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风景，漂泊的萍

51  【人，有时候就需要无情的鞭笞，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所以说，蒙受羞辱或受到打击有时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为鞭笞自己的动力的话。快马也需要加鞭，何况人呢？】

受歧视，几乎是每个进城打工的外来工们司空见惯的一种城市表情了。

在服装厂里，多数上海本地人一提到我们这些外来妹，眉眼和神态之间都会流露出高高在上的优越和蔑视。“你们外地人……”是上海同事的口头禅。

我学会了忍气吞声，那是一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厂里有位管质检的老师傅，是退休后返聘的，大约六十多岁了，他对我的工序检验得格外认真负责，哪怕缝线有0.1毫米的误差，也会让我拆了重做。最让我恶心的是，每次他总是一边喷着满嘴的烟臭味对我说该怎么修改，一边用他鸡爪样的老手在我的手背上摸来摸去，让我浑身发抖、汗毛倒竖。我有时根本不听他说完，赶紧抱起产品就跑。而他对我的反应自然十分不满，于是使出他的杀手锏——扣分罚款。而同样的小毛病，如果是上海人所做的工序，那么只需返工修改即可，不会遭罚。

在厂里，我有个比较要好的女友，是来自四川南部县的女孩小琼，小琼和我在一个组，我俩都属于好强性格，不甘落于人后，每月的工分基本上旗鼓相当，所以也惺惺相惜，成了好友。小琼被叫去质检科挨批的次数也很多，自然，她的手背也经常遭遇“狼爪”的袭击，但也和我一样，总是敢怒而不敢言。气愤的小琼私下对我说：“他们这些上海人就是欺负我们这些外来妹，看不起我们，总有一天，我们要超过他们，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反正他们都老了，我们还年轻着呢，有的是机会。”我和小琼有着同样的想法。但要想让上海人尊重我们，首先我们要尊重自己。

1991年“五一”劳动节，厂里举行文艺晚会，工会主席一再鼓励大家踊跃报名，毛遂自荐表演拿手好戏，厂里的很多女孩都报名唱歌跳舞，我也报了名，表演的节目是朗诵。工会主席问我朗诵什么作品，我说我自己写的。她狐疑地看看我，答应了。我有我的想法，我想这是个机会，在上海人面前展现一下外来妹的才艺。你可以看不起外来妹，但并不说明外来妹没有自己的思想。

晚会是在食堂大厅里举行的，三四百人挤满了偌大的食堂。镇里、区里的部分领导和上海市服装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都来了，和厂里的大小领导们兴致勃勃地坐在台下。直到上台前，我也没给任何人看我写的是什么。直到轮到我上台表演时，我念出的标题才让台下的所有人目瞪口呆——我朗诵的题目是《你的歧视我不懂》。

“我们是一群外来妹，我们来自遥远的穷乡僻壤，如一群背井离乡的飞鸟，栖落在这片土地……我们虽然出身低微，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我们是用辛勤劳动换取报酬、改变命运的，我们并非来此乞讨，请尊重我们，一如尊重你们的兄弟姐妹……”

如今看来，与其说这是一篇文艺晚会上的散文朗诵，不如说是借机对上海人看不起我们的质问。写得那么咄咄逼人，又是那么幼稚可笑。站在台上的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台下前排的大小领导们都齐刷刷地看着我，他们的目光比较含蓄深沉，我读不懂他们目光中的内容。但我看到前面几排的外来妹们的眼中都泪光闪闪，她们用崇拜的眼光看着我——因为我大胆喊出了她们的心声，并且在这样的场合下。朗诵结束后，我在掌声中红着脸走下台，感觉头是晕的，腿是软的。其实，我从来都是个怯场的人。

文艺晚会结束后，潘洪珍厂长将我叫到办公室，笑眯眯地鼓励我：“小赵，你好好干，厂里会有你的用武之地的。公司总经理特别欣赏你，他特意让我把这个送给你呢。”潘厂长递给我一样东西，是一个如名片盒大小、只有三毫米厚薄的太阳能计算器，外面还有一个精致的皮套包装着。这个礼物我一直保存使用至今。二十年了，丝毫无损。

这次朗诵，也让我在三四百人的服装厂里一下子成了“名人”。后来，这篇《你的歧视我不懂》发表在了《宝山报》副刊上，我的写作欲望也开始蓬勃起来。经《宝山报》一位记者的介绍，我认识了钢铁研究所的刘金国老师，他把我写过的所有的小文章都要了去，先后在他主编的《钢研报》上发表，虽然每篇文章只有几元钱稿费，但我却感到了不小的满足和极大的自信。从此之后，一份心情或一个生活细节，都能成为我的写作素材。即使买一条鲢鱼做晚餐，我也会写一篇《红颜杀手》。看到每一篇手写的文章变成了铅字，那种成就感比上班拿工资还令人鼓舞。但与我的正式工作——流水线上缝纫工比起来，写作只能算是业余爱好。那时候的我，依然和第一次找到餐馆服务员的工作一样，发誓一定要好好干，在厂里干一辈子！一个来自农村的小丫头，又没文化又没靠山，如果能在大上海站稳脚跟，即使做一名缝纫女工，也已经值得全家烧高香了。何况在当时，这家服装厂的前程看起来无限美好。

