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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诺奖情结花絮

(2011-07-16 03:18:14) 下一个


假如高行健不算中国作家的话,谁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作家关心的话题,这个文学奖早已在中国已形成一种情结。

  事实上,每年都有几位中国作家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视野,每年也有几人获得提名,但真正进入候选人名单的不多。

  瑞典皇家文学院评委自有一套神秘传统,就是在宣布得奖之前对候选人名单严格保密,而中国作家究竟有多少人进入筛选的行列,只能成为人们猜测的话题。瑞典文学院院士克里斯蒂娜.隆女士透露过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视野的中国作家名单有一大串。

林语堂享有“幽默大师”美誉,被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透露,根据他获得50年前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情况看(根据诺贝尔奖提名规则的规定,提名情况要保密50年。),五十年前真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是林语堂,因此也是第一个被提名的中国作家。提名林语堂的不是别人,而是因描写中国南方小镇的长篇三部曲《大地》于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著名女作家塞珍珠。林的代表作之一是《京华烟云》,他一生曾四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2000年新春伊始,台湾媒体爆出轰动一时的新闻说,李敖因为新书《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自称老顽童的李敖所著的《北京法源寺》因此而洛阳纸贵,甚至连本来冷冷清清的法源寺也跟着火了起来。 不过,对李敖作品稍有涉猎的人应该知道,李敖的杂文一流,相比之下,几本小说像《北京法源寺》、《上山,上山,爱》之类则只能算作玩票性质了。尽管李敖一再称自己的白话文五十年来五百年内都是中国第一,但每次谈起提名诺奖,到底还是显得底气不足。他自己曾在电视节目《李敖有话说》中半带自嘲地解释过,任何大学的文学教授都有资格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人选和作品。所以我们不妨把李敖获得提名看成一次李敖式的炒作。李敖当年就提名诺奖接受采访时说: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当今够资格的不止我一个,但放眼台湾,就我一个,我是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台湾当局查禁我的书,台湾文建会甚至不承认我是作家,我现在获得提名,对他们是个绝大的讽刺。我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为了考验考验评委会,颁奖颁了100年了,还分不了一个给中国,太荒谬了。这话符合李敖一贯的风格,借着诺奖,李敖可以说很多话,表明很多态度,不得不说,这是李敖聪明的地方。

你方唱罢我登场,同年5月,又传闻巴金要角逐诺贝尔文学奖。8月,传闻王蒙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为了表示不那么荒谬,把该年度的桂冠给了高行健。

估计被誉为武侠一代宗师的金庸被提名角逐诺贝尔文学奖是个玩笑。

 内地作家陈希我,罗先贵,罗清和,诗人于坚、伊沙,台湾诗人洛夫、痖弦等人都受到过诺奖组委会注意。据说诺奖评委之一马悦然先生读到陈希我的长篇小说《抓痒》,非常惊讶于中国年轻小说家能有如此实力。     

中国作家至今没有获奖,有种种原因。首先中国的作家与世界各国的作家不同,具有中国特色。什么特色?那就是中国的老一辈作家(体制内的)靠政府包养,按级别领取工资福利,政府提供住房和赐予各种荣誉称号,养尊处优,吃老本的多,虽然也写些东西或出几本书,但靠写作稿费生活的人少。打个不当的比喻,他们好象一群饲养动物,野外生存能力很差,不投饲料就要饿死。其他国家的作家,个个象野生动物,捕食生存能力特强,不靠给养度日,拿起笔杆,在奋斗中求生存。而中国的中老年作家一旦不发工资,生活就无以为继。如沈阳市作家洪峰,文化局只暂时停发其工资,他就挂牌上街乞讨,沦为乞丐!

老作家洪峰上街当乞丐,已使人唏嘘,那么后来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作家又怎么样呢?湖南省作协出了一位青年作家叫黄辉的,居然要求报纸为他表达“希望被富婆包养”的意向,他愿意给富婆提供性服务以换取舒适的生活。黄辉是从农村打拼出来的诗人,写过诗出过诗集,由于作品不多,每月几百元的稿费,经济拮据,他说“我之所以如此,是为生活所逼!”

据统计中国的新生代作家大约有近1000人,其中大部分人已转行或正在转行,处在一线拿笔杆的只有数十人。他们干什么去了?当然是下海经商。郭敬明在上海成立文化传播公司,成为80年后作家中第一位老板。韩寒开赛车,出唱片。大家都嫌文学不赚钱,做商人去了。

洪峰乞讨时挂上“作家”牌子,黄辉求富婆包养强调的是“诗人”的头衔,可见“作家”和“诗人”对他们来说,只是一顶抬高身价的帽子而已,表现竟如此下作。文学,人类崇高的事业(想获诺贝尔奖,不能只是消遣。),在他们心中有多少份量?文学人,如果缺乏对文学的热情和责任,就会在困难中沉沦,在市场中迷惘;就会对生活缺乏激情,对社会的腐败和百姓的苦难闭上眼睛!这样又怎能有力作问世?更谈不上拿诺贝尔文学奖了!

