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风景，漂泊的萍

68   【机会，有时就是一列失不再来的末班车，如不及时搭乘，将会遗憾终身。尝试很简单，只需勇气。】

快乐的假期开始了。从香港到泰国，所见所闻让我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村姑眼界大开。那时候，香港刚刚回归，很多内地游客赴香港旅游，满大街都可以见到说普通话的内地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住五星级饭店，第一次游览海洋世界，第一次发现这个弹丸之地的种种魅惑与繁华。从前只有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香港，此刻活生生地展现眼前，让人有种失真般的不知所措。之前，我曾听过艾敬的歌《我的1997》，她在歌中唱道：1997快些到吧/八百伴的衣服究竟是什么样/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HONG KONG/1997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勘体育馆/1997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场……

可是，当我真正地来到香港，我并没有去八佰伴，也没有去红磡体育馆，因为囊中羞涩，更因为一片茫然。这个城市像天堂，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

而这次旅途我最大的收获，是一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机遇悄然来临。

这次《知音》杂志社派出的笔会旅游团“团长”是总编室主任钱钧（现为《知音》集团励志刊《打工》杂志执行总编），和编辑郝培文（现为《知音》上半月刊执行主编）。在香港一次饭后闲聊的时候，钱主任无意之中向作者透露：因为发展需要，《知音》杂志社即将面向全国招聘记者、编辑，下一期的《知音》杂志上将刊登出招聘启事。

我的心猛烈地跳了一下，像被狠狠敲击了一锤的钟。

曾经，我在电话里对我的责编陈清贫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好羡慕你们这些做记者编辑的，成天在国内飞来飞去，见多识广，多神气，多风光。如果我这辈子能做上记者编辑，我会磕头烧高香的……”陈编辑多少了解一点我的出身和学历，他善良地揶揄我：“这个希望有点渺茫哦！没有哪家单位不注重文凭和学历，除非奇迹降临。你还是乖乖地做写手，给我写稿子吧！”

编辑、记者，对我来说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职业！但对一个只有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来说，又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异想天开的梦想！我只能在无望的希望中等待奇迹降临。

现在回头想想，这个奇迹是必然会来临的。因为我早就准备迎接它的来临了——如果我不是天生就喜欢写作，如果我没有给《知音》写稿，如果我没有参加《知音》笔会，如果——如果我不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的人——那么，机遇一定不会在拐角处等我，即使等了，也未必被我发现，即使被我发现了，也未必会被及时抓住！一切，都是冥冥中因果的注定！

机遇，只为准备着的人而准备着。

机遇，时刻在人生的拐角处张望着，等待着一双发现它的眼睛。

“我想去《知音》应聘，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在心跳平缓之后，怯怯地问钱主任。他说，这次招聘是有条件的，如果你条件符合，当然可以去应聘。尤其你给《知音》写过大量稿件，熟悉《知音》的风格，领导一定会考虑优先录取。

真是一句令人感激不尽的鼓舞精神的话语。但我出于虚荣和自卑的心理，我没有告诉钱主任我的文化履历只有小学毕业。我想等回去之后，看到《知音》上刊登的招聘启示后再说。

有了这个希望的支撑，我的港泰之旅变得美妙无比。

8天后，我带着一叠漂亮的照片和愉快的心情回到了上海。在广州转机回上海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在机场买了一本1998年第4期《知音》，翻到最后一页，激动人心的招聘启事映入眼帘。可我一看完就泄气了。那看似简单的三条招聘要求，有两条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第一条：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第二条：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第三条：发表过十万字以上的作品。

如符合以上三个要求，应聘者可在三个月内将简历和作品复印件寄往武汉知音杂志社总编室。

这三条要求里，也就最后一条我能勉强符合。这道希望之门，对我来说门槛太高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迫不及待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川，征询他的意见。他的身上有个优点我十分欣赏——他虽然自己比较安于现状，但从不干预或阻拦我的发展，我想做的事情，他除了适当的帮我分析利弊之外，决策权还是交给我。因此，当我告诉他，想抓住这次机会，向《知音》毛遂自荐时，他只是说：“如果你不做就会后悔的话，那你还是去做吧，不管成不成，求一个心安。”

“如果我成了呢？”

“那你不就心想事成了吗？”

“那我可能就要去武汉工作了哦！”

“那你就去呗，反正这是你梦寐以求的。”

“那我们不是要分开了吗？”

“那怎么办？你要想做的事情，我不让你做，你会高兴吗？”

他的口气看似豁达，实则包含着一丝无奈。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但我无法说服自己的“野心”。

那几天，我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每夜辗转反侧地考虑：大名鼎鼎、全国发行量第一的《知音》杂志会把一个小学生放在眼里吗？人家会不会看到我的简历就把它塞进了垃圾桶？小学毕业生想当知名杂志的编辑记者，开国际玩笑吧？

