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风景，漂泊的萍

50  【第一年，我最多的一个月拿到了268元工资。那是1990年啊，这样的收入，对我来说已经无比满足。】

不管你对生活多么不满，生活总是要继续往前走的。就像不管你是否愿意长大，岁月总会带着你转过一圈又一圈的年轮。

经济状况开始一点点好转，是在我进了服装厂之后。因为是拿计件工资，每天早晨六点多钟，我就骑车赶着去厂里“笨鸟先飞”，等别人来上班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一包衣领或口袋了。又因为太过好强，所以每月总要做到成为小组的第一名才甘心。之后，渐渐就卯足劲儿要做车间第一名，全厂第一名……以至于我们的车间主任后来都将车间的钥匙都交由我保管。我的这种工作干劲，自然深得组长、车间主任和厂领导的欢心，这也是我后来得以“步步高升”的重要因素。

从进服装厂的第三个月起，我的业绩开始扶摇直上，组长和车间主任都对我另眼相看。每当上新的产品，我总要求做最难做的工序，比如上衣的衣领，裤子的口袋和拉链等等，因为工序越难，工分就越多。第一年，我最多的一个月拿到了268元工资。那是1990年啊，这样的收入，对我来说已经无比满足。

每月在发工资那天，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月浦镇邮局，给家里汇去一大半工资用以还债。月浦镇上有一家“月杨书店”，我几乎成了那里的常客，我买来各种杂志期刊，研究它们的风格要求，我开始尝试写作——那是我一定要完成的梦想。

虽然下班回来已经很晚，但我总要在泡脚时看看书，写几句诗，每晚总要熬到12点后才睡觉。那时年轻，熬夜根本不觉得很累，反而因为看了书，晚上睡觉都觉得很香。有时候，往往川一觉醒来，发现我在坐在饭桌旁不是看书，就是写着什么，他就会催促我赶紧睡觉。但我总是舍不得睡，总认为睡觉是一件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

因为我经常在厂里加班加点，所以家里的买菜做饭、洗衣扫地的活儿基本上都由川包了。这点，他做得比任何男人都好——虽然他做的饭菜的味道不敢恭维，虽然他做饭从来都只有那几个花样。比如做汤，夏天时，他可以连续一两个月做番茄鸡蛋汤，或者连续一两个月做瓠子或丝瓜汤。如果我抱怨他不会变换花样做好吃的，他也十分委屈：“菜场只有这些老三样卖，我有什么办法？”想想自己什么也不做，每天饭来张口，也就不忍心责备他了。

虽然经济有所好转，但我们依然不舍得大手大脚地花钱，那时候肉食比较贵，我们舍不得买肉，就偶尔花1.5元钱买一只鸡架（剔除了鸡肉的鸡骨架）回来熬汤，里面放点冬瓜或丝瓜，相当鲜美。或者买一条鲢鱼（这是淡水鱼里最便宜的鱼）红烧，然后分成两份，做两顿吃。

每到周日我休息时，自然是我的下厨时间。虽然我的厨艺也并不值得恭维，但至少要比他做的可口多了。我们厂里虽然有食堂，但为了节约菜金，我总喜欢自己带菜和饭，用铝饭盒装了，放进食堂的大蒸笼里，中午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饭菜了。晚上，去一般会在食堂买个包子或馒头解决一下，等到晚上十点多钟回家，再吃点剩饭。而川晚上也经常在食堂解决，或者回家吃点剩菜剩饭，让后他就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周而复始。

川唯一的爱好就是练健美，唯一的奢侈，就是订阅《健与美》杂志和买健身房的年票。从他嘴里，我知道了谁是阿诺·施瓦辛格，谁是史泰龙，谁是亚洲健美冠军。后来，他更是拜上海的亚洲女子健美冠军张萍为师，在张萍的健身馆里锻炼了好几年。

有一次，他带我去位于杨浦区大柏树的健身馆。这是我第一次看他在正规的健身馆里锻炼身体，也才知道原来他坚硬的腹肌和手臂上的肱二头肌是多么来之不易，也知道他的毅力和韧劲有多大。30公斤的哑铃，左右单臂高举几十次，50公斤的杠铃，屈臂弯举几十次；150公斤的杠铃压肩，深蹲起立数十次；还有俯卧撑、仰卧起坐数百个……每次要练两小时左右。

尤其他做杠铃推举时，我简直心惊肉跳。只见他仰卧着，双手要举起数十公斤的杠铃，放下再举起，如此十多次一组，要做6组或8组。每次看到他吃力地向上举起杠铃，满脸充血、青筋暴露的样子，真是又害怕又心疼。害怕他举不起杠铃，万一杠铃掉下来，刚好压住他的脖子怎么办？后来我发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首先他心里有数，知道自己能举起多重的杠铃。其次是健身的朋友们是会互相帮忙的，比如他在练杠铃推举时，会有两个朋友站在两侧，万一举他不动了，他们就会帮助他把杠铃抬上架子。

