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风景，漂泊的萍

73  【灾区5天，我的心灵每天都接受着新的冲击。每天都可以见到生死，每天都能听到长哭，每天都会有新的感悟。】

到《知音》后不久，我就经历了一次记者生涯的巨大考验，也是我人生中最刻骨难忘的一次采访——那就是1998年夏天那场百年罕见的大洪灾。那时我刚到杂志社三个多月，7月下旬，我去了安徽出差，7月30日，我从合肥回到了武汉。那时，几乎大半个中国浸泡在浊浪中，其中尤以九省通衢的湖北省洪灾形势最为严峻。《人民日报》甚至用《武汉头顶一缸水》这样的标题来形容武汉的水患之重。

8月1日夜里，湖北省嘉鱼县簰洲湾遭遇溃口，数万百姓一夜之间失去家园。2号上午一上班，杂志社领导便紧急开会，决定成立抗洪采访小组，派遣一批男编辑上抗洪一线抢采新闻，加印抗洪特刊，配合全国如火如荼的抗洪救灾行动。

陈清贫第一个报了名，之后又有几名男编辑踊跃报名。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匆匆跑到雷总编办公室，自告奋勇请求去前线采访。可雷总编怎么也不答应，他说为了安全起见，女编辑不必去抗洪一线采访。

 “反正我在武汉就一个人，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说。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见雷总编不肯答应，我干脆赖在他办公室不走。最后，大概被我缠得没办法，雷总编和胡社长商量后，还是决定让我加入采访小组，我被派往簰洲湾。

8月3日下午，我随原湖北省妇联主席（现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大国女士一起坐车赶往簰洲湾。蒋主席是去代表省妇联捐款慰问，而我是顺便搭车去一线采访。8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武汉那几天的室外气温高达40多度。在车上，我已感到左侧太阳穴不停地突突跳动，头脑发胀，我预感到大事不妙——偏头痛又要开始发作了！由于走得匆忙，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居然忘记带“救命药”百服宁了。而我因刚刚出差回来，还没好好休息，加上天气过分炎热，所以偏头痛不失时机地发作了。

武汉到簰洲湾约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蒋主席不时和我闲聊几句，她的话在我耳里全都带着回声。在强打精神和蒋主席闲聊的背后，我的偏头痛像暴雨来临前的乌云，一点点加压，一点点沉重。

车到嘉鱼县，当地妇联干部严姐将我领到招待所，让我先休息一下。我心想：这个时候在招待所休息，简直天理不容啊！我坚持要下簰洲湾。严姐说，现在没车了，况且天也快黑了，下去不安全，还是休息一夜，明天再去不迟。“招待所里还住着几位舟桥旅部队的官兵，明天一早，你可以乘他们的车去簰洲湾，怎么样？”听严姐如此一说，我也安心了。况且，此刻我的头痛已经发展成了疾风骤雨，当务之急是要休息好，才能保证第二天的精力。因为头痛，我没吃晚饭便倒头就睡。严姐不放心，还是给我找来了去痛片，我吞了两颗后昏沉沉睡去，夜里感觉浑身燥热，我明白是发烧了。全身无力，只能继续昏睡。

第二天清晨，高烧奇迹般退去。但喉咙有些痛，我用镜子照照喉咙，发现溃烂一片，白的白，红的红，煞是可怕。我去招待所食堂买了一碗稀饭，每喝一口，就像一把刀子从喉咙口刮过，痛得刺心。可是没办法，为了接下来的体力，我必须强迫自己喝下去。

严姐一早赶到招待所，她见我病成这样，劝我在招待所里休息，或是回武汉去医院看病。可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啊，我怎么能当逃兵空手而回？我大把地吞下消炎药，然后整装待发。

湖北舟桥旅部队的一位参谋长就住在我隔壁。一早起来，我就央求他带我去灾区。这位参谋长一脸严肃：“不行！那里太危险，你一个女孩子，不能下去！”

我只能不顾面子地软磨硬破。“如果你们不带我下去，我这回就算白来了，我回去无法向单位交差，求求你们吧！我保证一切行动听指挥。”也许见我可怜，也许见我决心太大，这位参谋长最后还是无奈地点头同意。

那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悲壮刻骨的一幕：冲锋艇在洪水里突突地行驶着，我穿着橘红色的救生衣，头戴草帽，三名战士满脸肃穆，紧盯着水面，浑浊腥臭的水上漂浮着各种动物的尸体，有些动物的肠子都漂了出来，惨不忍睹。水面上不时掠过一座座房屋的顶，那些十多米高的杨树如今也只剩下一米来高的树梢，有几只大难不死的鸡凄凉地蹲在树梢上。我对战士们说：“我们把鸡救回去吧。”他们摇摇头：“不可以的，它们身上现在沾满了细菌病毒，带回去就是祸害。”那几只可怜的鸡蹲在树上，目送着我们从它们身边掠过，眼神充满哀伤。

冲锋艇开到溃堤的地方时，速度明显减慢，我听到冲锋艇上有一位战士小声地喊起了“杨德林”、“叶华文”的名字，声音低沉哽咽。我问他们在喊谁，他们说：“是我们牺牲的战友的名字，希望他们能听到呼唤，漂浮起来，好把他们带回去……”我浑身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他们……怎么了？”

“1号夜里，簰洲湾险情突发，他们赶来营救群众，没想到半路遭遇溃口，他们和军车一起全被冲进了水里，淹没在了沙土中，再也没有出来……”一个战士小声说。我头皮一麻，眼泪止不住地滚落下来。我实在难以相信这一幕——也许，就在我们的冲锋艇行驶过的水面下，一个年轻的生命已被泥沙掩埋，我们不知道他的故乡在哪里，但从此，他的故乡在这里。

