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总发行量超过一亿册、国内唯一发行量超过《毛泽东选集》的书，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十万个为什么》，这套定位为儿童科普读物的书，50年六次改版，这让人好奇，50年前的孩子和50年后的孩子，问的问题有什么不同?

　　身为大科学家的作者也在绞尽脑汁：孩子们到底想问什么问题?

　　什么是好问题?什么是伪问题?为什么提不出好问题?网络时代，《十万个为什么》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

　　“‘地球是由哪几大板块构成的’,这样的问题，小孩子一看，就不想再看答案。”12月7日，在新版《十万个为什么》(以下简称“《十万》”)天文分册的北京作者研讨会上，科普作家卞毓麟强调，“把问题提得更好，这比答案更重要。”

　　比如，“为什么舞蹈演员转圈时要把手脚伸开”这个问题，其实说的是物理学的一条普遍定律角动量守恒。“向日葵为什么会向着太阳”，如果改成“有的植物为什么会运动”，可能更符合今天对植物的认识。不过，提个好的天文问题就难了，“天文知识不接地气，提个好问题确实很难。”果壳网作者虞骏说。

　　在北京的研讨会上，《十万》编辑卢昱手里捏着两三百个整理过的天文类问题，供天文分册的作者筛选。

　　研讨会上，一边是白发苍苍的科学家，一边是身怀“让科学流行起来”理念的科学松鼠会的“80后”们，这样一个有趣的作者团队，体现了新版《十万》严肃加趣味的思路。

　　凭借《十万》50年来树立的品牌影响，此次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时隔10年后第六次修订《十万》，最终邀请到100余名院士和50多名科学松鼠会成员加入编写团队。

　　将学院派与时尚派统一起来并非易事，有些科学家写起科普依然像教科书一样一板一眼，而年轻作者的文章又随意了些，最近几次碰头，他们一致提出，问题比答案重要，不能不接地气。

　　为了接地气，从今年5月份起，上海少儿出版社从中小学生那里征集到了3万多个问题，抛开重复的、不合适的，再加上从市面上上百种“为什么”类科普书中淘到的问题，最后汇总了1.5万个问题。

　　“我们就是想知道，孩子们到底想问什么样的问题。”上海少儿出版社副总编辑洪星范说。

　　为什么小孩子能提出好问题

　　“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人是不是猴子变的?现在猴子还能变成人吗?”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这几个问题，是老版《十万》编纂时征集到的经典问题。自1961年上海少儿出版社首次出版至今，《十万》诞生了5个版本，共发行1000多万套，累计超过1亿册，积攒了大量科学问题。

　　但在第六版问题征集中，孩子问的却是：“为什么电脑键盘的26个字母是打乱的”、“为什么牛奶里要加三聚氰胺”、“为什么要给猪喂瘦肉精”，而“2012年真的是世界末日吗”这个问题，居然有几百个孩子在问。至于“我能穿越回清朝吗”这样的问题，也只有在穿越剧大热的今天能问出来。

　　洪星范自己常被7岁的女儿问倒。在听说万有引力后，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问爸爸：“为什么我们之间没有万有引力，可以粘在一起?”洪星范赶紧解释，说有，但引力太小。女儿接着又问：“为什么会有万有引力?”这个终极问题，一下把洪星范问倒了。

　　洪星范发现，小孩子能提出很多天真烂漫的问题，而越是高年级学生，反倒是丧失了提问的能力。比如，很多中学生问了不少程式化问题，像“怎么杀毒”、“怎么发电子邮件”，而主编建筑与交通分册的郑时龄院士在大学课堂上居然没有征到一个可用的问题。

　　中科院院士刘嘉麒主编地球分册，他觉得问不出好问题，在于思维没有创新，“就像十万个为什么，祖祖辈辈往下整，是在炒冷饭。”

　　即便一些已经被编辑筛选过的问题，也过于粗糙，像“南极冰川融化吗”这个问题，院士秦大河一眼就看出这是个伪问题，“废话，肯定融化呀，有融化也有冻结。”

　　在整理孩子提出的“为什么”时，编辑也在琢磨：为什么低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质量更高?为什么孩子认为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学校现在就是这么要求的。”四年级学生的家长范青觉得这种现象很正常。对这种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思维模式，他深恶痛绝，“特别是语文题，汉语词汇和内涵本来就很丰富，怎么能要求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呢?”就像“雪化了后是什么”，标准答案是“水”，为什么孩子按自己的想法回答“雪化了后是春天”就不对?不过，他可不敢鼓励自己的孩子跟标准答案对着干，这么做将来考试一定吃亏。

