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十年前，我正受雇一家小报，曾策划过在当时耸人听闻的一个专题：《我们还能吃什么？！》。十年之后，这种文章已经如烟似海一望无涯，被审丑精弄得疲力竭的读者大众连个救生圈都抓不到，从三聚氰氨奶粉到地沟油再到有毒疫苗，人们已经不相信任何信誓旦旦，只希望早点知道NEXT又将会是什么。

你可以说人格撕裂、人性扭曲，也可以说良心泯灭、道德畸变，甚至用社会溃败来抨击，这也许都没错，但却无济于事。从另一个角度讲，无论你祭起孔孟之道还是搬来雷锋精神，无论你怎么唱红歌跳红舞重炒红旗渠，在利益面前所有这一切立刻变得苍白无力。不是有那句人人都心领神会、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的至理名言嘛：利润“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社会信誉、道德底线在全民一片抱怨声中甚一日地扩大着它的垮塌范围和规模，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任何道德呼吁都是徒劳的。事实上，人的道德感与生俱来，并非没有底线，与是否呼吁无关。不论毒奶粉、地沟油或是毒疫苗之类商品的制造者以及他们的至爱亲朋们，都不会在用自己的身体做这种毒品试验的，这就是真正的道德底线，也正符合中国以家族为中心的道德等级传统。那么，怎样才能使这种道德底线的范围向普世扩大？唯一方法就是监督。

在中国，由于公民与服务于公民的政府角色颠倒，百姓把政府当成了父母，政府把百姓当成了子民，所以监督成了政府垄断的权力，而百姓也把希望（或说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政府身上。集权经济模式下，这种监督犹能勉强运转，市场经济各自为战、人自为战，政府编制再扩大百倍千倍，其监督只能是汪洋里的一条船，说不定自己都得底朝天。一有风吹草动，老百姓责怪的对象首先就是政府。

那么解开这个死结的药方有没有？回答是肯定的。国外现成的有效模式，拿来就可以用，这就是公民自治，它的形式就是NPO（非营利组织）或称NGO（非政府组织）。

就拿地沟油为例来设计和对比两种监督模式。中国现有手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查处、打击，这往往是一阵风，风头过后依然故我。为什么？因为要查处、打击的对象太多，而职能部门数量有限，公务员职数有限，除非公务员和老百姓一比一，一个盯一个，否则这种监督就是空话，更何况这种监督因其垄断性质还可以被货币买断。二是成立国资企业或鼓励民营企业，回收地沟油为化工原料。这类企业现在并非没有，但无论国资还是民营，利润无疑是头等大事。它们去酒楼回收废油要收污染费，而地沟油作坊反倒按一元一斤向酒楼购买。试问读者诸君，如果是你是酒楼老板，你会给谁？

那么，设计一种专门回收地沟油的NPO或NGO，他们怎样与酒楼和企业打交道由市场决定，政府通过税务部门对他们监督的就是一件事：不以营利为目的，不超出服务范围。做得好，政府出钱买他们的服务，做得不好，政府在市场上另找他人。

这样一来，政府一则不用养人养到底，只是按市场价格买服务功能，大大节省政府开支，减少冗员冗政；二则民众和媒体把监督的目标转向NPO或NGO，不与政府发生直接冲突，有了矛盾也不会因为涉及政府需要维稳而遮遮掩掩，矛盾在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间自行就消解掉了，好似无数不同方向上的力所产生的合力趋近于零。这样的NPO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行各业、各个角落，例如农民工的维权纠纷、拆迁维权纠纷等等等等，都可容纳其间。在国外，NPO或NGO近几十年来发展迅猛，无处不在，客观上形成了政府的有力助手。 从本质上讲，NPO或NGO模式的出现，使社会矛盾全面分散化，是西方社会长期稳定的一个秘密武器。

到目前为止，NPO或NGO在中国还只能说是一个空白。障碍首先来自法律需要制定、行政管理需要设置、政府购买模式和评估模式需要设计、现有由国家财政拨款的准社会组织（如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准社会组织需要进行去行政化的改革等等，但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思想的禁锢。有一种思想，害怕公民自治的社会组织一旦脱离父母怀抱会不可收拾。然而，中国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信息的迅速传播和地球村的形成，都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有组织起来捍卫个人尊严和权利的需求。事实上，所谓草根组织已经在势不可挡地蔓延。政府应该顺势应变，及时将其纳入自己的管理视野，载舟复舟乃是古之良训。

20100331