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7日，五年前在“郁金香革命”中上台的吉尔吉斯总统巴基耶夫在突然爆发的血腥暴乱中仓皇辞庙，后在4月15日签署辞职信离国，为“郁金香革命”划上了并不完美的句号。

“郁金香革命”是“颜色革命”的一种，后者是本世纪初以来在国际政治界颇为流行的一个新名词，专指以某种花卉或颜色为代表、为图腾，实行的亲西方特别是亲美国的和平非暴力式政权更迭行动，多在前“铁幕国家”─独联体和东欧前华沙条约国中发生。五年前在吉尔吉斯发生的政权更迭中，众多反对派虽然来自不同的地区，却用同一个手势─握拳来表达共同的愿望。因握拳形似郁金香花，故此次政权更迭被称为“郁金香革命”（美丽的词藻。由握拳而攀上郁金香花，也够牵强附会的）。无独有偶的是：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反对党的夺权行动被称为“玫瑰革命”，因为反对党领袖萨卡什维利每次公开露面和冲入议会大厦时，手中都高举着玫瑰花；始于2004年10月底的乌克兰反对派的夺权行动则被称为“橙色革命”，因为其支持者皆以橙色为标志。

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对“颜色革命”实施方式所下的定义是：欧美发达国家通过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在上述国家进行渗透，支持和培育与欧美发达国家具有相同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反对派政治精英（或曰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些反对派政治精英再领导广大民众以和平非暴力的“街头革命”方式夺取政权，建立起实行西方式民主、亲美的新政权。 

“郁金香革命”、“玫瑰革命”、“橙色革命”，这些名字听起来很美很浪漫，但事实并非如此。今天看来，“颜色革命”后上台的新当权者与其前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夺权斗争仍属于统治精英间的内斗。如果统治精英内部事先在继任人选上达成共识，“颜色革命”多半不会发生；欧美式民主制度的成功具有深厚的历史、人文和社会基础，将它们仓促、硬性地移植到别国，犹如“南橘北枳”，短期内并不会给实施“颜色革命”国的政治经济带来预想中的巨大变化。例如在不久前举行的乌克兰大选中，曾借“橙色革命”上台的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就因得票率极低而下台，说明了乌克兰民众对“橙色革命”的倍感失望。

再说“颜色革命”的对象。当年在“颜色革命”中被赶下台的“红色”当权者们曾一味将“颜色革命”归咎于欧美“和平演变”的阴谋，这种说辞显然夸大了欧美的作用，是这些“红色”当权者们推诿执政过错的一贯手法。不错，欧美确实想“改变（这些国家的）颜色”，也确实通过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在上述国家进行渗透和影响。但外部影响从来只能波及统治精英的高层，难以抵达社会的中下层。而不论是和平地还是暴力地改变政权，还是要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些国家之所以能迅速“改变颜色”，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红色”当权者们保守、不思改革以致民怨积压太久、民众翘首改变现状这些内在原因。这些被赶下台的“红色”当权者忘了老祖宗列宁所说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忘了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更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试问当中国在文革末期的1976年突然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时，当时在当局铁桶一般的统治下，有何“国外敌对势力”能够成功渗透并深深影响如此之多的中国人？1989年六四事件时曾被绘声绘影地描述过的美国某基金会如何大规模地渗透中国，如何对天安门前的抗议人群施加影响等大道小道消息，如今早就没人提起了。如果事实果真是这样，岂有不被中国政府拿来大肆宣传以让天下人皆知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