勇气像潮汐一样涌起又落下，落下又涌起。川看我犹豫不决又不死心的样子，还是鼓励我：去试试看吧，不然你也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反正试试看，你也不损失什么。

是的，他的话有一定道理：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要尝试和争取！如果连尝试都不敢去做，何谈成功的希望？有时候，机遇只给你一丝门缝，关键是你是否有勇气去推开它。机会，有时就是一列失不再来的末班车，如不及时搭乘，将会遗憾终身。尝试很简单，只需勇气。

于是，我将我所有发表过的作品全都复印了一遍。然后装订整齐，用特快专递寄往《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但是，我没写简历。不是忘记，而是故意没写。我希望《知音》杂志社的领导被我的文章打动，而忽略我的学历。邮走资料后，我虔诚地暗暗祈祷——命运之神啊，请你垂青我吧！

就在我为将来的命运默默祈祷的时候，我不期然地接到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编导沙碧红的电话，她说是看到《新民晚报》上刊登的《打工妹飞出国门》的报道后知道我的，想约我做一档节目。原来，就在我飞往香港和泰国参加《知音》笔会的同时，《新民晚报》的特约通讯员申明坤得到这条消息后，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了《新民晚报》上。结果，全上海人都知道了：有个仅仅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因为勤于笔耕，被全国著名的《知音》杂志社邀请出国旅游了……一夜之间，我成了上海打工一族的佼佼者，成了所谓的“名人”。这是我回到上海后才知道的。

电话中，沙碧红编导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她也看到了我写的刊发在《知音·海外版》的《打工妹难嫁上海人》那篇文章，她想以此文为主线，拍摄一组打工妹在上海的打拼和情感经历。我作为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打工妹代表出镜。

上电视啊，而且是中央电视台，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回家和川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却有些顾虑，觉得这样做有出风头之嫌。或者，在他的内心里，并不希望我“出风头”。我说：“可我已经答应沙导了，怎么办呢！”

“随你吧，唉……”他叹息一声，不再多说。

采访是在我们的小出租屋里进行的。狭窄的房间令摄像师赵布红先生十分犯难。最后，他们让我坐在床上，赵布红将摄像机固定在床对面的角落里，而他自己只能委屈地蜷缩着了。在我接受采访的时候，川竟然躲了出去。我有些生气和懊恼：不管怎样，你该在家陪着我吧？

令我难为情的是，我不仅不会化妆，也没有化妆品，就那样素面朝天地面对镜头。更让我沮丧的是，我根本没有漂亮衣服，沙导在我简陋的衣柜里翻来翻去，只翻出一件我自己做的白衬衫，配上石川先生送我的那条格子裙裤，加上一条米色背带，稍微有点洋气的样子。但因为是坐在床上，整个人看上去显得臃肿。我暗暗懊悔，早知道这样，该去买件新衣服的。

第一次面对镜头，我紧张得说不出话，脸涨得通红，说话词不达意，结结巴巴，沙碧红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喊停，一次又一次让我放松点，自然点，不要紧张。我想放松，但是灼热的灯光烧烤着我。我不得不频频喝水，使自己放松，但喝水时拿杯子的动作又是那么生硬做作……唉，天生不是做演员的料。我不由想起一句话：生活本没有导演，但我们每个人都像演员，为了合乎剧情而认真地表演着。

第一天整整拍了四个小时，直到深夜，总算拍完了一部分。沙导说第二天还要去拍服装厂，她已经和服装厂负责人都联系过了。

因为太过激动和兴奋，我的偏头痛又犯了。每次犯病，左边的脑袋里就像伸进了一只钩子，不停地在里面钩动着神经。有时候，又好像血管堵塞了一样，沸腾的血在表皮下突突地跳着，像要寻找一个缺口，喷薄而出，粗涨的血管隔着皮肤清晰可见。每当偏头疼发作时，百服宁就成了我的救命药。

但是，这天的头痛有点蹊跷，我吞了一颗百服宁，用拳头抵着额角，想努力睡过去。可脑袋像一座急于喷发的火山，沸腾着，狂躁着，折腾得我死去活来。川早已在我身边呼呼大睡，根本不管我的头痛。我只得爬起来，昏沉沉地再服了一颗百服宁。没想到从此落下祸根，以后每次头痛，总要服两颗百服宁才见效。

没想到第二天的采访十分顺利，出乎我的意料，服装厂领导还设宴招待了沙导一行。有半年没见面的石川先生左右端详着我，说我变了，变得自信而有气质了。我笑着对他说：“这都是您教我的啊。去年您给我送行的时候，送了几句话给我，我一直记在心里呢。”

“因为你值得我指教啊！换了别人，给我钱，我都不指点他。”石川先生笑咪咪地说。是的，这话我相信。有些话，是值得铭记一生的。有些人，是值得敬重一生的。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永远铭记与敬重那些指点过我人生迷津的人！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指点别人的缺陷，修复别人的自信的。唯有那些值得别人指点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