1992年5月，服装厂和日本一家公司合资，正式更名为“上海熊田时装有限公司”，所有服装加工后全部返销日本，以生产童装为主。厂里所有人都欢欣雀跃，这就至少意味着，工厂的前景会越来越好了。

合资后，厂里扩大生产线，又招聘了一批外来工，成立了新车间。而我，竟然有幸被厂里提拔为生产组长。后来知道，这是潘厂长力荐的。当时为了提拔我，也颇有争议。因为我是第一个外来妹组长，其余的十多个组长，全都是上海本地人。有些人觉得，我资历太浅，还有些傲气（对看不起我的人，我也对他们置之不理），不足以管理和带领十多个人的小组。但潘厂长力排众议，坚决启用新人。于是，我戴上了蓝头巾（厂里的普通女工都是白头巾，组长是蓝头巾），成了车间里的一个小头目。

厂里共有四个缝纫车间，另外还有一个裁剪车间和一个包装整烫车间。每个缝纫车间有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十四五个员工。初次当上小头目，我每天勤勤恳恳，带着组员加班加点。在厂里，小组和小组之间有时也暗暗较劲，比产量和质量。在流水线上，组长并不是个清闲的“职务”，组长不仅要在缝纫技术上“二十四般武艺样样精通”，要会独立缝制任何一件新产品，要教会组员每个新产品的工序，同时还要保质保量。否则，出了生产或质量问题，都要唯组长是问。

与日本合资以后，日方派来了一位专管质量的经理，叫石川光付。这位日本小老头工作态度十分严谨，每天都在满车间转悠，甚至会亲自坐在缝纫机旁，指导新员工们缝纫操作技巧。我对这个勤劳睿智的日本老头敬佩不已。

我当上组长大半年后的一天，厂里接到一批急单，五百套儿童套装必须在三天内完成任务。正好我们小组上一批的活儿已经接近尾声，我主动向车间主任要求接下这批急单。我以极快的速度封好样（先做一件样品，送交质检部门检验），顺利通过质检后，迅速启动小组流水线，抓紧时间赶工。第一天晚上，我带领小组的姐妹们一直干到11点才下班。第二天晚上也干到11点。到了第三天晚上，还有一百多件的半成品没有完成，而第四天上午必须整烫包装出货，航空运往日本。如有延误，便得按照合同赔偿客户的经济损失。

只有加通宵了。夜里，整个车间只有我们这个组还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干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又饿又累，眼皮直打架，有几个姐妹实在熬不住，趴在缝纫机上睡着了。我也困啊，连续几天的疲劳早已严重透支了体力，但我又不能趴下。我只好搜肠刮肚地讲笑话，惹大家发笑，我还要求每个人都讲笑话，用笑话驱散疲劳，振作精神。望着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姐妹，体会我们相依为命的打工生活，我忽然觉得，世界上并非只有我不甘安于现状的，每个走出山村，走出家乡，走向都市的农村女孩，她们都很勇敢，她们都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熬夜的时候才觉得长夜漫漫，随着手表的指针一圈圈走过，窗外渐渐由暗到明，由明到亮，早晨的第一缕阳光从窗口照在了一张张苍白疲倦的隔夜脸上。而我们的任务也已完成了，大家都围拢在质检台前，打着呵欠，修剪着线头。

已经陆陆续续的有工人来上班了。令我惊讶的是，石川先生也一早来到车间，他是不放心我们能否完成任务。当他看到质检台上堆着如山一样的成品服装时，脸上漾起了满意的笑容。接着，他又用手比划着问我们吃了早餐没有，大家都疲倦地摇着头。石川先生转身就走了出去。

没想到，过了一会，石川先生和他的翻译钱先生提了满满两袋面包和饮料来到车间，让我们赶紧洗手，到走廊里去吃点心。对我们来说，加班赶工是常事了，但从没遇到过老板给员工买点心的好事。石川先生的做法令大家都很感动，更惹得其他车间和小组的员工们又羡慕又嫉妒。

后来钱先生告诉我，石川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他被我们这个小组员工的敬业所感动。他说在厂里这么久，第一次发现我们这个小组的员工如此敬业，这是很多上海员工都不愿意做或做不到的。也许就是从那时起，石川先生开始对我这个外来妹青睐有加。

通过这次加通宵，我也明白了一个职场规则：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敬业。唯有敬业，才会被人赏识敬佩，更能显示一个人的职业道德，也更能树立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

那是1992年初秋，我用执著和自信在这家蒸蒸日上的服装厂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我告诉自己：要想出人头地，机遇是关键。而在机遇来临前，一定要做好抓住机遇的准备。所谓，机遇只为准备着的人而准备着。

这时，当初我进厂时拿着我缝错的裤片对我冷嘲热讽的潘师傅已经退休了，他没能看到我当上组长，没能看到我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不过这已经不重要的了，我在心里依然感激他在我一进厂时，就狠狠刺痛了我的自尊。否则，我也许没这么快就扬眉吐气。人，有时候就需要无情的鞭笞，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所以说，蒙受羞辱或受到打击有时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为鞭笞自己的动力的话。快马也需要加鞭，何况人呢？

由此我也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行，往往不是我们真的不行，而是因为别人说了我们不行。如果我们坚信自己行，就一定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