之后，他再叫我去健身馆时，我都不敢去了，不敢去看他锻炼时的艰苦和残酷。健身除了残酷的体能训练外，还需要大量的营养摄入。当川的健身计划越来越规范之后，他对饮食也变得“挑剔”起来。一开始，因为没钱买昂贵的蛋白粉，他就吃鸡蛋。每天十几个鸡蛋，最多时二十多个，但只吃蛋白，不吃蛋黄。而蔬菜也是以番茄、黄瓜、土豆、胡萝卜或生菜为主。番茄和黄瓜生吃，土豆是整个在水里煮熟了，剥了皮直接吃。后来，他买了一台便宜的搅拌机，把各种蔬菜放在里面搅碎，然后喝下去。炒菜时，也只能放很少的盐和油。

我真的很佩服他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要求，他在健身方面的执著相当于我对文学的执著。只是，他从来只把健美当爱好，而没想过要作为一份事业来做。

到服装厂上班一年后，我们终于还清了家里的欠债，我们开始自己攒钱了。我是个不善于理财的人，对数字天生不敏感。每月，我都按时把工资交给川，他把零头留下做生活费，整数就存进银行，存折写着他的名字。我们有一个抽屉专门放生活费，谁需要用钱了，就到那个抽屉里去拿，谁也不管谁用了多少钱。当然，花大钱还是要两人一起商量，比如给双方家里寄钱或买台小电扇。

随着我和川的收入逐渐增加，我们不再为经济而发生矛盾和争吵，生活开始相对平静起来。后来，我们在靠近月浦镇的地方租了一间大约10平米左右的平房，每月租金30元。这里恰好位于川的单位和我上班的服装厂的中间地段，两人上下班都很方便。之后，我们在这里住了大约两年，后来因为拆迁，我们又搬到了马泾桥一户菜农家，租了楼下的一间房，在这里度过了5年时光。房租也从最初的50元，慢慢涨到了120元。我们和房东一家人相处融洽，所以一直舍不得搬走，直到1998年我们自己攒钱买了房子为止。

1992年，我们意外地发了一笔“横财”——我们中了工商银行的有奖储蓄一等奖，奖金7500元！在那时，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简直欣喜若狂！可是，接下来，为这笔钱的用途，我们又发生了一次不小的争执。我主张把这笔“巨款”存进银行，毕竟我穷怕了，而且我们的存折上也从来没有超过三位数，也许因为过去的“饥寒交迫”让我太过印象深刻，所以总是有种危机感，不由自主地居安思危。而川是个典型的安于现状型，对未来缺少规划，他想用这笔钱买一辆摩托车。为了说服我同意他买摩托车，他向我描绘美丽的设想：“我买了摩托车后，可以每天接送你上下班，而且我下班后，还可以去拉客挣外快。”可我坚持说开摩托车太不安全，我宁愿你不接送我上下班，也宁愿不挣外快。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他的固执让我生气，干脆几天没理他。

最后，还是我让步了。不出两天，他就花了五千多元钱，将一辆红色的幸福摩托车开了回来。看到他那么开心地、威风凛凛地骑在摩托车上的样子，我也没了脾气，就当圆他一个摩托车梦吧。之后的几个月，他倒兑现了诺言——每天早晚接送我上下班。女人都是有虚荣心的，每当晚上加班到十点多，疲惫不堪地出了厂门，看到他倚在大红摩托车边等着我时，还是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然后，我在同事们艳羡的目光中，跨上摩托，搂着他的腰身绝尘而去时，多多少少有一种翩翩欲飞的快乐和满足。

但川并没有开着摩托车去载客，因为我不许他去载客，我考虑的是安全问题。我们租房附近就是一个十字路口，东西向是宝山至罗店方向，南北向是共和新路至盛桥方向，每天车流量非常大，车速也很快。有一天晚上，川去接我下班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摩托车和一辆大货车相撞了！他经过那里的时候，摩托车主已经被送进了医院，但地上那一摊浓黑的血迹和那辆几近报废的摩托车还是让人触目惊心！川在接到我骑车返回的时候，我依然看到那辆肇事的大货车停在路边，那辆报废的摩托车也被交警挪到了路边，马路上已经恢复了交通。

那晚回家后，川对我说：“看来开摩托车危险性太大了。”我趁热打铁：“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希望你买它，干脆把它处理了吧。”他有些犹豫不决，说现在处理太便宜了，不合算。我说，便宜就便宜吧，总比潜在的危险更让人安心。他还是举棋不定，我也不逼他，给他足够的时间去权衡。

没过多久，我们又听房东说起一件更可怕的事情：附近有个以开摩托车载客为生的外地男人，某天夜里在拉客时，被劫车歹徒杀害了。看来，这两件可怕事件的影响比我的说教更能打动川。没多久，他就以2500元的低价处理了那辆他开了不到半年的摩托车。而后，他又恢复了骑自行车上下班的生涯。每天早晨，他向东走，我向西走。就像台湾漫画家几米的漫画《向左走，向右走》一样。我们像两只为生活奔忙的小老鼠，在大上海的角落里不停地穿梭。日复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