此刻，水面上阳光普照，水面下，英魂缱倦。我情不自禁地望向水底，混浊、肮脏、深不可测，什么也看不到。但我相信，他们真的在这里。

 “杨德林、叶华文，你们出来吧，我们带你们回家……”战士们一边小声地喊着战友的名字，一边哭泣。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呼唤比这更凄凉刻骨，更让人揪心落泪的了！在我们的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掩埋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一去不返！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不能给心爱的女孩写情书，再也不能回到父母身边享受天伦……在我们的脚边，放着几只长方形的塑料袋，那是准备包裹牺牲的战士们用的。我多么希望它们不能派上用场，又多么希望它们能够派上用场。

更刺痛人心的一幕，是在一辆打捞起来的军车那里。那辆侧翻着的军车里灌满泥沙，在驾驶室里，赫然躺着一条未拆封的“红金龙”香烟。一位正在现场的部队领导哽咽着向我介绍：“这是八一建军节那天，上级领导慰问部队时给战士们发的，战士们没舍得抽，说是要圆满完成这次抗洪抢险任务后才抽个痛快，没想到，他们永远也抽不上了……”话音未落，这个铮铮铁汉已经忍不住泪流满面。

现场的一幕幕让我的灵魂一次次地震颤不已，如果不是这份工作的使命，我也许根本不会有机会接受这次灵魂的洗礼。几个小时前，我还为头痛和喉咙痛而“痛不欲生”，可是，在这场悲壮的战斗里，我的这点病痛与那些为抗洪牺牲的官兵比起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生命的伟大与渺小，要看生命的行进与终结方式。生命终结在战场，这是哀痛中的荣耀，也是悲伤中的骄傲。

晚上回到招待所，才发觉喉咙疼痛加剧，揽镜自照，发现咽喉深处一片白点。严姐赶过来看我，她仔细查看了我的喉咙，忽然惊呼：“会不会是白喉？你今天去了灾区，现在灾区病菌繁殖极快，加上你本来已经生病，抵抗力弱，病菌趁虚而入，导致你的病情加重……白喉这种病发起来比较严重，你还是赶紧回武汉的医院治疗吧……”

就这样做逃兵？我使劲摇头。“反正这病死不了人，我一定要完成任务才回去。”我一边说，一边将严姐带来的各种消炎药往嘴巴里塞，严姐吓坏了，说没见过这样吃药的。我开玩笑说：“这么多的药，应该总有一种药会起作用吧！”

谁知，这天夜里，高烧再次袭来，浑身滚烫，我挣扎着下床去卫生间冲凉，差点摔倒在卫生间。

第三天早晨，喉咙依旧剧痛，我还是忍痛去招待所食堂喝了一碗粥。然后去灾区采访灾民。

簰洲湾6岁女童江珊是这次洪灾中的幸运儿，她在那个水怪狰狞、浊浪滔天的恐怖暗夜里，勇敢地爬上一棵大树，紧抱树干整整8个多小时，直到天亮后被营救人员发现，方幸免于难。当我见到这个孩子时，我再次为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的顽强生命力而唏嘘和感叹。

这个脑门大大的小女孩，可能因为连续被记者追着采访，已经一点也不畏惧陌生人了。她站在我面前，带着点顽皮和好奇。无论我问什么，她都笑嘻嘻地回答，没有一点害怕和悲伤。也许她还没意识到，在这场洪灾中，她的妈妈、奶奶和两个姐姐永远地去了。当我问到她，最后一次看到奶奶是什么印象时，刚刚还笑嘻嘻的小女孩忽然噤声了，接着，眼泪挂上了脸颊，我十分后悔问了这个刺痛幼小心灵的问题，但是为了工作，我不得不狠心“逼问”……小江珊是眼睁睁看着奶奶被水冲走的，奶奶原本与她爬在一棵树上，但奶奶毕竟老了，在洪水的冲刷与浸泡中早就没了力气，就在江珊喊奶奶再往上爬一点时，一个浪头将奶奶卷进了水中……

我无法想象，这残酷而悲痛的一幕会在一个6岁女童的幼小心灵里刻下怎样的烙印？灾难是残酷的，更残酷的是灾难留给我们精神上的后遗症。

灾区5天，我的心灵每天都接受着新的冲击。每天都可以见到生死，每天都能听到长哭，每天都会有新的感悟。在灾难面前，人类可以遭遇血肉横飞、生灵涂炭、灰飞烟灭，但有一种力量会天长地久、生生不息——那就是活着的信仰。在死亡面前，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值得珍惜。这次灾区之行，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重量，感受到了记者职业的分量。

5天后，我从簰洲湾回到了武汉。单位同事们一看到我，就惊讶地说我又黑又瘦。陈清贫也回来了，他去了当时最危险的公安县，被围困在水中7个小时，差点就“光荣”了。后来我才知道，单位领导为了我的安全，才将我安排到已经溃堤、但与其它洪区相比却相对“安全”的簰洲湾。其他几位男编辑也去了不同的洪区，采编回了不少感天动地的好素材。

很快，《簰洲湾，英勇悲壮的簰洲湾》一文发表在了1998年《知音》第十期上。当我读到亲自采写的内容，依然会泪流满面。

当年，我和陈清贫都被武昌区人民政府评为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这段特殊的采访经历成了我编辑和记者生涯中最最难忘的一次。这也是一次成功的磨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