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劫难，血映红天。千古兴亡，亡于一相。

秦朝亡于宰相赵高；汉朝亡于宰相曹操；隋朝亡于宰相王世充；唐朝亡于宰相朱温；宋朝亡于宰相秦桧等；元朝亡于宰相哈麻；明朝亡于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的魏忠贤；清朝亡于宰相李鸿章。中国封建王朝统一迄今二千多年，所经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八大朝代，竟无一例外地全部亡于宰相。

所以，中国老百姓才会概括出一条历史铁律：“国之治，宰相贤，国之乱，宰相奸”。宰相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历史关键。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大特点。

中国社会历史的这个特点，是由宰相作为官权代表的历史地位决定的，是由官权与皇权相分离以及与民权相对立的矛盾性质决定的。在由皇权、官权、民权和洋权所组成的权力结构中，由于平时洋权被阻挡在国家政治之外，民权则完全融化在皇权之中，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矛盾便表现为是官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官家与皇家之间的矛盾。

官权集团对下与民众的矛盾和对上与皇家的矛盾，在客观上把民众与皇家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家天下”的政治基础，皇家即是天下，天下即是皇家，天下是天子的天下，天子是天下的主子，皇权成为民众抗衡官权的天然依靠力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民众造反往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历史根源。

即便是反皇帝，也只是反对无道昏君，以有道明君代替无道昏君，而绝不反对皇权本身。因为在农业社会即定的历史条件下，失去皇权中心的民众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悲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蒙古进入中原、满清入关等所有皇权崩溃时期，无一不是十室九空、百里无鸡鸣、千里无人烟的大规模人口灭绝时期。当初蒙古灭宋，被屠杀的汉族人超过百分之七十；后来满清入关，被屠杀的汉族人又超过百分之七十。期间刚烈血性的汉族人几乎全被杀光，剩下的大多是苟且偷生、媚强欺弱之辈，由此汉奸成为中国最大的历史特产。

所以，中国老百姓才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皇权和维护统一。无论是恪守“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文武阶层，还是奉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般百姓，都把天下统一看作是最高道德信条。

老百姓不是不知道诛杀岳飞的并非只是秦桧，还有背后的指使者皇帝赵构，老百姓之所以让秦桧骂名千古而不提赵构，是因为赵构杀岳飞至少还是为了保住国家（尽管这里实际要保住的仅仅是个人皇权），而秦桧杀岳飞则是为了出卖国家。中国老百姓不仅在杀岳飞的问题上，能够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在杀自己的问题上同样能够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从宋江、岳飞，到后来的左宗棠以及国民党诸多抗日名将，这些人几乎无一不是镇压革命和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可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没有记恨他们，还真诚地歌颂他们纪念他们。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民族大义。

中国官权集团在客观上推动民众聚集到皇权周围的同时，他们自身则自发地聚集到了宰相的周围，因为宰相是官权集团的最高代表，是与皇权相分离的官权集团的政治核心。皇权把天下看作是家天下，看作是皇家私产，因而在主观上不会祸国卖国，不会形成祸害国家的利益动机；但是官权集团则不同，官权集团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完全是对立的，完全是此多彼少的利益对立关系，出卖国家利益越多，获取个人利益就越大。在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官权集团平时搜刮百姓，乱时出卖国家；平时与百姓利益相对立，乱时与国家利益相分离。

由于民众完全处于无权状态，皇权又完全依赖于官权统治，这种民权完全空白、皇权基本虚置的历史状况，必然造成官权一权独大，不受任何约束。皇权约束官权的唯一手段，就是依靠官权内部的“窝里斗”来实现相互制衡。虽然官权内部的“窝里斗”在客观上起到了巩固皇权的作用，但是却把“窝里斗”逐步变成了一种民族秉性，摧毁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摧毁了民族的意志力和凝聚力。使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在任何民族冲突中，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最软弱的民族。

由于中国所有资源都集中在官权集团手中，而官权集团又是与国家利益相分离相对立的集团。所以，宋代以后入侵中国的所有外来势力，都不再想方设法去战胜中国的军事、政治和国防力量，而是想方设法去收买中国的官权集团，而收买中国官权集团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收买官权集团的最高代表——宰相。于是，宰相便成为中国兴衰治乱、国家安危的历史关键，便成为历朝历代所有外来入侵势力收买的对象，由此也就形成了“国之治，宰相贤，国之乱，宰相奸”的历史铁律。

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便常常表现为皇权与官权之间的斗争，国家统一与分裂势力之间的斗争，以及维护国家利益与出卖国家利益之间的斗争。特别是爱国与卖国之间的斗争，往往都是表现为皇权与官权之间的斗争。每当官权与皇权矛盾激化以及官民之间矛盾激化时，作为官权最高代表的宰相，就必然会走向历史反面，成为反动势力、分裂势力和卖国势力的政治代表。国家盛衰兴亡的矛盾，自然就集中到宰相身上。这就造成了中国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现象，国家强弱兴亡不是取决于武将和帝王，而是取决于文臣和宰相。从而形成了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悲剧现象。

