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的英国《自然》杂志有数篇文章和评论，就欧美哲学博士（PhD）培养的方式进行反思。



我比较喜欢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泰勒的评论，大意为：

“现在有太多的博士培养机构，工作市场却不能接纳这么多的博士，关闭一些，其余的需改革。” 马克.泰勒说道。

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哲学博士（PhD）培养系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已经破产。在许多学术领域，这样的培养系统鼓励导师的自私的学术兴趣，其代价是牺牲学生将来的就业机会。现实生活中，只有极少的工作需要人们去化十二年的时间来获取他们的学位。

大多数博士培养机构承认，他们的培养模式还是世袭中世纪欧洲大学的模式，这种教育过程其实就是克隆，训练学生做他们导师做的事。但这些克隆的学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导师的人数。从1970年代开始，研究所的就业市场已经崩溃，但大学的入学政策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因为大学的实验室和助教工作都需要研究生。

大部分的美国大学都在面临教育经费不足的挑战。比如，大学的投资在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中基本丧失，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回收这些投资的可能性。联邦和州政府的赞助也遗失殆尽，所以教育机构无法维持以往众多的博士培养点。这种不幸的状况可能愈演愈烈，在争取公家和私立资源的竞争压力下，学校虽然不愿意，但还是必须对理学博士培养的方式进行改变。

这种改变有两条路：或彻底改革博士培养机构，或关闭。

教育机构和课程都必须改变。改变的一个理由是许多博士培养点不能适应学生的需要，专业分得太细，课程不连贯，且所学知识在学术界以外的用处不大。当然，专家和专业知识对社会和学术进步是必须的。但在许多情形下，专业化把研究的范围缩小得过于狭窄，只能让相同专业的人感兴趣。现在，许多科研人员和自己部门里的同事进行交流都有困难，那么跨学科跨部门的讨论就更是困难重重了。

要让博士教育在二十一世纪有活力，大学必须推倒分隔各个研究领域的禁锢围墙，建立起能够垮越专业的研究和交流项目。大学的课程设置必须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譬如，如何为日益增长的人类提供干净的水。很不幸的是，显著的改变不可能来自教职员工，他们往往崇尚传统的教育方式。学生，行政管理人员，校董，以及官方和私立的有关人士必须形成压力来促使这种改革。有一点相当重要，那就是如果各个机构各行其是，那么这样的问题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的。难点是系统出了问题，只有全面的合作才能奏效。目前，一个教育机构的名牌与否，是由系里的博士点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的。因此，各大学就不断地增加博士点的数量，来取得竞争就势和获取更多的私立机构的支持和经济赞助。

解决方法是取消那些不合适的和重复的博士点。这种艰难的裁决应该由行政管理人员来定夺。行政管理人员要听取本校和其他大学的教职员工的意见，也要征询那些对有效的博士教育有极大兴趣的校外有识之士的意见。为适应改变的需要，大学必须远离那些由恶性评判标准引发的过度竞争，注重开发新的结构和体制来保护合作。这样会让教师，学生，和资源相互通融合作，从而有效地增加教育的机会。大学不必面面俱到地在每个研究领域都设系，有些项目可以走出去。电话会议和网络意味着合作不再局限于临近的科研机构。

美国的高等教育长期地领先于世界各地，但这种状况正在改变。科技改变了金融市场，出版，新闻，和娱乐界正在打断教育体系。在未来的数年里，全球数十亿美金的教育市场的竞争会愈演愈烈。在公共和私立资金来源不断减少的情况下，美国的大学将会面临空前的压力。虽然高等教育的各个环节都需要显著的改变，但这种改变需从上而下，即从每个研究领域的理学博士教育项目的彻底改革开始。我们孩子的未来，国家的未来，甚至整个世界的未来都将取决与我们如何面对这个挑战。




Published online 20 April 2011 | Nature 472, 261 (2011) (http://www.nature.com/news/2011/110420/full/472261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