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爱德蒙的信发出不久，就收到了我原公司律师的回信。埃德蒙还随即给对方律师打过去电话，然后爱德蒙对我说，对方表示没有诽谤你的意思，你看下一步是……我知道爱德蒙是希望我收兵。

原公司律师的回答信一看就是官样文章，估计用了半小时就把这封信完成了，从字里行间读出，该律师根本没有了解到我所说的诽谤和它的背景，根据我对原公司的了解，老板们不会详详细细的象我一样给律师讲出怎来么去并呈上一些列的参考资料的，对于我这样一个被他们轰出去的前雇员，资方认为我是黔驴技穷的在喊口号，便使了有限的银两打发了一个律师来冲着我们这边张张嘴挥挥手的回喊。

我并不认为我想解决的问题解决了，看来根本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而我仍在东奔西跑去应付大大小小的工作面试，仍然担心在check reference时公司说我的坏话，并且仍然不做贼也心虚的就怕面试中问到为什么离开公司这一问题。

记得以前在国内时，一位同事说他当年在兵团时曾经很热心的参与调查一起偷盗案，结果是没有查得水落石出，他却因为太热心而被怀疑为作案人，即而被隔离办学习班，后来他为此而精神分裂了。他说那种认定你犯罪式的巫陷是残酷的精神折磨，弄得本来没有做贼的你也开始害怕别人的指责而渐渐真的愧疚起来。
不曾想几十年后我在号称自由民主法制的美国，体会到了那位同事在兵团那个特殊时期的遭遇。要不是因为财少气短，我确实考虑着去看心理医生，我知道我已经快承受不了了。

在与律师埃德蒙的那次交谈中，埃德蒙也很不解的问公司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这也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问题，我说你看过有关保护动物的电视节目吗？从那些被 abuse 的 animal的眼神中我看到了自己，那眼神是对恃强凌弱的人类和肆虐无道的人性的不解、失望、怀疑和恐惧，由此使得这些动物对于我们人类群体从疏远逃离到防卫式的抵御。
我和爱德蒙达成了共识，这也就是在爱德蒙信中最后提到的，提醒资方不要挑战种族歧视法。

我又开始在网上铺天盖地的做功课，决定状告公司种族歧视。

状告种族岐视的第一步是在政府的平等雇佣委员会（EEOC）的网站上填一份评估问答，该问答引导着你评估自己的案例是否上升到了种族歧视的高度。第二步是带着自己填写的问答去EEOC面谈。这样的首次面谈没有预约，根据先来后到顺序依次被接待，时间只有十至十五分钟。
等候室里坐满了人并且不断地有人进来坐侯，大约两个小时之后，终于排序到了我。

接待我的一位面无表情的中年妇女名叫凯西，一上午我看她进进出出的也够辛苦的，听不同的人们讲述自己委屈的不得了的事情。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被歧视？”在凯西的办公室落座后，我们的对话开始，凯西手里拿着我填写的那份评估问答。
“公司没有任何原因的解雇我，并且在解雇之后又给我安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状”？我实话实说。
“劳工法的规定，雇主可以无任何理由的解雇雇员，同时雇员也无需出示任何理由而辞职，你明白吗？”凯西冷冷地看着我。我并没有被凯西的说词噎回去，因为我做了at will这方面的功课。
“既然公司可以没有理由的解雇任何人，那么为什么不解雇其他人而是我这个公司里唯一的少数民族？” 我并不认识公司里所有的人，但是我所在的和打交道的几个部门和我所见到的，我是唯一的有色人种，因而我要冒一下险的用上这个理由。
“公司是因为你的种族而解雇你吗？或是在解雇你的时候提到过因为你是中国人吗”？凯西毕竟是专业人员。
“没有”。 我的回答有些气短。
“那么你所说的种族歧视不成立。”凯西毫无同情心的下了结论。

种族歧视在美国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别说是任职的公司，就是任何一家商店或是普通的邻居，也不敢明着说因为你的种族而不提供给你服务或是不希望把房子租给/卖给你，当然只是心里岐视而表面上采用看似正当的方法排挤你罢了，而当事人也是从对方的眼神、态度和处事方法上感觉到了这种被歧视。但是要状告种族歧视，难度会很大，因为需要板上钉钉的证据。

“雇主指控我弄乱了数据库而解雇我，而真正弄乱数据库的人依然在职。”至此，我必须要用可能的证据指出真正的肇事者，因为EEOC就是这样立法的，要与同一个非少数族裔的白人进行比较从而证明你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
“你所说的弄乱数据库的人，是和你做同样的工作同样的位置吗？”凯西问。
“他是我的上司”。
“我们需要的是同样条件下的比较”。凯西依然表情冰冷。

“我与我的前任是同样的位置做同样的工作，但是我并没有得到同样的薪金。”我述说了雇主在调我到这个位置时的加薪许诺，结果是我收到了解雇通知而不是雇主对薪水的承诺。
“你的前任？她现在在公司里的位置是什么？”凯西继续套用那个听上去有些小儿科般滑稽的比较公式。
“她和男友一起被警方抓起来了，据说现在监狱里。”这是我听到的传说，后来我又联系上了抓他们的警长而证实了这个传说。
“那么公司打算在她出狱后继续雇用她吗？”凯西问。
尽管我不知道公司的决定，但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公司怎么会雇用一个有犯罪前磕的人呢？
“不会吧，公司已经把她解雇了，所以才让我接任。”我回答道。
“你们俩做同样的工作，同是女性且年龄相仿，她是白人，你是中国人，被同一公司解雇了，我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平等。”凯西不耐烦的欲结束我们的谈话。

在EEOC工作的这些政府公务员们，大部分都有着硕士博士的学历，并且是经过严格的考试和筛选而被录用的，而且从这些人的年龄上看，并非刚走出校门而是至少也有着若干年的工作经历了，难道就这水平？我甚至觉得眼前的这位凯西对我都有些岐视了。

凯西在我的那份评估问答中匆匆的写上了自己的意见，并且明确对我说，她不认为我可以走下一步 – 申请诉讼。

诉讼劳资关系中的种族岐视，不是你走进律师事务所说我要告我的老板，律师就接你的案子的。而是我目前正在走的程序，过了凯西这关后才被分配与调查员直接接触，填写投诉书， 后边我会继续说这个程序。

我怔住了，不知所措。凯西在结束语中对我机械的宣讲，很有些像电影里看到的警察逮捕犯人时的条款背诵：“如果你执意要投诉，你仍然有权这么做，但这不是我的意见，而是你个人的意见”。凯西已经站起来准备送客。
“我仍然要投诉！”在将要走出凯西的办公室时我决定孤注一掷。
凯西瞥了我一眼，退回到她的办公桌前，把刚才手里的那张纸扔进了字纸篓，又从抽屉里抓出了另一张纸，在上面匆匆着写着什么，象是喃喃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投诉也是白投诉，调查员一看就会把你的案例dismiss 掉。”

随后，凯西把她手里那张纸塞到我手里，上边写着与调查员预约在下周五上午8点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