那位自杀殉国的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其雄才大略不亚于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位十七年，励精图治、力挽狂澜。怎奈重振朝纲、复兴国家的所有宏图大略，尽数被宰相化为泡影。不甘失败的崇祯皇帝，以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大无畏勇气，连续不断地废黜和更换妨碍国家振兴的宰相，十七年间竟然更换了50多个宰相，不屈的决心和意志可谓是惊心动魄。只可惜，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这位“生于末世运偏消”杰出帝王连同大明王朝一起，最终还是毁在了宰相代表的官权手中。崇祯皇帝最后在煤山吊死之前不禁悲愤地对天长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叹罢，引颈自戮，一代明主，就此魂飞魄散。

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宰相李鸿章，更是把宰相为代表的官权力量祸国卖国的历史作用，推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阶段。被当今中国买办汉奸势力讴歌为近代中国改革开放先驱的李鸿章，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把洋务运动变成了洋人瓜分中国的运动，在帮助洋人掠夺中国财富的过程中，积累起了富可敌国的四千万两家族资产，超过大清王朝许多年份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被当时老百姓讥讽为“宰相合肥天下瘦”。而作为皇权最高代表的慈禧太后，不明白天下权力和资源已尽数落入宰相手中，所谓皇权的统一领导，只不过仅剩下一副空空皮囊，可她仍然不甘心接受洋务运动已变成洋人瓜分中国的运动这一基本事实，毅然决然对西方列强十多个国家宣战。宣战后慈禧太后才发现，皇家军队已经变成了国家军队，帝王国家已经变成了宰相国家，李鸿章率领各地政府单独与西方列强签署和平投降协议，慈禧太后竟无一兵一卒对外作战，绝望之下，只能孤身一人逃亡西安。最后连慈禧太后自己那条老命，还是拜托李鸿章请求洋人同意才得以保留下来。

中国后来的买办汉奸为了给自己保留后路，却把卖国罪名反手扣在了对外宣战的慈禧太后头上。其实，说皇帝卖国，如同说守财奴散财一样荒谬。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居然坚信不疑，不仅自己坚信不疑，还声嘶力竭地广为宣传，从而使汉奸文化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官僚买办集团豢养的汉奸文人，总是把卖国解释成是制度问题，中国的买办汉奸等极端右翼势力，可以说是无一例外百分之百地变成了马克思“制度决定论”的拥护者。之所以会出现反马克思主义者疯狂拥护马克思的“制度决定论”这种荒谬情况，其目的就是为了要掩盖汉奸文化这个真正根源。欧洲二战胜利后，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叛国是什么制度问题，而是坚决诛杀叛国者个人，像以色列、韩国等国家，至今仍然在追杀惩办历史上的“汉奸”，更是无人认为是制度问题。

李鸿章的卖国可谓是空前的登峰造极，不算其割让的广袤土地，仅他亲手签署的对外赔款，就超过当时国家八年的财政收入总和。期间，李鸿章个人获取了巨大回报，私人资产达到了相当于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规模，超过被成为历史巨贪的和珅一倍，成为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第一巨贪。李鸿章之所以敢无所顾忌地放手卖国、放手贪腐，是因为李鸿章发现了此前任何宰相都没有发现的一条安全退路——把财产和亲属转移到国外。正是凭借李鸿章卖国获取的四千万两白银的家产，李鸿章所有后代子女无一例外地云游世界、定居欧美等西方国家，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因为李鸿章开辟了老子卖国、儿子出国的买办路线图，后来者才会比李鸿章更加无所顾忌地走上祸国、卖国，乃至最后灭国的罪恶道路。李鸿章也意识到一旦具有了财产和亲属转移国外这条退路，后来者卖国的程度和规模将会远远超过以往所有卖国的总和，所以李鸿章才会由衷慨叹道：“吾辈卖国，非为大也，百年后后生必当与时俱进，后来居上也”，直到最后临死之前，李鸿章还在安慰周围的亲信和家人说： “今日国人骂我等卖国，殊不知将来卖国者，会百倍千倍地超过我们”。

李鸿章毕竟是智慧超群的一代大政治家，准确道出了卖国根源不在于制度，而在于退路。汉代苏武留胡十九年，冰天雪地气节不变，除了源自于个人崇高品格之外，还与汉武帝灭绝被俘投降的李陵全家有关。虽然苏武身在匈奴，可全部家人都在汉朝。国家，国家，国与家之间不可分割；家在哪里，国便在哪里；家在哪国，便效忠于哪国。李鸿章之所以坚信后来者会比自己更加卖国，就是因为他知道后来者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比自己更加方便。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李鸿章卓越不凡的深刻见识。的确，如果中国的买办也像墨索里尼那样尸体倒挂在电线杆上；如果中国的汉奸也像“法奸”那样，男人被随便打死，女人被脱光游街；如果中国也像韩国那样，时至今日仍然在大张旗鼓地追查惩办六十多年前的韩奸及其亲属后代；那么，相信李鸿章宁可回家当卖红薯的落魄书生，也绝不会当万人唾骂的卖国宰相。中国也就肯定不会成为买办当朝、汉奸遍地的肥大国家。