　　上海师范大学的专家正对新版《十万》征集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该校副教授孙可平慨叹，为什么孩子提出的问题不是从书上看的就是父母教的，鲜有自己的发现和思考?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还会问些生活中的经历，大孩子却跳不出教材了，这实在是教育的悲哀。

　　该校教育学院教授方明生则认为，现代社会孩子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对世界的关注视角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对科学技术问题关注度并不高，相反，关注地球气候变化，关注世界冲突，关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社会、人文的哲学思考，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大家都不看书时，还有农民在看《十万》

　　《十万》天文分册副主编卞毓麟有一次做实验，上网查找海王星的数据，发现维基百科上有两三条是错的，他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严肃的科学”。为了提供正确、权威的答案，新版《十万》花了大量心思网罗各学科的顶尖人才，编委名单瞄准院士，18个分册的主编、副主编，都是由院士或该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担任。

　　今年3月组织的一次科学家座谈会召开前，洪星范先给科学家们打了招呼，但他心里没谱。开会时光院士就来了12人，这让他很惊讶。“科学家参与科普，这是科学家的责任。”一位80多岁的老院士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欣然答应任新版《十万》总主编。1968年，韩启德大学毕业后到陕西农村插队，在农民家里看到过这套书，他很感慨，“当年，在大家都不看书时，还有农民在翻《十万个为什么》。”

　　韩启德看到的这套“文革”版《十万》，书里的“为什么”不到3000个，但在书籍极度缺乏的“文革”时期，发行量居然达到3700万册。“文革”版《十万》，每个问题回答前，都要首先引用毛主席语录和马恩著作。当时全国掀起“备战备荒”运动，这套书特别写道：“如果在开阔地遇到原子弹爆炸，一定要迅速卧倒，减少人体受冲击面积，同时收腹、垫胸，张开嘴巴以免损伤耳鼓膜，面朝下、闭上眼睛，可以避免烧伤面部，保护眼睛。”

　　生态学家、中科大教授孙立广当年还为这套“文革”版《十万》去图书馆偷过书。孙立广小时候家境不好，买不起《十万》，后来同学从安徽省图书馆往外偷《十万》，他个头小，就在外面帮忙接着。孙立广打算等第六版出来后买上100套送给希望小学。眼下，孙立广已经花时间精心找了40多个问题，“哪怕能选上4个也好”。

　　我回答你最好奇的

　　“把问题找好找准，这是基础。”《十万》地球分册主编刘嘉麒这样的大科学家也在为问题犯难，“至于写，大家少去几个宴会就写出来了。”

　　但真要写起来，却发现并不比问题本身更容易。有科学家给编辑发来了样稿，不少都是按照教科书的路数在写，编辑只好顽强地与他们沟通，希望能扭过来。卞毓麟写的关于黑洞的科普文章，被当做范本发到作者群中。

　　71岁的叶永烈，至今被《十万》项目组器重。“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于《十万》团队来说，叶永烈就是他们的“宝”。第一版《十万》筹备出版时，叶永烈还是北京大学化学系大二学生，凭着《碳的一家》，他轻松活泼的科普文风被编辑相中，随后一口气帮《十万》写了化学分册173个问题里的163个，还有天文、地理、生物等其他分册的一些条目，叶永烈已经累计为《十万》贡献了27万多字。

　　1961年版的《十万》共947个“为什么”，叶永烈写了326个，是第一版《十万》写作量最大的作者，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一个“为什么”稿费5元，在当时，1600多元绝对是一笔巨款。他上门提亲时送给未来岳父的礼物，就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

　　儿童科普书最重要的是什么?在叶永烈看来，激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比什么都重要。“今年日本海啸后有张著名的新闻照片，就是海洋中形成巨大的漩涡，有多少孩子发现了这个漩涡是逆时针的?”

　　“爱提问，不爱死记硬背，爱山川湖海，也爱猴子青蛙，我爱科学，我回答你最好奇的，我不是山寨，我是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在官方微博中用流行的“凡客体”和读者打招呼。

　　而洪星范则坚定地认为，院士也可以写出很好的科普文章。刘嘉麒自己也说了，“这么多人都参与了，如果还写不出好书来，那中国的科普就没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