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风景，漂泊的萍

60  【我常对妹妹说，从我们童年的那种阴影环境里走出来，我们没有心理变态，没有仇恨社会，没有自暴自弃，还懂得感恩，还有上进心，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

妹妹美华还是没我有毅力。她在厂里做了一年多的拷边工后，就闹着要回家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无法忍受每天工作16个小时，无法忍受组长的训斥，无法忍受机械枯燥的打工生活，我宁愿回家种地。”我太了解性格刚烈的妹妹了，她从小到大就最讨厌受窝囊气。

我劝妹妹再忍耐一年半，好歹能够取回1000元押金。按照厂里的规定，妹妹入厂里，即与厂里签了三年合同，交了1000元押金，作为厂里对员工的培训费。如果合同未满即离厂，押金不退。

妹妹可不管这些，她气鼓鼓地说：“我一天都不愿干了，每天一进工厂大门就心情压抑，一见组长的脸就心烦。她天天冲我们组的外来妹发火，骂完这个骂那个，要不是顾着你的面子，我早跟她吵翻了。谁不是人啊，她骂我，我就不能骂她？”属牛的妹妹脾气很倔，平时受不得半点冤枉气。妹妹的心情我太能理解了，我是从车间里摸爬滚打过来的，那种煎熬的滋味我尝过太多。只不过，我比她更能忍耐，因为想做得更好，想被人尊重。实际上，厂里的员工像流水的兵一样，每个月都有跳槽或回老家的。也难怪那些外来妹们，每天趴在缝纫机上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很少有人受得了，何况还要忍受师傅的责骂。

妹妹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家了。她走后我才知道，她是为了爱情回家的。原来，空间非但没有阻隔她和我的表弟的爱情，反而因触不可及的距离，产生了更多的美感和思念，经过一年多的书信来往，两人之间的爱恋越来越炽热，最后妹妹耐不住表弟的强烈召唤，毅然辞工回家了。

如今想来，妹妹的幸福那么简单。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她宁愿放弃在大城市打工的机会，宁愿放弃拿工资，宁愿住进三间石头垒砌的老屋，宁愿握锄头种地，宁愿帮婆家承担很多债务……爱情像一双占了魔力的手，把妹妹俘获了。

妹妹回家不久，即与表弟订了婚。次年春天，妹妹出嫁了。妹妹出嫁时23岁，正是如花的年龄。我请了假回家将妹妹送出嫁。只是，尽管我拿出所有积蓄，也没能为妹妹置办很像样的嫁妆，妹妹应该算是村子里最寒酸的新娘了。当穿着一身火红嫁衣的妹妹被“轿夫”背走的时候，我想起妹妹曾说过要早点离开这个“活死人墓”般的家的话，我忍不住心酸。

妹妹终于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了，总算逃离她痛恨的家了。母亲在房间里哭得惊天动地，哭嫁是农村的一种风俗，任何人家女儿出嫁时，母亲都会哭嫁一通的。但我相信，母亲此时的眼泪绝对不是哭嫁那么简单，她的泪水里包含了太多辛酸和伤感。在母亲的一生中，她流过的泪水太多太多了，前半辈子流的都是伤心泪。但愿从此往后，母亲流的都是喜悦和开心的泪水。

妹妹也是哭着离开家的，但愿妹妹的泪水能冲刷掉过去的悲伤，为她迎来全新而美好的幸福日子。

妹妹是个心地善良、思想简单的人，和所有农村女孩一样，只想嫁个自己所爱的人，种种地，喂喂猪，养养孩子，一辈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不像我，有那么多的野心和抱负，永远生活在马不停蹄的追梦之中！

人和人的追求不一样，人和人的命运也不一样！

妹妹结婚第二年，就生了大胖儿子。从此，妹妹的心愿已了，开始安心地相夫教子，过起了简朴、平静的农村小日子。

母亲从此也忙碌了起来，每天抱着她的宝贝外孙子，喜笑颜开，精神也好了不少，从那之后，母亲除了一年两三次的感冒，几乎没有患过大病，没有进过一次医院。而且外甥的出生日期非常蹊跷——阴历7月18，那是我的父亲去世的日子。我宁愿相信这并非巧合，而是父亲在冥冥中的力量使然。我相信，笼罩我家十多年的灾难阴霾终于散去了。

之后，小外甥上学之前的很多衣服都是我亲手做的，每次踩着缝纫机，缝制着那样小巧精致的童装，心里便抑制不住地感到温暖。天使般的小外甥，是我家唯一延续的血脉，他寄托了妹妹全部的希望，也寄托了我所有的期冀。

只是，妹妹结婚后似乎并没有找到她想要的幸福。主要是因为贫穷。妹妹在怀孕中便和婆家分了家，只分到了两间平房，还背负了因结婚而欠下的数千元债务。妹夫当时是村里（如今是镇上）的电工，每月可拿一百多元工资，妹妹在家种三四亩地。因生下孩子后没有好好坐月子，妹妹落下了腰痛的毛病。