可见，宰相卖国，买办横行，汉奸肆虐，既不是社会制度所决定，也不是个人品质所形成，而是根源于民族文化，是汉民族文化内生的毒瘤。中国官权集团创造了一套不杀儒生的文化，科举取士又决定了宰相大多来自于儒生，这就为宰相代表的官权集团套上了一个历史护身符，官权泛滥便成为中华民族的悲剧根源。六国不杀儒生，六国为秦国所灭；秦国焚书坑儒，秦国一统天下。满清入关时没有不杀儒生的文化，几十万满族人便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后来接受了不杀儒生的文化，四万万中国人打不过二万英法联军。西方欧美国家没有“迫害知识分子”的罪名，无论国家人口多少，全都能够成为发达国家；中国一个“迫害知识分子”的罪名，把所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富有血性的中国人，尽数投入监狱或打入十八层地狱，中华民族随之沦为任人宰割的“国际肥牛”，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李鸿章正是根据汉奸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才能十分自信的预言，后来者在卖国规模上，将会百倍千倍地超过他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贪官。并且进一步预言，按照这种汉奸文化发展下去，中国将会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不身在生死存亡的当今危局之中，很难理解李鸿章三千年概念的深刻之处。中国三皇五帝距今约五千年，夏朝建国距今约四千年，秦朝统一中国距今约二千年；而李鸿章不说五千年之变局，不说四千年之变局，也不说二千年之变局，单单只说三千年之变局；这反映了李鸿章不仅是此前有史以来最大的贪腐宰相，是此前有史以来最大的卖国宰相，同时也是见解超凡的一代思想大家。建立在礼乐制度和礼义廉耻基础上的东方文化，就是在三千年前的周朝形成的。以礼义廉耻为基础的道德伦理和以礼乐制度为基础的政治伦理，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绵延不绝的两条历史纽带，一旦丧尽礼义廉耻和出现礼崩乐坏，中华民族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灭顶深渊。

显然，李鸿章从当时洋务运动的改革开放中，看到了国民丧尽礼义廉耻和国家出现礼崩乐坏的末日恐怖；从自己的卖国宰相的亲身经历中，看到了一旦官文化与汉奸文化合流并由汉奸文化所主导，亡国灭种的大祸将不可避免；身居宰相高位的李鸿章更是明白，宰相恰恰是官权、买办和汉奸三种力量互相融合的天然载体；正是据此推论，李鸿章才会发出中国必将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感叹。毕竟，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无人能比的权力最大的宰相，把全国资源乃至皇家命运都攥在手中；此前无论是秦朝赵高、宋朝秦桧、明朝魏忠贤，还是当朝宰相和珅，他们无一例外地还都必须以皇帝的名义，从事各种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而唯独宰相李鸿章，根本不需要借助皇家名义，可以直接决定国家内政外交，西方列强也指定只有宰相李鸿章有权代表中国。正是李鸿章无人能比的特殊宰相地位，使李鸿章看到了别人所看不到的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前景。

在中国历史上，由宰相直接掌控国家权力和天下资源的，唯独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宰相李鸿章；协助西方列强瓜分中国、造成中华民族差点儿亡国灭种的，也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宰相李鸿章；死前预言中国将要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还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宰相李鸿章。

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亡于宰相，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还是亡于宰相。中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边权力和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决定了宰相一旦通过 “民主手段”制住皇上，必然会把国家作为换取个人财产的筹码，哪怕是用国家亿万资产去换取老婆一个戒指，也会十分轻松地在所不惜。所以唯独中国，才会出现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历史现象。

李鸿章是中国有史以来卖国规模最大的宰相，超过以往历史上所有卖国宰相的卖国总和，可是他却信誓旦旦地宣称，百年之后的卖国者，将会百倍千倍地超过他卖国的规模。李鸿章时期，已经把中国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尽数交给了洋人瓜分，仅一场京津大屠杀，八国联军就把中国老百姓杀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超过百倍千倍，那将会是何等恐怖的惨烈景象！按照李鸿章的说法，这将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莫说是三千年间的悲剧有多惨，仅魏晋南北朝以来，死亡百姓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大乱就不下八次，然而在李鸿章看来，死亡人口超过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历次大乱，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相比，只不过是小菜一碟。真不知道在经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还会有多少中国人能够活着看到这句话？

最近，常常仰望星空，可是无论将目光投向何方，看到的总是李鸿章这句话，天际间隆隆滚过的声音，亦同样是李鸿章这句话。除此之外，天幕上悬挂的就只有八个大字：

千古兴亡，亡于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