序）……皆其类也。”乐钧写作《耳食录》时正当青年，在众多的仿作中年代较早，更由于他落拓不得志，同情民生疾苦，故所作能于“羁栖之暇，追记所闻”（《耳食录》自序），揭露出“乾隆盛世”的某些阴暗面。作品文笔优美，言情状物，描写细腻，故事性强，得《聊斋》之神髓而稍纤弱。但和同时代同类型的作品相比，仍不失为佼佼之作，对清代文言小说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从总体上来说，《耳食录》的文学成就确不及《聊斋》，但某些篇章，如《皮先生》（二编卷一）、《青巾儒士》（初编卷八）、《并蒂莲》（二编卷二）、《上官完古》、《东岳府掌簿》等篇，文藻雕饰亦有过人之处，把它们划入文言小说佳作之林也当之无愧。钱塘徐承恩于道光元年（1821）在《重刻耳食序》中云：“吾友乐莲裳《耳食录》一书，脍炙人口逾三十年矣。……今读莲裳遗书，不胜今昔存亡之感。即其书果无足重轻，犹将宝而传之，况诙诡奇恣之才，终不可掩。”可谓一语道出《耳食录》一书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影响。

　　《耳食录》确乎对后来的文言小说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和稍后的传奇小说集《夜雨秋灯录》（宣鼎著）、写情小说《碎琴楼》（何诹著）等是前后呼应的，《夜雨秋灯录》中的《痴兰院主》等篇就酷似《耳食录》中的作品。此外，从今人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可知，《耳食录》一书中至少有《范依》（二编卷四）、《段生》（初编卷十二）、《芙蓉馆扫花女》（初编卷十）等八篇小说被改编为古典戏曲。无疑，乐钧在清代文言小说家中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2期，收入萧相恺主编《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