每年5月插秧的季节，就是妹妹炼狱般的日子。每天在地里拔秧、插秧，手指都在泥水里泡肿了，腿上和脚丫子里每天都会有几条蚂蝗叮在上面吸血……秧苗插下之后，还要经常打水、拔草、施肥。待到稻子成熟后，就得挥着镰刀去收割，接着在打稻机上打下稻谷，然后再一担担挑回自家门口的场地上晒干。妹妹家虽然只有三四亩地，却分成了两块，一块地离家较近，另一块地却在一里路开外。我不知道，当体弱纤瘦的妹妹，挑着沉重的稻谷走在细长弯曲的田埂上，她是否后悔过离开上海回到家乡的选择？

下半年，地里一般会种油菜。从翻地、施肥、打坑、撒籽、盖灰，一个程序都不能少。当菜苗长大一些时，还要到地里去除草，一整天躬背弯腰，挥着锄头在地里劳作。直到来年四月，菜籽成熟后，又得像割稻那样收割起来，再一捆捆挑到场地上，接着开始打场。每天千百次地抡着一种竹制的专门打菜籽的农具，将菜籽从已经干透的壳里打出来，接着扬场，将菜籽和壳子区分开。收获的菜籽可以去换菜油，也可以卖掉。

小外甥断奶之后，为了偿还结婚时欠下的债务，妹妹在芜湖市一家专业制造宗教佛器的铸造厂找到了一份焊接和刷油漆的苦活儿。夏天，铁皮厂房里高达摄氏五十多度，加上焊接时产生的温度，比烤箱还闷热。有一年中秋节我回家，下火车后直接去了妹妹上班的工厂，准备等她下班后一起回家。

我看到妹妹头戴草帽，正在厂房外的树荫下给一尊佛像刷金漆。只见她的皮肤晒得黝黑，比在上海时更加黑瘦，汗水浸湿了她的衬衫，袖套上油漆斑斑，汗水顺着她鬓角的头发丝一滴滴往下淌。这一刻，我只觉一股酸楚直冲鼻腔。我对妹妹说，这活儿太苦了，还是别干了吧！妹妹用袖套擦擦汗，一边刷漆一边说：“刚开始不习惯，现在习惯了感觉还行。反正每天就干8小时，多劳多得，现在能找到这样的活儿已经很不错了。干得好的话，一个月可以拿四五百块呢。”就是这份让我感觉“简直不是人干的”苦活儿，妹妹整整坚持了两年，直到还掉全部债务。

之后，妹妹又到一家被单厂打过工。那家所谓的被单厂，其实是在一个巷子里支起几台缝纫机，给一些小旅馆加工粗劣的被套和枕套之类。那是冬天，常见的北风在巷子里窜来窜去，妹妹和几个女工就坐在巷子里“呼呼”地踩缝纫机，手指头冻僵了，都捏不住布头，鼻尖冻红了，鼻涕不知不觉就挂了下来。即使穿着再厚的棉袄，感觉前胸后背都被北风穿透了，妹妹的腰痛也被吹复发了。后来，在我一再的“健康比金钱更重要”的劝解下，妹妹才终于“打道回府”。

父母六十五岁之后，我就和妹妹达成了一个“协议”：父母将不再种地，她负责提供口粮给父母，我负责给父母生活费，那时每月200元，这个数字后来也随着我的经济好转而逐年递增。

从那时起，父母成了村里最惬意的老人。他们不会像其他农村老人那样，无论年纪多大，只要还能走动，就给几个儿子家轮流干农活、轮流干家务、轮流接受媳妇的责骂。我的父母平时除了照顾一下小外甥，就是去村里的麻将室搓搓小麻将。他们的晚年生活，平缓而充实。

这个时候，曾经咒骂过我继父是“孤老”的大妈已经瘫痪在床，每个月轮流在两个儿子家住，同时还要忍受两个儿子因“月大月小、在谁家多住一天、谁家少住了一天”发生的争吵。她的大儿子已经成家，小儿子因游手好闲而一直未婚。大伯也因患喷门癌已经去世。曾经从我和我母亲头上揪下一缕缕头发的堂姐小美，年届三十时方才嫁给本村一个家境极为贫困的男人，婚后生了一个有智障的男孩。村妇女主任曾善意地建议她带孩子去医院治疗，同时也可以申请生第二胎，她却将妇女主任骂了个狗血淋头：“我儿子又不傻，我干嘛要带他去医院？你让我生第二胎我就生啊？你帮我养？”之后，谁也不敢提她的儿子有病，致使这个可怜的孩子错过了最佳治疗期。等他学会走路时，经常可以看到他在村里的小路上手舞足蹈、歪眼斜嘴、跌跌撞撞地奔走，不时摔得鼻青脸肿，继而鬼哭狼嚎。

妹妹偶尔写信告诉我村里的一些人和事，她说，大伯家的遭遇就是报应，谁让他们当年那么欺负我们家。我不敢说这是报应，但我相信，冥冥中，自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左右着人的命运。而我似乎该感谢那些备受欺凌的日子，感谢从我头上揪下头发、感谢用石头砸我、感谢把我当蚂蚁一样踩在脚底的人，如果没有经历过那样被践踏的日子，我怎会有“出人头地”的强烈之念？

我常对妹妹说，从我们童年的那种阴影环境里走出来，我们没有心理变态，没有仇恨社会，没有自暴自弃，还懂得感恩，还有上进心，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我坚信，世界上一定还有更多美好的事物，等着我们去开垦，去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