从文学史上看,艰难困苦,崎岖险阻,本是锻炼作家的课堂,有成就的文人有许多是从挫折苦难中磨练出来。我们都知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这段话,可看作是作家与苦难的典型描述。司马迁也是一位伟人,他自身未尝不是苦难的象征。司马迁因李陵事件惹祸身遭宫刑,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司马迁身心受到巨大摧残,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然而一流人物不会在挫折面前低头,他忍辱含垢,效仿古人发愤图强,写成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从而彪炳史册。还有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穷愁潦倒而写《红楼梦》。

在国外,笛福年届六十为扭转人生败局开始写小说。马克吐温早年十分热衷于经商,但上帝并没有给他经商的性格和天赋。尽管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做打字机生意、办出版公司,结果还是欠了一屁股的债,走投无路只好开始写作。杰克-伦敦生于一破产农民家庭,早年当过报童、工人、水手,到过日本,后在美国各地流浪,曾去加拿大北部淘金,历尽苦难终于写出《热爱生命》。

即使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也有许多人是从艰苦奋斗中崛起的。

1924年的获奖作家是波兰的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瑞典文学院的授奖理由是“由于他的伟大的民族史诗式的作品《农民》”。莱蒙特在艰难困苦中,用十年心血写《农民》,将他所爱所恨,统统融化到小说之中,塑造了许多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反映波兰农民的苦难与需求。莱蒙特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父亲是乡村教堂的风琴师,他中学还没有念完就外出谋生,当过小贩,学过裁缝,在江湖戏班里跑过龙套,在修道院当过修道士。这些颠沛流离然而又丰富多彩的流浪生活,使蒙特莱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农民的深重灾难更使莱蒙特感受尤深,这为他创作长篇小说《农民》提供了深厚的生活基础。如果没有苦难的磨练,莱蒙特能写出《农民》吗?

现在中国农民的苦难,例如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的作家怎么就写不出象莱蒙特《农民》那样的作品?

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的一生充满艰辛和苦难,但是他却成为一个受人敬仰的硬汉,他把苦难当歌唱,唱出了“对人民、对祖国,以及对自由、公正和人道主义的全心投入与无私奉献”。他因“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八年劳改,他因言获罪,但牢狱之灾并没有压垮一个正在成长的作家。牢狱是肉体的地狱,索尔仁尼琴却把它当成精神的炼狱,他的精神意志越压越坚不可摧,越来越深刻的思考给了他极强的精神力量,促使他更早地觉醒。更为不幸的是,索尔仁尼琴罹患癌症,几次跟死神擦肩而过。如果不是他顽强的意志、强烈的求生欲望在护佑着他,在社会和疾病双重苦难的碾压下,他早已粉身碎骨。经过多次争取,索尔仁尼琴获准到塔什干的医院里治疗。在这里,他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他身体里的癌细胞灰飞烟灭,逐渐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两次重大的苦难考验,基本上完成了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作家的自我教育,残酷的生活给他提供了创作的素材,独一无二的素材,他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68年获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出生在大阪一个破落大家庭里。父亲是个医生,热爱汉诗和绘画,有很高的艺术素养。不幸的是,在川端康成不满3岁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家境也彻底败落了。祖父母只得把他带到故乡农村。他先天不足,体弱多病,胆小懦弱,害怕热闹场面,不敢参加学校里的活动,常常逃学。恰恰在这个时候,祖母和姐姐又相继病逝,从此他只能与眼瞎耳聋的祖父相依为命。这位敏感的少年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之中,稚幼的心灵里除了痛苦、黑暗,就是无边的寂寞。每一天,都是祖父布满沧桑的脸在他眼前晃动。16岁那年,他预感祖父将不久于人世,已经具有了一些文学才华的他决心把祖父在病榻的情景记录下来。于是他写了《十六岁的日记》。这既是川端康成少年时代痛苦生活的写照,也显露了少年川端康成的创作才华。后来创作了《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千只鹤》等具有新感觉派特色的作品。

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捧回了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他最著名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奠定了他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三次获得国际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颁奖公告说“在对故乡忧郁灵魂的探求中,他发现了文明冲突与融合的新象征”。《纽约时报》评论说“帕慕克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我的名字叫红》是他至今最辉煌最撼人的小说,书本中溢满了无限的圣洁与罪恶”。他的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各国报刊纷纷评论,享誉全球。帕慕克热爱自己祖国的文化传统,但他在国家的历史性错误面前并没有闭嘴。他曾在法庭上对一家瑞士报纸说“在这片土地上,曾有三万库尔德人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遭到杀害,除了我,没有人敢说这件事”。在国内他受到控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他并不在乎,他有自己的良知。对他来讲,文学不是休闲、不是娱乐、甚至也不是兴趣爱好;文学不是荣誉、不是利益,文学是使命。

中国人在历次运动中经受的苦难举世无双,为什么没有产生《我的名字叫红》那样的力作?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算吗?首先他算不算中国作家?  

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份,而且在历史上曾经是最灿烂的一部份。中国文学离不开世界文学,但如果有人要问,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是何关系?答曰:没有什么关系,中国作家不为诺贝尔文学奖而写作。

此文的有些资料来自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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